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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山西長治顯赫家族大院——申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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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如果不知道申氏家族,那就等於不懂我們山西的厚重歷史,山西省副省長申聯彬、長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申紀蘭、邯鄲由安糖尿病醫院的當代華佗申恆昌、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都出自顯赫一方的申氏大家族,申氏在明初從潞城縣天貢村遷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遷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開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時有七子,第七世時發展為三十子,第八世時發展到五十子,成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時期在第七、八代之間,其後至嘉慶末年(公元1814)開始衰敗,從興盛到衰敗大約270年。其興盛、衰敗的家族史與潞商的發展軌跡頗為相似。

潞商早期以鹽鐵為主,中期開始多元貿易,鐵業、絲綢佔主導,後期則以手工業製品為主。潞商的崛起始於鹽鐵、鐵糧的交換。明代“開中法”的實施為潞商的發軔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處河南、晉中、晉南交通要衝的區位優勢則加速了潞商的發跡,並很快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商業集團。到明中葉,潞商已經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幫。而此時,晉中商人基本上還沒有什麼大的作為,更沒有什麼顯赫的喬家大院。清代以後,食鹽貿易逐漸被徽商壟斷,絲綢生產亦日漸衰微。同一時期,晉中商人以經營匯兌業務而後發制人,成為晉商的主流,閃爍在潞商頭上的光環被晉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關,帶來一個好的結果是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紛紛內附,蘊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機被釋放出來。在遍地黃金的北方邊疆地區,單是草原上牧民帳蓬中堆積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內地奇貨可居的名貴物品。而拉回這些東西,當時只需要鐵鍋、鹽、茶葉這些在內地看起來再普通不過的物品。在這波創業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黨?由於史料所限,至今不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晉商中還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晉乘搜略》載:“太原迤南多服賈遠方”。就是說,就經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當時山西境內還是南勝於北。 今天,從申家大院現存的實物和資料中不難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鹽鐵,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當時申家將糧食、鐵製品等商品用騾馬馱運至平陽,賣後買進食鹽再運回囤積、轉售從而牟其利潤。從現存村東的三座鐵礦之一,以及鐵鋪院、歇馬店等遺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鐵業在當時已經形成了採礦、冶煉、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另外,在當時北中國最大的鐵貨交易市場——長治縣蔭城鎮,申家還擁有一半實力雄厚的鐵貨交易店“福順永”。除經營鐵業外,絲綢業也是申家的支柱產業。創作於明萬曆年間的《金瓶梅》中有17處提到潞綢,同時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恆言》也多處提到潞綢。據順治《潞安府志》載:“洪武初年,潞州六縣有桑樹8萬餘株,織機9000餘張”,可謂“登機鳴抒者,奚啻數千家。”足見潞商經營絲綢業之輝煌。除此之外,申家還兼營當鋪、客棧、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當鋪在當時頗具影響力,數量達32家,西安、臨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現存較好的有河北省邯鄲市涉縣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遠一支遷至今邯鄲峰峰礦區八特古鎮,成為當地八大顯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興盛。潞商作為晉商中最早發跡者之一,從“豪富大賈甲天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首先,調整產業結構要選對產品。潞商發軔於販鹽,鹽被徽商壟斷後,潞商轉向鐵業和絲綢。順治《潞安府志》載:“上黨居萬山之中,商賈罕至,且土瘠民貧,所產無幾,其奔走什一者,獨鐵與綢耳。”它說上黨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貧窮,所生產的沒有幾樣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鐵和絲綢。儘管當時鐵業已經發展到“萬里蔭城”,達到年交易1000多萬兩白銀的規模,但畢竟鐵貨笨重,比起晉中“匯兌天下”的銀票來,有不便於運輸和攜帶的弊端。絲綢雖然輕,但潞綢的發展不是靠市場槓桿撬動起來的,而是靠“朝中有人”發展起來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職,從而朝廷在山西設立織染局(主管為皇家派造潞綢),潞綢也不會興盛。畢竟潞土不適合栽桑。當年滿天遍野的桑樹,以及後來大面積種植的泡桐,今日還剩幾棵?當然也有官府重稅盤剝的因素。但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大自然就懲罰誰。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發展經濟,短期看環境,長遠看文化。官本位越濃,商業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鹽鐵,其實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質問題是官商文化。從申氏家譜可以看出,申家販鹽活動始於明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此間,申家出了一個官。天貢村申家四子的後代——河北永年縣的進士申綸從平陸縣調到太原縣,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這層關係開始從事食鹽的販運。這也是後來鹽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關係打天下。申家興盛的時期正是申家子嗣官運亨通的時候。申家最後一個掌實權的官員是申受祉。據申受祉的墓碑載,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還在廣東儋州任上。嘉慶末年(公元1814)申家開始衰敗,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於受地形的影響,上黨人自古崇官而輕商,面對官府的強權力量,他們是默然無聞的一個群體,沒有說話權,又大錢掙不上,小錢看不起,唯一發跡的辦法就是讀書做官。所以等級制、官本位在上黨有相當大的市場。商人和文人兩個階層始終沒有成為獨立的階級,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撐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壽”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長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發展經濟的潛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擋住了昔日潞商的視線,煤焦鐵束縛了新潞商的腳步。資源優勢成就了潞商,也毀了潞商。對資源和手工業依賴太強,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終沒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黨盆地最大,大也不過1100多平方公里。因為封閉,所以思想保守。因為單線條思維,所以缺乏一種闖呀冒呀的精神,創新意識不夠,缺乏與時俱進的思想。其實,我們離大海不過5個小時的車程,崇尚流動、競爭、開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們招手。山西加入環渤海區域經濟圈的思路,河南構建中原經濟區的舉措,對我們來講,是挑戰,更是機遇。今天,透過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檢索潞商曆史,研究“修舊如舊、原汁原味”的宗旨與過度開發、人造景觀的錯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導致旅遊經濟後勁不足的硬傷;研究祖宗產業一派繁榮的背後對子孫幸福指數的褻瀆,必將對長治今後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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