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之子周海嬰,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

攝影 魯迅 周海嬰 侯外廬 大美攝影 大美攝影 2017-09-12
魯迅之子周海嬰,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

魯迅全家福

周海嬰,魯迅與許廣平之子。魯迅50歲時,周海嬰出生。海嬰這個名字,取自上海出生的嬰兒這一意思,魯迅希望海嬰成為一個“敢說、敢笑、敢罵、敢打”的人。

魯迅之子周海嬰,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

1930.3.23,魯迅舉著6個月大的周海嬰在上海留影

1936年魯迅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報》發表了他的遺囑,有一條是寫給他兒子周海嬰的:“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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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逝世10週年紀念,1946,上海萬國公墓,周海嬰攝

1936年,周海嬰只有7歲,不過長大後他也聽從了父親的建議,“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他從北大核物理系畢業,成為無線電專家;他沒有做空頭文學家,卻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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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許廣平帶著8歲的周海嬰到杭州蔡姓女友處休養。周海嬰回憶,“蔡阿姨有一隻黑色小型相機,令我十分好奇,經我左纏右磨,她允許我按了幾次快門,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相機。”10歲那年,周海嬰正式拿起相機開始拍攝;12歲那年,許廣平在他的相簿上題寫了“雪痕鴻爪”、“大地蹄痕”,以鼓勵做出成績。1948年在離開香港準備北上解放區的時候,他們到舊貨市場買舊的冬衣,省下800多塊港幣在香港買了一架祿來相機和20卷膠捲。“這使得我能夠及時拍下四五十年代的照片。”

魯迅之子周海嬰,一位了不起的攝影家

1938.10,拍攝生平第一幀照片;1943.11,正式開始學習攝影;1944年11月擁有第一部照相機;1948年11月拍攝第一幀彩色照片;1952年第一次自己沖洗彩色膠捲、照片。70年來共拍攝照片兩萬餘張,其中以上海難民、上海2·6轟炸、民主人士祕密前往東北解放區、輔仁大學和北京大學校園生活等四五十年代上海與北京的系列照片尤為珍貴。

因為他的特殊身份,周海嬰的影像裡有許多熱鬧但又私人的政治場景。1948年初冬,周海嬰隨著母親和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侯外廬等5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在地下黨的安排下乘坐“華中輪”從香港繞道瀋陽、大連北上北平。當時這一活動是對外嚴格保密的,沒有攝影記者跟隨。不到二十歲的周海嬰憑著年輕人特有的激情和敏銳,將鏡頭不失時機地瞄向了同行的共和國賢達,留下了他們生活的瞬間。這一組獨一無二的照片,填補了新政協檔案的空白,成為見證歷史的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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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香港至東北的華中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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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香港郭沫若(左)、許廣平、侯外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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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2,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左起:翦伯贊、馬敘倫、宦鄉、郭沫若、陳其尤、許廣平、馮裕芳、侯外廬、許寶駒、連貫、沈志遠、曹孟君、丘哲、當地中共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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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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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瀋陽車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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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瀋陽,李富春、沈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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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李濟深將軍,瀋陽鐵路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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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瀋陽鐵路賓館,民主人士討論新政協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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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25,黃炎培在開往北平的火車餐車裡即興演講

“在甲板上,車廂中,會議間隙,沒有人會拒絕魯迅的公子為他們拍照,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郭沫若、侯外廬……都算是海嬰的叔叔伯伯,他們看著他,如對族中的晚生。”“他坦然面對所有人,純真地觀看。”(陳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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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香港,母親

周海嬰作品中另一大主題是普通人的生活百態。社情民意、婚喪習俗、勞作方式等,都在他的鏡頭中出現,他留住了一個個永遠鮮活、充滿生命力的瞬間。周海嬰說:“我經歷過舊社會,對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難民和乞討者,也有解放後的所見所聞。我不為‘獵奇’,只希望證明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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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霞飛坊,熟食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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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上海人結婚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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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6,濟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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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上海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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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上海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社會名流、普通市民、弄堂小販、街頭難民都是他的拍攝對象。他追求記錄事實的平民視點和視覺方式,記錄了那個年代的社會影像。周海嬰的大兒子周令飛說:他反對擺拍,要求真東西,他不喜歡為了拍照而去拍照。他不拍坐在那裡等待擺拍的人,而是等人動起來以後再拍,他喜歡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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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上海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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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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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弄堂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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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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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弄堂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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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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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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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上海,遊黃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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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弄堂裡的修鎖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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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上海,學扯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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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上海解放週年慶遊行

特別是他1949年前後在上海拍攝的這些照片,民國遺風和紅色符號共存的景象躍入他的畫面。這些影像補充了建國前後的歷史具體性以及圖像實證的感性細節,有些細節對於後人重新理解這段歷史甚至具有決定性作用。他不是一個攝影家,但毫不遜色於任何一個專職攝影家。他的攝影,有我們從未見過的深層次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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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蘇州河邊上海郵政總局

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攝影藝術研究所所長李樹峰曾撰文評論,在他看來,這些作品很有“歷史文獻價值”。因為這些照片是從1942年開始拍攝的,近70年來沒間斷過。這些照片記錄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從不知名的底層流浪、逃荒的人,小商小販,到我們能夠認得出來的社會知名人士,從風景畫似的農村面貌到城市被轟炸、發洪水等情景,從玩耍的幼小孩童到垂暮孤獨的老人,從守舊的遺老到時髦的青年,從家庭到世面,從個人到集體,應有盡有,更有歷次政治事件的場面和細節穿插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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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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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2,北京飯店,三叔周建人、三嬸、堂妹周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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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上海,淮海路發大水

藝術批評家、獨立策展人朱其對這些作品評價更高:唯一能夠與之並列的同期攝影,是1948年至1949年間法國攝影師佈列鬆在中國拍攝的偉大作品。

做魯迅的兒子,難有作為,無須作為。臨終前的海嬰,竟是這樣地帶著一份自己的作品,迴向父親身邊。

—— 陳丹青

(圖、文來自於北京國際攝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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