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浦山——潮汕文化的三足烏

潮汕文化的三足烏

作者：彭妙豔

十多年前，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區域旅遊規劃專家陳傳康先生，曾應邀幾次到新市揭陽考察景區，我當時還在黨委組織部門工作，但市委的領導因為我對揭陽地理、人文略有了解之故，指定我參與陪同。在考察過程中，傳康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談及書院與庵寺在桑浦山“成名”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與我的看法可說是不謀而合。程教授與我同是飲桑浦山泉長大的潮人，對桑浦山有著一樣深厚的感情，而當我們想把它推介給山外的廣大讀者時，眼光不約而同盯在山上星羅棋佈的書院和俺寺上。我們以為，因為正是這兩個文化體系的物質遺存，構成了最有特色的桑浦人文景觀。

一般而言，山大內涵與積澱是否豐厚，取決於人文因素的多寡。而地質的因素，固然也有其作用，但往往只是作為點綴罷了，也許這是中國特色的審美趣味所決定。前些日子，讀過地理學家吳勝明先生的《中國地書》，它是專門介紹中國的國家地質公園的，但是人文內容卻佔全書十之七八。地理“專書”尚且如此“處理”，其它側重人文的著書就更可想而知。因此之故，位於粵東汕頭、潮汕、揭陽三市交界處的桑浦山，論大，不過方圓50裡；論高，主峰也只是接近500米，這在地理學中只能算是“高丘”而已，但它卻排名於華夏名山序列。前些年有一部分發行海外，影響不算小的《錦繡中華》畫冊，桑浦山就在其中佔有可觀的篇幅。按照唐人劉禹錫的說法，山是“有仙則名”，桑浦山也有仙（本文後面將有敘及），根據劉氏制定的標準，似乎也就可以出名。但事實上它的名聞遐邇，文獻記載不絕，靠的不是神仙老虎龜而是創造了絢爛靚麗的嶺東文化的潮汕人。

元人編纂的《潮州三陽志》這部地方誌書裡，收錄有一篇文章，對南宋期間，僅僅潮州城內就有兩所書院，而當時廣南東路（即今廣東）各州都無這種氣象，引為驕傲。我發現，時至今日，還有很多本地學者在不斷援引這一說法，以證明潮汕古代教育、文化的發達。其實，這位寫作文章的學者對潮汕的歷史瞭解得不太透徹，因為，在潮州城內韓山、元公兩所書院開張的稍早一點時間，內外桑浦山上，由薜洪鼎、紀善甫、謝前山、林翼龍等本地士人開闢的白雲岩、寶雲巖等書院或準書院，解惑釋疑、傳經授《易》的事業已進行得如火如荼。明朝嘉靖年間潮州狀元林大欽撰寫《重修寶雲巖記》，對其先人林翼龍與友人在巖中教書育人的事蹟，仍然敬佩有加。這篇鐫於巖外石頭上，也收錄於《東莆文集》、《潮州文概》的《記》，至今猶存，可供查考。回顧兩宋300左右年時間，潮州三縣進士中式者170左右人，成為徐璋稱美的“多士天下都”，而環桑浦山鄉村弟子竟居其半！宋元幾百年間，潮州一直雄踞嶺南“文物之都”的地位，桑浦山岩書院所作的貢獻，委實不可埋沒。宋代的潮州，人文鼎盛已“不亞中州”，而自此以降，書院愈是在桑浦山遍地開花，爭奇鬥豔。中離、華巖、宗山、玉簡、龍泉、神山等一連串的此類民營學校，分佈於如今三市境內的各個適宜“藏修”的山頭與山坳。據乾隆《揭陽縣誌》所載薜僑文章所寫，嘉靖初期，中離書院最盛時，有“數省同志”負笈來讀，大幾百人之眾，屋舍遍佈虎山周圍，一時人滿為患。紹興籍著名理學家，因言事由御史貶為揭陽主簿的季本，目睹當時盛況，不勝感慨地寫下“中離次日藏修地，應作人間勝蹟傳”的詩句。朱熹是一代大儒，他講學白鹿、嶽麓、考亭諸處，門徒濟濟，成為中國教育史、思想史的一道亮麗的風景。但以一山而書院之多，付笈求學者接踵而至，以中國之大，恐怕只是桑浦山才有。就是朱子最風光的時候，也沒有這般景象 。正因如此，嶺南文化大師黃佐於嘉靖中葉傾情寫作《中離山記》，對桑浦山的文化作了高度的定位和熱情的推介，是桑浦山崛起於中國文化叢林，進入全國文化人的事業。

山岩書院的勃興，這是潮州人重視教育的最直接體現，這是潮州教育、文化到了明代達到如日中天的最形象的寫照。宋人所撰《潮陽志》寫及南宋初年，當宋高宗向潮籍高官王大寶瞭解潮州民情風俗的時候，王大寶以“地寒栽松柏，家貧子讀書”作了最生動、最客觀的回答。潮人勤勞重教這一民風，在桑浦山這一獨特地理環境中得到了延續與發展，繼往開來中使之成了思想的寶庫、知識的淵藪、文化的源泉。改革開放以後，潮汕地區第一所綜合性大學——汕頭大學之所以也要選擇此山而建，可說由來有自。

由此我想到唐人王勃，是他在經典名文《滕王閣序》中最早提出“地靈人傑”的命題。這命題從哲學的角度去審視，可說包含著唯心、唯物的各一半因素，於是天衣無縫地鑄就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作為唯物者，並在對本土歷史進行全面考察的前提下，我認為，桑浦是因人傑而顯地靈，復以地靈而作育了人傑，千百年來，良性地循環著。雖然考古成果證明，早在新石器晚期和相當於中原夏、商、周的“三代”時期，桑浦山就有百越土著啟扣山林。他們的早期的刀耕火種，拉開本土農業文明的序幕。但是，憑著近年各處遺址出土的文物，我們無法斷言在於潮汕諸山的相比上，這一時期的桑浦山文化有什麼非同凡響之處。只有到了宋代，負有後人所稱“八賢”之譽的經學家林巽，在山上撰寫了具有全國影響、自成體系又異常深奧的《草範》八篇，元代的揭陽人陳肅在山上寫出了《蓮峰集》、女詩人郭貞順寫出了《梅花百詠》，明代的壁侃、翁萬達、林大欽、陳一鬆、鄭旻、林熙春等寫出了大批冠以桑浦書名的經學和文學著作如《華巖講義》、《玉簡堂集》、《中離全書》、《峚山集》之後，舉國的學術文化界，才不斷髮現和驚詫於在南國海濱，有著一座如此人才輩出、文化積澱深厚，閃耀著亙天光芒的大山。

因為已經寫到“人”，我就想提示廣大讀者，只須隨意翻閱一下各種史乘宗譜，或者在山上漫步踏勘，便能從目不暇接的古墓、石刻中，輕而易舉地發現，整個宋代與明代，幾乎所有發達了的潮州人士都是吸允著桑浦山的乳汁成長。是的，宋元過於悠遠，可以暫且不管。只須看看明代，薜侃幼時拾柴草於崇丘巨陵之間，後來成了傳載《明儒學案》的著名理學家。翁萬達在龍泉巖上讀書求學，後來成了兵部尚書、“嶺南第一名臣”。林大欽在東莆嶺下研習蘇文，後來成了潮汕歷史唯一的文狀元。鄭旻苦讀鄒山臥遊洞，後來成了貴州布政使，縣、府、省三級名宦祠，都供著他的神牌。林熙春在牛背上熟習唐詩宋詞，後來成了尚書級著作等身的大人物。名列明代“戊辰四俊”的辜朝薦，在玉簡峰下潛修《春秋》、《左傳》，後來官至給事中，成了《臺灣通史》所載反清復明的功臣。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在地都老家編寫《桑浦山志》時，其中“人物”部分，傳記見載於國史、省、府、縣誌的，有260餘人之盛，全屬土生土長的人才。這就是難怪明清兩代，江西、福建兩省的風水先生為什麼要爭先恐後到桑浦看山掠龍，望砂尋穴了。許多時候，山上地師摩肩擦背，絡繹不絕。或喝形，或理氣，各項神通。乃至有人建屋以居，專守靈氣的出現。這些或崇氣或重形的不同流派的風水先生後來終於形成共識：桑浦山時一株倒地梅，它俱有“目目（即現代所謂生長點）發”的奇異，在他們看來，桑浦的名穴，多如牛毛，誰能得到其中一穴，隨便就可在一個早上鹹魚翻生，或飛黃騰達。風水先生由名人而反證名地的炒作，使桑浦山儼然成了南中國第一風水寶地，風生水起的奇脈靈氣亙通古往今來，覆蓋山南嶺北。

曾經讀過或雕版或手抄的幾種版本的《桑浦地理》，體會各家的風水之論，服膺著者對於郭氏之學的專精把握、實地觀察的細緻入微和辨析獨到。然而也有一點遺憾因他們的專著而生。雖然各位堪輿名家都有看穿地格的功力，但世界觀先天的唯心性，使他們無一例外地沒有認識到桑浦的浩浩地靈，其實是無數先哲先賢長年累月的汗水與智慧凝成。沒有這些先哲先賢的配置與澆灌，縱然桑浦真的是一株“倒地梅”，也只能在歷史風雨中成為化石，默默埋伏地中。江山也要文人扶，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近人翁輝東寫《桑浦行吟》，稱讚薜侃之貢獻於桑浦成名，有“此山公是主”之句，雖不太全面，畢竟可稱“品題”之言。

我一直認為，儒家文化史潮汕學術文化乃至世俗文化的源泉和主流，而活動與桑浦山上，繼承、傳播、推廣，乃至發展並使之蔚為大觀的那種文化形態，一直以儒家文化為正統。從這意義上看，大部分歷史階段，桑浦是儒家文化的集散地，是“海濱鄒魯”建設的加油站。當然，從性質上審視，桑浦文化並非單一而是多元化的，只是各種成分輕重有別罷了，而宗教的影響在其佔著一定的份額，尤其是佛教。

宗教躋身桑浦的最初時間，還有待深入考證才能確定，但此山曾經是道教的樂園，比之正統的儒家文化的形成，還要早些時間，卻是不爭的事實。以文獻來看，《揭陽縣誌·古蹟》有云：“桃源洞、小桃源洞，在桑浦山，中有棋盤、丹灶、巨人跡、化靴石、仙人對膝跡。”這是清代雍正時人提供的歷史信息。以遺存去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因著書對桑浦作綜合性的考察、勘踏時，志書所列古蹟大都杳茫難尋。只有鐵場山韞玉巖的一處摩崖石刻，表現僧人向道士討教的情景，以及巖後一塊形狀如靴的巨石，和韞玉巖後側“日涉園”、“舒嘯”等石刻，隱約地告訴我們已經湮沒在山間的道教故事。有專事宗教研究的專家告訴我石刻可能是南宋初期時物。稽之歷史，當時的宗教社會正處於佛衰而道長的階段，由於最高統治者的崇信，使道教一度是包括潮州士人在內全國文化界宗教信仰的“主旋律”，但是，進入元代以後，由於最高統治者不崇信無為而治，石刻上道士的得意後來也就難再。用400年後清人的眼光審視這段歷史，稱之為“古蹟”，一點都不過份。

當以道家為主角的“古蹟”在歲月中逐步漶漫、滅失時，傳入於東漢末年至唐時大興的佛教則正在大舉復活。乾隆版本《揭陽縣誌·山川》一門載桑浦山，稱；“有巖曰寶雲，曰白雲；有寺曰無相，曰內觀，曰甘露，曰弱水，曰龍山。山頂有三石塔。”該志還祥記山上以外各都庵寺，明顯在桑浦山界內的，還有吉祥寺、苦竹院、清泉寺、南和寺等等。如果再加上一時期《海陽縣誌》、《澄海縣誌》所載者，我們可知，至乾隆中葉，山上的庵寺“健在”的還有50多座。然而，這些還都是劫後餘生而已。因為前此（康熙時期）曠日持久的海禁，已讓桑浦上的寺院大都斷了煙火。沒有了善男信女，偃息了暮鼓晨鐘的叢林小庵，黯然坍塌埋沒於風雨塵泥之中的，誰知還有多少？途山各地父老相傳，桑浦佛光最亮時，有大小庵寺99所，以文獻記載及二十多年來在山上進行基礎 設施建設中的不斷髮現來看，傳說中的這個數字並不誇張。

儒家的綱常倫理，道教的修持功夫和佛教的涅槃理論，就這樣不曾消停地碰撞著、角逐著。有一個階段，佛教的擴張，不但侵吞了道教的領地，而且與儒家雖有一段時間的對壘，最後還是大獲全勝，從不少書院學塾已剩殘垣斷壁，寺院卻崢嶸屹立的現象，就可看到這段殘酷擠壓的歷史。顯然，玉簡書院改成甘露寺、神山書院被改成吉祥寺、龍泉書院被改成龍泉寺，這對於無論哪一位心存漢家文化的人士，這都是慘不忍睹的事情。但宋亡元興的大屠殺、明亡清興的大屠殺，不願無端犧牲生命的儒士，除了遁入空門，苟延殘喘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可想呢？但是，苟延殘喘於梵宮的半路出家的僧人，雖然手裡敲著木魚，口裡念著阿尼陀佛，但他們掩飾起來的真實的思想觀念卻是入世的，乃至是強烈剛毅的。《金剛經》代替不了《論語》對於他們的影響，只要一旦機會成熟，他就會迅捷還俗，重抄舊業。這是自宋代朱熹理學、明代王陽明良知、格致之學傳入潮州之後所形成的堅不可摧的文化傳統、文化精神。惟有這種堅韌不撥，百折不撓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精神，才得以使潮汕文化歷經千劫，而奮然前行，保持著傳統性和鮮明性的穩定性、原創性、兼容性、地域性、時尚性，而一直不被外來文化所“改制”，因為這樣，它才會以強盛的生命力。成為今日中華文化園地一朵鮮豔奪目的異卉奇葩。

於是，無論後人怎樣形容、比喻桑浦山，如把他描繪成潮汕文化的搖籃，表述為潮汕文化的靈魂，或者稱頌為潮汕文化的標誌與象徵，都不會讓人感到哪一點不恰當。歷史告訴我們：桑浦山的這一切榮譽與優勝，都不是天造地設，它是三四千年來，生於斯、長於斯的先民篳路襤褸、叩石墾壤的結晶；它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先民前撲後續、傳承弘揚的 結晶；它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先民百折不撓，創造發展的結晶。有趣的是，如果從高空俯視，可以看到由於斷裂帶切割而有內外山之分的桑浦的平面，其西端卻以主峰大尖山緊緊連接，整個山體，儼然一個篆書的“人”字，這就是它的全部歷史與形象。

山上有座將軍峰，曾經列為揭陽八景，號曰“桑巒砥柱”。峰上有座西來寺，寺前石徑有一石門，鐫著“半路切莫躊躇，到頭自有好趣”的對子。它告訴遊人，鳥瞰群峰間密佈的人文景觀，你就可以觸摸到此山所以成名的真諦。古人稱太陽鳥為“三足烏”。

桑浦山——它是潮汕文化的三足烏。

來源：揭陽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