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文/霞飛

在毛澤東喜讀的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三國演義》佔有重要地位。人們都說《三國演義》是七分史實三分虛構,毛澤東基本同意這個看法,他是結合閱讀和研究《三國志》、《漢書》、《後漢書》和其他史籍來讀這部書的,實際上帶有某種考證閱讀性質。他對這部書的研究已經達到相當深的程度。不僅如此,《三國演義》還是毛澤東最切近實際並加以運用的書。這部書中所載政治、軍事鬥爭及謀略故事,啟迪著毛澤東的智慧,豐富了他的鬥爭經驗。他談論三國故事縱橫捭闔、如數家珍;他應用三國典故也是嫻熟自如、恰到好處。

讀了七十年的書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堅決反對少年毛澤東讀“閒書”、“雜書”,但他卻允許毛澤東讀《三國演義》,大約毛順生本人對這部書印象極佳,認為這部書兒子可以讀吧。父親把毛澤東送到韶山井灣裡,在毛宇居開設的私塾讀書,也允許毛澤東帶上這部書。毛澤東課餘十分著迷於這部書,達到了手不釋卷的程度,甚至在課堂上偷看這部書,是十足的少年“三國迷”。

1928年,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隨身攜帶的書籍很少。酷愛讀書的毛澤東要求紅軍在打土豪劣紳時,發現書籍報紙要全部帶回來,還特別提到,要在土豪家裡去看看是否有《三國演義》。不久,毛澤東就得到一部《三國演義》,那是紅軍戰士攻打井岡山附近的茶陵縣高隴圩清末進士譚延闓的老家時,在譚家藏書中發現的。毛澤東得到這部《三國演義》,愛不釋手,有空就讀。雖說他早年多次讀過《三國演義》,可眼下再讀,卻別有新意,從中可以學習許多作戰經驗。所以,毛澤東曾說:“這真是撥開雲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據賀子珍後來回憶:1929年前後,在井岡山的艱苦生活中,讀書是毛澤東最大的樂趣,他的口袋裡常常裝著《三國演義》,看過好幾遍。他的記憶力很好,看過的書都記得很清楚,而且善於汲取有用的東西,加以應用。後來,賀子珍聽說有人詆譭毛澤東,說他指導革命不是用馬列主義,而是用《三國演義》,便毫不客氣地反駁說:“毛澤東盡最大的努力普及馬列主義知識。他同軍隊中的政工幹部,經常輪流到各個連隊講課。當然,毛澤東是很熟悉中國的歷史的,常常引用歷史上的一些典故,作為工作的借鑑。古代的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來借古喻今。這些發生在古代中國土地上的事例,能夠為中國的革命所用,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嗎?有什麼不對呢?”

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蜀錦樓——毛澤東曾在此借閱《三國演義》。

中央蘇區時期的毛澤東,在指導實際工作中經常引用《三國演義》的話。他寫於1930年5月的《尋鄔調查》中專門對能看三國的人做了統計:百分之五。1932年1月贛南會議之後,毛澤東被“左”傾分子扣上了“機會主義”、“狹隘經驗論”的帽子,又生了重病,帶著賀子珍以及警衛班13人,到瑞金東面二三十里外東華山,在一座古廟裡住了50來天。他在此處埋頭讀書,主要讀的是《三國演義》。

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愛讀《三國演義》廣為人知,連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領導們也得知此事。他們在剝奪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後,經常在《革命與戰爭》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批判毛澤東,把毛澤東愛讀《三國演義》也拉出來批判,影射攻擊毛澤東,“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更有好些博覽群書的同志,拿半個世紀以前的曾國藩作為兵法之寶”。對於這件事,毛澤東在1960年12月25日自己生日與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聚餐談話時說:那時我先後受過三次大的處分。“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麼《三國演義》?統統忘了。”60年代初他又一次談起這件事時說:“1935年前後,當時黨內有同志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能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並沒看。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孫子兵法》。”

延安時期,毛澤東仍然對《三國演義》保持濃厚的興趣。他曾經對搞幹部工作的同志說:做幹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國演義》,我看後得益匪淺。毛澤東不但抽空反覆閱讀這部書,還愛看三國戲。1944年6月,延安平劇(即現在的京劇)研究院排演了一些古代題材的戲,其中,毛澤東最愛看的是三國戲《古城會》、《草船借箭》、《捉放曹》、《定軍山》。每當看這些戲他都聚精會神,從頭看到尾,邊看邊評論,看到會心處不斷地發笑。他對《古城會》劇中的張飛,對《草船借箭》劇中的魯肅,不是微笑,而是盡情地捧腹大笑。當臺上張飛自誇“我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他的笑聲尤其響亮。

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前夕,江青替他準備了一批書,但他只挑選了《三國演義》等幾種帶上。在重慶,毛澤東在繁忙公務之餘,便捧起《三國演義》來讀。

1947年前後,在轉戰陝北的艱苦鬥爭的日子裡,毛澤東仍然經常利用行軍打仗的間隙讀《三國演義》。他還對戰士們說:你們現在讀理論書有困難,可以先看小說,引起讀書興趣,文化提高後再慢慢讀理論書。接著,毛澤東就給戰士們講《三國演義》中的故事,講得生動有趣。

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華北京劇團到西柏坡演出。毛澤東一連兩天觀看了三國戲《失空斬》(即《失街亭》、《空城計》和《斬馬謖》三齣戲的合名)。

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仍然對《三國演義》愛不釋手,並且經常向身邊工作人員和陪同者提出三國方面的問題。據四川成都武侯祠館長譚良嘯回憶,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開會期間,來武侯祠參觀,曾向講解員提出這樣的問題:“你知道諸葛亮一生坐過幾次車,騎了幾次馬?”這說明毛澤東讀《三國演義》很仔細,那些往往為人所忽視的細節他也注意到了。

50年代是毛澤東讀《三國演義》較頻繁也較廣泛的時期。他那個時候幾乎天天讀,達到《三國演義》不離手的程度。為了更廣泛瞭解三國時期情況和分析三國人物,他特別注意研究三國的新成果。大概是在那個時候,他讀到了現代學者盧弼的《三國志集解》。盧弼的這部書為國內文化人所推崇,但毛澤東卻經常對這部書提出質疑甚至批評。1952年前後,毛澤東購置了一部清朝乾隆時期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對其中的《三國志》,毛澤東讀了又讀,對比著讀《三國演義》,在兩部書上圈畫批註極多。他到外地去,所帶一大批他愛看的或者常讀的圖書中,必有《三國演義》和《三國志》、《漢書》、《後漢書》大字線裝本。1958年“大躍進”時期,毛澤東讀《三國演義》和《三國志》更勤,並且擴展到讀相關人物傳記。他還向全黨幹部推薦了一些列傳。他在列車上讀了幾遍《張魯傳》後,在鄭州會議上就張魯的話題講了許多話,還就此寫了長達千字的按語,有些被作為紅頭文件,發給高級幹部。那時,他還要幹部們讀《劉曄傳》,在一份文件上專門批示道:“此傳可一閱。放長線釣大魚,出自劉曄。”他介紹大家讀《郭嘉傳》,在一則批示中道:“此人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策謀帷幄,出了許多好主意,值得我們學習。”他希望各級領導幹部做事要多謀。他提倡幹部讀《呂蒙傳》,讚賞“呂蒙勇而有謀”,“現在我們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後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三國志·呂蒙傳》。”他讀《魯肅傳》,還對魯肅的家鄉、屯兵之處等作了一些考證。

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二十四史之《前漢書》 乾隆四年武英殿版。

中國有“老不讀三國”的俗話,但毛澤東晚年對《三國演義》卻興趣不減。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護士限制他讀書看文件的文字量,但在有限的讀書文字量中,毛澤東把讀《三國演義》放了很重的比例。他經常在書房裡,在游泳池的臥室裡翻閱各種版本的《三國演義》,有平裝的也有線裝的。他還讀有關三國的史傳,如《晉書》的《羊祜傳》、《杜預傳》等。根據毛澤東的需要,中央特別做了一些古籍大字本,其中有《三國演義》、《三國志》和一些記述三國人物的傳記,包括《三國志·吳書·呂蒙傳》、《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合一冊)等。據忻中回憶,1973年,毛澤東還先後兩次向他要過《三國演義》,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這兩次送給主席的《三國演義》,都是徐業夫祕書讓他從中國書店新購來的。忻中還看到,毛澤東晚年在游泳池的書房裡,除存放著多種平裝版本的《三國演義》外,還一直放有兩種線裝木刻大字本的《三國演義》。其中一種是上海涵芬樓版,全名叫《三國志通俗演義》。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常在書房裡很有興趣地翻閱這兩部不同版本的三國書。

從有考證的文字記載,毛澤東從少年到人生結束,至少讀了70年的《三國演義》。這在他一生讀書經歷中是少有的。

風趣幽默談三國

毛澤東讀《三國演義》重在應用。無論是和中央的幹部談話,外出視察與地方幹部談話,還是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中,他經常談三國,妙語連珠,風趣幽默,他是想借三國中的例子,啟發幹部的思維。

1949年6月,北平電影製片廠的攝影科長侯波和徐肖冰,一道去香山雙清別墅毛澤東的住處,為他拍照。據侯波回憶:毛澤東見了她,“首先問我家鄉在什麼地方?我回答是山西省夏縣”。毛澤東笑著說:“啊,你是關雲長的老鄉呵,那是一個好地方。抗日戰爭時陳賡就在你們那個地方打仗。”

據楊尚昆1986年9月5日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談會上回憶說:毛澤東有許多事情、許多優點是一般人不瞭解的。比如毛澤東提倡學習,不是說說而已,他買了很多書來讀。他拼命讀書,像二十四史,他至少通讀了一遍,其中有些部分還讀了不止一遍。他外出到哪個省,總要預先對那個省的省志及某些縣的縣誌都翻閱一下。見了省裡、縣裡的幹部,他總要先講講開玩笑的話。比如到石家莊附近的正定縣,他就講,趙子龍是你們這裡的人,你們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講關雲長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說關雲長本不姓關,因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關,人家問他姓什麼,他一下子說不上來,一看這裡是潼關,就說我姓關。後來我看到筆記小說上有這樣說的,毛澤東大概也是從這種書裡看來的。像這樣的掌故,毛澤東知道得很多。

1953年2月23日,毛澤東登上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對陪同的陳毅說:“當年諸葛亮曾對孫權說過‘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的話,用以概括金陵形勢。龍盤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條龍蜿蜒盤旋,南京城像老虎似的踞在那裡。今天,這個形勢依然如故也!”1953年毛澤東又一次到南京時再次評價:我看南京是個好地方:龍盤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說,龍盤虎踞“古人之虛言”,是古人講的假話。看起來,這在國民黨是一個虛言,國民黨在這裡搞了20年,就被人民趕走了。現在在人民手裡,我看南京還是個好地方。

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1953年毛澤東參觀南京紫金山天文臺。在參觀中,毛澤東提到諸葛亮曾形容南京的龍盤虎踞之勢。

1954年,毛澤東接見嵇文甫時,很有興致地和他說:“早知道你,你很有學問哪!”嵇文甫說:“哪裡!沒有什麼學問。”毛澤東說:“哎!大學校長嘛,怎麼說沒有學問呢!”據嵇文甫回憶:毛澤東還由“嵇”這個姓猜測,說我祖父可能是嵇康的後代,並且半玩笑半認真地作了“考證”,列舉了一些理由。

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在談到目前形勢時,他說:“不要因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評,以為就黑暗了。這些同志是著重講了他們的缺點錯誤,沒有講他們的長處,哪一年參加革命,哪裡又打了勝仗,哪裡有工作成績,這些話都沒有講。專看他們這一篇檢討,那麼就黑暗了。其實,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這是次要的一面。這跟高崗、饒漱石和關、張、趙、馬、黃五虎將不同,他們不能適用這個估計:光明面佔優勢。”毛澤東在這裡說的“五虎將”,也是借用三國典故。

1958年,毛澤東在由黃石港坐船到安慶,與陪同的曾希聖談過不少歷史人物,其中三國人物有曹操、諸葛亮,還說,諸葛亮是湖北襄陽人,原籍是山東,又談到歷代地理上沿革的掌故。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湖南湘潭韶山沖,和家鄉人談話,說到要讓基層幹部放手幹工作,支持他們,風趣地舉例說:“否則的話,人們就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哪!’”

1959年6月27日,毛澤東離開家鄉韶山,在路過寧鄉縣曹家坳時,他下了車,來到附近的社員家裡訪問。在一戶社員家裡,毛澤東從堂屋走到灶屋,詳細察看。見到一位年老的社員,他問道:“這裡叫什麼地方?”那社員回答說:“叫曹家坳。”毛澤東頻頻點頭,風趣地說:“是不是曹操那個曹呀?”大家高興地笑了,並回答說:“是的。”

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電視劇《三國演義》海報。

1963年4月,毛澤東來到杭州。在參加浙江省委組織的舞會上,有的演員把一些杭州的歇後語說給毛澤東、周恩來猜。毛澤東也給大家說了幾句歇後語,其中有三國故事的歇後語:呂布戲貂蟬——英雄難過美人關,把大家逗得樂不可支。

毛澤東很喜歡《三國演義》中赤壁之戰這段故事,特別注意其中幾位主角的年齡和才幹。他在1953年5月3日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的談話時說:“三國時代,曹操率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共青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後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現在要周瑜當團中央委員,大家就不贊成。這行嗎?”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在談到要提拔黨齡短、年紀輕但有能力的幹部時,再次舉了這個三國故事為例:赤壁之戰,程普40多歲,周瑜20多歲,程普雖是老將,不如周瑜能幹。大敵當前,誰人掛帥?還是後起之秀周瑜掛了大都督的帥印。孔明27歲成名,也未當過支部書記、區委書記嘛!也是個新干部嘛!赤壁之戰以前無名義,之後才當軍師、中郎將。古時候可以破格用人,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大膽提拔?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再次舉上述三國故事說:“現在必須提拔青年幹部。赤壁之戰,群英會,諸葛亮那時27歲,孫權也是27歲,孫策起事時只有十七八歲。周瑜死時才不過36歲,那時也不過30歲左右,魯肅40歲,曹操53歲。事實上青年人打敗了老年人。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1965年1月25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又說:“看起來還是青年人行。群英會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歲的人。諸葛亮當時才27歲,孫策初幹事時,不到20歲,孫權更小。”

196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華東局書記處同志們的談話中講到幹部和群眾的關係時引用三國例子形象地說:現在,什麼曹操、趙子龍、張飛,帝王將相在臺上亂跑,勞動人民在臺上只能打旗幟跑龍套。現在可要改一改,讓勞動人民當主角,在臺上跑。讓舊戲裡的帝王將相根本一風吹。這樣才符合我們的現實情況。

邊讀邊研究邊考證

毛澤東讀《三國演義》,對書中人物有深刻分析,也有獨到的研究考證,他時常用這些分析、考證,啟發幹部。1959年4月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為了糾“左”,引導幹部們要多謀善斷、留有餘地,他希望大家看看《三國志》中的《郭嘉傳》。毛澤東稱讚三國時期的郭嘉“多謀”,為曹操出了不少好主意,意思是希望各級領導幹部要學郭嘉,做事要多謀。他說,多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他還說: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應當根據形勢的變化來改變我們的工作計劃。反對黨內一些不良傾向,也要當機立斷。這在今天也仍然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1959年夏,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和祕書林克又談到三國時期的著名人物郭嘉,評價郭嘉足智多謀,說:“曹操有個參謀叫郭嘉,是個河南人,初投袁紹,他批評袁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袁紹這個人多謀寡斷,有謀無斷,沒有決心,不果斷,結果兵敗於官渡。所以有謀還要善斷。”毛澤東又說:“後來荀彧把郭嘉推薦給曹操,郭嘉足智多謀,協助曹操南征北戰,擒呂布,破袁紹,北伐烏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毛澤東還引用唐朝醫學家孫思邈的話說:“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接著又引用曹操批評袁紹的話說:“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

毛澤東曾經分析三國時期戰爭對經濟的破壞。1957年11月,率團訪問莫斯科的毛澤東在和胡喬木、郭沫若及十來名工作人員一道吃飯時,與郭沫若縱談三國曆史,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講了諸多戰例。你一段,我一段,夾敘夾議。毛澤東說:“古時候打仗沒有火箭和原子彈,刀槍劍戟打起來死人也不見得少。漢桓帝時有多少人口?”郭沫若隨口應道:“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萬。”毛澤東說:“現在還統計不全,到處有不入戶人口,那時就能統計全?估計算是五千六百萬。到了三國混戰還剩多少人口?”郭沫若回答:“史書載,黃河流域‘戶口驟減,十不存一’。三國合計,人口大約六七百萬。”“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毛澤東引王粲《七哀詩》後說:“曹操回原籍,‘舊土人民,死喪殆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了多少人?比比麼,三國又死多少人?原子彈和關雲長的大刀究竟哪個死人多?”毛澤東深深嘆息,繼續說:“現在有人害怕戰爭,這一點不奇怪。打仗這東西實在把人害苦了。戰爭還要帶來饑荒、瘟疫、搶掠……為什麼要打仗喲!應該防止它,打不起來再好不過;可是光顧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頭上。我們要著重反對它,但不要怕它。這就是辯證法。”最後,毛澤東說:《三國演義》這些書,至少讀它三遍。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時,毛澤東又一次談到《三國演義》中關於戰爭的描寫。他在“古代生產力水平很低,養兵過多,打起仗來,對經濟的破壞確實很大。有時確實像蝗蟲一樣,飛到哪裡就把哪裡吃光。三國董卓把長安到洛陽一帶的人都殺光了,把洛陽完全毀滅了。打仗時沒有吃的東西了,就吃俘虜。”他認為:一方面要看到戰爭的殘酷性,對人口、對經濟的破壞性;另一方面要看到防止和反對戰爭的最好辦法,但是不要怕它。

毛澤東自己把《三國演義》讀活用活,從中發現真理,用於工作,也希望幹部們這樣做。1937年,毛澤東在寫作《實踐論》時,又引用《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形象地說明“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黨校作報告,談到整風審幹問題時,毛澤東說:“張飛在古城相會時,懷疑關雲長,是有很高的原則性。因為關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壽亭侯,幫曹操殺了顏良、文丑,你又回來究竟是幹什麼來了?我們一定要有嚴肅性、原則性。當然過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停下了。”

毛主席與《三國演義》

◆上海美術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的連環畫《三國演義》。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說:“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菊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句話,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

毛澤東提出讀《三國演義》,不但要看戰爭,還要看組織,舉的例子是劉備集團取西川、入成都後,同當地文官武將一起建立蜀國的事。他與薄一波談話說:“看這本書,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而且要看組織。你們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幹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他用這個故事說明外來幹部一定要同當地幹部搞好團結,才能做出一番事業。毛澤東在書信、講話和文章中,還時常引用《三國演義》中的歷史故事借古喻今,說明一定的道理。

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讀《三國演義》不是看熱鬧,“不要去注意那些演義式的描寫,而要研究故事裡的辯證法。”他說,讀《三國演義》,能使人聰明,能“對社會多瞭解一些,也會對事物增加分析能力”。毛澤東向高級將領和普通戰士都提出讀《三國演義》,並指導他們,還說:“要學會當評論員。”“《三國演義》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麼打仗,怎麼佈置兵力的。”“看這本書,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而且要看組織。”毛澤東對《三國演義》的評論,言簡意賅,也滲透了他的情感教育。他常用人們熟悉的三國人和事作比喻提高幹部的認識水平。有一次,他對王震說了兩句評論關羽、張飛的話:“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惜小人”,即以此勉勵,“取兩人之長,去兩人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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