他不食人間煙火為畫出家，妻子獨守空房15年，畫壇一代傳奇

他一度遁入佛門

時隔十幾年再回到紅塵

他藝術道路的成長與成就

人生理想與現實的膠著與掙脫

到今日的脫胎換骨

不能不說是一個傳奇

畫僧

是中國美術史上一個藝術傳承群體

善導、貫休、巨然、法常、惠崇、朱耷、石濤……

歷朝歷代的畫僧傳承綿延不絕，

到清初“四僧”達到當時文人畫的高峰，

為中國美術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然而到了近當代，畫僧消失了，

直到史國良的出現。

史國良

石濤當年就沒有國良這麼幸運，

千里迢迢乘舟騎馬來到京城，

託人與乾隆爺聯繫，希望得到皇上賞識，

可惜，乾隆看走了眼，

錯過了將一個大畫家納入皇家畫院的機會，

石濤無奈地

回到太湖邊上繼續做他的和尚。

十幾年前，史國良出家震動美術界

還記得當時我與朱道平、二剛、方駿

等朋友去見國良的情景：

袈裟光頭一聲阿彌陀佛取代了你好，

感覺相當生疏，但一聊到畫畫，

以前的那個國良又回來了。

國良怕大家不自在，

當場唱了陝北民歌“哥哥走西口”，

隨著曲子，朋友們立刻親如一家。

國良待人友善，

見面總給朋友玉佛等小禮物，

說是開過光的，

（估計是他自己吹口仙氣），

接到開光物品的朋友們，

果然至今都安然無恙。

我們私下揣摩國良出家原因，

不像是失戀、厭世或悲觀等等，

大概是效仿牧溪、八大、石濤、弘一法師

這些著名的畫僧，為了更好地畫畫吧。

當時的感覺是，僧與俗，離得並不遠，

至少，大家都是畫畫的。

假如時光倒退五十年，

我們若能與弘一法師做朋友，那定是幸事。

1

艱辛的童年

用畫畫贏得自尊和自信

史國良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

父母都不識字，家中七個子女，他排行第六。

他的童年是在苦難中度過的。

上學以後，由於他家的貧窮，

經常遭受同學們無故的漫罵和欺負，

就在這雙雙鄙夷的目光中，

他慢慢地自卑起來，後來甚至因此而逃學。

然而貧窮與委屈

並沒有壓制出他在繪畫方面的天賦，

他無師自通地把一本本小人書臨摹得像模像樣，

看過的人沒有不誇獎他的。

於是畫畫成了他贏得自信、維護自尊的唯一途徑。

平時只要攢下幾毛錢就去廢品公司

買來廉價的白報紙邊和顏料，忘情地塗鴉一番。

史國良的青少年時代儘管充滿了艱辛和磨難，

但他從來也沒有放棄過自己摯愛的繪畫，

這些苦澀積累在他的心中，

到後來竟然成了他用心去體驗生活，

感受真善美的一筆本錢了。

畫畫意味著什麼?

也許，長大了當畫家，就吃得好穿得好了。

剛開始，史國良更關心得是用繪畫

來博得人們的關注和誇獎以及父親的認可。

他立志要當個畫家，

但他並沒有體味出繪畫的真正意境。

1972年初中畢業，

史國良被保送北京第三師範學校的美術班。

此時，貧窮的陰影仍然纏繞著他，

隨便哪個同學都可以支使他，戲弄他，

這使本已自卑的史國良變得異常敏感。

而只有繪畫，帶給他一絲希望，

他要用畫畫為自己爭口氣。

於是他廢寢忘食地畫，

將痛苦和鬱悶全部渲洩在一幅幅作品中。

為了省錢，他不用顏料，只畫水墨畫；

為了向名家學習，他去看“黑畫批判展”，

他不顧阻撓，毅然執著地追求著。

功夫不負有心人，當春歸大地，

百廢待興的文化部成立中國畫創作組時，

21歲的史國良成為最年輕的骨幹。

2

積極開拓

追求繪畫的完美與和諧

史國良的畫頻頻出現在各種大型畫展上，

評論家讚賞他，新聞媒體關注他，各大院校聘請他。

然而在榮譽、地位接踵而來的“風光”中，

他卻沒有被衝昏頭腦，

而是十分清醒地認識並總結自己的缺點和不足，

一個寫實派畫家如果不時時刻刻尋找新的視角，

體驗新的生活，感悟新的人生，

那麼他必將走向窮途末路。

如何磨鍊自己的軟功夫，

把軟硬功夫融合起來，做到剛柔相濟，

虛實結合，以達到完美與崇高

就成了史國良追求的理想目標。

“藝術來源於生活，

一個好的藝術家不但要深入生活，

體驗生活，還要研究生活。”

恩師黃胄的一番話語

為他實現自己的目標指明瞭方向。

從1979年開始，

史國良多次奔赴西藏寫生，

創作了大量反映藏民生活的作品。

史國良義無反顧地

在西藏這片土地上找到了靈感的源泉，

找到了精神的歸宿。

西藏給他的感受是神祕而神聖的。

古老的宗教，虔誠的藏民，純樸的民風，

悠遠的文化都深深地吸引著他。

他在西藏人民身上

看到了人、自然與宗教文化的和諧統一，

這種和諧與完美統一是西藏的人文精神，

也是他的畫所要追求的目標。

西藏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沃土。

或許有些人也認識到西藏的可貴，

但他更能感受到西藏精神的實質。

外行人看內行人的事總是有些迷惑，

只有置身門內，才能大徹大悟。

史國良清楚地明白這一點，

進與不進決定著目標的實現與否。

他雖有顧慮與困惑，但西藏實在太吸引他了，

他在這裡既找到了自己，

又被迷得幾乎忘記親人、名譽和地位，

只知道用筆忘情地不斷地作畫。

3

不斷進取

畫畫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在獲得蒙特卡洛國際現代藝術大獎之後，

史國良應邀到加拿大辦畫展，講學，

他要把中國寫實人物畫推向世界。

這是他第一次出國，

沒有任何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

畫展很成功，可售畫的收入絕大部分落到了畫商的錢袋，

幫他辦理出國手續的畫商又提出和他簽約，

他一看擬好的合同無異於賣身契，

就拒絕了，於是他被趕出來。

他不懂英語，在溫哥華又沒有朋友，

揹著一個黑色的大旅行袋，在街頭漫無目地走，

在一條小街上看見了一個小旅店，就住了進去。

所幸史國良遇見了幾位中國留學生，

幫他租下一間小小的地下室，

還送給他一些生活用具。

史國良從大街上把當地居民

丟棄的床墊、沙發、桌椅撿回“家”建起棲身之所。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

他畫出一批以大召寺為題材的作品。

新結識的美術界朋友

把他推薦給溫哥華藝術館館長，

介紹他是蒙特卡洛藝術大獎獲得者。

溫哥華藝術館館長不相信，

向他要獎章和獲獎證書，他沒有帶來。

可是帶來了獎章和獲獎證書照片。

溫哥華藝術館館長到史國良住的地下室來看照片，

看完就說：“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他覺得不可思議，

生活如此窘迫的一箇中國人

竟會有這樣一個大獎在身邊。

給了他更大驚喜的是史國良的畫作，

他馬上去找卑詩大學亞洲中心的館長，

為史國良的畫安排了展期。

1990年6月8月，

史國良中國人物畫展在卑詩大學亞洲中心開幕了。

11幅反映西藏宗教生活的畫作，

全是4米長1.5米寬的宏幅鉅製，

連成了長達40餘米莊嚴而生動的“大佛門”。

許多媒體和社團都被吸引來了。

新聞媒體對畫展進行了大規模的集中報道：

“溫哥華來了一位真正的藝術家”。

史國良仍然勤奮地作畫，除了自己畫，

還教溫哥華的中國孩子們畫。

他又將過去的經歷寫成散文、隨筆一類的小文章，

發表在當地的華文報紙上。

在溫哥華舉辦了他的個人畫展。

隨後，他的畫展還辦到了香港、臺灣和新加坡。

他的畫價直線上升，

從每張百元、千元加幣，一直到每張萬元。

客戶從買他的小品畫

一直到專買他西藏題材的大創作。

畫商爭先恐後地與他簽約，

最多時達到每年30萬加元。

擺脫貧困的史國良，

沒有忘記身遭不幸的人們，他為非洲難民捐過款。

1993年祖國華東發生特大洪水，

史國良和溫哥華的華人畫家組織了一次畫展義賣賑災，

吸引了大批捐贈者，募集到數額巨大的救災款。

4

步入佛門

延續畫僧的法脈

1995年，一位旅居在美國的大和尚

到溫哥華來為寺廟修繕募捐，

通過一位華人畫家找到了史國良。

和尚繞著史國良走了一圈說：

“史先生，我從哪個角度看你都像和尚。”

史國良很吃驚。

他從小到大不是寸頭就是光頭，從小就喜歡合掌。

長大後，他心中一有不安就跑到廟裡去。

他去的更多的地方是喇嘛廟，

不僅為了藝術，也是為了心靈。

和尚說：“你是漢人，我看不如當和尚，做畫僧。”

史國良熟悉畫僧，

從中國美術史和文學史中，

也從博物館和收藏家收藏的畫僧們留下的作品裡。

中國的畫僧，從五代的貫休，

經北晉的惠崇、巨然，

明末清初的石濤、八大山人，

直到清末的虛谷、民國的弘一，

有近千年的歷史，他們的藝術之光，

對中國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產生的影響無可估量。

可自虛谷和尚之後，

中國畫僧的法脈已經中斷了上百年。

不斷地磨練，反覆地思考，

史國良做出了他人生重大轉折的決定

——做中國畫僧的傳燈人。

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

還在於他對西藏的熱愛。

確切地說，是他對西藏那種把宗教、藝術和生活

融合到一起所形成的獨特文化的熱愛。

從畫家到畫僧的轉變，

並不是一件輕鬆灑脫的事情。

出家儀式在1996年9月27日舉行。

從此以後，那個在畫壇上

馳騁風雲的年輕教授不見了，

史國良成了慧禪和尚，置身於佛教的隊伍中，

長伴著青燈、古佛、暮鼓、晨鐘。

1997年，史國良重新回國定居。

他是中國畫的寫實人物畫家，

他的精神源泉和藝術源泉都離不開中國。

三間暫借的小屋經過簡單的佈置，

成了他修身和作畫的淨室。

從深深的寺院回到“人間”，

他發現了生活中的一些用眼睛

看不見而只能用心靈感知的東西。

這使他的新畫作多了一層

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和對精神家園的依戀。

5

還俗訪談

記者：記得您曾言“安做畫僧”？

史國良：畫僧，是中國美術史上重要的一頁。

我出家時，就想要把這一脈傳承下來。

但是，我還是太理想化了。

傳統的畫僧，多畫山水、花鳥，

修身養性，或畫菩薩，供信眾朝拜。

我不屬於這二者。

身在佛門裡，我雖然努力用繪畫詮釋佛法，

但畫的多為宗教和人的關係，

著力點依然是人性的美，

這被佛門中人認為煙火氣太重。

譬如，一位女信眾給孩子餵奶，

一個小喇嘛在嘬手指頭，

我就會畫《幸福的回憶》，

詮釋他對母親懷抱的留戀。

這種寫實的畫法，在藝術上是為人接受的，

在其他方面會引起爭議。

記者：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史國良：出家後，在美術界看來，我是出家人；

在宗教界人士看來，我是畫家。

這樣的身份，有些尷尬。

後來我想，出家、在家只是一種形式。

我對真、善、美的信仰，未曾改變。

記者：言及“形式”，您如何看待“放下”？

史國良：1995年出家時，有人問我，你放得下嗎？

我說能放得下。

再問，你連陪你度過美國最艱難時光的妻兒都放得下，

你能愛眾生嗎？我說，那我放不下。

再問，你放不下，還做和尚？……

我這個人比較麻煩，

這輩子都在一種中間狀態裡。

記者：您的“中間狀態”，

是對您的成就，還是對您的侷限？

這是否與在乎他人的看法有關？

史國良：藝術，一定是自由的、多情的、感性的。

這些因素，對人也一定是“雙刃劍”。

在乎他人的看法，是人性的一部分。

只是多少的問題。

記者：您還俗，佛教中人怎麼說？

史國良：他們表示理解。

佛門進出，也是常態。張大千，也曾有過這段經歷。

出家時，我不太重視前輩有過這種經歷。

記者：引您入佛門的星雲大師知道麼？

史國良：他還不知道。我相信他會理解。

他說，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

記者：害怕非議麼？

史國良：有心理準備，但我還是脆弱的。

別人不解，我可以接受。

但只要別人表現出絲毫的歧視、偏見，

我可能會選擇沉默。

記者：現在如何看待自己最初出家的選擇？

史國良：我不後悔。

對我自己，這是很重要的生命體驗，

也深刻影響我的藝術創作。

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經歷前者，復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人的心大不一樣了。

為什麼說出國後的人更愛國？

可能也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