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的來龍去脈'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九州大地社會激盪、思想迸發、文化沉浮，其壯麗詭祕之場景在華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記，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饒有趣味而又難解之謎；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謎，它們分別是無價文化之寶周室圖書檔案典籍失蹤之謎、大思想家《道德經》作者老子辭周退隱之謎、世界奇書《山海經》作者或編輯者之謎。種種跡象表明，這三大文化之謎是有著內在聯繫的，讓我們從《山海經》談起吧。

《山海經》是一部記錄遠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專著，它記述著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這種生存與發展所憑依的自然生態環境。自古相傳《山海經》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聖王，伯益是當時的山林環境大臣。近代多數學者則認為《山海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於一時，其成書年代或謂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謂在秦漢之際，亦有相信其資料源於帝禹時代者。至於《山海經》的作者更是眾說紛紜，或謂楚人，或謂中原人，或謂“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說又有兩種觀點，一說為周人，一說為齊人；而“海外人士”則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倫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國神話研究和山海經》一文中說：“《山海經》是從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經多人寫成的一部古書，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 茅盾先生在《神話研究》一書中稱：“《五藏山經》大概是東周之書，理由是：綜觀《五藏山經》記載，是以洛陽為中心，其言涇渭諸水流域即雍州東部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諸山，較為詳密，洛陽附近諸山最詳，東方南方東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觀地說，《山海經·中山經》詳盡記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楚地有著真切的瞭解；與此同時，《山海經·西山經》則詳盡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裡的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周地亦有著真實的瞭解。此外，由於《山海經》的篇目名稱和結構內容，與齊國學者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學術思想及其《終始》、《大聖》等著作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因此亦有學者認為《山海經》成書與鄒衍學派關係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周時期，周與楚實為並存的王朝。在東周列國中，除了周人稱王之外，唯有楚王問鼎並自稱為王。事實上，楚與周（包括中原各諸侯國）長期為敵對方，雙方時有徵伐；一般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大可能有學術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風情的。但是卻有一個例外，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事情是這樣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後，周王室在繼位問題上發生內戰，王子朝（庶長子）佔據王城（洛陽）數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為周敬王）避居澤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際，晉頃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復位（此舉得到中原過諸侯國的響應），王子朝遂攜周室典籍（應當還有大量周王室的青銅禮器）投奔楚國，此事被記錄入《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記》等書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員、世襲貴族，也有供職於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官吏和學者，而長期供職於周王室圖書館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於王子朝一行所攜帶的周室典籍，應當是相當珍貴的，它們應當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時代）的文獻、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誥命文件，或許還有各諸侯方國的奏章、報表等文書檔案資料。

根據《呂氏春秋·先識》記載：“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本週。”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圖書館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圖冊文物，另一方面也說明攜典籍投奔“有道之國”乃是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而且也是圖書文獻管理官員的神聖職責。因此，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國將代周而興，那麼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繼承人（擁有王室檔案乃是擁有王權的必要條件之一）。與此同時，在王子朝佔據王城洛陽數年之間，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和學者當仍然恪守職所，這在客觀上等於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當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時，這些官吏或學者無論願意不願意恐怕只能與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際，恰逢楚平王死，楚國在繼位問題上也動盪不安。種種跡象表明，王子朝一行並沒有到達楚國都城，而是滯留在南陽西鄂一帶（今日河南省南陽市石橋鎮）。也就是說，王子朝很可能並沒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給楚國君臣，而是將它們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國現存史書中，既沒有記載楚國何時何地收到過這些周室典籍，也沒有明確記載這批這批珍貴文獻的下落，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無價之寶從此就神祕地失蹤了，而且歷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見它們的蹤影（或許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傳，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是周王室圖書館之典籍）。由於王子朝是有準備的帶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終懷著復位的期望；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將周室典籍祕藏起來了。

為此，筆者在歷史探索小說《老子隱跡》（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設有如下情節：王子朝在攜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勸告，對外偽稱不慎失火將典籍燒燬以絕人念，暗地裡則化裝成商旅將周室典籍祕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峽縣境內）。不過，《皇覽》記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陽西鄂，當地晁姓氏人自稱乃王子朝的後裔；此外，今日河南鎮平縣與內鄉縣之間有地名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後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祕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區。

據《左傳·定公五年》記載：“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事件發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點。筆者推測此事與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關，而王子朝以死拒絕交出典籍。與此同時，老子可能因參與祕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辭職隱居直至終老；事實上，周敬王在位長達44年（死於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間，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圖書檔案館任職的。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天道篇》記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若是《莊子》所言不虛，似可表明周敬王由於未能從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徵集圖書，以重建周王室圖書館。《莊子》書中認為老子與孔子觀點不同，故而拒絕了孔子的請求。應當承認，老子經歷周王室內亂後，其觀念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不過，老子之所以拒絕充當引薦人乃另有苦衷，其實他已經失去了這種資格，而且也不便公開活動（大約此後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關，留下五千言《道德經》，從此隱去）。

筆者這裡之所以介紹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蹤，一是周室典籍失蹤之謎應當引起我國曆史文化界的足夠重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兩千五百年來，始終沒有一位學者認真提出這個問題），二是《山海經》的成書與上述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山海經》一書的作者（包括編輯翻譯改寫者），很可能正是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學者或其後裔。理由如下：

1、從《山海經》的篇章結構來看，具有某種總體框架，當有一個寫作綱領或編輯方針，並有一個彼此關係密切的寫作班子。

2、《山海經》中常跳躍出四言韻句，而《道德經》中亦經常使用四言韻句，此現象已被不少學者注意到。筆者懷疑四言韻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師的一種常用修辭方法，並被周朝史官所承襲，此點《尚書》亦可為證。因此，《山海經》的編寫者當系追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師和學者）或其後裔。

3、《山海經》中的《西山經》、《中山經》內容特別詳實準確，表明編寫者同時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的特長。

4、《山海經》中的大量內容，當源自周王室圖書館收藏的典籍資料，其中不乏前朝歷史檔案記載的上古歷史傳說，以及各地諸侯國的報表文書和採自民間的神話故事（遠古神話傳說乃是歷史信息的載體，參見筆者所著《追尋遠古的信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資料其他人是難得一見的，但卻是隨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後裔耳熟能詳的。

5、老子的《道德經》，在當時堪稱長篇鉅著，但卻極為仔細地隱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對比之下，《山海經》也極為謹慎地迴避任何與現實有特定關係的事件，當亦有其苦心。或許，《道德經》之隱與《山海經》之隱，都出於同樣的原因，即它們的作者或編寫者出於某種現實的考慮而竭力想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經》的作者或編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後裔，那麼他們確實有理由隱瞞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頗有點“裡外不是人”的難處，因此他們也不願意對現實發表意見，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獻的整理編輯上。與此同時，編寫《山海經》這樣的大部頭著作，需要編寫者有著充裕的時間、充足的財力，並且沒有或少有世俗雜務的干擾；顯然，這樣的條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後裔所充分具有的，而這種工作也成為他們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樂趣。

6、相傳孔子50歲才讀到《周易》一書，時在公元前501年。對此我們有了新的解釋，即《周易》等書原為周王室祕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讀不到的；但是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原來祕藏的《周易》等書才逐漸流傳出來。這是因為，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財富來源，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謀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編輯、抄寫、撰著並出售各種典籍圖書資料（珍貴的原版圖書應當早已祕藏起來，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圖書流散於世的情況）。據此，筆者有理由認為，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開創了中國的圖書出版業，而大量周室典籍的傳抄流行又促進了教育特別是私學的興起，而私學的興盛又促成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學術繁榮（正如敦煌藏書的外傳促成了敦煌學的興起一樣）。事實上，老子撰寫的《道德經》一書，應當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個人撰寫的並闡述個人見解的著作；而所謂孔子刪定《詩》、《書》云云，則表明孔子收集到一部分散失的周室典籍，並將它們重新整理成冊（過去學者均誤以為孔子從所有周室典籍中選出了一部分內容編輯成冊）。

7、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觀念，很可能得自於《山海經》，或得自於王子朝一行的後裔學者們（古代南陽地區的文化、學術發達，張衡、張仲景、晁錯等人才輩出，亦得益於此）。這是因為，大九州、小九州觀念含有以某地為中心的思想，然而齊國近海而不處於中原之中心，當時只有周王室的人（包括其後裔）才有著強烈的中央一統的觀念。

8、《山海經》一書既洋溢著中央四方、天下一統的觀念，同時又處處流露出對自得其樂、自給自足的家園小國的讚美和嚮往。對此，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仍然深深沉陷於回憶往昔美好歲月的記憶中，那時周王室雖然只有很小的直轄領地，但在名義是卻仍然是天下一統的宗主國，因而能夠過著體面尊嚴、富裕安寧的生活。有趣的是，老子在《道德經》裡也向往著小國寡民式的理想社會。或許，王子朝及其後裔之所以編寫《山海經》，乃是失國後的一種感情寄託，以便在其中構築出自己的理想。

9、事實上，《山海經》的內容既有官方性質，又有民間性質；既有中央意識，又能平等地對待遠方異國；既有明確的山川地貌的距離裡數，又記錄著各地的物產和風情。顯然，擁有上述資料（地理圖具有軍事價值，非常人可見），又能以平等的心態進行描述，亦非王子朝及其後裔莫屬。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學者，乃是《山海經》一書的編輯、整理、改寫者，而不是《山海經》一書的原作者。實際上，根據筆者對《山海經》長達二十多年的多角度研究，認為《山海經》一書是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周代的《海內五經》四部古籍合輯而成的。有關論述可參閱筆者所著《山海經地理復原圖注》一書，以及其他相關的論文。

不過，我們今天已很難一一分辨出《山海經》中究竟有哪些內容是傳自上古，哪些內容是由王子朝及其後裔學者所改寫或補充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後世其他學者又進行過改寫或補充）。例如，《山海經·中次十一經》記載豐山上：“有獸焉，其狀如猿，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其國有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郭璞注謂：“清泠水在西鄂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由於王子朝避居西鄂，筆者頗懷疑上述記載與王子朝奔楚一事有關：1， “雍和”乃吉祥之名稱，反言其“見則國有大恐”，當為“好人不得好報”之意，似在為王子朝伸冤；2，神“耕父”之名有勤勞為民之意，卻稱“見則其國為敗”，亦在記述王子朝的不幸遭遇；3，所謂“有九鍾焉，是知霜鳴”，此九鍾乃是周王室的重要禮器，當系王子朝奔楚時帶走，其時正值深秋初冬，“是知霜鳴”可能是當時政局將變的一種前兆現象，被王子朝一行及其懷疑銘刻在心。

由於《山海經》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專著，具有極高的軍事和政治價值，因此必然要影響到它的流傳。筆者推測，《山海經》由王子朝一行的學者整理編輯成書後，被作為重要禮品送給了楚國（王子朝一行在楚國政治避難，當然要送給楚國君臣一些貴重禮物，其中應當包括典籍、禮器。事實上，今天在荊楚一帶之所以出土有大量青銅禮器，或亦與此有關），並長期只在楚國上層流傳，因此屈原有條件讀到《山海經》，並據此創作出千古絕唱的《天問》等詩篇。在此前後，秦國對楚國構成巨大威脅，為了安全起見《五藏山經》中有關秦國與楚國交通要道的山川地貌的內容被人有意刪去，這部分內容便成為失傳的中次一經，其地理方位大約在今日秦嶺南麓的漢水、丹水一帶（現存版本的中次一經原屬被次二經）。

再以後，楚國被秦國所滅，《山海經》很可能與其他典籍一起被收藏於秦王朝圖書館內（在此之前，吳軍亦曾攻入楚都，不知是否有文獻典籍的轉移）。此後，劉邦率兵先入咸陽，秦王朝圖書館的大量文獻典籍被蕭何收取，併成為漢王朝圖書館的重要文獻資料來源；至此《山海經》一書才逐漸被漢代學者所知，可惜司馬遷在寫《史記》時由於不能很好地解讀《山海經》的內容而未能引用其資料信息。

《山海經》一書成為顯學而為天下學者所知，是西漢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漢成帝河平三年），漢成帝為了擴充國家圖書館館藏，一面向天下徵求遺書，一面命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對各類古籍進行大規模的編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經》的編校工作。公元前5年，劉向之子劉歆（後更名為劉秀）子承父業繼續古籍整理工作；此後不久，劉秀便提交《上山海經表》，將原來流傳的三十二篇《山海經》，整理校定為十八篇的《山海經》，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版本《山海經》均源於此。事實上，《山海經》在漢代受到各界人士重視，與劉向父子以及東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開，因為他們根據《山海經》的記載，解釋了許多遠方異國的異俗異物和出土文物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劉秀所校定的十八篇《山海經》原版，以及劉秀所依據的三十二篇《山海經》原版，均早已失傳。《山海經》在漢代中期流行一陣之後，，便重歸於寂寞。大約三百年後，東晉學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有方士色彩）對《山海經》進行了全面的校訂和註釋，從此《山海經》一書又重新流傳於世，至今不衰。

關於《山海經》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山海經》與《山海圖》的關係。我們今天看到的山海經圖，多為一幅幅線描的怪獸人神插圖，它們大體出自明代學者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附圖一卷）、清代學者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附圖五卷）、清代學者汪跋（替字）的《山海經存》（附圖三百餘幅）。此前，宋代畫家舒雅、南朝畫家張僧繇亦畫過山海經圖，可惜均失傳了；晉代名士陶淵明有詩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府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從他的詠山海經詩中可推測，其所見到的仍然屬於插圖性質，當與郭璞所見類似。

至於劉向父子、東方朔、司馬遷等人是否見到過山海經圖則不得而知。由於《山海經》的許多文字都具有“看圖說話”的性質，因此不少學者相信《山海經》乃是對《山海圖》的文字說明，而《山海圖》最初是被大禹鑄在九鼎之上的，後來部分圖又被畫在楚國祠堂的牆壁上，並不斷出現在漢代的石刻畫像裡。

應當說明的是，具有“看圖說話”性質的山海經圖屬於自然地理圖和人文地理圖，因為它們有著地理方位信息的內涵，因此與後世的山海經插圖性質完全不同。筆者推測，最早的《山海圖》應當圖文並茂，其上既有圖形圖畫，也有文字，還有大量圖畫式的文字（或許類似東巴文字，以及某些巖畫、陶畫圖案）。其實，漢字的前身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圖畫；而我們祖先在發明並廣泛使用文字之前，曾經歷過一個相當長的用圖畫記錄信息的時期（配合以神話傳說）。事實上，遠古有關八卦圖、河圖、洛書、白澤圖的傳說，其實質都是用圖畫記事，其中河圖、洛書屬於自然地理圖，白澤圖則屬於人文地理圖。

遺憾的是，我國遠古時代的自然地理圖和人文地理圖均失傳了；但是，《山海經》卻奇蹟般地流傳至今。根據筆者的研究，《山海經·五藏山經》是帝禹時代（公元前2200年前）所進行的國土資源普查的考察報告，當時所繪地圖即早已失傳的《山海圖》。為了再現《山海圖》，筆者與畫家孫曉琴女士合作，自1995年起陸續繪有350幅白描暨水彩山海經神異圖（崑崙出版社出版）、上百幅國畫山海經神異圖、數十幅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圖和山海經遠古部落文明圖組畫，並於1999年9月9日創作出巨畫《帝禹山河圖》，畫高5·4米、寬7·8米，將《五藏山經》記述的447座山，以及相關的水系258處、地望348 處、礦物673處、植物525處、動物473處（其中許多神異動物實際上是由人裝扮的）和人文活動場景95處全部繪出，顯然這是數千年來的首創，具有極高的科學、藝術、收藏價值，亦可告慰帝禹在天之靈。

事實上，《山海經》是記錄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起源與發展的最珍貴的歷史典籍之一，它是一種與金字塔、兵馬俑同樣重要同樣有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這正是筆者要歷時二十餘年探索山海經來龍去脈的原因，那是來自遠古的信息，我們有必要傾聽傾聽再傾聽，只有這樣人類的生存經驗才能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