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屯“髒街”的命運：究竟怎樣才算一次成功的街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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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北京市三里屯北小街和西五街的整治改造正在進行當中。這兩天陸續有網友貼出拆除景象的照片，感嘆這裡曾經有的舒適的陽光房，擺在外面的桌椅，在露天咖啡座中隨意攀談的氣氛，就要從此消失不見。這兩條街有著歐洲街道的氛圍，坐在戶外的食客總是一道美麗的風景，這些足以讓人惋惜和懷念。

本刊記者和三里屯街道的工作人員求證了一下這次改造的目的。本次改造屬於建設“文化三里屯”的街區改造提升項目，包括拆除違章建築，和改造提升兩個部分。拆除工作由街道進行，凸出來的大門、門廊等外搭建築都屬於拆除範圍。拆除階段會影響到店鋪正常營業，之後的一些店鋪的面積也會縮減。這兩條街道上房屋的產權基本屬於位於西五街上的企業飛宇電子。飛宇也是日後改造提升街道的主體實施單位。根據這位工作人員目前的瞭解，改造完成後各家店鋪仍然會有各自的門面，不會統一招牌。至於日後是否能夠外擺桌椅，也在申請當中。“北京正在打造夜間經濟，三里屯是‘夜北京’地標性的地點，因此對‘外擺桌椅’也可能放鬆要求。”

怎樣才算一次成功的街道改造？本刊在2017年曾經寫過三里屯“髒街”的改造實踐。一條自然生長的街道體現著城市生活的需求，也會展現出它獨有的活力。改造工程不應該是簡單的“一刀切”，而是充分了解複雜性之後做出的一種平衡。正如一位建築師所說，街區的治理模式應該像是一桌人在開會，原住民、商戶、開發商、建築師、規劃師、政府等各個利益相關方都有機會發聲，誰的聲音也不會湮沒。但在“髒街”的整治上，最終結果顯然是有一方聲音過大了。今日重發此文，也希望對未來的街區改造，提供一個樣本的借鑑。

“髒街”不再

晚上9點，徐老闆來到了位於三里屯“髒街”42號居民樓的DVD店鋪，接過白天店員的班。“現在顧客不多了，乾脆把夜班店員辭掉，自己來盯著。”他說。他店鋪臨街一面被封掉了，安上了鐵欄杆，看上去和一般住家沒有區別。基本只有熟客才會摸到反面的單元入口走進來。“也不知道還能堅持多久。幾年前光盤生意就不好做了，這次正好給了一個徹底轉行的理由。”

距離2017年4月24日三里屯街道對“髒街”42號居民樓“開牆打洞”以及私搭亂建進行集中執法已經2年多了。三里屯“髒街”上依舊人來人往，但人流與喧囂都減少了幾分。“開牆打洞”是指居民樓的底層“由居改商”的現象，往往都伴隨著違章建築向街面的公共空間延伸。改革開放後，隨著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它在城市街區裡變得相當普遍。整治“開牆打洞”的工作從去年開始在北京各區開展，目的在於排除建築物的安全隱患、解決交通秩序擁堵、消防通道佔用等問題，更長遠的還有疏解人口的考慮。

華洋雜居的三里屯“髒街”上有著不同國家的面孔（蔡小川 攝）

“髒街”是人們起的綽號。這條位於北京夜生活勝地三里屯的街道，在地圖上不見名字顯示，很長時間內被叫作“后街”，因為和它相隔著的三里屯北街是“前街”，那是最早成名的酒吧街。“后街”連接著太古裡商場的南區和北區。它的一側是42號居民樓和原京客隆超市對外出租的店鋪，另一側是同裡和3.3大廈的底商。短短200米距離的一條小街，會聚了廉價酒水餐食，各種青年亞文化的元素，以及舶來的時髦之物。“髒街”是指它環境的髒亂差，但同時也是說它足夠“接地氣”。在這裡肆意過青春的年輕人，稱它為“三里屯的靈魂”。

42號居民樓就是靈魂中的核心。因為所處位置優越，以及它和附近商業樓宇相比，有著較為廉價的租金，能夠提供給不同業態以生存空間，它幾乎被商業所佔據。有人回憶，在商業發展最巔峰的時候，這棟7個單元的居民樓裡大約有11家餐館、2家咖啡館、5家酒吧、2家炸雞排店、5家文身店、3家服飾店、4家美甲美睫店、4家小賣部、2家DVD商店、1家塔羅牌占卜店和1家裁縫店。

它因此成為三里屯街道“開牆打洞”的重災區。在這次的整治行動中，42號居民樓一共33家沿街商戶被整頓，拆除面積1000平方米。整治完後，居民樓前面被栽種上了鮮花和綠植。有的店鋪轉入了完全室內的生意，有的店鋪則徹底消失了，有的還處於一半室內一半室外的模糊狀態——DVD隔壁小賣部老闆推著板車繼續把攤擺在路邊，和“鐵窗”裡的老闆娘用一個在繩子上能滑動的塑料筐來補給供貨。

42號居民樓天台，周圍已被繁華商業包裹（蔡小川 攝）

此次整治只是從建築風貌上恢復住宅樓的外立面，下一步的行動則是對經營者的工商執照進行檢查，無照經營者、經營內容不符合經營範圍規定者將繼續被清出。2017年4月底的整治行動，是“髒街”從混亂走向規範與有序的開始。

建築師、城市研究者王碩把像“髒街”這樣不受規劃管理、兀自生長演變的街區稱作“野生空間”。“‘野生空間’的形成是為了滿足某一部分人的慾望。”他說。和他之前關注的其他具有本地和日常性的“野生”街區不同，“髒街”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地處三里屯這個華洋雜居之地，它要迎合這個半中半洋群體的需求。“北京本土街道能夠長出一個賣臭豆腐的店鋪，但長不出一個賣Mojito酒的小攤。”

所有的“野生空間”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因為是野生，它們開始都會熱烈生長，生機勃勃；接著由於管理主體不明確，發展缺乏引導，難免進入野蠻生長的狀態；它們又很脆弱，外界一旦干預，要麼被馴化而失去生氣，要麼是死亡。”王碩看到了若干個他所追蹤的“野生空間”猶如生物有機體一樣，都歷經了孕育、生長、極盛和衰落的狀態。作為建築師，他像生物學家一樣，把它們當作樣本來研究，再把最早激發活力的機制提取出“原型”，應用到其他的建築設計中。

從某種程度上說，講述“髒街”的形成演變比訴說它的結果更加重要。從中可以看到這條街的演變邏輯，它如何長成讓建築師欣喜的充滿活力的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有的人對這條街無比懷念、滿懷情感，有的人又對這條街充滿憤恨、想要離開。更關鍵的是，這條街提供了一種城市形態的可能性。它的命運讓人思考：如果在恰當的時候，能夠有明確主體來牽頭，平衡好各方利益進行有效治理，那麼不需要整治“拆牆打洞”這樣“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它是否也仍然有機會成為一條好的街道？

“后街”往事

42號居民樓是一座建於上世紀80年代末的普通紅磚居民樓，呈L形狀。它樸素的外貌和三里屯地區的其他居民樓一樣。

2006年，北京人小飛來到了三里屯“后街”，租了42號樓半地下的房子開了一間叫“局”的酒吧。那時這條街上人雖然還不算多，但小飛準確預測到它未來的景象：南北兩邊都在建商場（即之後的太古裡），建成之後這條街就會成為人流的必經之路。這棟居民樓的位置讓他聯想到香港銅鑼灣地區，SOGO商場附近的一處民宅——由於拆遷困難，那座地處鬧市的樓裡逐漸被商戶佔據，街上就能看到各種花花綠綠的招牌。小飛的酒吧度過了一段寂寥的時期。為了多掙錢，他下午4點鐘會在店門口支起炸爐，炸香腸、做熱狗，賣給附近三里屯一中放學回家的孩子們。

比小飛早幾個月來到42號樓的是老和的“詭異空間”文身店。小飛與老和還是在北京隆福寺開店當鄰居時結下的友誼。那裡是北京早年間一個青年亞文化的集中地。小飛賣他的Hip-Hop服裝，老和搞他的文身事業。老和是雲南傈僳族人，從小喜歡畫畫。覺得有文身圖案顯得叛逆而不同，他十幾歲自己用縫衣針在手指上紮了第一個骷髏頭的圖案，從此走上文身之路。

三里屯文身店“詭異空間”的文身師老和（蔡小川 攝）

來北京學習藝術設計，老和本想找份穩定的工作，卻忍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坐班生活，重新撿起了文身的手藝。“青龍白虎那是狹隘了，文身的獨特性在於它能表現比繪畫更為廣闊的領域。水彩、水墨或者油畫效果，工具加上皮膚這個載體，讓圖案千變萬化。”已經被奉為北京文身界鼻祖的老和對我說。選擇來到三里屯“后街”，是因為隆福寺那邊被一些亂七八糟的小文身店給搞亂了。“滿街都是拉客的，沒文身讓你做文身，有文身讓你洗文身。”三里屯外國人多，對文身藝術更有接受能力，這讓老和看到了三里屯的市場。於是文身人士的聚點，從北京的西單、隆福寺又向東到了三里屯。“詭異空間”成了開疆拓土者。

2006年，姬愷上“大二”。他之前老老實實上學讀書，從沒去過酒吧，那天約會一個網上認識的女孩，來到了三里屯。不喜歡北街的商業氣氛，他帶著姑娘往裡面的衚衕小巷走。“我告訴人家，三里屯的酒吧我都熟，帶你去個常去的。”誤打誤撞進了“局”酒吧，小飛拿著酒單過來，“我們剛開張，想喝點什麼？”姬愷尷尬得不行。

42號樓的租戶中還有賣DVD的徐老闆。他2004年就租下了這處房子來居住，為的是能夠方便照看在旁邊雅秀市場的服裝生意。自己喜歡看電影，再加上有門道，他在雅秀的攤位實際一半賣服裝，一半賣DVD。2005年，隨著同裡和3.3大廈的相繼開業，“后街”有了些人氣，他便和房東商量著把出租房開牆打洞成為專賣光盤的店鋪。徐老闆的經營之道在於誠信與懂得規矩。“新片一上映我這裡就會有盤，可版本不好，我都會告訴顧客，有質量要求就再等等。地下影片是絕對不賣的。碰到北京開會之類的重要日子，我都會自動關門一星期。”

姬愷喜歡上了“局”的氛圍。“小飛健談，有種個人魅力。彼此認識或者不認識的人都喜歡圍著吧檯來坐。喝了酒互相開始搭茬聊天，就都熟了。有情侶進來想坐散座，看到好像酒吧被包場的樣子都會被嚇走。”姬愷每週四、五、六的晚上會來“局”打工，在吧檯後面幫忙。那時候的“局”酒吧，有一群特別的客人。“1992年或1993年出生，在中國讀高中的外籍孩子，估計是使館工作人員或者外企員工的子女。”姬愷分析，是因為其他大酒吧夜店會查年齡，不讓他們入內，“局”則隨便出入，才會成為他們的聚點。再加上小飛是性情中人，經常和大家一起喝酒，酒水成了半買半送的性質，孩子們自然很開心。姬愷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無論ABC，還是中國和外國的混血，只要在血緣上和中國沾親，遇上酒後以國家種族名義來尋釁滋事的外國人，一定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看上去，就是兩撥外國友人在幹架啊！”

北京三里屯“髒街”42號居民樓裡的Toy Box酒吧。沒有任何牌子指示，只有內部朋友帶著才能找到。（蔡小川 攝）

姬愷在“局”認識了和他同歲的Mike隋。這個後來以模仿各國各地方言出名的中美混血，那時候是個性格開朗、喜歡錶現和嘚瑟的窮小子。“Mike隋在北京上的小學，結果說了一口九年義務制教出來的‘Chinglish’，美國媽媽看不下去了，又把他送回國接受教育。”姬愷見到Mike隋時，正是他再次回到中國不久，中文水平連小學生都不如。“他有超強的模仿能力，不久又說了一口‘京片子’，有一群‘粉絲’追隨著他。他喜歡‘調戲’姑娘。一秒鐘前還是一字一頓、荒腔走板地說‘我－的－中－文－不－好’，下一秒就和老闆嚷嚷‘給我來瓶兒啤酒！’”Mike隋後來當了職業演員，他的幕後團隊幾乎都是在“局”聊出來的朋友。

對於小飛的熱情，姬愷一開始還長個心眼兒。“畢竟以前沒接觸過夜場人，總是有點兒擔心。對方遞過來的菸酒都會提醒自己留神。”2007年的一天，姬愷正在“局”打工，突然店裡進來一堆防暴警察，“拿著槍，戴著盔的那種，讓我們把音樂關了，把燈打開，所有人站成一排，驗尿、搜身”。原來那天是警方打擊三里屯一帶毒品交易的突然行動。“‘后街’一頭一尾都拉上了警戒線，街上都是警察牽著緝毒犬，‘法制進行時’現場拍攝。”“后街”上所有酒吧的老闆都被帶走協助調查，小飛也不例外。他臨走前，從腰上解下來一個鼓鼓囊囊的腰包掛在姬愷脖子上，裡面有所有鑰匙、幾萬塊錢的流水。“我和小飛認識也就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就能這樣信任我，說不在的這段時間，店就交給我照看。”“局”和毒品沒有關係，小飛很快就從派出所出來了。這場“突襲”事件卻讓姬愷和這座酒吧的情感聯繫更加緊密。

這場行動也為小飛帶來了發展的機遇。一些店鋪因為和毒品交易相關而被封店，剛剛有點熱度的“后街”又冷了下去，另外幾家店鋪眼看生意不行就關門了。小飛趁機拿下了42號樓的幾間房。“我也想過租3.3或者同裡商廈的房子，可是都太貴了。”之後生意最旺的時候，小飛自己的店鋪有“局”酒吧和“局”酒屋日式料理兩個，再算上對外合作的“七爺清湯腩”“小小美甲美睫”“三里屯麵館”等一共6個，成為后街上知名的“二房東”。

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位於“后街”一南一北位置的太古裡也開業。“后街”如小飛所料，迎來了洶湧的人潮。那也是讓小飛和姬愷感到快樂的一段時光，“局”裡擠滿了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大家一起喝酒拍照，沒有什麼階層之分。一個土耳其的冠軍拿著胸前掛著的金牌大喊要換一瓶威士忌黑方。”

那段時間也讓文身師老和跟他的徒弟忙壞了。“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文20多個‘五環’和‘中國印’。”老和說，“就是最簡單的黑白五環，加上準備工作臺的時間也要半個小時。真是文吐了。”

野蠻生長

2008年夏天，李涵來到開業不久的三里屯太古裡閒逛，在從南區走往北區時，他被不期而遇的“后街”42號居民樓鎮住了：這座樓二層以下的住宅全都變為了商鋪。洗腳店上面是賣潮牌T恤的，隔壁文身店下面是賣光盤的。金髮美女在酒吧嘬著奶昔，兩米開外人行道上大嫂正賣著涼皮，幾個印度人站在街角聊天。這種混雜著時尚與粗鄙、本地與國際的場面，就如同Photoshop裡完成的拼貼。

這讓建築系出身的李涵產生了把它和周邊環境畫下來的衝動。他曾經看過一本叫《東京製造》的書，書中收入了一堆稀奇古怪的東京房子。它們都是來自民間、無權無勢的普通建築。李涵認為，在這批“壞建築”的世界裡，所謂的審美、形式都煙消雲散，建築回到了最基本、最原始的狀態：對環境和功能的誠實迴應。建築師的工作是預先設計，李涵看到了那些華麗而空無一人的街道所暴露的設計缺陷，反而這樣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街區有著無可比擬的活力。李涵甘願做個“卑微”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在這個過程裡也見證了“后街”快速發展的時期。

李涵（蔡小川 攝）

“我感到我的記錄速度，趕不上那些店鋪的變化速度。”李涵說。他指的是42號樓半地下那家叫盧卡斯（Luga’s）的墨西哥餐廳。在2008年的某一天，他突然發現樓上多出了個經營越南河粉的餐廳，還有個伸出來的露天平臺。老闆Luga證實那的確是快速擴張的結果——僅僅4個月的時間，他就決定租下樓上的房間同時來做快餐河粉，因為墨西哥快餐店的生意實在太好了，牛肉和雞肉兩種口味的捲餅，可以從上午10點排隊售賣到凌晨兩三點，直到原料全部乾淨。而露天平臺則是一夜之間搭建起來的。“正趕上街道兩邊改修管道，我們趁著晚上趕緊把結構豎起來，等到城管第二天發現，已經是既成事實。”

更為小眾的店鋪也在“后街”落腳，比如一家叫“窩塔羅”的塔羅牌占卜。它2013年來到“后街”，和42號樓裡的一間美甲店共用一個門臉。“我們的客人80%都是女性，跟做美甲的是同一人群。”占卜師浩霆這樣說。浩霆最常碰到的問詢來自剛剛踏入娛樂圈的女孩，她們關心A合約還是B合約，哪個能讓她們一舉成名。讓浩霆最為矛盾的問詢來自那些在感情中扮演“第三者”的女生，儘管他會有自己的道德判斷，但仍然需要按照塔羅牌的指示來給出回答。

三里屯塔羅牌店“窩塔羅”的占卜師雨婷（蔡小川 攝）

2013年，李涵所繪製的圖冊《一點兒北京之三里屯》出版。他用軸測圖（即一種空間投影視圖，縱深的投射不會向滅點收縮，而是保持平行）的方式，展示了“后街”隱藏在42號樓建築中的店鋪以及周邊的街景。在書的前言中，他討論了這種局部、漸進、自下而上的演變方式如何讓城市的自身生成能力得到釋放，從而產生一個生動有趣街區的過程：首先通過轉換功能激活已有建築的某些室內空間；隨著這些局部發展壯大，它們將帶動更多室內空間產生積極的分裂組合和功能變化；於是多樣性產生，人流開始增加，空間價值上漲；這將導致進一步室內空間細分，產生更豐富的多樣性；隨著室內空間越來越稀缺，使用者開始想方設法利用城市空間，室內活力向室外擴展，最終帶來整個街區的繁榮。

李涵繪製的“髒街”42號居民樓及其內部商業圖

然而李涵也看到了在沒有干預的前提下，“后街”在繼續朝著“瘋狂”和“失控”的方向發展演變：由於人氣的增長，麻辣燙和烤肉串的流動小販開始進入街道，汙水和紅油滿地橫流；各家餐飲店鋪私搭出來的門臉、戶外用餐區不斷瘋狂蠶食著中間的通道，行人和機動車常被阻塞在中間，在汙穢中前後不得動彈。人們在這個時候改稱“后街”為“地溝油麻辣燙一條街”，或者乾脆給了它個簡單粗暴的名字，“髒街”。

在另一位建築師王碩看來，自發生長而成的街道不加引導，都難以擺脫兩種命運，一種是“紳士化”（Gentrification），就是能交納得起昂貴租金的店鋪的入駐，擠佔掉之前風格迥異、具有創造力的小店位置；另一種就是“旅遊化”（Tourification），都在賣投遊客所好的物品。在“髒街”，隨著這裡的名氣越來越大，店面租金越漲越高，一些迎合遊客口味的店面開始分割既有店面，以爭取單平方米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髒街”從街頭走到街尾，能有四五家炸雞排的店鋪。這讓王碩想到北京另外一條最早以文藝青年開原創小店著稱的“南鑼鼓巷”衚衕，逐漸淪為“旅遊小吃一條街”的過程。“一開始只有一家文宇奶酪，每天下午兩點就關門，個性鮮明。後來滿街都是賣奶酪的。再後來，糖葫蘆、烤雞翅、攤煎餅等各種小吃全都冒出來了。”

李涵繪製的“髒街”上“青年”酒吧情景圖

“髒街”按照自己的邏輯在繼續發生著演變。2016年夏天，李涵再次來到這裡做例行的拍攝記錄時，發現42號居民樓頂上長出了一個金色的皇冠。“那是一個開在頂層的理髮店，在自己的頭上加了個霓虹燈牌。這裝在居民樓頂實在太高調了。”在李涵眼裡，那個耀眼的皇冠彷彿是“髒街”盛極而衰的標誌，也彷彿是末日來臨前最後的狂歡。

誰的街道？

42號樓也就還剩下十幾戶“原住民”，住在三層的楊敏君（化名）是其中之一。方便孩子上學、出行方便是她遲遲不願意搬走的理由。她的女兒上的就是離家咫尺的三里屯二小和一中。如今女兒和女婿就住在三里屯路的東邊，外孫又重複女兒當年的上學軌跡，每天需要楊敏君來接送。為了享受便利，她和丈夫需要日復一日地忍受噪音，以及炒菜熗鍋和廚餘垃圾產生的汙濁氣體。“推開窗戶往下看就是密密麻麻的電線，還有層層疊疊的店鋪。晚上回家的時候，經常連單元門都找不到。”面對“整治”後的結果，楊敏君感覺“比以前要清爽多了”，同時也感嘆，住宅樓擅自改為商業用途，為什麼早前沒有人來管這些呢？

另一位居民李軍嶺表示，住宅出租為商業，實屬無奈。他曾經和父母住在42號樓半地下的一層，很早就放棄自住改為商業出租。“整條街沒有公共廁所，總有人在你窗口底下大小便和嘔吐。”即使現在門口都種上了花、圍上了鐵欄杆，他也依然無法搬回來居住。“附近有同裡大廈的酒吧餐館，還有太古裡的商業，晚上仍然很吵鬧。”

整治後的“髒街”依舊人來人往，但人流和喧囂已不像從前。（蔡小川 攝）

面對苦不堪言的居民，三里屯街道有過一些整治舉措，但都不算理想。“城管搬著椅子坐在‘髒街’入口不讓那些小販進去，可總不能天天值通宵吧？城管一走，他們就又來了。那些私搭亂建的商戶，你讓他整改，他就叫板說為什麼別人可以他不可以。但有的商戶確實由於歷史原因，還能拿出社區的佔地證明。”三里屯街道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李衛東介紹說。

2013年，三里屯街道決定在42號居民樓前豎起一堵3米的高牆，將居民樓和外部商業隔離開來。“這相當於把我們這些樓裡的商鋪封死在裡面，讓我們慢慢死掉。”小飛回憶說。這個決定由此產生一個積極的影響——為了存活自己，小飛發動20多家商戶成立了“酒吧協會”。他們提交了一個文字的協議，還附帶一張一米多長的自我整頓效果圖。“包括招牌怎麼擺設能夠規矩和統一一些，一、二層是不是能夠統一來做鋼架顯得整整齊齊，還有租綠植來美化環境。更關鍵的是，商鋪們是和居民們共用一個下水道，大量的油汙會進去造成堵塞。我們會每月定期讓市政來做一次高壓通井。”考慮到這樣可以兼顧商戶和居民的感受，小飛的提議通過了。

有一段時間，小飛走在街上都被大家叫作“會長”。“我拿著各種收據去和各個商戶分攤錢，根據商戶面積大小、樓上樓下的位置不同來均攤。”小飛還在每天晚上組織商戶出人來維持秩序。“晚上七八點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南北兩邊就有人守著，不讓那些售賣麻辣燙、烤肉串的流動小販進入。”在小飛的邏輯裡，儘管自己和其他同行並不一定是有營業執照的合法經營者，但是他們在乎這條街的面貌，他們商鋪的生意和這條街的環境休慼相關，這是固定商鋪和流動小販的區別。

這些工作小飛連續做了兩年半時間。“結果聽說政府要全面系統整治全北京的‘開牆打洞’。讓我們少掙點錢、整改都沒問題，但要徹底讓我們關張走人，心就涼了，這個工作也就擱置了。”從此，“髒街”上也就再沒有這種自發治理。

王碩認為，理想的街區發展和治理模式應該是一種平衡的機制。“有點像是一桌人在開會，原住民、商戶、開發商、建築師、規劃師、政府等各個利益相關方都有機會發聲，誰的聲音也不會湮沒。”在對“髒街”的整治上，最終結果顯然是有一方聲音過大了。

整治之後，小飛的“局”酒吧就處於關閉狀態。“局”做得不錯後，小飛在工體西路又開了一家夜店，如今他同時是另外一家國際連鎖品牌餐廳的合夥人。“年紀大了，整天熬夜受不了。希望把事業做得長遠一點。”在他的名片上，小飛仍然把“局”酒吧創始人排在第一。他在觀望政策，考慮如有可能把過去的房子轉成一間對內的聚會場所。“門口沒有任何招牌，但是可以有個標記，比如一隻80年代常見的郵筒。裡面我想把‘局’酒吧那些牆壁上的塗鴉都用龍骨蓋上，搞成一個紅酒吧或者雪茄吧，畢竟混‘局’的那代都已經長大了。但是在一個合適的時候，我會把那些龍骨都取下來，告訴大家，我沒有忘記‘局’。”

“封牆堵洞”整治後，42號樓裡的一些餐館仍然在營業。（蔡小川 攝）

這是李涵所發現的42號居民樓曾經有過的另一重意義：它孕育了有趣的商業，成為一些人事業起步的地方。倒是整治過後，這棟樓變得尷尬了——“就算樓前重新做了綠化，那些曾經‘開牆打洞’過的地方加上了‘鐵窗’來確保日後不會重蹈覆轍，這些也不會有助於將這棟鬧市中央的居民樓變成一個宜居之所。發展商業，其實是它順應周遭環境的一個選擇。”

有一天李涵走進42號樓後面的院子，看到中間的空地上曾經是餐館的位置變成了一個托老中心。那是三里屯街道為了解決社區養老問題，在這個寸土寸金之地覓得的一個空間。每天上午的時間，“髒街”屬於這些老人。社工會推著老人們在“髒街”上走上幾個來回晒晒太陽。“聽著有些荒誕，但現在42號樓的最大意義，大概是充當一道為老人帶來庇護的隔音牆吧！”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26期，感謝The Bar老闆Jim、大明西餐廳經理Jack、“牛掰吃喝指南”作者陸少、三里屯街道辦事處對本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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