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生於1902年，他豐富的著述（小說）大多寫於46歲前，建國後基本放棄了文學寫作，改而研究文物、絲綢、文化史以及古代服飾。
本文根據張新穎作品《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整理而成，摘錄出沈從文1967-1988期間走過的一些路。
——編者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博物館召開老、弱、病職工下幹校動員會，十八日決定十八人限月底離京，去咸寧。
沈從文的臨時棲身之處叫452高地。離452高地約五六裡外，是幹校的“向陽區”，文聯、作協系統和商務、中華等出版單位集中於此，工作是搞基建，張兆和在連隊的挖沙子組，勞動強度大，時間也緊張，只能瞅空來看看沈從文，徒步來回十多裡，停留時間不過幾十分鐘。沈從文“不敢獨自去她那邊，因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過一次，醫生也說以‘少活動為是’”。
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沈從文給張兆和寫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話：“不論如何，務必來看看我。不宜遲疑。”倘若不是身體堅持不了，他斷不會說這樣的話。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旬，這個七十歲的老人，終於獲准回京治病。
沈從文在湖北五七幹校前後共兩年多，這一時期，他過去的作品在國外仍有研究和翻譯。
還得好好活在人間
回到北京的沈從文首先面臨的是房子問題。一九七二年八月初，沈從文給沈虎雛的信裡提到這麼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國人美籍專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給了館中。不讓看，怕見到住處不成個樣子，為人傳出去笑話。”這個朋友是數學家鍾開萊。
一九七三年，在美國講授中國文學的許芥昱來北京，見到了沈從文。許芥昱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在賓館的房間，他聽著三十年前的老師滔滔不絕地談服裝、絲綢，總想把話題引到文學上來，可是不怎麼成功。許芥昱當時就寫了一篇《與沈從文會見記》，幾年後被譯成中文刊於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號。也許是沈從文對文物的滿腔熱情，給許芥昱造成錯覺，他以為一九四九年後沈從文受到特別保護，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條件與無數藝術珍品接觸，有“無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運動風潮的影響”。不能全怪去國多年的許芥昱不瞭解實情，沈從文顯示出來的，是他過得還不錯。許芥昱不會明白，即便這樣的師生會面，在“文革”中也是被當成“外事活動”的，這還是沈從文“文革”以來的第一次“外事活動”，能被允許已經是幸運了。
穩住自己，抵抗內心的陰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沈從文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痛感服飾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經失去。心臟隱痛的舊病一度重現，更加重了他的緊迫感。經兩位朋友幫助，《中國古代服飾資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開始校改抄稿。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爆發，波及京津地區。八月四日沈從文、張兆和兩位老人帶著兩個孫女到達蘇州，住在九如巷三號張寰和家中。這樣的日子可謂清閒，但離開了工作，卻讓沈從文不僅精神上不安寧，似乎連身體也感覺不適應。“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來維持健康，促進生命的火焰燃燒得更旺、更持久”。
從九月份起，他就嘮嘮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沒有解除，還時有小震發生，親友們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勸阻，他苦惱不堪：“與那一堆雜圖書雜資料共存亡，為最理想。……我自以為最理想的報廢方式，是能守在寫字檯邊無疾而終。……我一生最怕是閒。一閒，就把生存的意義全失去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一個多月之後“四人幫”即被打倒，這個舉國振奮和歡欣的消息也讓沈從文感到舒了一口氣，卻沒有絲毫的興奮和鼓舞，反而杞憂更深。五月他給蘇州的親戚寫信說：
“特別是更不宜妄想，認為‘四人幫’一打倒，凡事好辦。”
“這裡也還有熟人對百花齊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卻絕不存絲毫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時間已過，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麼情緒狀態下了。”
在如此的社會狀況和個人的憂慮之中，“我不能不考慮到應當想個辦法穩住自己，免得發瘋。”
為“穩住自己”，而必須在精神上進行什麼樣的努力，即使是親近的人，也未必全能體會。他曾坦言，“我有事實上的性格、情緒、思想上的困難，你不大理解。部分屬於自己內部世界，部分出於客觀挫折，第三還有個家中的現實要顧到，我都得作較好的處理，才可望在七十五歲後，還維持得住工作活力，來用個十分困難的居住條件下，克服消沉情緒的抬頭，影響到工作和家庭平靜穩定，不至於一下坍圮。這種坍圮現象，是在生長中，隨歲月不同而日益顯明。可是我終得制止這個自內而來的黑影”。
別人看不見這個“自內而來的黑影”，只看見他以難於理解的熱情拼命地工作——工作，是他抵制內心“黑影”的方式，是“穩住自己”、反抗消沉和絕望的威脅的方式，是堅韌而有尊嚴地面對屈辱和困難的方式，當然，也是他懷著不敢希望的希望、以勞動和創造把生命融入歷史文化長河中的實踐方式。
最感快慰的時刻
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沈從文的工作、居住條件，成了很多關心他的人的一個議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任院長鬍喬木提出調沈從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國服飾史的著作。
沈從文自己覺得，他做的研究，實質上與博物館系統最為相應，對博物館工作有用；但歷史博物館卻並不特別在意，從文物局到博物館的多名領導，對他抱有偏見。五十年代，管業務的韓副館長說：“不安心學習，不安心工作。終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個人愛好，一天不知幹些什麼事！”此類的批評所表明的不理解、不信任，讓沈從文終生耿耿於懷。沈從文調走後，再也沒有回到過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單位”。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沈從文將改好被編輯改過的《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確定交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書名至此確定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李祖澤立即飛赴北京，到小羊宜賓衚衕拜訪沈從文，商定出版細節。小屋子裡只有一張藤椅，主客互相推讓，不願獨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紛飛，兩個人站到院子裡暢談，任雪花飄落到身上——出版落實了，這是沈從文最感快慰的時刻。
一種歡歡喜喜的精神
一九八〇年二月下旬，傅漢思約同耶魯中國小說史教授高辛勇等聯名正式邀請沈從文講學，信函同時寄給中國社科院。沈從文三月底回信表示願意前往，但社科院沒有迴音。暑中正在北京的金介甫和社科院聯繫，居間轉達溝通，社科院表示支持，並承擔來回機票費用。
十月二十七日，沈從文和張兆和從北京啟程，當地時間二十七日下午七時到達紐約肯尼迪機場，接機的張充和、傅漢思興奮得無可言喻。開車回到紐黑文的家，已近午夜。傅漢思這天的日記只寫了這麼一句：“等了三十年的一個夢，今天終於實現了。”
沈從文在美國三個半月，到十五所大學做了二十三場演講，參觀博物館、圖書館及其他文化活動六十六項。如此密集的安排，表明當地相關部門和眾多個人的熱情，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而這個近八十歲的老人，為親情、友情、好奇、敬仰所環繞，精神上既興奮，又特別放鬆；在一生第一次出國的異國他鄉，有分寸卻無拘束，自然地顯現一個生命的平和與堅韌，智慧與志趣，飽經滄桑而童心猶在。
沈從文的首場講演是十一月七日，在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主持，傅漢思翻譯。哥大的海報尊稱他是“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在世作家”，他講《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談的是他個人到北京開始寫作最初幾年的情形，末尾說：“我今年七十八歲，依照新規定，文物過八十年代即不可運出國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齡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專家見見面，真是一生極大愉快事。”
金介甫對沈從文的演講有細緻的觀察和深刻的印象：“對於沈從文的聽眾來說，這也是一次空前的經驗。……他的語調既表現出中國偉大的傳統學者所特有的那種無我的謙遜，又流露出一種歡歡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聽眾中有些人說他活像一尊‘小佛爺’，一尊‘彌勒佛’。”
沈從文熱
一九八一年年底，沈從文的舊作開始印行。看起來，確乎形成了一個“沈從文熱”。
置身於“熱”的中心，沈從文卻一點也“熱”不起來。他非但沒有因“熱”而膨脹，反倒想把自己“縮小”：在給老友程應鏐的信中說，“至於年來國內外的‘沈從文熱’，可絕不宜信以為真，‘虛名過實’，不祥之至。從個人言，只希望極力把自己縮小一些，到無力再小地步，免得損害別的作家的尊嚴，近於‘絆腳石’而發生意外災殃”。
回鄉之行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沈從文踏上了回鄉的路。黃永玉早就有讓表叔晚年回一次鳳凰的想法，一經勸說，沈從文同意了。於是在張兆和的陪伴下，與黃永玉、張梅溪夫婦和黃苗子、鬱風夫婦等親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個小小的山城。
短短的回鄉之行，給沈從文晚年以極大安慰。他深幸自己還能重溫沒怎麼變樣的一切；同時他也清楚，變化一直在發生，且會永遠變化下去，有些東西會消失，但他過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條沅水主流，已無過去險灘惡浪，由桃源上達辰溪，行船多如蘇州運河，用小汽輪拖一列列貨船行駛，過去早晚動人風物景色，已全失去。再過一二年後，在桃源上邊幾十裡‘武強溪’大水壩一完成，即將有四縣被水淹沒。四個縣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會保留在我的文字記載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園和長灘，以及水邊千百種彩色華美，鳴聲好聽的水鳥，也將成為陳跡，不可回溯，說來也難令人相信了。”
病
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沈從文有兩次輕微中風，出現腦血栓前兆；四月二十日，病情加劇，發生腦溢血癥狀，住進首都醫院。住院治療了兩個月，出院後在家繼續服用中醫處方藥物，接受鍼灸等康復治療，但沒有多大效果。十一月，一個年輕的中醫吳宗寧，從南京專程來為他治療，短期鍼灸後，行動能力有明顯改善，繼而用藥物進一步治療。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因基底動脈供血不足，住入中日友好醫院，治療了三個月。
那個全力以赴於工作的時期再也回不來了，與疾病的抗爭成了他的任務。
可是他總有放不下的事。一九八三年初，香港商務印書館李祖澤、陳萬雄，會同北京三聯書店範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內地分別出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事宜。沈從文病倒後，王?承擔起領導古代服飾研究室完成增訂的一系列工作，他執筆補寫了史前部分，戰國時期也補入了江陵馬山楚墓新發現的材料。增訂全部完成後，十月二十四日，沈從文向王?口授了增訂本《再版後記》。——然而，因為形勢的變化，這本書並沒有按原定計劃出版，沈從文生前沒有能看到增訂本。
所得已多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門東大街22號樓給沈從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沈從文終於有了寬敞、安靜的大房間，在他八十四歲的時候；可是他已經沒有能力如以前無數次想象過的那樣，“把資料攤開”來研究和寫作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從文因肺炎住院治療；轉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個月後出院。顯然，他的身體是越來越衰弱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沈虎雛把謄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給沈從文看。他看完後說：“這才寫得好吶。”——可是，他已經不記得這是他自己寫的文章。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他從熟人那裡聽說，凌宇正參與籌備一個國際性的沈從文研究學術研討會，不禁十分焦急，寫信極力阻止。措辭嚴厲決絕，並一連追加兩封。這三封信是沈從文寫下的最後的文字，《沈從文全集》第二十六卷附有手跡，一筆一畫，俱見艱難。
五月十日下午，沈從文會見黃廬隱女兒時心臟病發作。事先沒有徵兆。在神智模糊之前，沈從文握著張兆和的手，說：“三姐，我對不起你。”——這是他最後的話。
晚八時三十分，他靜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