櫟陽古城與商鞅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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櫟陽古城與商鞅變法

出閻良城區向東轉關中環線繼續前行,大約3公里左右,就來到了位於閻良區東南部的武屯鎮

仿漢代建築的牌坊式鎮大門右側,聳立著商鞅雕像,他左手持法律木簡,右手食指似乎點向木簡,雙目堅毅地遠視前方,凜然慷慨的形象呼之欲出。雕像的底座上,篆體的商鞅二字剛勁有力,顯示著這位變法強人的果敢與堅毅。

雕像背後雕刻著商鞅簡介:商鞅(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衛國人,戰國時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衛鞅,又稱公孫鞅,因戰功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在位執政力推變法,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在距雕像不遠處有一面雕塑牆,黑底金字(或圖案)介紹了商鞅變法的整個過程:孝公納賢;三獻國策;徙木立信;收復河西;忠義千秋。透過這些簡短精煉的文字,我們似乎能看到當年發生在這裡的錯綜複雜、利益交織、波詭雲譎、發憤圖強等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徙木立信”這一典故是衛鞅變法開始時樹立秦國政權公信力的試金石,它就發生在現在的武屯鎮核心區域。武屯鎮在戰國時期是秦國都城所在地,時稱櫟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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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歷史資料記載,古櫟陽城即秦漢櫟陽故城,又稱萬年城,築於秦獻公(贏師隰)二年(前383年),秦孝公(贏渠樑)在此任用衛鞅變法圖強,秦孝公12年(前350年)遷都咸陽,秦國定都櫟陽共二世35年,東漢末年廢棄,故址位於閻良區武屯鎮官莊村和御寶村一帶。

據考證,古櫟陽城地處關中渭北灌區,石川河流經故城北部和東部,城址附近地面平坦,河渠縱橫,戰亂加上歲月的磨礪,現在地表上已無遺蹟可尋,但地下時有秦磚漢瓦出土,讓人們對這片土地充滿了好奇和神祕之心。

據陝西省文管所1964年調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1980——1981年勘探和試掘,古櫟陽城在今武屯鎮東,石川河西的區域內,呈長方形,東西長約2500米,南北寬約1600米,城中有道路13條,南北7條,3條東西向幹路橫貫全城,東西城牆相應各闢三個城門,南北各闢二個城門。

一個總面積約4平方公里的都城,依現在的眼光看,的確比不上有些鄉鎮。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秦國財力捉襟見肘,國力不夠強大,同時為秦孝公發佈求賢令、衛鞅實施變法提供了前提條件。

查閱歷史資料,我們看一下當時秦國的窘況:早在秦孝公出生前,秦國經歷了秦厲公之後的幾代君王動盪,國力大為削弱,魏國趁秦國政局不穩。奪取了河西地區(今山西、陝西兩省之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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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之父秦獻公繼位後,割地與魏國講和,安定邊境,遷都櫟陽(今閻良區武屯鎮),其中蘊含有天子戍邊的意思。秦獻公休養生息,並且數次東征,想要收復河西失地。

前362年秋,秦獻公親自統帥大軍與魏國在黃河西岸的少梁山地展開了大戰,其嫡子贏渠樑率死士三百直突敵陣中心,一舉俘獲魏軍統帥公叔痤,誰料秦獻公斷後狙擊時被魏軍毒箭射中背心,含恨而亡。

這場奇特的戰爭,沒有勝負,兩敗俱傷,魏國統帥被俘,秦國國君殞命疆場。秦孝公(贏渠樑)繼位時年方21歲,與齊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韓昭侯、趙成侯並立,在動盪的戰國初期,秦國勉強算是七雄之一。

但因地處偏遠,國力羸弱,不參加中原諸侯國的盟會,被諸侯們疏遠,並像對待夷狄一樣對待。說白了,中原諸侯根本瞧不起遠在西部的弱小秦國,近鄰趙、韓、魏、楚、晉等對秦國肆意蹂躪,秦國只能忍氣吞聲,割地媾和。

當時黃河和崤山以東的戰國六雄已經形成,淮河、泗水之間有十多個小國。此時,周王室勢力衰微,根本無法號令諸侯,諸侯間用武力相互征伐吞併,帝道王道已失,強權霸道橫行。只有富國強兵才是自保並贏得戰爭勝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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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繼位不久,魏、楚、齊、燕、趙、韓六大諸侯於魏國逢澤會盟,盟主魏惠王,會盟主辭是六國定天下。更重要地是六國訂立了三條盟約:其一,六國互不用兵。

其二,劃定吞併小諸侯的勢力圈。其三,六國分秦,共滅秦國,而後對齊國轉補土地二百里。逢澤會盟既把秦國排除在外,進而又確定了共滅秦國,可見,當時的諸侯爭霸根本沒把秦國當一回事。

雖說秦孝公繼位後,以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主地位為己任,廣施恩德,救濟孤寡,招募戰士,明確論功行賞等法令,但成效甚微。現在聞說六國訂立了三條盟約,秦孝公的確感到了被滅國之危險。

有志青年秦孝公先進行國恥刻石,再發昭告天下的求賢令,逐步拉開了變法圖強的序幕。即使現在閱讀《史記•秦本紀》中秦孝公的求賢令,仍然能使人感到其博大胸懷。

秦孝公求賢令原文如下: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歷、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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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這篇求賢令風格獨特,胸襟開闊,足以引起有志者的共鳴。據孫浩輝先生所著《大秦帝國》之《黑色裂變》記載,當時衛鞅看到秦孝公的求賢令,激動地作了三個方面的精準評價:“其一,開曠古先例,痛說國恥,歷數先祖四代之無能,千古之下,舉凡國君者,幾人能為?幾人敢為?

其二,求強秦奇計,而非求平平治國之術,足見此公志在天下霸業。身處窮弱,被人鄙視,卻能做鯤鵬遠望,生出吞吐八荒之志。古今往來,除禹湯文武,幾人能及?其三,胸襟開闊,敢與功臣共享天下。有此三者,堪稱真心求賢也!”

我想正因為如此,才打動了衛鞅的心,促使他從魏國來到貧弱的秦國,施展自己的才能,留下了千古傳誦的商鞅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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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是否變法的激烈爭論之後,秦孝公於前359年命衛鞅在秦國頒佈《懇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其主要內容有: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消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的稅租制度以及其他措施。

為了樹立政府的公信力,做到言而有信,有令必行,衛鞅在當時的秦都櫟陽親自導演了一場“徙木立信”的遊戲,藉此宣佈秦國開始變法,守法有功者賞,違法有罪者刑,這就是強秦變法!

經過兩次變法後,秦國國力強大,百姓富裕充足,出現了路不拾遺,山無盜賊的繁榮景象,人民勇於為國家打仗,怯於私鬥,鄉村、城鎮秩序安定。周顯王派使臣賜予秦孝公霸主稱號,諸侯各國都派使者前來祝賀。

前348年,韓昭侯親自前往秦國與秦孝公簽訂停戰盟約,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贏駟率領西戎諸國朝見周顯王,確立了秦國西方霸主的地位。

前341年,秦國聯合齊、趙兩國攻打魏國。同年九月,秦孝公派衛鞅進攻魏國河東,魏派公子卬迎戰。兩軍對峙時,衛鞅派使者送信給公子卬,言稱以私情邀請公子卬見面,訂立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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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卬赴會時被衛鞅埋伏的甲士俘虜,衛鞅趁機攻擊魏軍,魏軍大敗,魏惠王被迫割讓河西部分土地求和,衛鞅因戰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後人稱商鞅。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戰國策》記載秦孝公想傳位於商鞅,商鞅推辭不受。秦孝公去世後,其子秦惠文王(贏駟)繼位。同年,公子贏虔誣陷商鞅謀反,商鞅反抗戰敗死於彤地,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示眾。

對於商鞅變法,歷史上持正面評價的較多,非議的也不少。賈誼在《過秦論》上篇中如此評價商鞅變法:“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商鞅變法:“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賈思勰評價商鞅:“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

唐甄評價說:“昔者孟子之世,天下強國七,秦孝公發憤於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戰士,明賞功,西斬戎王,南破強楚,虎視六國,狙以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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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評價都從正面肯定了商鞅變法對秦國強盛所起的作用,甚至連帶到秦始皇兼併六國,統一天下,也離不開商鞅變法所奠定的經濟、法制、軍功等基礎。但從曾國藩對商鞅變法的評價中,我們也許會窺探出一代大家對此事的不同反響。

曾國藩說:“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因而矣。”仔細琢磨曾國藩的言語,不難發現他對商鞅變法實行的獎勵軍功不以為然,更對秦國“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變法強盛,最後兼併六國、統一天下更不認同。

其實,對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持異議的歷代大有人在,曾國藩並不是第一人。

秦因變法而變強大是不爭的事實,用王道結束戰國紛爭,可能遙遙無期。秦孝公和商鞅這對君臣從櫟陽起步,勵精圖治,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大走向,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第一個封建集權制帝國打下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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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櫟陽這個地方也隨著這對君臣名垂青史。

作者簡介:黃天順,系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散文學會會員,西北大學陝商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長篇小說《三秦儒商》,歷史文化散文集《三十六記:用腳步丈量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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