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其實我們通常所說的《三國演義》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簡稱。如果單從這名字上來理解就是以通俗的語言對《三國志》進行演義加工。事實上《三國志》成書於公元290年,而《三國演義》成書於1371年,比《三國志》成書要晚1081年。由此可見《三國演義》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鑑了《三國志》的內容,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此認定《三國志》更接近於真實的歷史呢?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麼理解也並沒錯——這從《三國演義》的成書歷程中可以得到驗證。

淺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表面上看:《三國演義》是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所寫,然而我們其實也可以換一種角度去動態看待《三國演義》的成書歷程,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三國演義》的創作歷程跨越千年。首先是公元290年成書的《三國志》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在南朝宋時期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在這一過程中裴松之並非單純只是對《三國志》的詞句進行解釋,與此同時他還增加了許多奇聞軼事,使傳奇色彩與可讀性都大大增強,這就使源於正史而又脫胎於正史的歷史小說初具雛形。到了兩宋時期民間的說書藝術已較為盛行,在這一過程中湧現出諸多關於三國題材的話本,一方面這些話本在大體上還是要尊重史實,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吸引讀者的口味。大約到了元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出現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這是一部收錄了各種三國題材的話本故事的作品,全書約八萬字左右,已初具《三國演義》的規模。當羅貫中創造《三國演義》時實際上就是吸收借鑑了《三國志》、裴松之的注以及諸多的三國題材的話本故事作為素材。事實上當羅貫中面對《三國志》時其實就是面對的已經過各種加工渲染的千年前的歷史,那麼後來人究竟該如何去了解這種距離自己已很久遠的歷史呢?

淺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有一種說法認為: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需要指出的是:歷史上曾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是客觀存在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物理學上有一個能量守恆定律——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哲學上有一個與之類似的概念叫做物質不滅——物質是不能被消滅的,它只能轉化為其他形態。事實上整個宇宙以及地球、人類的進化歷史、人類文明的演進歷史同樣遵循這一定律:歷史上發生的任何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點一滴匯聚才創造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在歷史的發展傳承過程之中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事卻彼此互相影響著,從而造就了滾滾向前遞進的歷史進程,我們今天所身處的世界恰恰正是歷史上彼此看起來互不關聯的各種事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即使有的歷史事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遺忘了,以致於我們如今對事件真相莫衷一是,但它仍對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形成產生著微妙的作用。具體到三國時期這段歷史的確可能是話題較多的一段歷史,這主要是由於關於三國的歷史題材作品太多了,而這些作品彼此之間在一些細節上是有所出入的。在所以關於三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三國志》和《三國演義》,不過這兩部作品的性質並不一樣:《三國志》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正史作品;而《三國演義》則是對其進行加工演義的歷史小說作品。

淺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如果從治學的角度而言:當然是應該優先側重於《三國志》這樣的正史作品。而且《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本身是經歷過三國時代的人,那麼他作為當代人寫當代史當然都是蒐集的第一手資料,那麼這些直接材料的真實性自然是比後人的考證要有力得多。需要指出的是《三國志》和《史記》一樣起初並不是官方正史,而是陳壽私人攥寫,只是後人公認其史學意義重大,所以將其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然而《三國志》與《史記》又有所不同:《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是出身於史學世家,而他本人也曾是西漢王朝的史官,儘管《史記》是他的私人作品,但以司馬遷史學世家的出身一定是能接觸到當時皇室圖書館珍藏的史料的;相比之下陳壽並非專業的史官,他的正式官職是治書侍御史,那麼可能有人就不禁要問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並非專業史官的陳壽攥寫的《三國志》真實性可靠嗎?事實上陳壽的《三國志》並不是他自己在家憑空發揮的,他在創造《三國志》的過程中充分參考了魏國和吳國的官史以及魚豢私人編寫的《魏略》,那麼蜀漢部分的史料又是如何而來呢?其實陳壽本人就是蜀國人,西晉滅蜀之後方為晉臣,因此他蒐集蜀漢的相關史料應該是較為方便的。陳壽的治學精神是很嚴謹的——他在創造《三國志》的過程中一定是要多方求證,直到能證實事件的真實性後才下筆。然而即使陳壽作為當代人寫當代史就已出現某些具體事件在流傳過程中失真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陳壽一般將他蒐集到的各種說法均羅列出來,由讀者自己去判斷事情的真偽。以馬謖的結局為例就在《三國志》中出現了前後矛盾的地方:在馬謖本人的傳記中說他是病死的,然而到了《諸葛亮傳》中又變成了被諸葛亮斬殺。這個問題連陳壽自己都無法考證,那麼對千年之後的你我而言就只能是個未解之謎了。

淺談《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儘管單純從史學治學的角度而言:《三國志》的真實性高於《三國演義》,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此否定《三國演義》呢?我們知道《三國演義》是我國的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如果這是一本毫無價值的書又如何能名列四大名著之中呢?《三國演義》可以起到一定的歷史啟蒙作用,但千萬不要把它當史書看——如果你非要把借東風、空城計當成是真的,那你就輸了。《三國演義》真正的意義不在史學層面,而在文學藝術層面,就藝術的觀賞性而言:內容更為豐富詳實的《三國演義》自然比相對單調的《三國志》精彩許多。同時我們也不能簡單認定《三國演義》的內容就是完全不真實的,儘管從史學的角度看:《三國演義》的確存在太多誇張的情節,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觀賞它的另一種真實性——作者心中真實歷史觀和當時主流社會的價值認同。其實又何止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乃至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以及民間的白蛇傳、包公戲這些小說、戲曲作品如果非得從史學角度去考證真實性有哪些是經得起推敲的?但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們內心那種淳樸真摯的情感這可不是假的。《三國志》的史學價值高於《三國演義》是不爭的事實,但不能因此否定《三國演義》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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