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諸雄並起。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是時，秦國僻處雍州，被山東六國當作蠻夷看待，不得參加中原盟會與大國會議。此前秦歷經幾代君位動盪，國弱民窮，軍隊渙散無紀律，百姓私鬥成風，鄰國魏國趁機奪取其河西之地；民風愚昧，父子同居，男女無別。國家內憂外患，秦孝公不堪恥辱，即位之初便頒佈求賢令，遍求強秦之人。彼時正在魏國的衛鞅（即後來的商鞅）聞說此令，西入秦國，通過孝公嬖臣景監四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霸道與強國之術。孝公採納後者，任用商鞅，啟動變法。接下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潮流，使秦國國富民強、移風易俗。

然而，對於商鞅的評說，後世文人學者莫衷一是，褒貶各持己見，如今竟有"商粉""商黑"兩派立場，此中對商鞅的批判尤甚。商鞅變法不僅推進歷史向前發展，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更構建了後世國家機器、法律制度和經濟結構的雛形。即如此，商鞅為何還會慘遭車裂，"中於讒誹也二千年"呢？

衛鞅、公孫鞅、商鞅，是同一人嗎？

商鞅本是衛國國君的後裔，原名衛鞅。姬姓，氏公孫，故又稱公孫鞅。後因在秦魏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後世多稱之為商鞅。商鞅入秦之前，在魏國做國相公叔座的中庶子。《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公叔座在臨死之前向魏惠王（即後來問政於孟子的梁惠王）舉薦衛鞅，並希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魏惠王沉默不語。因為在那個看身份的年代，一個默默無名身份低微的中庶子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更何況是擔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相。公叔座知道衛鞅是個大才，於是他說如果不用衛鞅，就必須把他殺掉，不要讓他出國境，以免其幫助敵國。魏惠王應承著離開了，隨後對身邊的侍從說：公叔座想讓我任用衛鞅，真是病得不輕啊。大王走後，公叔座趕緊叫來了衛鞅，將此事事告訴了他並勸其離開，不然會有殺身之禍。衛鞅道："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他終究沒有離開魏國。從這裡可以看出，衛鞅是一個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準確的判斷力和縝密的邏輯推理能力的人，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他的賭徒性格。

衛鞅四見孝公

衛鞅來到秦國後，四見孝公之後才獲賞識。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孝公與衛鞅是雙向面試，孝公在考察衛鞅，衛鞅也在試探孝公。如果孝公一上來就為帝王之道所動，衛鞅很大可能會離開秦國，另尋他心中的明主。因為衛鞅從小喜歡的是刑名之學，是法家本色，與一般的迎合君主口味的策士說客不同。而在《商君列傳》的評贊中，司馬遷說商鞅骨子裡就是個刻薄之人，說他用帝王之道遊說孝公，無非是虛飾浮說，裝腔作態。這算是太史公的一個漏洞了。列傳正文記載商鞅在孝公選擇了"術"之後，感嘆了一句"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也就是難以與殷、周的德行相媲美，怎麼會是"挾持浮說"呢？評贊與正文矛盾，本無可厚非，因《史記》正文是客觀敘述歷史，"太史公曰"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但是讀過《商君列傳》原文的都知道，司馬遷在這裡過於激動了，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作為"史家之絕唱"的抒寫者與歷史之父，司馬遷對歷史的看法與人物的評價舉足輕重。在《商君列傳》的太史公評贊中，司馬遷給商鞅貼的標籤是"刻薄少恩"。他列舉了商鞅的種種"罪狀"，除去上文提到的"挾持浮說"，還有"因由嬖臣""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

劓刑

有人調侃司馬遷是商鞅最大的黑粉。這句話不假。但若結合司馬遷的身世與思想，便可理解他為何如此憎恨商鞅了。韓兆琦先生說："作者（司馬遷）出於個人的慘痛經歷，對於商鞅這個法家人物從態度上是反感的，這與他對待吳起、晁錯一樣，是同一種性質的偏頗。"司馬遷遭受宮刑的慘痛經歷，對儒家思想的持守，都使得他對商鞅這個法家酷吏恨得咬牙切齒。當然，誤解也來自時代的侷限。從今天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來看，"秦律事實上並不像《史記》及《漢書》等史書所說的那樣嚴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備程度堪與唐律相媲美"（堀毅《秦漢法制史論考》）。司馬遷說他曾讀過《商君書》之《開塞》《耕戰》，其內容和商鞅本身的作為（大概指殘酷刻薄）相類似。而《四庫提要》、錢穆先生與胡適先生考證《商君書》是假書（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商鞅考》，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時已是近現代。司馬遷沒有接觸正確的史料，以致出現錯誤的認識，而後世已掌握了部分歷史事實，基於此，對商鞅的偏見必須得到糾正。

為商鞅正名

對於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解讀必須置身於當時的環境，這是正確認識歷史的方法論。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主張人民幸福，道家強調人民自由，法家追求國家強大"（鮑鵬山）。仁義永遠都不會過時，但它是一個目標、一個理想，而不是手段。術才是手段。故明君拓土強國，賢君遵禮安民，是謂先王后聖。且大爭之世，奉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法家強調審時度勢，銳意改革，因此最適應戰國。至於有人說商鞅變法嚴刑峻法等措施導致了秦二世而亡國，是沒有認識到商鞅開闢的是"戰時法治社會"。商鞅變法之根本目的是解決秦國當前的現實矛盾，其措施只能用於秦一統天下之時。是後世的統治者沉浸於享受專制權力帶來的快感而不可自拔，沒有對政策及時做出適應時代的調整，最終導致秦帝國迅速滅亡。

最關鍵的一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點，那就是商鞅的法令是君主意志的全面貫徹，他的背後站著的是至高無上的王。他是王的"干城""好仇""腹心"，是那個在改革的戰車前披荊斬棘乘風破浪的鬥士。秦惠文王即位後車裂商鞅，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商鞅位高權重、功高震主，而新君即位，亟需提高自己的威望，維持自己的權力。且商鞅已完成變法，對秦國來說也失去了價值。抑或利用商鞅之死可進一步打壓復辟勢力，或者平衡其與變法者之間的矛盾，以保護新法，穩定統治。這不禁令人感慨"每個變法者在締造歷史的同時，也在毀滅自我"。像商鞅這樣有大局意識、篤誠熱情、極身毋二的變革家，應該得到應有的尊敬與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