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益
在《三體·黑暗森林》中，一明一暗兩條線索交錯延伸。與暗線的主角，堅忍果決、甫一出場便近乎完人、對人類存亡續絕的使命銳身自任的軍人章北海相比，引領明線的羅輯起初渾渾噩噩、毫無擔當。他的知識分子身份與大學教師職業所暗含的求知求真、為人師表的倫理要求，在其言行舉止中沒有著落。
羅輯擁有天文學和社會學的雙博士學位，這證明了他的天資，但他並未努力科研、勤事教學，而是利用職務之便牟取私利、尋歡作樂。望之不似學人的羅輯，甚至令相識不久的露水情人心生鄙夷。而在羅輯因緣際會成為面壁者後，聯合國祕書長薩伊直白犀利的斥責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支配其混世行徑的墮落：
你作為一名學者是不合格的，你從事研究，既不是出於探索的慾望，也不是出於責任心和使命感，只是把它當做謀生的職業而已。……你有很多與一名嚴肅和敬業的學者不相稱的行為：你做研究的功利性很強，常常以投機取巧為手段，譁眾取寵為目的，還有過貪汙研究經費的行為；從人品方面看，你玩世不恭，沒有責任心，對學者的使命感更是抱著一種嘲笑的態度……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對人類的命運你並不關心。
羅輯自己也承認，創立宇宙社會學固然是受到葉文潔的啟發而為之，但其本意卻不過是趕文化時髦，上百家講壇，成為娛樂化的學術明星。得過且過與精緻利己的混合背後的“邏輯”，不過是犬儒的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者的狡 詐。
羅輯的辯解“現在不都這樣嗎？”表明，他並未將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墮落狀態，視為一種包圍著自己的荒誕存在加以嚴肅的反思，而是以“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的自欺態度，欣欣然和光同塵。由於這種自欺欺人是一種逃避， 一種逃避選擇的選擇，一種主觀上無意對周遭的荒誕環境進行抵抗、追尋自身之真正存在的放棄，羅輯陷入了非本真的存在狀態而不自知。
不過，羅輯的心也曾“被金色的愛情完全佔據”。彼時，在女友用意深長的要求下，羅輯在內心想象出了一個最完美的女性，並最終不可自拔地與這個在他的思想中擁有了生命的完美少女展開了一場純潔而熱烈的精神戀愛。
這次“一個男人一生只有一次”的愛情經歷，在羅輯隨波逐流的心中，留下了一 片童話般的“最僻靜的疆土”。羅輯所珍視的這份情感，儘管是男女之愛，卻脫離了浮淺的慾望，擁有詩與真的和諧，讓人想起為自己編織綺夢的民初女詞人呂碧城。儘管這種本真不同於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意義上的本真，但卻意味著，羅輯的初心和良知未曾泯滅，他仍有可能在某一天達成向後者的飛躍。
當然，要實現這樣一種可能，突破籠罩自身的幻象，為真實的存在而鬥爭，羅輯需要遭逢生命中的契機。醒悟了的存在者，像馮至在《十四行集》的開篇寫下的那樣，“準備著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蹟”；而對於羅輯 來說，奇蹟就是他領悟存在的契機。三體人入侵以及應運而生的面壁計劃，是徹底改變羅輯人生的第一個契機／奇蹟。
羅輯被莫名其妙地賦予面壁者的使命和身份，成為擁有巨大權力的戰略計劃制訂者和領導者。連延續家族血脈的責任都不想承擔的他，卻突然發現自己不得不承擔拯救地球文明的責任。頭一次，他體會到了存在的荒誕：“現在充斥著他的意識的，只有一種荒誕的不真實感，這一切，像一出沒有任何邏輯的後現代戲劇。
”戲劇終將落幕， 荒誕卻綿綿不絕。ETO的暗殺，殺手的嘲諷，“對面壁者的笑”……羅輯終於明白，無論他主觀上是否樂意、是否接受，面壁人的使命和身份是不可能放棄的。他被命運擲入了一個陷阱，一個困局，孤獨無助，與所有人隔絕開來。在痛苦和憤怒之中，他有了一個面壁者和存在者的最初的自覺。
即便如此，羅輯仍試圖逃避責任。他的想法是，“既然現在我剩下的只有這奇特的權力了，那何不用之？” 4他濫用面壁者的權力，為自己尋覓安樂窩，進而尋覓夢中情人。如果說對於荒誕存在的這種消極抵抗仍有某種積極意 義，那就在於，羅輯公器私用所追求的乃是上文所言非存在意義上的本真。這個時候，第二個契機／奇蹟出現了。
莊顏，真實的夢中情人，來到了羅輯身邊。原本只能在夢想中出現的風景和愛人，都成為羅輯真切擁有的現實。情感本真的企及使羅輯的自欺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五年來，他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中，特別是孩子的出生，使他忘卻了外部世界的一切，對愛人和孩子的愛融匯在一起，使他的靈魂深深陶醉其中。在這與世隔絕的溫柔之鄉，他越來越深地陷入一種幻覺裡：外部世界也許真的是一種類似於量子態的東西，他不觀察就不存在。5
然而，幻覺就是幻覺。三體人的艦隊仍在逼近，人類的基礎科學仍被智子 鎖死，除羅輯外的面壁者們仍在進行看似徒勞的努力……泰勒的來訪，擊碎了 羅輯的幻覺，把羅輯一直在逃避的責任重新擺在他面前。被破壁的泰勒用自殺選擇了逃避，他本可以從頭再來，然而對整個世界的責任讓他終於不堪重負。
感到“恐懼和迷茫”的羅輯負隅頑抗，但他的自欺和欺人漸漸力不從心。“你們幸福快樂多一分，面壁計劃成功的希望就增加一點”，這句話的正確性僅僅 在於，這種天倫之樂越美滿，一旦化為烏有（莊顏和女兒驟然離開），羅輯所承受的痛苦和絕望就越深沉，而這些痛苦和絕望就像銳利的刀鋒，能鮮血淋漓地割斷羅輯與幻覺的粘連。只有這樣，羅輯才能意識到自我，才能深刻而持久地體驗到自己無所依傍的孤獨存在，從而直面世界的荒誕，做出走向本真存在的自由選擇。
羅輯開始工作了，原因不是對全人類的責任感——此刻他仍然“看不到全人類”。用他的話說，“我就是一個人，一個普通人，擔負不起拯救全人類的責任，只希望過自己的生活”。 6只是，全人類的生存已經成為“過自己的生活”的先決條件，羅輯不得不以致力於拯救全人類的方式來挽回遠去的妻女。
在漫長的思想行程中，孤獨的散步者羅輯逐漸逼近了宇宙的真相。在萬物失去色彩的嚴冬，在跌入冰湖的黑夜，在極度恐怖的生死之際，理性的思考因非理性的主觀體驗而昇華，讓他終於洞察了一切。康德嚮往和禮讚過的星空，從此 兼具社會學意義上的冷酷和哲學意義上的荒誕，而羅輯的星空恐懼症，正是一個徹底醒悟的存在者對存在應有的反應。
不再退縮的羅輯，向著存在發起了孤獨的鬥爭。他在人們的懷疑和嘲諷中發出了一條針對星星的咒語，然後懷著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祕密，拖著受到基因武器攻擊而危在旦夕的病體，通過冬眠去向一個更加孤獨的未來。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個未來，人類當中的大部分人竟然比昔日的羅輯更深地陷入自欺。
分明 自己的基礎科學仍被三體人跨越四光年的星際空間送來的智子死死鎖住，人類卻天真地相信三體人已經不堪一擊，對現有技術的極致發展心滿意足。末日之戰讓虛妄的“現代人”集體陷入精神崩潰，而羅輯、史強、希恩斯等上一個時代的遺民卻保持著冷靜。
他們的心在兩個世紀前的恐怖和絕望中淬過火，遠比一生下來 就耽溺於幻覺中的“孩子們”堅韌。本以為自己可以卸下責任、及時行樂的羅輯，在末日之戰和黑暗戰役中驗證了自己的猜想，恢復了身為面壁者的自覺，並義無反顧地、執著地去儘自己的責任。
兩百年前，在其他面壁者和千千萬萬不願 屈服的人們為了拯救地球而殫精竭慮時，羅輯躲在“伊甸園”中醉生夢死；兩百年後，在所有人的失望、誤解和鄙夷中，在他的面壁者權力已經形同虛設、磨難已經快要聚集起來將他徹底壓垮的時候，羅輯完成了騙過兩個世界的佈局。
雪地工程不再是逃避現實，而是他押上性命與三體人豪賭一場之前的籌碼製作。他的選擇讓自己的生死與兩個世界的存亡緊密相關，存在者羅輯從而因對存在的堅決抵抗而使自己的存在獲得了最大的意義。
但這並不是羅輯的成長故事的終結。羅輯一家的溫馨重聚，只是在真正的最終時刻到來之前的必要鋪墊。這個大多數讀者和批評家不曾矚目、更不曾細想的時刻，出現在《三體·死神永生》中程心取代羅輯成為執劍人的五十四年前：
在威懾建立之初，羅輯曾有過一段美好時光，那時他與莊顏和孩子團聚，重溫兩個世紀前的幸福。但這段時間很短暫，不到兩年，莊顏就帶著孩子離開了羅輯。原因眾說紛紜，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當羅輯在公眾面前仍然是一個救世主時，他的形象在他最親近的人眼中已經發生了變化，莊顏漸漸意識到，與自己朝夕相處的是已經毀滅了一個世界、同時把另外兩個世界的命運攥在手中的男人，他變成了一個陌生的怪物，讓她和孩子害怕，於是她們離開了；另一種說法是，羅輯主動叫她們離開，以便她們能有正常的生活。莊顏和孩子不知所蹤，她們現在應該都還活著，在什麼地方過著普通人平靜的生活。
這兩種“比較流行的說法”，不動聲色地折射出“現代人”的淺薄、平庸乃至猥瑣的流言，是“現代人”的靈魂在他們所不理解的人物身上的自我投射。的確，莊顏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成就羅輯而出現的符號式人物，對於羅輯乃至讀者來說她始終帶著一種“今宵剩把銀照，猶恐相逢是夢中”的迷離之感，甚至劉慈欣都不喜歡她。但就像《三體·黑暗森林》中作者借白蓉之口說的那樣，“小說中的人物在文學家的思想中擁有了生命，文學家無法控制這些人物，甚至無法預測他們下一步的行為” 。
當薩伊麵對羅輯氣急敗壞的質疑，提醒他，憂傷在五年中一直伴隨著莊顏，就像永遠播放著的背景音樂，並暗示他“我們沒有綁架任何人”，莊顏的形象就突破了起初或許有過的“很傻很天真”的設定，獲得了不可輕侮的深度。
所謂“毀滅了一個世界”“把另外兩個世界的命運攥在手中” 的“陌生的怪物”，不過是“不感謝羅輯”的人類對羅輯的妖魔化，而不是同樣經歷了兩百年時光和離別的考驗、同樣疏離於“現代社會”的莊顏對朝夕相處愛人所應有的理解。
至於第二種說法，似乎肯定了羅輯對妻女的愛心和擔當，實則仍是膚淺的稱許。如果只是為了過一種“歲月靜好”的“正常生活”，為什麼莊顏和孩子會“不知所蹤”，不僅從未探訪羅輯，甚至連身在何方的念想也不留給他，任由羅輯“一直在沉默中堅守，沒有說過一句話”？
為了真正把握羅輯與莊顏分別的時刻，我們不妨重溫七十年前出版的一部小說《伍子胥》。存在主義詩人馮至在這部小說中，將伍氏兄弟面對命運時的決斷，寫得肅穆莊嚴、字字千鈞。明知隨楚王使者回到郢都的結局必然是父子同被戮於市，卻毅然赴死的伍尚如是說：
父親召我，我不能不去；看一看死前的父親，我不能不去；從此你的道路那樣遼遠，責任那樣重大，我為了引長自己的道路，加重你的責任，我也不能不去。我的面前是一個死，但是穿過這個死以後，我也有一個遼遠的路程，重大的責任：將來你走入荒山，走入大澤，走入人煙稠密的城市，一旦感到空虛，感到生命的煙一般縹緲、羽毛一般輕的時刻，我的死就是一個大的重量，一個沉的負擔，在你身上，使你感到真實，感到生命的分量，——你還要一步步地前進。
從存在主義的角度看，人的存在先於其本質，人沒有固定的本質，他之所是端賴於他在面對其存在可能性時的自由選擇。這種選擇不是在瑣屑小事上的隨意挑選，而是在生命的關口做出的、將塑造乃至決定人的一生的抉擇；這種選擇也不是可以輕易改弦更張的任性，一旦做出，人就必須承擔它賦予生命的意義和隨之而來的責任。因此，為了把這種具有根本意義的選擇和普通的選擇區別開來，有必要將其稱為“決斷”——
意義重大的決斷，在一個人的一生裡有過一次已經很難得，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上也未必能有多少次。但是在一般的生活裡，人們總不免要遇到需要決斷的事。需要決斷時，面前橫著一個可此可彼的問題，我們每每感到絕對的孤單，因為這時很少有另外一個人走來，告訴我們應該怎樣決斷，更不會從天空中顯露出什麼神的啟示。
這種感覺，動物是沒有的，它只盲目地向前走，從不發生什麼問題；原始性的人也沒有，他遇到問題無法解決時，便求神問卜，讓神或卜替他解決。只有自己對於自己負有完全責任的人在這裡才既不盲目，也不依靠神卜，他要自己決斷。當人面對著引向不同目的的兩條或兩條以上的道路，孤單地考量著自己應該走上哪條道路時，才會體驗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艱難的意義。等到他決斷了，勇敢地走上一條，那時他所能感到的生命的光彩也 不是一個動物或原始性的人所能感到的。
羅輯夫婦的分別，正是他們的決斷。這一決斷與伍氏兄弟的決斷有著可堪比擬的意義。作為執劍人，羅輯需要數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以 “犧牲一切的決絕”，時刻準備迎接或許永遠不會到來，又或許下一秒就會到來的終極對決。他的“道路那樣遼遠”，“責任那樣重大”，為了讓他心無旁騖地承擔對於全人類的責任，消除任何一點因牽掛和留戀而猶豫遲疑的可能， 莊顏“不能不去”。
她和孩子固然無須赴死，但她們與羅輯從此不再相見的訣別，卻也與死無異。這樣的死別，讓羅輯永久地遭受孤獨、痛苦和絕望，卻也讓他在獨自一人枕戈待旦五十四年的空虛和寂寞中始終“感到真實，感到生命的分量”。薩特堅稱，自由是絕對的，任何處境都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但相對 於此前在行星防禦理事會、地球國際、艦隊國際的不斷逼迫下的被動應對，執劍人羅輯和愛妻莊顏的一別長絕可以說是在更為自由的狀況下作出的決斷，由此煥發出的生命光彩也更為奪目。
這一決斷成就了羅輯，“就這樣，羅輯與三體世界對視了五十四年，他由一個玩世不恭的人，變成一位面壁五十四年的真正面壁者，一位五十四年執劍待發的地球文明的守護人”；但它也同時成就了莊顏，她和羅輯雖然從此參商不見，守護地球文明的金石之志卻使他們永遠心意相通。由此決斷，羅輯成為比肩章北海的英雄，而後擔任地球抵抗運動 的精神領袖，代表人類從三體文明處探知生存之道，乃至在降維打擊中毅然殉難，皆為其英雄本色之展現。
諸如“責任”“選擇”的反覆出現，以及它們在情節推進中所發揮的作用，使得《三體》（特別是後兩部）的存在主義色彩格外分明。事實上章北海、葉文潔乃至程心等主要人物同樣可以放到“存在者”的範疇中來理解，唯其決斷之時機與內容不同，他們賦予自身存在的意義也各有差異。
科幻小說是一個天然造就各種極端情境的文類，但像《三體》這樣具有鮮明存在主義意蘊的作品卻不多。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劉慈欣為什麼在當下寫出這樣一部作品？ 《三體》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意味著什麼，對我們又有何啟發？
《三體》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而當我們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劉慈欣的科幻創作時，更是不可能繞開“英雄”這個關鍵詞。不過，倘若我們認真 檢閱一下劉慈欣從出道至今的作品，不難發現，通常的那種英雄情懷汪洋恣肆的印象遠不能涵蓋劉慈欣的全部科幻創作。
在他的四十多篇（部）科幻小說中，真正塑造了英雄人物的作品也就三分之一左右，餘下的有的是諷喻戲謔之作，還有的是他秉承自己的價值標準，不以人物為中心，而在世界形象或技術奇觀中追尋驚異感的科幻小說，如《宇宙坍縮》《微觀盡頭》等。當然，劉慈欣自己偏愛的一些在他看來更能體現科幻文學特性的作品並沒有贏得多少讚譽，膾炙人口的仍是那些濃墨重彩地書寫英雄的故事。只是，這些英雄傳奇並非“宇宙間一股英雄氣在馳騁縱橫”那麼簡單。
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英雄形象可以粗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保家衛國、隕 身不恤的民族英雄，出現在《全頻帶阻塞干擾》《混沌蝴蝶》《光榮與夢想》 《天使時代》等幾部作品中。這一類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化身，體現著被侮 辱和損害的人民反抗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意志，因此得到了萬眾一心的支持。《光榮與夢想》中的辛妮奔跑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奧運賽場上時：
現在，廣場上是一片沸騰的人海。鏡頭移近，她又認出了所有人的口形，那幾十萬同胞在一起高呼：
“辛妮，跑到頭！”
第二類英雄是孤獨的英雄，其英雄氣概寓於個體對命運的不屈抗爭、對真理的不懈追尋和對自我的不斷超越，如《帶上她的眼睛》中落日六號領航員永陷地心深處而堅持工作，《朝聞道》描寫一群科學家為了在不可知的宇宙裡知曉終極真理而付出生命的代價，《海水高山》的主人公馮凡為了夢想而散盡家財、揚帆出航、征服山海。這些英雄的人格同樣崇高，但原因不是為國為民的犧牲，而是理想主義的高揚。他們往往得不到周遭的理解，而被認為是自私的 “精神變態”：
法國元首還想說什麼，美國總統已經失去了耐心，“好了，不要對牛 彈琴了！您還看不出來這是怎樣一群毫無責任心的人？還看不出這是怎樣一群騙子？！他們聲稱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研究，其實只是拿社會的財富滿足自己的慾望，滿足他們對那種玄虛的宇宙和諧美的變態慾望。這和拿公款嫖娼有什麼區別？！”
第三類英雄和第一類較為相似，但又帶有第二類英雄的氣息。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才智和勇氣造福人類，但卻不免顛躓於探索之路，最終在民眾千夫所指的唾罵中走向死亡。《地火》中跳進火獄般礦井的劉欣，《地球大炮》裡在地球隧道的永恆墜落中化為灰燼的沈淵，他們的自盡既是贖罪，也是殉道。與之相比，《流浪地球》的末尾被加以“反人類罪”而處死的五千多名地球逃亡計劃支持者，是更為純粹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烈士：
我們本來可以戰鬥到底的，但這可能導致地球發動機失控，這種情況 一旦發生，過量聚變的物質將燒穿地球，或蒸發全部海洋，所以我們決定 投降。我們理解所有的人，因為在已經進行了四十代人，還要延續一百代 人的艱難奮鬥中，永遠保持理智確實是一個奢求。但也請所有的人記住我們，站在這裡的這五千多人，這裡有聯合政府的最高執政官，也有普通的列兵，是我們把信念堅持到了最後。我們都知道自己看不到真理被證實的 那一天，但如果人類得以延續萬代，以後所有的人將在我們的墓前灑下自己的眼淚，這顆叫地球的行星，就是我們永恆的紀念碑！
無論是為國捐軀，還是獻身理想，劉慈欣筆下的英雄幾乎總是為死亡所成就，《中國太陽》那樣的勵志神話可謂絕無僅有。但縱觀劉慈欣的創作歷程，第一類英雄的登場，顯然與1999年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 2003年美英入侵伊拉克等事件在他的內心激起的波瀾有關。第二類和第三類英雄可以溯源到更早的時期（據劉慈欣本人介紹，《地火》和《帶上她的眼睛》的初稿分別寫於1986年和1987年）。
如果考慮到早在2000年發表的《流浪地球》與《三體》同屬於“地球往事”系列，英雄與凡人的隔膜以及後者對前者的懷疑、孤立乃至戕害可以說是劉慈欣早有思考、長期醞釀並最終在《三體》中著力表現的主題。這樣的主題，自然會使文本中充滿存在主義的氣息，因為孑然一身、孤獨在世，卻又勇於直面存在，肩負命運，正是存在主義哲學家對 大寫之人的期待。在存在主義的論述中，個體與群體的緊張感是顯而易見的， 如克爾凱郭爾認為，“只有孤獨個體才是真正的存在，他是精神個體，能與自身發生關係，領會自身的存在，而群眾則是個抽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孤獨個體才能達到超越性的目標，獲得真理，而群眾則是虛妄，即非真理 （untruth)；只有孤獨個體才能對自己負責，而群眾則是不負責任的”18。對個體—群體的這種理解非常符合《三體》中的相應情節。
劉慈欣如此這般地書寫英雄，其原因是他深感自己所處的並不是一個屬於英雄的時代：“現代主流文學進入了嘲弄英雄的時代，正如那句當代名言：太陽是一泡屎，月亮是一張擦屁股紙。”至於何以如此，他解釋為“進步的代價”：
隨著文明的進步，隨著民主和人權理念在全世界被認可，英雄主義正在淡出。文學嘲弄英雄，是從另一個角度呼喚人性，從某種程度上看是歷史的進步。可以想象，如果人類社會沿目前的軌道發展，英雄主義終將成為一種陌生的東西。
這裡所說的“人類社會”，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同義詞。由於經濟發展和技 術進步，特別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世界上多數國家的 社會成員的個人權利意識和政治參與能力都不斷提升。
但社會在消弭專斷獨裁 之害的同時，也越來越難以凝聚成就偉大事業的意志。在劉慈欣看來，要真正 紓解讓全人類憂心忡忡的能源匱乏、環境汙染、人口膨脹等生存困境，根本的出路還是開拓太空。但在後冷戰時代，人類缺乏“開拓的豪情”，也就難有走 向星辰大海的英雄氣概。
在人類文明長遠發展的宏大視野中，人類苟安地球乃是短視的“小確幸”。為了應對今天的困境和明天可能降臨的災難，個體和群體都需要重振銳意進取、敢於擔當的英雄主義。然而，劉慈欣並未將對 於技術潛力的樂觀複製到對於人性的看法當中，這就使其作品獲得了張力和深度。
他意識到“人性和人權”與英雄主義的衝突，因而他所譜寫的英雄主義，並不僅僅是前引《流浪地球》中那種捨生取義式的自我犧牲，而在很大程度上落腳於肩住道德的閘門，讓人類得以逃離種族毀滅這一永恆的黑暗。 劉慈欣認為，在大災難來臨之際，“技術可以做到把人類用一種超越道德底 線的方法組織起來，用犧牲部分的代價來保留整體”。
困難之處在於，誰能夠做出“犧牲部分”的決斷並承擔起道德後果？在用動物做醫學實驗都飽受爭議，並沿著這樣的“軌道”漸行漸遠的人類社會，敢於做此決斷者，外臨千夫之指、內負道德十字，而終不改其志，由此成為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英雄。於是，我們在《三體》故事中看到了在地心深處“端坐如海灘上一隻孤 獨的鐵錨”的羅輯。
尼采曾言，“當哲學家假定‘只要他成為最孤獨、最隱匿、最叛離、超越善惡之人，他便會是最偉大之人’時，哲學家就將表露他自己的理想” 。同樣，作家塑造這樣的人物，便昭示了他心中的理想人格，並將他對時代的思考呈諸世人。
但對於劉慈欣的夫子自道，我們還有必要繼續追問。所謂“現代主流文學” 對英雄的嘲弄，是否僅僅指西方語境中“非英雄”和“反英雄”形象充斥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情況？劉慈欣的創作風格，有著濃郁的黃金時代氣息。
考慮到他對深受後現代主義影響的新浪潮科幻的批評，以及黃金時代科幻所尊奉的 “一祖三宗”，劉慈欣對“現代主流文學”的批評的確可以看作是站在19世紀浪漫主義立場上對於20世紀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批評。然而，他的感嘆，與其說是突出於世界文學交響樂的不協和音，毋寧稱之為中國文脈中的變徵之聲。
畢竟，對於英雄的嘲弄和顛覆並不侷限於西方，英雄形象在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中也經歷了一個褪色、淡化，漸近虛無的過程，而這是對於劉慈欣而言更為切身的文化語境。其間，舶來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市場 經濟、消費主義和“躲避崇高”的相輔相成，乃至“反思革命”“告別革命”等 一波又一波對於歷史的再認識、再解讀和解構，都對在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文學和 文化英雄譜系中佔據主導地位的革命英雄形象造成了劇烈的衝擊。即便是李雲龍 等“新革命英雄”在文學和影視中的興起也無法逆轉這一趨勢，因為他們多了七 情六慾的“人性”，卻少了兼濟蒼生的“神性”。劉慈欣對此深有感觸：
在過去的時代，在嚴酷的革命和戰爭中，很多人在面對痛苦和死亡時表現出的驚人的平靜和從容，在我們今天這些見花落淚的新一代看來很是 不可思議，似乎他們的精神是由核能驅動的。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神力量可能來源於多個方面：對黑暗社會的痛恨，對某種主義的堅定信仰，以及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等等。但其中有一個因素是最關鍵的：一個理想中的美好社會在激勵著他們。
“見花落淚的新一代”與其說是自指，不如理解為與“用特殊材料制 成”的革命英雄有了深刻隔膜的當代中國人。他們對於革命英雄感到“不可思 議”“難以置信”，正表明了理想、信念和使命的失落。這樣一來，他們也就融入了前文所說的被流行的人性和人權理念所支配的大眾，因為那樣的理念並 不理解，也不鼓勵，甚至排斥與理想和信念相伴，對應著非常情境的崇高、莊嚴和偉大。
因此，《三體·黑暗森林》的雙線設置是意味深長的。章北海是革命英雄的傳人，他在穿越幾個世紀、歷經無數艱難險阻的孤軍奮戰中的平靜和從容，與其前輩的“驚人的平靜和從容”一脈相承。他的人格從一開始就是近於完 成的，因為他的信念清晰而堅定。
劉慈欣指出，科幻文學的全人類視野與民族立場並不矛盾，因為一旦人類從“全體”變成“部分”，其處境和立場與舊時的民族立場很容易溝通。“在銀河系文明中，全人類也就是一個民族。您能指望一個1940年的漢奸在2140年外星人入侵時為地球文明獻身嗎？”在三體侵略軍日夜兼程殺奔地球的時候，曾經的中國海軍航空母艦政委章北海自然而然地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立場，為捍衛地球文明夙興夜寐。
和軍人章北海相比，羅輯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更為普遍的形象，他的成長故事也就更加真實可感。在我們的身邊有許許多多的羅輯，他們憤世嫉俗卻又蠅營狗苟，徒有才智而無擔當，在慾望和享樂的泥淖中永劫沉淪。
《三體》中的羅輯和他們是同一類人；區別在於，前者為奇蹟般地自我顯現的荒誕存在所玉成，通過決斷和擔當成為守護人類的英雄，避免了在非本真的狀態中碌碌一生。利用科幻小說這樣一個超越現實、容許奇蹟的文類，“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最後一處棲身之 地”，劉慈欣讓已經逝去的英雄和將會到來的英雄在一個不屬於英雄的時代寫下了英雄的讚美詩，讓他們用決斷向自己的人格授勳。
很顯然，劉慈欣對於英雄主義在文學中的沒落滿懷嘆惋。而他拯救英雄主義的依憑，除了科幻小說超越日常生活而開闢的想象空間，還包括深深植根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革命英雄文化。
唯其如此，《三體》中的英雄才會有 別於經典存在主義作品中那些抗爭存在之人。儘管責詈加身，積毀銷骨，他們的思想中卻沒有出現“他人即地獄”這種典型的存在主義在世關係觀，而是以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來承擔他人難以承受的重負。
儘管作為群體的人類對待羅輯的態度可謂反覆無常、忘恩負義，這個強者對他們卻不曾輕蔑，無怨亦無悔，在毀滅到來之時，像恪盡職守的船長一樣拒絕逃生，與全人類一起沉入二維的深淵。可是，小說中的英雄固然是“人不知而不慍”的君子，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上帝視角敘事者卻無法對不知不敬英雄的小人施以恕道。那些面目模糊的大眾，從未企及“向死而在”的自覺，一次又一次地用不誠和自欺來面對黑暗森林的真實存在，並把覺悟了的存在者送上道德的審判庭乃至斷頭臺，從而在無意識中自取滅亡。
人物形象與敘事傾向的這種微妙歧異，指引我們進一步注意到劉慈欣在 《三體》文本內外表現出的曖昧、猶疑甚至是自相矛盾。他主張“將英雄主義與道義區分開來，只將它作為一種人類特有的品質，一種將人與其他動物區別 開來的重要標誌”，但這個英雄主義非道德化的設想馬上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遭到否定：“從科幻的角度看人類，我們的種族是極其脆弱的，在這冷酷的宇宙中，人類必須勇敢地犧牲其中的一部分以換取整個文明的持續，這就需要英雄主義。”
當“犧牲部分”的冷酷決絕和“延續文明”的堅毅執著並存於一身時， 英雄能夠超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而這正是英雄的德性。在《三體》三部曲尤其是後兩部中，劉慈欣始終用剋制的筆調錶達著自己對英雄的敬仰，對於受日常道德束縛的人類則時時報以譏諷，語含輕蔑。
在他的筆下，“人類”是一個含義遊移的詞，在“庸眾”和“人民”之間滑動，大多數時候接近前者。這樣的對立，在賦予英雄悲劇宿命的同時，讓我們不禁要問：羅輯、章北海乃至維德如何看待人類？他們對人類的態度是輕蔑、憐憫還是熱愛，又或是兼而有之，因而彷徨？ 在漫衍無際的敵意中，如何維持心志的堅定？“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他們，對於自己和自己所竭力守護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有著怎樣的思考？
對此，《三體》留下了意味深長的空白。應該說，這是不可忽略的文本症候。它告訴我們，希望在一個英雄退隱的時代保存乃至復興英雄主義的劉慈欣，對於究竟應當怎樣調和英雄與凡人的關係，最終迷茫而不語。《三體》中的英雄與凡人／大眾在社會學和哲學意義上的疏離和對立，以及由此導致的威懾平衡被打破、地球文明滅亡於降維攻擊等一系列悲劇性後果，透露出他的悲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