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上海 追根溯源尋找上海最古老的天主堂 翻開沉寂的往昔歷史

今上海豫園花園東牆外的小路即“安仁街”，它是以歷史地名“安仁裡”而得名的，原來的豫園大門就開在安仁街，與潘允端的私宅對峙。到了明末的天啟、崇禎（崇禎是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朝）年間，潘氏家族衰落，祖產已保不住了，“世春堂”就賣給了“範比部香令”。“比部”在明清多指刑部的官吏，上海的縣誌中未收錄“範香令”此人，倒是《閱世編·卷五·門祚二》中記：“範香令文若，生而英敏，九歲能文，年十七而舉於鄉，成萬曆己未（1619年）進士。兩仕劇邑，著績，遷部曹。以家隸發難，被刺而卒。子五人，四有文名。鼎革以後，世業竟無餘矣。”這位範香令也是上海人，十七歲就考取舉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曾兩次出任大縣的知縣，後調刑部，就是他買下了潘氏的“世春堂”。不過，可能範家為人不仁，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家奴造反，把範香令及他的母親殺了（這也許是範香令未被縣誌收入的原因），而他的子嗣也無能力守住家產，“世春堂”就被天主教傳教士潘國光（字用賓，意大利傳教士）收買，大修後改作天主教堂——敬一堂。在現代的著錄中，大多認為是徐光啟的孫女從潘氏手中買下“世春堂”捐獻給教會的，未詳出典何處。

清兵入關後，上海的豪宅大多被毀，而“世春堂”是西洋教會產業，而當時清廷委任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德國人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使上海的“世春堂”不但未遭兵燹，“而規制視昔有加”。欽天監是古代中央政府設立的掌管觀察天文、編修曆法的官署，相當於今日的中央天文臺、氣象局，從明朝後期起就聘用西方傳教士擔任監正。中國是古代天文學很發達的國家，但到了16世紀後，西洋的天文學已明顯比中國先進、發展。古代，常用計算、預測日食、月食的發生時間及過程來檢驗天文曆法的水平，據記載，自西洋傳教士任職欽天監後，傳教士預測的日食、月食的發生時間和過程明顯比中國官吏準確，於是由妒忌而生恨，中國官吏反對、排斥西方傳教士的活動不斷髮生，並發展為排斥、反對天主教的鬥爭。康熙五年（1666年），湯若望反對清政府收復澳門（澳門是中國天主教的大本營），被欽天監監正楊光先“上書攻之”，於是清廷除了將湯若望逐出北京外，還下令將所有的西洋傳教士逐出中國。不過僅幾年後，即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又聘用湯若望的助手、比利時籍傳教士南懷仁管理欽天監，這個禁令才被解除，上海的“敬一堂”又由潘國光收回。 葉夢珠壽約六十幾歲，於清康熙中期逝世，在葉夢珠逝世後的康熙中後期，中國士大夫與西洋傳教士之間的衝突更加嚴重，這次的衝突集中於關於中國的“祀祖祭孔”的禮儀。“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孝”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核心內容，孝的內容很多，其中包括對祖先的祭祀，而西洋傳教士則認為祭祀是一種“迷信”，應該廢除。

孔夫子是中國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自從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孔夫子的地位不斷上升，代表儒家的“四書五經”，不僅是讀書人必讀的書，也是科舉考試的主要教材和內容，至遲到元初，中國還規定於每年仲春、仲秋的第一個“丁”日隆重祭祀孔子，稱之“丁祭”，而西洋傳教士積極宣揚耶穌才是拯救世界的聖人，反對或阻止教友、信徒祭孔。終於在清雍正二年和十年（1724年和1732年），清廷宣佈天主教為“勸人為惡”的非法宗教，將全部西洋傳教士逐出中國，取締天主教，全國的天主教產業一律充公。在中國稱之“禁教”，而對教會來講，就稱之“教難”。當然，包括“敬一堂”在內的上海天主教教產全部被充公了，上海的天主教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在遠離市區的郊區活動。 進入近代以後，局面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中已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1844年7月13日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又規定：“合眾國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準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實際上承認了基督教在中國開放口岸建立教堂和傳教的權利。 1844年10月24日中法也簽訂《黃埔條約》，其中規定：“法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事實上也承認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合法權。但是，由於清廷在簽訂中法《黃埔條約》時，並沒有明令取消雍正時取締天主教的禁令，所以，各地均發生了不少阻止或打擊天主教開展活動的事件。在此情勢下，法國政府和教會也被迫承認：“這些都是借宗教名義的壞人們乾的壞事，與西洋各國信奉的宗教無關。”

一直到1845年8月，法國公使刺萼尼在澳門拜訪中國全權大臣耆英時，詳細報告了法國教會在華活動情況，並希望耆英對全國的反天主教活動加以阻止，耆英就此事上奏皇帝，講：至於外國傳教士“只准其在通商口岸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傳教，倘若違背條約，越界妄行，地方官一經拿獲即解送各國領事館”，皇帝在奏摺上御批“依擬，欽此”。於是，耆英的奏摺就成了“上諭”，實際上解除了雍正的禁天主教令。對天主教的禁令正式解除後，法國公使和天主教最早想到的問題就是爭取收回在雍正年間（1723—1735年）被中國政府籍沒的教產。法國人史式徽著《江南傳教史》中收錄了1845年12月和1846年5月法國公使刺萼尼和傳教士南格祿的兩封信的部分內容，講： 刺萼尼公使是很老練的，他去拜訪上海道臺時說：“我去拜訪兩廣總督（指耆英）時，他給了我一件寶貴的禮品，給中國人民頒佈了拜真天主的自由。我這次榮幸地來拜訪閣下，希望閣下也能送給我一件貴重的禮品。”接著，公使就提出了歸還舊教產的要求。 道臺一聽到這個要求，便不加考慮地連連宣稱，這完全越出了他的權力範圍，他無權處理；還說，如果上海民眾見到一百多年來已由皇帝敕令充公的產業復歸於洋人，他們定將反對。法國人第一次提出索還被充公的教產請求被上海道拒絕了。但是，法國人並沒放棄索還教產的計劃。1846年初，刺萼尼公使再次到了廣州，拜訪了兩廣總督耆英，希望耆英慎重考慮是否會因教產問題而導致中法關係的緊張化。在法國人的威逼引誘下，耆英只得同意將此事上報皇上。1846年3月18日，耆英在廣州宣佈了2月20日上喻：“天主教教人為善與別項邪教迥然不同，業已準免查禁。為此皇上欽定，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如勘明確實，準其歸還該處奉教之人”，“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憑著這道上諭，法國人就直接向上海道索還教產。

1847年11月21日董家渡天主堂在趙方濟主教主持下奠基動工，由輔理修士馬義谷承擔設計和監造。旋不久馬義谷因教務暫離，改由方濟各會神父芒吉里監造，但這位神父根本不懂建築，而施工的中國工匠也無法理解這座形狀與中國建築完全不同的教堂應該如何施工，所以教堂造了一半就倒塌了。教會只得請監造徐家彙教堂的羅禮思神父來負責監造。由於天主教剛恢復合法地位，教會資金嚴重不足，雖然教會向法國皇帝爭取撥款，但當時法國也處於“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時期，無法向海外教會提供經費，所以董家渡天主堂工程多次被迫停業施工，最後，終於放棄了原設計樣式，取消了上層一排玻璃窗和中央的大圓頂，高度僅為原設計高度的三分之二，而寬度並沒改變。和正規的教堂建築相比，它顯得扁平而又臃腫，談不上西洋建築的規矩之作，但其畢竟是上海老城廂出現的第一座西洋天主教堂，也是保存較好的近代西洋建築。它已被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據卜舫濟著《上海簡史》中講：“教堂內有一座法國神父手製的風琴，以竹為管，狀極殊奇，全世界迨無其匹，至今前往參觀者，堂中人猶特為之示，目為奇物”。可惜，這座風琴今已不知去向了。 洋涇浜天主堂 聖若瑟天主堂位於今四川南路36號，因坐落在原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南岸，故也被叫作“洋涇浜天主堂”。有的著作中講該堂供聖若瑟為“主保”，故名聖若瑟堂。其實，這僅講對了一半。早在明代，天主教耶穌會已在澳門建立三巴大教堂，該堂是主教堂，下設“聖若瑟神學院”，這裡畢業的學生就被派遣到中國以及東南亞傳教。洋涇浜教堂是耶穌會機構，該堂神父主要來自聖若瑟神學院，才被叫作聖若瑟堂。 在1849年法租界開闢之前，上海北城牆與洋涇浜之間十分荒涼，周圍除了少量民宅外，大多是墳地。所以，當天主教獲得這塊土地後，僅建造了一個簡易的教堂和傳教士住宅。法租界建立後，這裡的人口才逐漸增加，但信徒們寧可走上幾里路到董家渡教堂做禮拜，也不願呆在這個簡陋的洋涇浜教堂。但是，當1853年的小刀會起義後，從法租界到董家渡的道路已被切斷，人們只得到洋涇浜教堂做禮拜了。於是，該堂做禮拜的信徒增加了，原來簡陋的教堂已不能容納信徒，便決定拆除重建。該教堂於1860年4月15日奠基動工，第一期工程於1861年6月29日竣工。它也是現今上海保存較好的近代西洋建築，被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

明末，傳教士郭居靜陪徐光啟回上海守制時，徐光啟就在自己南門外老宅——雙園之西建了一座聖母堂。清雍正年間（1723—1735年），外國傳教士潘國光被逐出上海，並客死廣州，後來上海的天主教信徒就出資將潘國光的遺體運回上海，就下葬在這裡。實際上在此之前，另一位中國籍牧師吳歷已先潘國光葬在這裡了。

大概在清代初期，這座聖母堂附屬的土地已作為天主教墓地，主要安葬客死上海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籍牧師。在雍正禁教時，聖墓及教堂產業也被沒收充公，因為這裡是城外冢地，充公後的墓地沒有被使用，一直荒蕪著。所以，當1846年上諭歸還教產時，辦了移交手續後就歸教會了，並一直作為傳教士專用墳地。今天陸家浜路南有條叫“天柱山路”的小路，解放前叫作“天主堂街”，就是由聖墓旁的“聖墓堂”（聖母堂）而得名的。

按理，當1846年清政府同意以城外三塊土地作為老天主堂的補償後，老天主堂產業應該屬於中國公產了，但是，1856—1858年發生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戰敗，並分別與各國簽訂和約，1858年中法《天津條約》中規定，中國必須將以前充公的教產無條件歸還天主教會。而1860年太平軍東進期間，清廷為了與租界建立聯合防禦，同意讓出部分主權作為交換條件，這樣，產權上歸屬中國政府的老天主堂又被上海道拱手送給了法國天主教。

1861年2月19日，上海道將老天主堂產權歸還給法國駐滬領事愛棠；次日，外國傳教士年文思又正式任命中國籍神父餘伯祿為該堂堂主。接著，中國人就把始終視為神聖的敬業書院和關帝遷出老天主堂，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損傷。一位法國人是這樣描述當時情景的： 道臺經過再三考慮，乃決定歸還老天主堂教產。戰神（外國人弄不清關帝是何神，見其手持大刀而誤為戰神）塑像決定搬運到西門附近的另一所廟裡，搬運前人們謹慎小心地把紅紙條封住塑像的雙眼，說是為了掩住他的眼淚，也有人說這是象徵他流的淚是血淚。

而與此相反，當法國天主教會選定1861年4月7日——耶穌復活瞻禮後的第一個主日舉行隆重的老天主堂復堂儀式。“這一天早上九時，由大十字前導的迎賓大隊，從聖堂出發到法國兵營所在地的豫園湖心亭茶室，迎接孟鬥班將軍及其隨從軍官”。一位記者描述得更為活龍活現： 我幸福地聯想到大十字架的輝煌勝利，它從遭窘難，被迫隱藏在黑暗之中，而今日卻能莊嚴地在滿是外教人的城中心的大街上巡迴遊行。這些教外居民目睹我們莊重的教禮教儀，十分驚訝，滿懷著崇敬。 年文思主教在儀式上向法國軍官致謝：“老堂的歸還，說明了教外人的戰神已被教友的保護神戰敗，迫使他不得不歸還這不義之財”。——確實，這是近代中國之悲劇，中國的“戰神”確實無法抵擋外國的軍隊，但隨著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人民必將會擊潰任何入侵的敵人。 “敬一堂”是上海最老的天主堂，俗稱“老天主堂”，今址為梧桐路137號。1938年，教會在這裡創辦上智小學，1953年改為梧桐路小學，據清《光緒上海縣續志》中記載，當年傳教士們在天主堂的空地上種植了多株梧桐（懸鈴木，即今人所謂的“法國梧桐”），在盛夏季節，高大的梧桐樹枝葉遮蓋了整條街，於是，天主堂前的路就被叫作“梧桐街”，即今梧桐路。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民居大多為磚木結構，而磚木結構建築的使用年限有限，如遇兵燹、火災，瞬間即可燒燬，所以，上海真正保存的清代建築寥寥無幾，屈指可數，而有據可查的明代民宅，大概僅“世春堂”一處，而且昔日的畫棟雕樑基本完好，屬於上海的“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