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陶立夏喜歡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寥寥幾筆勾勒出冬夜的溫暖與微醺。
寫稿久了腳冷，沏一杯熱茶或者喝幾口小酒，再夜讀他人之作。想到自己曾經用力寫下的故事、曾在作品中許下的小小心願，或許未能如願，但舉杯相送，已過去的，即將到來的，杯酒即是人生啊。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陶立夏喜歡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寥寥幾筆勾勒出冬夜的溫暖與微醺。
寫稿久了腳冷，沏一杯熱茶或者喝幾口小酒，再夜讀他人之作。想到自己曾經用力寫下的故事、曾在作品中許下的小小心願，或許未能如願，但舉杯相送，已過去的，即將到來的，杯酒即是人生啊。
2.人與人的緣分如朝露，因為有分離所以相聚
楊乃文在歌曲裡唱：“對世間的離別深信不疑，因此才會相依”。
伊麗莎白·畢肖普說：“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們並非災禍。”
生而為人，活在世上就免不了同他人的命運發生交集。有人說過這樣的比喻：“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卻在同一條河流上。”當個體與個體相遇時，思維碰撞產生花火，在同他人的交流中照見自我，而一瞬的照面終會結束，一期一會，做好相遇的準備，亦要學會面對別離。
與朋友看煙火表演，三五成群，共同仰望如夢似幻的光芒，而光亮熄滅之後大家便畢業各奔東西。小孩總會長大，而就算那煙火的光已熄滅，它也曾經火熱地燃燒過，亦會照亮以後前行的路。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陶立夏喜歡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寥寥幾筆勾勒出冬夜的溫暖與微醺。
寫稿久了腳冷，沏一杯熱茶或者喝幾口小酒，再夜讀他人之作。想到自己曾經用力寫下的故事、曾在作品中許下的小小心願，或許未能如願，但舉杯相送，已過去的，即將到來的，杯酒即是人生啊。
2.人與人的緣分如朝露，因為有分離所以相聚
楊乃文在歌曲裡唱：“對世間的離別深信不疑，因此才會相依”。
伊麗莎白·畢肖普說：“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們並非災禍。”
生而為人，活在世上就免不了同他人的命運發生交集。有人說過這樣的比喻：“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卻在同一條河流上。”當個體與個體相遇時，思維碰撞產生花火，在同他人的交流中照見自我，而一瞬的照面終會結束，一期一會，做好相遇的準備，亦要學會面對別離。
與朋友看煙火表演，三五成群，共同仰望如夢似幻的光芒，而光亮熄滅之後大家便畢業各奔東西。小孩總會長大，而就算那煙火的光已熄滅，它也曾經火熱地燃燒過，亦會照亮以後前行的路。
3.行走於看世界的旅途中，撞見更廣袤的文學空間
行走的途中會碰到許多界線，國與國之間有分界線、島嶼與島嶼會間隔著海域，然而換一種角度，作家邁克爾·翁達傑說：“如果你從空中俯瞰，這個世界是沒有疆界的，地圖上那些邊界線都不存在。”
陶立夏喜歡旅行，她在雙腳的丈量中走過那些作家提及的地方，也恍然意識到以翁達傑為代表的“無國界作家”對她的寫作和生活產生了多麼重要的影響。
在酷熱的佛羅倫薩老城，古老街巷與年輕海洋讓意大利之夏的魅力依舊，這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故事發源地。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陶立夏喜歡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寥寥幾筆勾勒出冬夜的溫暖與微醺。
寫稿久了腳冷，沏一杯熱茶或者喝幾口小酒，再夜讀他人之作。想到自己曾經用力寫下的故事、曾在作品中許下的小小心願，或許未能如願，但舉杯相送，已過去的，即將到來的，杯酒即是人生啊。
2.人與人的緣分如朝露，因為有分離所以相聚
楊乃文在歌曲裡唱：“對世間的離別深信不疑，因此才會相依”。
伊麗莎白·畢肖普說：“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們並非災禍。”
生而為人，活在世上就免不了同他人的命運發生交集。有人說過這樣的比喻：“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卻在同一條河流上。”當個體與個體相遇時，思維碰撞產生花火，在同他人的交流中照見自我，而一瞬的照面終會結束，一期一會，做好相遇的準備，亦要學會面對別離。
與朋友看煙火表演，三五成群，共同仰望如夢似幻的光芒，而光亮熄滅之後大家便畢業各奔東西。小孩總會長大，而就算那煙火的光已熄滅，它也曾經火熱地燃燒過，亦會照亮以後前行的路。
3.行走於看世界的旅途中，撞見更廣袤的文學空間
行走的途中會碰到許多界線，國與國之間有分界線、島嶼與島嶼會間隔著海域，然而換一種角度，作家邁克爾·翁達傑說：“如果你從空中俯瞰，這個世界是沒有疆界的，地圖上那些邊界線都不存在。”
陶立夏喜歡旅行，她在雙腳的丈量中走過那些作家提及的地方，也恍然意識到以翁達傑為代表的“無國界作家”對她的寫作和生活產生了多麼重要的影響。
在酷熱的佛羅倫薩老城，古老街巷與年輕海洋讓意大利之夏的魅力依舊，這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故事發源地。
在深秋的懷特島，彩色懸崖邊巨浪捲起白泡沫。而島上一間工作室裡，一個手工匠人正在表演製作玻璃天鵝。看著他完成第十二隻天鵝，陶立夏想到了《野天鵝》的童話故事。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陶立夏喜歡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寥寥幾筆勾勒出冬夜的溫暖與微醺。
寫稿久了腳冷，沏一杯熱茶或者喝幾口小酒，再夜讀他人之作。想到自己曾經用力寫下的故事、曾在作品中許下的小小心願，或許未能如願，但舉杯相送，已過去的，即將到來的，杯酒即是人生啊。
2.人與人的緣分如朝露，因為有分離所以相聚
楊乃文在歌曲裡唱：“對世間的離別深信不疑，因此才會相依”。
伊麗莎白·畢肖普說：“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們並非災禍。”
生而為人，活在世上就免不了同他人的命運發生交集。有人說過這樣的比喻：“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卻在同一條河流上。”當個體與個體相遇時，思維碰撞產生花火，在同他人的交流中照見自我，而一瞬的照面終會結束，一期一會，做好相遇的準備，亦要學會面對別離。
與朋友看煙火表演，三五成群，共同仰望如夢似幻的光芒，而光亮熄滅之後大家便畢業各奔東西。小孩總會長大，而就算那煙火的光已熄滅，它也曾經火熱地燃燒過，亦會照亮以後前行的路。
3.行走於看世界的旅途中，撞見更廣袤的文學空間
行走的途中會碰到許多界線，國與國之間有分界線、島嶼與島嶼會間隔著海域，然而換一種角度，作家邁克爾·翁達傑說：“如果你從空中俯瞰，這個世界是沒有疆界的，地圖上那些邊界線都不存在。”
陶立夏喜歡旅行，她在雙腳的丈量中走過那些作家提及的地方，也恍然意識到以翁達傑為代表的“無國界作家”對她的寫作和生活產生了多麼重要的影響。
在酷熱的佛羅倫薩老城，古老街巷與年輕海洋讓意大利之夏的魅力依舊，這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故事發源地。
在深秋的懷特島，彩色懸崖邊巨浪捲起白泡沫。而島上一間工作室裡，一個手工匠人正在表演製作玻璃天鵝。看著他完成第十二隻天鵝，陶立夏想到了《野天鵝》的童話故事。
走在倫敦軍艦街細雨濛濛的街頭，她想到的是詩人葉芝的《茵尼斯弗利湖》：
“我就要動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島，
搭一間小屋，築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豆架，一排蜜蜂巢。
獨自住著，在林中聽蜂群歌唱。”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陶立夏喜歡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寥寥幾筆勾勒出冬夜的溫暖與微醺。
寫稿久了腳冷，沏一杯熱茶或者喝幾口小酒，再夜讀他人之作。想到自己曾經用力寫下的故事、曾在作品中許下的小小心願，或許未能如願，但舉杯相送，已過去的，即將到來的，杯酒即是人生啊。
2.人與人的緣分如朝露，因為有分離所以相聚
楊乃文在歌曲裡唱：“對世間的離別深信不疑，因此才會相依”。
伊麗莎白·畢肖普說：“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們並非災禍。”
生而為人，活在世上就免不了同他人的命運發生交集。有人說過這樣的比喻：“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卻在同一條河流上。”當個體與個體相遇時，思維碰撞產生花火，在同他人的交流中照見自我，而一瞬的照面終會結束，一期一會，做好相遇的準備，亦要學會面對別離。
與朋友看煙火表演，三五成群，共同仰望如夢似幻的光芒，而光亮熄滅之後大家便畢業各奔東西。小孩總會長大，而就算那煙火的光已熄滅，它也曾經火熱地燃燒過，亦會照亮以後前行的路。
3.行走於看世界的旅途中，撞見更廣袤的文學空間
行走的途中會碰到許多界線，國與國之間有分界線、島嶼與島嶼會間隔著海域，然而換一種角度，作家邁克爾·翁達傑說：“如果你從空中俯瞰，這個世界是沒有疆界的，地圖上那些邊界線都不存在。”
陶立夏喜歡旅行，她在雙腳的丈量中走過那些作家提及的地方，也恍然意識到以翁達傑為代表的“無國界作家”對她的寫作和生活產生了多麼重要的影響。
在酷熱的佛羅倫薩老城，古老街巷與年輕海洋讓意大利之夏的魅力依舊，這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故事發源地。
在深秋的懷特島，彩色懸崖邊巨浪捲起白泡沫。而島上一間工作室裡，一個手工匠人正在表演製作玻璃天鵝。看著他完成第十二隻天鵝，陶立夏想到了《野天鵝》的童話故事。
走在倫敦軍艦街細雨濛濛的街頭，她想到的是詩人葉芝的《茵尼斯弗利湖》：
“我就要動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島，
搭一間小屋，築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豆架，一排蜜蜂巢。
獨自住著，在林中聽蜂群歌唱。”
你看，所到不同之處，關於文學的聯想卻是相通的。文學是一個更廣袤的空間，在文學的世界裡，你可以盡情自由，詩和遠方，其實都存在於你的心裡。
讀完《此刻的溫柔》，彷彿跟著陶立夏環遊了世界、閱讀了名作、體驗了人生的相聚與別離。
一個作家，將自己最真實的感悟悉數交予作品，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而這份溫柔底色上的書寫更是激勵著作為寫作者的我們：堅持初衷，深耕向前。
她留一頭齊耳短髮，髮梢燙過後微微卷起，形成好看的弧度。
照片中的她穿一件靛藍上衣，低著頭認真地給讀者籤售《甜月亮》。
可能偶爾聽到什麼開心事，她淺淺一笑。讓人想到徐志摩《沙揚娜拉》裡那句“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她是陶立夏，作家、翻譯家、攝影師，已出版個人作品《島嶼來信》《分開旅行》《練習一個人》等，譯著有《夜航西飛》《給青年作家的信》《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她也喜歡旅行跟攝影，在看世界裡找尋人生的答案。
新時代，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斜槓青年”，他們往往身兼數職，在多重身份下活出了不一樣的人生。
然而想要同時做好許多件事情其實並不容易，陶立夏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套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她就是：不熱愛寫作的翻譯家不是好攝影師。
在新書《此刻的溫柔》裡，她探討了對於寫作的初心與思考、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世界如何相處以及人與人的緣分與際遇。
讓我們跟隨她的書寫，一起去探尋那一方屬於人生最溫柔的底色吧。
複寫他作與書寫自我：譯者與作家兩個角色的相遇
最初知道陶立夏，是從《夜航西飛》開始的。
作為《小王子》的鐵粉，我熱衷於蒐集作者聖·埃克絮佩裡的相關故事。
1970年，柏瑞爾·馬卡姆與聖·埃克絮佩裡相遇在美國紐約，聖·埃克絮佩裡催促她說：“你該寫寫這些事。你知道嗎，你應該寫！”
後來，柏瑞爾·馬卡姆結識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拉烏爾·舒馬赫。拉烏爾·舒馬赫發揮專業所長幫妻子負責編輯工作並於1942年大力推薦此書，於是《夜航西飛》誕生了。
2008年夏天，陶立夏因工作緣由前往肯尼亞，彼時她不知道自己兩年後會翻譯那個發生在非洲的故事，只覺得飛機經過東非大裂谷時自己與距離如此之近。
2011年我偶然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了《夜航西飛》，打眼在印有黑雲低垂天空的封面上發現了“小王子”三個字，於是拿起來翻閱，知道了作者是柏瑞爾·馬卡姆，譯者是陶立夏，也在作者的描寫中瞭解了那遙遠神祕的非洲生活。
你看，這是文學帶給人們的緣分與相遇。一切彷彿安排好了，你只要朝著自己喜歡的方向走即可。
身為翻譯家，也身為作家，這兩種角色相遇後會發生什麼有趣的化學反應呢？陶立夏給出了自己的思考。
她說：“但寫作者也懂得沉默的作用，他不再將內心想法宣之於眾，他交出腦海中一再塗改的那份手稿。除了他自己，他究竟寫了什麼，真正要表達的又是什麼，他人再無從得知。這是消失的開始，那些附在身體上的故事也一同隨生命剝落。那些他寫過的書，像蟬蛻留下來，是證據，是他曾經的形狀，但再不是他。”
這段話讓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深受啟發。正如很多創作者所贊同的：作品付梓，瓜熟蒂落後就不再屬於作家自己，它有了自己的靈魂，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寫作者從熱鬧的幕前消失了，對於作品的評價、解讀全交付出去。或許若干年後有人在蒙塵的書架上翻到此書，彼時作家的表達早已完成且凝結，不管讀者所言何如，作家早已收穫自由。
這是作為寫作者以本心為定點，由內向外，用心去探求生命奧義；而作為翻譯家，卻是另外一條全然不同的路，他要懂得適時將自我隱藏，陪同別人去完成一段段人生旅程。
翻譯家需要站在母語的對面，像釀酒一般完成對外語作品的加工、轉化與沉澱，複寫他作，亦是一種再創造。
陶立夏說：“我做過的最完美的工作，是翻譯書籍。首先，這工作裡帶著充滿力量的孤獨感，靜默得讓我感覺到了尊嚴的存在。其次，用另一種語言複寫他人的文字，是在另一種生活裡揣摩他們的命運。在另一種文字創造的時空裡，總覺得結局或許還有商榷的餘地。我陪她在夜色中穿越大西洋的風雨，陪他走過印度洋上的殺戮回憶，還有紐約的寫作課、肯特郡的石頭花園……這些世界如此美麗，卻沒有我自己。”
正是這種對立角度——寫作的自我與翻譯的無我——才使得她站在更全面的平臺上審視自己的創作。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曾經在德國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正如她所說：“我不想成為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的人。另外，也不是捨棄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而是繼續擁有兩種語言的同時又破壞它們。雖然有些難為情，可我姑且以此為目標。”
由此看來，兼職翻譯的作家其實是幸運的，他可以打破語言之間的壁壘，在自我創造與複寫他作的再創造中創新出屬於自己的嶄新的對於文字的感知。而那時，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識人覽物旅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寫作者並不會囿於自己創作的舒適圈，他們是一群可愛的人，擅長遊離日常生活之外，在與他人的交流與旅行所見裡找尋新的創作靈感。
得見生活真相之後，“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明白了凡所決定皆有桎梏，所以一旦選定便只管前行，人生或許有悲涼時刻，但難掩溫柔底色。
1.在人與物之間建立長久的情誼
《此刻的溫柔》中，用了許多陶立夏拍攝的照片作為插圖。恰到好處的光影分割、讓人內心平靜的物體顏色、靜默之中傳達出的濃郁情感……一切都讓人的內心感到熨帖。
生活有時候太難了，白天疲於奔波，夜歸，褪去一天的疲憊，桌子上靜靜綻放的冰菊與藍盆花、咬一口便濃香四溢的番茄或桃子、瀰漫淡淡玫瑰柔情和清遠雪杉之味的洗衣液——與物品建立的情誼反而更樸素、更長久、更令人愉悅。
陶立夏喜歡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寥寥幾筆勾勒出冬夜的溫暖與微醺。
寫稿久了腳冷，沏一杯熱茶或者喝幾口小酒，再夜讀他人之作。想到自己曾經用力寫下的故事、曾在作品中許下的小小心願，或許未能如願，但舉杯相送，已過去的，即將到來的，杯酒即是人生啊。
2.人與人的緣分如朝露，因為有分離所以相聚
楊乃文在歌曲裡唱：“對世間的離別深信不疑，因此才會相依”。
伊麗莎白·畢肖普說：“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們並非災禍。”
生而為人，活在世上就免不了同他人的命運發生交集。有人說過這樣的比喻：“我們不在同一條船上，卻在同一條河流上。”當個體與個體相遇時，思維碰撞產生花火，在同他人的交流中照見自我，而一瞬的照面終會結束，一期一會，做好相遇的準備，亦要學會面對別離。
與朋友看煙火表演，三五成群，共同仰望如夢似幻的光芒，而光亮熄滅之後大家便畢業各奔東西。小孩總會長大，而就算那煙火的光已熄滅，它也曾經火熱地燃燒過，亦會照亮以後前行的路。
3.行走於看世界的旅途中，撞見更廣袤的文學空間
行走的途中會碰到許多界線，國與國之間有分界線、島嶼與島嶼會間隔著海域，然而換一種角度，作家邁克爾·翁達傑說：“如果你從空中俯瞰，這個世界是沒有疆界的，地圖上那些邊界線都不存在。”
陶立夏喜歡旅行，她在雙腳的丈量中走過那些作家提及的地方，也恍然意識到以翁達傑為代表的“無國界作家”對她的寫作和生活產生了多麼重要的影響。
在酷熱的佛羅倫薩老城，古老街巷與年輕海洋讓意大利之夏的魅力依舊，這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故事發源地。
在深秋的懷特島，彩色懸崖邊巨浪捲起白泡沫。而島上一間工作室裡，一個手工匠人正在表演製作玻璃天鵝。看著他完成第十二隻天鵝，陶立夏想到了《野天鵝》的童話故事。
走在倫敦軍艦街細雨濛濛的街頭，她想到的是詩人葉芝的《茵尼斯弗利湖》：
“我就要動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島，
搭一間小屋，築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豆架，一排蜜蜂巢。
獨自住著，在林中聽蜂群歌唱。”
你看，所到不同之處，關於文學的聯想卻是相通的。文學是一個更廣袤的空間，在文學的世界裡，你可以盡情自由，詩和遠方，其實都存在於你的心裡。
讀完《此刻的溫柔》，彷彿跟著陶立夏環遊了世界、閱讀了名作、體驗了人生的相聚與別離。
一個作家，將自己最真實的感悟悉數交予作品，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而這份溫柔底色上的書寫更是激勵著作為寫作者的我們：堅持初衷，深耕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