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軍民簡歷
白軍民，男，陝西延川人，延川《山花》創始人之一，1961年畢業於延安師範，先後在眼岔寺、延水關、城關小學任教。1966年10月奉調縣文化館，先後任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館長。其間創辦《革命文化》（油印），刊登王衛國（路遙）的處女作《塞上柳》《車過南京橋》。1972年調入縣文教局，1975年4月任副局長。其間與曹谷溪、路遙等人編輯《延安山花》（詩集）並創辦延川《山花》。1978年調縣革委會任辦公室副主任，後任縣人大辦、縣委黨史辦副主任。1983年12月調地區革委會辦公室任科員、政務科副科長、科長。1986年任行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科員，1991年任地區地方誌辦副主任、黨支部書記。2002年退休。
先後編輯過《希望之光》《延河戰歌》《延安之路》《回首青春》等書籍和電視專題片。被延安市政協聘為特邀文史委員。文學作品曾獲國家百花獎二等獎。
山花
讓文曲星永遠照耀延川
在《山花》創刊三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發言
市、縣領導，山花人、父老鄉親們：
非常感謝會議的主辦者盛情邀請我參加本次會議。作為延川《山花》的延川籍人，離開當地二十年並已改行，仍受邀出席會議，是一種鄉情的體現，更是一種榮幸，我倍加珍惜這個機會。
回顧家鄉的文藝創作和《山花》的誕生及成長，感慨良多，我想借機分四個方面談一點史料、感受、認識和企盼，與山花同仁共勉。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會上，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一、延川地靈人傑自古多文士。古傳，文曲星乃星宿之主文運者，該星照耀之處，文士出，文化興。陝北自古有“文出兩川、武出三邊”之說。就我所知，延川這塊平凡的土地上，曾經養育了國民革命軍少將楊世立(關莊王家溝人，曾任國民革命軍第17軍84師251團團長，對日作戰中以身殉國。1943年追認少將)、國民黨軍少將董朗心(城關董家塬人，1965年授少將，曾任國民黨軍少將師長、第二軍團外島服務處長)。造就了陝北特委領導下的第二支紅軍武裝的創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朗亭(賈家坪鎮石窯人，1955年授少將軍銜，曾任青海等軍區司令員，副兵團職)、李樹榮(賀家灣鄉張家灣人，1962年授少將軍銜，曾任北海艦隊航空兵司令員)、段思英(馮家坪鄉段家圪塔人，1961年授少將軍銜，曾任蘭州軍區副政委等三位將軍。但是在今天這個紀念會議上，我們更應突出一個“文”字，強調諸多文人。一千五百年前，延川這塊土地上，出了曾任西魏尚書右僕射的周惠達，有歷史學家經嚴密考證，認定他系“北周文安(其地在今陝西省延川縣西)人”，因為西魏大統三年(539)始設文安縣，北周無變更，隋開皇三年(583)撤文安縣改設延川縣。史載其人知書識禮，位顯而不居功，唯才是舉，他舉薦奇才武功縣人蘇綽成為古今佳話。曾受命主持修改典章舊制，刪繁就簡，增添新規。雖因年代久遠，未見其詩文傳世，但他具有很高的文才當應無疑。另一位是一千二百年前的狀元李邰，《中國曆代狀元錄》記其為延川(今陝西延川縣)人，唐文宗太和年間丁未科(公元827年)狀元及第，次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報諫科。鄉試會試，層層嚴格考試，最後殿試並御筆欽點，其文才冠世，更屬不爭。陝北大地僅此一位狀元。第三位就是“陝北第一才女”李娓娓，人們至今仍然驚奇，在男尊女卑登峰造極的清末民初，中國社會風行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而窮鄉僻壤的延川卻出現了李娓娓那樣知書達理、工於詩詞的才女，詞風清麗風雅，剛健雄厚，傳承了唐詩宋詞風骨，留有《詠月軒吟草》、《幽香館存稿》及《綠窗詞草》等手抄本傳後，魯雄錄任主席的那屆政協辦了一件大好事，將其三部詩詞鉛印，得以公佈於世，使“鎖在深閨人未識”的李娓娓，一舉而為當今社會所賞識。
中國共產黨掌權以來，延川文創活動出現過一次輝煌。1939年陝西韓城人杜鵬程被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分派我縣，曾在縣民教館任職，他辦起手抄的《老百姓報》，編寫抗日歌詞、新民歌和劇本，春節文藝宣傳隊演出的抗戰劇《反擊》，受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好評。杜鵬程脫穎而出，被選調入延安大學學習，後調西北野戰軍隨軍記者，建國後寫出《保衛延安》長篇鉅著。那個時期培養出楊楷、李瑞亭、王俊山等一批文創骨幹。
五十年代中期，離休幹部郝光耀亦辦過《市民報》，發表過詩歌、故事等文藝體裁的小作品。
延安山花
延川文藝創作活動東山再起，我認為應從曹谷溪組織編寫《工農兵定弦我唱歌》，繼而以此為基礎於1972年5月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延川縣革委會政工組編寫的《延安山花》算起。當時縣醫院有西醫二院下放來一批醫務人員，其中有位趙文藝，她的愛人朱兆學，時在陝西人民出版社供職，偶然看到油印本《工農兵定弦我唱歌》時，肯定它達到了出版水平，曹谷溪驚喜地告訴我這一消息時，我甚至有點難以置信。谷溪敏銳地、頑強地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一鼓作氣，促成其事。為了趕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週年紀念，陝西人民出版社社長鬍海、總編林理明、編輯王平凡、美編老關等親切關懷、熱心指導，曹谷溪廢寢忘食地工作，我在全省文藝調演觀摩之際，也入住出版社那簡陋的招待所平房加班加點，缺什麼補什麼，侯衛民畫的尾花不夠，我也濫竽充數畫了十餘幅，終於使全省第一個以縣的名義編輯的詩集按時問世，成為當時全國出版詩歌專集的第二個縣(第一家為上海川沙縣)，延川一躍而成為全省四個文化典型縣(紫陽的民歌、戶縣的農民畫、合陽的故事、延川的詩歌)。《延安山花》出版後，受到地、省乃至全國的重視和嘉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給予熱情的讚揚和高度的評價，一版再版，經香港三聯書店傳播到海外。誰知，日本研究路遙的學者安本實先生1974年即在日本大阪購得《延安山花》。接著以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名義出版的文藝小報《山花》相繼問世，1972年至1979年間，地區和省上召開的文化和出版工作會議，延川常被樹為典型，大會介紹經驗。《山花》堅持三十年而不輟，迄今出刊近二百期。在《山花》上發表作品，或是從《山花》起步而後成為作家的已近百人。區區黃土高塬腹地一個小縣(延川自古即為三等縣)，其文藝創作活動歷久不衰，文士輩出，與其不太發達的經濟地位呈明顯的反差。延川出文人，出作家，出藝術家，人無時我有，人有時我多，人多時我優，除地靈而外，還能有別的什麼解釋嗎?我想只能如是說。
二、人民特別懷念重視和支持文藝創作活動的父母官。前不久《山花》編輯部約我寫一篇文章，深思再三，最後寫了《希望對(山花)寬容》，談到我在延川工作期間，欣逢重視和支持文藝創作的幾位縣級領導。我曾經設想，假如這些領導人不被上級派來延川工作，而來的是一些心胸狹窄、尖酸刻薄的掌權者，延川能否開創文創活動新局面，一躍而居陝西省四個文藝活動典型縣之列尚在未知。比如縣委書記申易，剛出牛棚即來延川任職，旗幟鮮明地支持文藝創作，在那個只有八個樣板戲而萬馬齊暗的年代，開展群眾性的文藝創作要擔很大的政治風險。山西的《三上桃峰》就牽扯進去省委書記謝振華及廳局級多名領導幹部，有的被革職丟官。可是申書記不怕，以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膽識和勇氣放手讓曹谷溪組織業餘文藝創作活動，編輯出版詩集，書成之後，特批給曹谷溪60元，名曰補助，實為賞金，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延川縣的詩歌創作小有名氣後，當問到作為縣上主要領導的經驗時，他不無風趣地答：“我就是沒擋!我認為在當時那種政治氣候下，不擋就是最大的寬容，領導者能夠寬大氣度，創造出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容人發展，事業豈能不日趨興旺。”另一位就是雷增壽書記，在我遇到的上級裡，他肯定是最廉潔的。由於多年在省委組織部工作，見多識廣，高瞻遠矚，理論上很有一套，他多次在重要的會議上講：“‘山花人’ (這個親切的稱呼源自於他)是在著書立說，是為延川縣幹大事業哩! ”在輿論上、組織上支持和加強文藝創作工作，調兵遣將，著意充實文創領導機構，任命熟悉和熱衷文創的白光明任宣傳組長，授權文創主將曹谷溪在通訊之外放手開展文創活動，任命我任文教局副局長分管文化，我在此前任縣文化館長，創辦《革命文化》(油印本)，路遙的詩《車過南京橋》、《塞上柳》等首發於此。支持文教局把出手不凡的王衛國(即路遙)從農村直接調入縣文藝宣傳隊專搞創作。雖然當時語文教師很緊缺，仍首肯將焦文平(即聞頻)由永坪中學調進縣宣傳隊搞編劇。在經費上，他常採取變通的方法，為文藝創作解決燃眉之急。記得當時的縣級領導帶頭為《山花》寫詩的還有馬志亭(縣委書記)，錢宏飛(縣革委會副主任)，劉保存(縣革委會副主任)，魯雄錄(縣委副書記)以及劉雲清、馬思漢等中層領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由於領導大力支持，骨幹們放手大幹，延川的業餘作者就如雨後春筍般嶄露頭角，茁壯成長，其中一部分大有作為，在國內文壇上吒叱風雲。
2017年，延川《山花》雜誌新刊
延川的文藝創作能三十年而不衰，文藝小報《山花》雖歷經艱難，仍堅持至今，這與後來的歷屆縣級領導重視也關係極大，袁福黨書記，白崇貴書記、李建社書記，吳世宏縣長，副書記高鳳蘭及治堂老兄等，都功不可沒，但這都是我調離延川以後的事，理應由親自經受過的“山花人”去評說，去頌揚，本人在此不越蛆代庖。
三、發揮好文創骨幹的作用。談延川的文創骨幹，首先必須濃墨重彩的褒揚曹谷溪，不這樣就是失真，就極不公平。曹谷溪是清澗人，但初高中皆在延川就讀，並在延川參加工作，在延川開始文學創作併成名，沒有曹谷溪的揭竿而起，帶頭組織鼓動並無私地扶持各種年齡、各種行業的業餘作者，很難想象延川的創作活動會在“文革”那個肆意摧殘文化的特殊年代裡頂風破浪，日趨繁榮。我有資格肯定斷言，沒有曹谷溪就絕不會有《延安山花》的出版，《山花》小報也不會創刊。曹谷溪開始文藝創作早，“文革”前已有了名氣，1965年就被遴選出席全國青年業餘文藝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他任勞任怨，不計名利，出盡了力，受夠了氣，發揮了才智，也成就了事業。他死纏硬磨，“請”馬志亭、錢宏飛、劉保存、魯雄錄等當官的帶頭寫詩，他鼓勵、激勵、乖哄甚至央求一些人為《山花》寫稿，為了楊向陽的一首詩，曹谷溪曾十次上門催討，逼得楊向陽瞅見曹谷溪就躲起，直到最後交稿。為了把《山花》印好又少付錢，他厚著臉皮稱呼人家“劉老”、“老嫂子”。路遙、陶正及我等幾個熟悉他的人曾揶揄他是“延川文化界的武訓”，曹谷溪當之無愧。
以我之見，哪個時段有了優秀骨幹並且能受命負責文藝創作，《山花》就相對興旺。優秀骨幹的水平高，就具備了條件影響、團結和帶領起更多的作者，也能慧眼識苗子，有能力處理出高質量的稿件，所遇到的問題也比較容易或能夠設法解決。更值得慶幸的是近幾年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同志，從大局出發，強化文聯建設，配備素質較高的領導和業務骨幹，確實做到了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實屬高瞻遠矚之舉，真乃桑梓之福。作為一個延川籍人士，本人甚感欣慰。
四、辦好《山花》這個陣地，鼎力培養和推出更多延川籍青少年作者。比起七十年代初期開展文藝創作，當今國家的大環境之優越簡直無可比擬，至少左的封建桎梏基本不復存在，寫文章的人心無餘悸亦無後顧之憂。但是，另外一種傾向似乎已露端倪，前年，我讀《法制日報》上牧歌的《愧對史鐵生》，其中談到“對當下的文壇，史鐵生痛心疾首地說：‘作家的危機感多停留在社會層面上，對人心的困境太少覺察——在我們的愛情被‘魔法鎮懾；性愛被它劫掠去越來越廣泛地變成商品時，文學往往淪為藝妓的表演’。關於所謂‘玩文學’的人，他同樣掩飾不住自己的憤怒：‘世上的事，一旦不認真就可怕了，認真是靈魂獲取酬勞的唯一途徑。小說是關乎靈魂的勾當，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兒玩兒’技法的構想，都與洗腸和導尿的意義無二。文學的真正意義在於追求精神自由和宣傳真、善、美。”我們知道，科學承認的是真，宗教宣揚的是善，藝術追求的是美。
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期間，創始人曹谷溪（前排中）、陶正（後排左一）、白軍民（左二）、路遙（左三）與編輯部人員合影
我誠懇地希望《山花》能防微杜漸，增強免疫力，不受當前我國文壇上一股不健康的濁流汙染，杜絕發表那種空洞無物，無病呻吟、玩弄華而不實的“空手道”技巧，或者隨汙逐流、亂七八糟、津津樂道於色相描述和張揚不健康情調的劣質“商品文學”，發揚《山花》向以登載積極、健康、清新、質樸、進步向上作品以鼓舞人的優良傳統，爭取更多的習作被市、省乃至國家級報刊轉載。
無論對《山花》多麼疼愛有加，但她畢竟是一個縣級文藝小報，水平雖然力爭要高，但終歸脫離不了縣級層面的性質，冷靜地面對這個現實，把注意力放在發現萌芽和扶持幼苗上，著重文藝新人的起步，當然也應刊登一些在外的本籍人的優秀作品，屬於“提高”，但更多的地是發表當地各類的文藝習作，把握延川、延安、陝北的地方特色，引導、啟發、造就數量較大的生力軍，當好文藝新軍的“人梯”，為延川文藝家群體發現和輸送後備人才，一旦他們羽翼豐滿，就舉薦他們，在更高級別的文藝報刊上一展風彩。發現了後起之秀，就當刻意培養，要像當年縣革委會破格對待路遙那樣。我在會見日本學者安本實先生介紹情況時談到，正當全國貫徹“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最高指示時，初中畢業沒幾個月的路遙被抽調入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百貨公司；舉國圍剿造反派頭頭，幾乎所有進了革委會的群眾代表都遭到滅頂之災，縣上一派群眾組織頭，結合進縣革委會當副主任的路遙卻被納新為中共黨員；農村戶口但被調入縣文藝宣傳隊任編創員；縣委通訊組培訓骨幹實行一人一期制，路遙卻連訓兩期；初中程度卻連闖公社、文教局、縣革委會三關推薦上大學，北師大、陝師大視之如洪水猛獸，申沛昌卻大膽拍板將他錄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大學未畢業即被《陝西文藝》接納為編輯，等等，沒有種種環節異乎尋常的破格優待，路遙將成為何許人實難預料。安本實先生聽後，連連感嘆；不可思議!只要認準是超群的苗子，就必須以超凡的用人觀點，超人的膽略，超常的措施，給他們提供超等的條件，把他培養成超級的人才，延川有此先例，可供效法。文藝創作如同其他事業一樣，其發展和繁榮取決於發現、造就和擁有優秀的人才，誰掌握了人才，誰就將佔領事業的制高點。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是出類拔萃的人才，芸芸眾生對於推動社會進步有作用但微乎其微。
祝願《山花》在西部大開發中與時俱進!
不管春夏與秋冬，延川《山花》別樣紅!
讓文曲星永遠照耀延川大地!
《山花》雜誌社
社長/張北雄
主編/高君琴
編輯/姬延芳 楊潤前 馮小河
來源：延川山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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