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何以雄且安?

儒家 李建軍 易經 文化 消費日報網 消費日報網 2017-07-30
<p>——訪著名文化學者、人體工程學創始人、中國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李建軍</p><p>記者:李教授,很高興再次見到您。其實這兩年我一直都在關注您的行蹤和學術發展,我們的聯繫也一直沒有中斷過。這次拜訪,是有一些問題想請教您,是關於最近在中國引起很高熱度的雄安新區的設立。我知道,您是當今著名文化學者,中國文化研究會副會長,2014年您曾榮獲亞太城市發展研究會頒發的“環境規劃大師”稱號,以表彰您30餘年身體力行,創辦了關於人體內在、人體與環境關係的人體工程學。特別是很多人都知道您寫過大量關於城市的書,我也看過一些。您是在考察了中外很多城市,並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寫了這些書。所謂“見多識廣”,所以我就想請您以您的專業來談談雄安的事情。這樣對民眾來說,就會有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看雄安。</p><p>李建軍:“大師”的稱號不敢當,因為它太沉重。我獲得的那個榮譽,確實是因為我對城市的研究獲得了大家的認可。關於城市的問題,30多年來我一直都沒有中斷過研究。城市也是人體工程學特別關注的研究對象,因為城市就是我們的家園,是時刻影響我們身心靈最重要的環境。什麼樣的城市才能讓人們生活得更好?為什麼有的城市發展得越來越好,而有的城市卻逐漸衰落甚至消亡了?我們又該如何來合理地判定和預知?很多問題值得人們去仔細思考。自從上世紀90年代與貝聿銘在美國見面交談後,我就一直信守著自己的一個承諾——走遍世界主要城市,研究它們的起源和興衰,啟發人們更好地去建設自己的家園。每個城市看起來相同,其實都不同,各有特點,地理不同、文化不同、風俗不同……我把這些都挖掘出來,給今天的人看。在基本完成預定的考察目標後,從2008年我就開始寫關於城市的書,包括美國的8個主要城市、歐洲的7個主要城市、亞洲的10個主要城市,當然還有中國的30多個城市。正如你說的——見多識廣,因為見得多了,所以哪個城市好與不好,我都非常清楚;而新建城市該如何規劃、規劃設計,我也非常清楚。雄安這個事情其實我很早就知道,從開始立意、立項直到規劃,我都知道。所以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中央的這個決定很突兀,好像是空穴來風,可是對知道內情的人就不會感覺突兀。</p><p><strong>什麼是千年大計?</strong></p><p>記者:我就屬於“感覺很突兀”的系列了。正因為它來得突然,所以舉國震驚,在各行各業裡都引起極大反響。比如股市的反應,雄安新區的投資規模將是萬億級的,有人便開始分析一些概念股的價值,也有人在籌劃投資了。再比如最熱門的房地產領域,開發商瞄準了雄安,炒房的投資者也瞄準了雄安,並且行動得都特別快。而中央的反應也特別快,明確表態,雄安新區的發展絕不被房地產商綁架。特別是很多人對這個突然出現的新區不知是何面孔。儘管主流媒體,包括雄安新區的總設計師徐匡迪多次作出各方面的解讀,可是大家依然感覺是霧裡看花:為什麼要設立雄安這一新區?為什麼要與深圳、浦東並列為國家級的新區?已經在通州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了,為什麼還要設立雄安新區?雄安選址是基於怎樣考慮?將會帶來哪些影響?特別是對“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這個說法很困惑。有位50多歲的教師對我說:我活了50多年,都沒聽說過一個項目是“千年大計”,更沒見過這類用詞在文件裡出現。雄安新區對北京未來意味著什麼?深圳、浦東也是國家級新區,當初它們設立的時候為什麼不這樣說?雄安和它們究竟有什麼不同?這也是我的第一個問題——如何理解雄安“千年大計”的定位?</p><p>李建軍:我理解大家的困惑。“千年大計”是一個分量很重的概念。什麼是千年大計?涉及千年的事情就不是某個人的問題,一個人才能活多久?再加上“國家大事”,那就表明是關乎國家千年走向的事情。但究竟什麼才是關乎千年大計的國家大事?這不是隨便可以說的。今天我們常常說到一個概念,就是傳統。如傳統思想、傳統觀念、傳統文化、傳統道德、傳統風俗、傳統習慣、傳統學術、傳統體制……它其實包含兩層極為深刻的內涵——傳和統。傳是傳遞、傳授、傳導、傳承;統意味著一種連續性和一以貫之。從國家和民族層面看,基本的傳統體現在四個方面,即道統、學統、治統、血統。所以我理解,國統、道統、學統、血統堪稱千年大計。拋開血統暫且不論,道統、學統、治統間的相關、相連卻是常人所難以理解的。道統是對宇宙、人生最高與終極真理的追求與認識。中國的道統是中華民族意識中最為人們尊崇的信仰、思想、倫理,它以儒家思想為主幹,以道家和釋家思想為輔支。當然,很多人可能並不同意我這個說法,認為道家和佛家都不算正統,儒家才算。其實佛家思想從漢朝佛教正式傳入,就已經與中國固有思想發生了融合,成為中華道統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了。所以儒道釋三家思想是中華民族的道統,儒家佔據主體地位。三者的根本指向就是天人合一這個大道,而本源應該是《周易》思想。這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學統是科學文化知識系統。它其實是道統最精雅的部分,是道統的載體。在道統演化和豐富的過程中,學統始終處於前沿的位置。學統的主要載體是學制教育。治統是秩序、權力和制度系統。道統來自上天,董仲舒就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說,因為上天在冥冥中主宰著人類的命運。天如果有變,道統必定隨之有變,學統也會隨之有變。治統的正當性源於天,是為君權神授,帝王自己都把這種正當性概括為‘奉天承運’。道統由思想導師代表傳承,學統由學術大師代表傳承,政統由政治領袖代表傳承。但是三者絕對不能分開,否則中華民族就不存在了。中國歷史三代以上的聖王時期,道統、學統、治統是一體的,長期並稱的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構成了一個代代相繼的譜系。這些聖人既是思想導師,也是政治領袖。後來情況發生了劇變,就是思想導師與政治領袖分離了。思想導師的譜系由孔子、老子開其端緒,政治領袖的譜系由秦始皇開其端緒。但是貫穿在中華民族道統、學統和治統中的那條天人合一思想主線沒變。中國歷史上,道統與治統的相互交織、相互強化,始終決定著傳統社會的基本面。國人總是以自己的歷史久遠、歷史連續、歷史輝煌而自豪,那是因為無論怎麼改朝換代,中國的道統都還在。它為什麼還在?因為政權延續、轉換的脈絡清晰。中國數千年文明史,無論政權如何更迭,都是在中華民族內部承襲,沒有任何外族統治過。歷史上的非漢族政權——元朝、清朝都來自中華民族內部,而非外族。如果類似八國聯軍、日本侵略得逞,中國變成殖民地,那中國的道統和學統就不會存在,我們的歷史也就斷了,中華民族也不是原來的中華民族了。被殖民的印度就是這樣的結局,所以儘管印度產生了神傳的國統佛教,可如今它的學統都沒有了,道統沒有了,印度民族也不是原來的印度民族了。這樣的例子很多,都是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道統、學統與治統對於保持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民族國家的統一性意義重大,當然地屬於千年大計。</p><img src='full/73dd26edaa8d2245794d46baf31a38d72847b204' img_width='504' img_height='400'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strong>雄安的千年大計與首都有關</strong></p><p>記者:這樣說雄安是不具備千年大計的意義了?因為它和您說的這些都不關聯。</p><p>李建軍:當然不是。雄安不僅關乎千年大計,而且很重要。但它的千年大計不是它本身,而與北京有關。可以說,雄安的千年大計,就是北京的千年大計。血統、國統、道統、學統——其中國統就包括國家首都的選址、帝王陵墓的選址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北京是千年以降的歷史選擇。公元1260年,剛剛繼承汗位的忽必烈揮師南下,彎弓射中了一隻大雕,正落在如今的長安街,於是忽必烈定都北京。90多年後,剛剛登上皇位的朱棣由南而上,旨令徐達也射出了支一箭,同樣落在如今的長安街,於是朱棣遷都北京。北來的一隊人馬和南來的一隊人馬,各射出了一支箭。兩個傳說、兩個歷史時期,一個空間點——北京。這說明什麼?北京是中國歷史的落腳點和歸宿點。這是冥冥中的天意安排。北京是中國歷史上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的建都之地,今天也是新中國的首都。只不過遼是把北京作為陪都了,但陪都也算都。再後來,金國的完顏亮當了皇帝,僻在“白山黑水”的上京作為首都不合適了,就遷都燕京。所以真正在這裡建立大中國中央都城的第一個王朝是金朝,到現在已經864年了。中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不只是由核心區域向四方輻射,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區凝聚。所以呢,中國的帝王們在選擇國都的時候,都要找整個疆土的中心點,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天下了。這個中心就是變化的。過去是在黃河上游,宋以後東移了,在“四達之會”的開封。再以後海洋文化逐步興起,這個中心又發生了變化。所以像元、清兩朝,他們崛起在長城以北,入主中原以後,就都選擇了不遠離他們的發祥地,又能通達中原的北京為都城。從此北京成了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中心。今天北京的軍事地緣、政治地緣以及經濟地緣依然是無法取代的,所以說定都北京是千年以降的歷史選擇。北京作為首都已經過去快1000年了,現在說的“千年大計”是指未來的1000年。雄安的千年大計就關乎這未來的1000年。</p><img src='full/948162a9ef341f73c54c9be4d20b03e4deae4a6e' img_width='441' img_height='409'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記者:可是雄安並非國都,甚至從定位看也不是副首都。這怎麼會和你說的國統或者說治統聯繫起來?</p><p>李建軍:是的,雄安既非首都,也非副首都,無論怎麼看都和千年大計沒有什麼邏輯的必然。就是從中央對它的規劃上也看不出它會關乎千年。從城市功能看,它主要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以減輕北京的壓力。什麼是非首都功能?就是指那些與首都功能發展不相符的城市功能。那麼雄安具體承擔哪些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務?這個已經有明確定位,主要是指部分相對低端、低附加值的經濟管理功能和服務功能。這可以從它的七個任務上可以看到。這樣看雄安不足以為千年大計。可是如果你換一種思維去考量,就不同了。</p><p><strong>地理位置賦予雄安的使命</strong></p><p>記者:換一種思維?您是指什麼?</p><p>李建軍:你從雄安的地理上去解讀。具體從兩個方面理解。</p><p>第一,地名蘊含的玄機。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了一個現象。河北的地名帶定字、安字、營字的很多。石家莊往北有正定、定州、保定、定興。白洋澱其實也是帶定字的地名。從造字法看,澱字從水、從定,定意為平息、靜止,水指裹挾著大量泥沙的洪水。水與定合起來表示大洪水過後因泥沙淤積而形成的淺水湖泊。帶安也比較多,如安新、文安、武安、遷安、固安、成安。保定周圍叫營的地方很多,都是宋遼交戰時安營紮寨的地方,僅徐水縣就素有72個營之說。而這些地方基本都在北京的南面。這些名字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從遼金朝開始,而金朝才定都北京的。這些地方的功能落在“安”和“定”上,而安、定在四向中都指向南,就是首都南面。</p><p>記者:這個現象我還真的沒注意。這說明一個問題:這些地方就是為保衛首都而存在的。</p><p>李建軍:名字只是一個象徵,更關鍵的是名字與地理位置的對應。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地理位置的功能。其實雄安新區並非橫空出世、無根無蒂,它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早已埋下伏筆。北京位於太行山與燕山交匯處,華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環山,由太行山、軍都山形成半圓形屏障。北京憑什麼做中國的帝都?因為這座城市吸納的是崑崙山的精氣,延續的是太行山的強勢,撐起的是長白山的久遠。我把它概括為崑崙之精、太行之勢、長白之久。這樣北京就可以江山永固了,何止千年?但它也並非固若金湯,有很多太行山孔道和開闊平原都可以成為進攻北京的通道。就說孔道,有很多。太行山延袤千里,百嶺互連,千峰聳立,萬壑溝深。這就是說太行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條2000米高的山脈,主峰就是五臺山。我曾經為寫作《城市中國之太原》專程考察過太行山,探究太行之勢是如何形成的。它呈太極大S形,很像一條遊動的巨龍。南端連著王屋山和中條山,北端連著燕山。堪輿學裡講,在中國,南北向的山是生山,東西向的山是死山;東西向的水是生水,南北向的水是死水。但太行山這個大S是個時刻都在做著陰陽轉換的大太極,太行之勢就來自這個大S。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說,太行為天下臂脊,誰控制了太行,誰就可以得天下。它的能量十分充足,所以是個地震帶。堪輿學看山看水有個總原則就是:以山定水,以水定路,以路定城。兩山之間往往有水,水繞山行,一般也會有路。這些路實際就是出入大山的通道。太行山被山西的許多條河流切穿,於是形成幾條穿山而出的大峽谷。著名的有八條,就是晉代郭緣生在《述記徵》中所說的“太行八陘”,從南到北是軹關陘、太行陘、白陘、滏口陘、井陘、飛狐陘、望都關、蒲陰陘、都陘。陘就是山間的溪谷、通道,太行八陘就是晉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來的咽喉孔道。其實太行山被水流切割的孔道不止於八個,但八陘最有名。太行上主體在山西,主峰五臺山也在山西,但八陘的命名與山西並無多少關係,因為它們大多數都在太行山東側,幾乎都在冀豫兩地。從圖中可以看出,太行八陘的前三陘在河南,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陘在河北,第八陘在北京的昌平。</p><p>記者:這些太行山孔道和東麓南北大通道是不是對北京的安全意義重大?</p><p>李建軍:何止北京?也包括今天的雄安。由於太行山和這些孔道地位獨特,所以從古到今有太多的戰爭劇目都在此上演,孔道也變成了戰道。匈奴、突厥、鮮卑、羯、氐、羌、契丹等遊牧民族都是沿著太行八陘殺進來的。那麼從這個分佈看,八陘有四陘是在河北。這就是說,在河北的太行山東麓南北大通道上有四條可以攻北京的通道。所以自從北京成為都城,這些地方就有了長城,並且建有關隘。長城有著名的外三關(偏頭關、寧武關、雁門關)和內三關(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內三關都是北京西部和西南部的重要防線,其中兩關都在保定。第五陘井陘作為太行山的動脈、心腹,是陝晉入京的交通要衝,號稱天下九塞之第六塞,歷代兵家必爭。第六陘飛狐陘是河北平原與北方邊地間的交通要隘,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商家匯聚之所和文化薈萃之處。它與其它陘不同,其它陘只涉兩省間的交流,而它卻涉及南北方數省間的交流。越過飛狐陘,就可以走向冀中平原,走向京津,還可以走向滬粵。第七陘蒲陰陘實際上是拒馬河上游河谷,扼守此陘的是紫荊關。這裡已經相當靠近北京了,只有180公里。歷史上發生在這裡的戰事大都是為了爭佔北京,史載有過140多次戰事。當年成吉思汗攻居庸關不克,分兵紫荊關擊敗金兵,又從內夾攻居庸關得手。明朝土木之變後,蒙古瓦剌部也是攻破紫荊關而進逼北京的。第八陘軍都陘是古代內蒙古、大同、宣化等地通往北京的孔道。它離北京更近了,只有幾十分鐘行程。那裡有天下第一雄關——居庸關居,是首都西北的門戶和屏障。明清以前所謂的“夷狄”由北南侵中原,多是沿內三關一線進來的。</p><p>記者:這樣看,北京雖然三面環山,在半圓形的屏障裡,確實也並非固若金湯。</p><p>李建軍:地理環境就是這樣複雜,真正依山傍水的理想環境基本不存在。而複雜的地理環境也意味著不同的吉凶休咎。就北京而言,最容易從南面進入。而南面除了這些孔道,還有大平原,主要是華北平原。人們常稱北京一帶為燕薊之地,山東為齊魯大地,山西為三晉之地……這些地名的由來與西周封諸侯、建藩衛的制度有關。但是從金元以後,燕薊之地就變成京畿之地了。河北是全國最特殊的一個省份,它是京津的門戶,是北京聯繫全國各地的必經之地。它自古就戰亂頻繁,從戰國時期到南北朝時期,它都是重災區中的重災區。為什麼?因為到了這裡,就可以南下到長江,更可以北上攻北京。所以河北是長城途經距離最長的省份,元代為中央直屬的中書省,清代屬直隸省。直隸的意思就是直接隸屬京師。</p><p>記者:的確如此。北京其實就在河北的腹中,腹破了,北京就有危險了。按您說的,最容易破的地方是在北京的南面,也就是腹部的正面。</p><p>李建軍:你注意到沒有?在北京南部的這個大平原上,有一個地方非常重要,就是保定。歷史上保定一直是北方的次政治中心,素有京畿重地、 京師門戶、首都南大門之稱,因為它“北控三關,南達九省,地連四部,雄冠中州”。長城的內三關,有兩關在保定。直隸省的首府也在保定,並且直隸總督從來都非重臣莫屬,集軍事、行政、鹽務、河道及北洋大臣於一身。在保定這裡曾經有66任共計59位直隸總督,其中包括人們都熟知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因為它地處京畿,拱衛京師,稍有動亂,便會危及朝廷。京畿的意思就是國都和國都周圍的地方。京畿重地這個詞最早就出現在保定,形容它的地理極為重要。它原來叫清苑,為什麼改為保定?因為它的功能就是“保衛大都,安定天下”。而雄安就在保定腹地,雄縣、容城、安新都是保定市轄縣。</p><img src='full/f51ab957665035dbb504b16c4b7b32458187166d' img_width='540' img_height='435'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strong>雄安:首都的南大門</strong></p><p>記者:現在我明白了,雄安新區就是首都的南大門。</p><p>李建軍:這就是千年大計的深層意蘊。</p><p>記者:可是北京有個南大門,就是永定門。</p><p>李建軍:雖然都在南面,它們的意義和使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堪輿學裡,門的意義非常重大。它是氣口,納生氣、吐濁氣。而氣這個概念,在人體工程學裡解釋為物質、信息、能量。過去北京城的南大門是永定門,它關係到北京甚至全國的命運。明朝建了外城,外城有7座城門,永定門是其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北京中軸的最南端。把永定門當成正門,是因為天子是面南而治的。外城門的命名都帶有安定、安寧的色彩,如左安門、右安門、廣寧門等。永定門就是寓意“永遠安定”的意思。作為正門,永定門位於北京中軸線上,左邊是左安門,右邊是右安門,它在中間。但是後來這個門拆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研究北京的城市規劃,就曾和一位分管城市建設的領導說,這個永定門一定要重建。他問我為什麼。我就跟他解釋說:“永定門是天子坐北朝南安定九州的南大門,沒有它定不住江山,國家會亂。”他笑了笑說:“你說的是天子,現在又沒有天子。再說,不就是一個門嗎?它有那麼大的能量?”我說:“現在怎麼沒有天子?黨和國家主席就是天子。過去叫天子,現在不叫了,但一定有。”這個說法他沒有否認。我接著問他:“永定門是什麼時候拆的?”他說:“這當然知道了,1957年和城牆一塊拆的。”我又問他:“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亂的?大躍進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不作聲了,因為這個事實大家都知道,只是沒有人來把它們和永定門聯繫起來。我告訴他,西安城的時候就有永定門了,不過那個時候的永定門在北面,因為都城的威脅在北面,綏靖北方、永保平安的方向就應該是北面。長安城的永定門建成後,來自北方的侵擾奇蹟般的絕少衝擊到它,安安穩穩、波瀾不驚地矗立了千餘年。你說這個門是不是千年大計?北京的永定門同理。我們把北京的永定門拆了,中國就開始亂了,接下來又是三年自然災害,在接下來是“文革”。你說沒道理嗎?最後他說這個建議好。後來就有專家提出了計劃,要重建永定門。2003年,北京市終於做出決定,重建永定門城樓。明清時的北京外城城牆,最南面就到永定門。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格局,現在看,那時北京的格局卻很小。時代不同了,北京發展了,中國發展了。現在北京城變大了,由原來的二環到了七環。這個長約1000公里的七環在2016年12月就形成了,環繞整個北京,將承德、廊坊等節點城市一一串聯起來,跨京津冀地區。改革開放快40年了,中國各方面的發展都很快,在世界上的地位舉足輕重。所以北京現在的格局很大,是面相世界的大格局。元朝定都北京,是以北京的戰略樞紐作用為入主中原的大計;明朝遷都北京,是以北京三面鄰虜的外御作用,並以大運河與經濟繁榮的蘇杭形成“啞鈴”之勢;清朝的選擇與元朝相似,以北京為攸關國運的控制中心。毛澤東的選擇呢?就為新中國走向世界作了準備。在這裡,毛澤東左手攬太行,右手挽渤海,腳踏中軸線上,面向遼闊的大平原。而習近平總書記說規劃雄安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這就是面向世界、攸關國運的千年大計。雄安為什麼叫雄安?雄代表陽性的、強有力的;安代表陰性的、安定的、穩定的。在《辭海》所編的單字中,這兩個字都是褒義最多的單字之一,也是最完美單字之一。一陽以陰、一動一靜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站在國家發展的最高點提出復興傳統文化的願景和構想,就是這個“雄“字的體現。那麼雄安的意思呢?它不僅在於要安定,還要雄飛,要發展,要引領世界潮流千年。如此,京畿之地的概念也就不是原來的概念了。永定門不足以承擔這樣的大格局,必須向外推。推到哪裡去?會有誰來承擔?就是雄安。或者說雄安可以看作首都的南大門。中國只要不遷都,那麼它就永遠是。當然,雄安不是永定門,但它的功能相當於永定門。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七個功能,是就雄安本身而言的,如果從國家和民族層面去定位,就是千年大計。所以對雄安定位的理解,可以但就雄安本身,還可以從更高層次看。雄安和天津的意義也有區別。說到天津,大家就會聯想到天津衛。天津的地理形勢整體跟北京實在太相似,同樣背倚群山真龍,同樣面迎廣闊平原,同樣前有照、後有靠,又有碧水環繞。但它“當河海之要衝,為畿輔之門戶”,這是地理位置賦予天津的城市定位和使命。幾百年來,它由衛變成州,又從州升為府、升為城,現在是直轄市,但它的使命沒有改變過,就是拱衛首都。渤海灣這個大口子,向外可以聯通世界,向內則可以直取北京,全靠天津衛。雄安和張家口的意義也不同。這座塞北重鎮與北京相距近二百公里,軍都山橫亙其間,自南口至八達嶺的十幾公里屬關溝路段,南接京城,北通張家口。緊挨北京的位置,成就了張家口的宿命。在軍事上北京的西北部直到蒙古邊境,基本上只有張家口這一座有規模的城市,它以北是一馬平川的內蒙古高原,無險可守,所以張家口就自然地承擔起拱衛首都的重任了。張家口北端有個大境門,是長城眾多關隘中一個十分特殊的關口。長城的要隘都以關、口稱謂,而只有張家口的稱門。“境門”意思是邊境之門。今天雖然那裡不是邊境,但依然是首都的北大門。所以天津、張家口和雄安的區別就是:天津是“衛海”, 張家口是“安境”,雄安是“定南”。</p><p><strong>一根線定一座城</strong></p><p>記者:那為什麼不將保定直接提升為新區,而要另設雄安?</p><p>李建軍:保定雖然素有首都南大門之稱,但它並不在北京中軸線的延長線上。其實雄安也不在這條線上,而是偏西了。徐匡迪講過,雄安的選址遵循了中國傳統文化關於城市建設“山川定位”立軸線的思想。他也說過,按照立軸線的思想,新區應該在霸州,但霸州下面有一個地裂,不適合建新城,後來在這附近找。這個疏解區距離北京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最好靠近保定,避免北京攤大餅向集中疏解區無序蔓延又連為一體。最後在五個選址裡面定了雄縣、容城、安新三個區域聯合起來。雄安的選址就是這麼來的。官方解釋說: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區域最終劃定雄安,而非保定市區,經過了充分的調研和論證,主要還是考慮資源環境。其實雄安本來就是保定的腹地。一個關乎千年大計的國家級新區體量肯定不會小,而保定人口本來就比較密集;雄安則不同,那裡幾乎是一張白紙,可以更好地規劃。但如果事關“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那就不得不考慮歷史、文化、龍脈的傳承關係,當然還要考慮地理環境。所以雄安不在北京的中軸線的延長線上,而是另定了一條中軸線。</p><p>記者:偏離了中軸線,那雄安還是不是首都的南大門?或者會有什麼不妥?</p><p>李建軍:中軸這個詞說起來很抽象,但在北京城的整體佈局上,它卻非常具體。從北京的地圖上,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南起永定門,北到鐘鼓樓,一條長達7.8公里的線貫穿南北。在這條線上,彙集了北京古代建築的精髓,見證了北京城的滄桑變遷。建築大師樑思成曾這樣讚美這條中軸線:“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是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其實城市軸線不光中國有,也不光北京有,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巴黎有一條略斜的軸線:盧浮宮、凱旋門、德方斯等都壓在軸線上。華盛頓有一條東西軸線:國會大廈、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等都壓在軸線上。但它們都比不過北京,都沒有像北京中軸線如此之長、如此筆直壯觀,更沒有北京中軸線所包含的那麼豐富的文化。能把中軸線利用得如此完美,全世界就數北京。進入北京的方式有很多,但從中軸線進入北京,或許是最好的一種。因為它不僅是個空間的線索,也是個時間的線索。從元代到現在,幾乎所有歷史都能從這條軸線中找到依據。經過在5000年的歷史演化,它最後形成了一條非常出色的氣魄雄偉的北京城市中軸線。整個北京的政治、文化活動都緊緊圍繞著中軸線展開,它是皇權至高無上的象徵。但是雄安並不在這條線上,它是在這條線的西部另外定了一條線,就是自北京潭柘寺——定都山一線。從圖中你可以看到,它們是平行的。定都山是北京城龍脈的延伸,潭柘寺是北京城的根脈。潭柘寺的歷史比北京早約500年,有“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的說法。中國的很多城市都有這樣的歷史淵源,比如上海是“先有淡井廟,後有上海城”; 天津是“先有天后宮,後有天津衛”。這其實一個是龍脈,一個是文脈。依託這條軸線選址首都的南大門,構成“千年軸線”,確實可以顯示出雄安與北京的歷史、文化傳承關係。問題的關鍵是:第一,雄安是一座城市,不是一座城樓。保定也好,雄安也罷,它們的南大門的意義與永定門不同。永定門代表的是天子定九州,保定和雄安都是護佑首都的。第二,北京的中軸線是自然的體現、文化的體現、政權的體現,是北京的龍脈,內涵非常豐富,有很多重要建築在其左右,還有壓在其上的,比如紫禁城裡的金鑾殿、景山等都壓在上面。雄安的中軸線上有什麼?我們還看不到。即使有,那麼它們是什麼?能不能體現千年大計?能不能體現出雄安與北京的歷史、文化傳承關係?僅僅靠一條線,就說雄安與北京的歷史、文化傳承關係,這沒有充分的說服力,關鍵是這條線上有什麼。</p><img src='full/a0f04a7654f6984cb77c342aaa00deb006f493f8' img_width='523' img_height='353'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記者:規劃上還有一條東西走向的人民軸。千年軸線與人民軸是交匯的。徐匡迪解釋稱,在白洋澱的西北部、新區中間有一條貫穿新區的主要交通線。這條線被稱為人民軸,它西起人民廣場,中間經過雄安中華民族復興碑,東到雄縣古城。千年軸與北京的中軸線平行,顯示出雄安新區與北京的歷史、文化傳承關係。那麼這個人民軸和誰平行?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p><img src='full/b7988e64030c66238f2db9d640c105b22e3f9222' img_width='480' img_height='347'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李建軍:我注意到了。從千年軸線和人民軸的交匯情況看,它們應該是構成未來雄安新區的兩條最重要的街道。但它為什麼叫人民軸?官方沒有做意義方面的解讀。很明顯,這個格局是從北京城的格局來的。北京是天人感應的都城。在天為陽,是三垣構成的大三角;在地為陰,就形成了中軸線和長安街交匯的大十字。北京對應的是三垣的中垣——紫微垣,在整個北天的中央,大體相當於拱極星區,就是圍繞在天極周圍永不落的星,也是天上最顯赫的一個星座群體。這個地方還叫紫微宮,就是皇宮的意思。這就是說,這裡只有皇帝才有資格呆,所以是定都的地方。看二十八宿的對應關係,北京對應的是尾、箕二宿。北方七宿在天上整個構成一個巨大的蒼龍之象,尾、箕兩宿是龍的尾部。龍就是帝王。龍尾對應的地方就是帝王呆的地方,就是都城。這樣看北京,我們就清楚了:北京是九州環抱的帝王之都。以現在的地理位置來看:北京西面接的是崑崙山之精華、太行山之勢,東面承的是長白之久,坐定在坎水艮土的位置。這個位置有什麼好處?《周易》上講,這是萬物終而萬物始,是周而復始、生生不息的陰陽交匯的位置。這就是眾星捧月的格局。北京的規劃上也呈現了這個天地對應關係。北京是個大蝴蝶,頭朝北。中軸是蝴蝶的身體,長安街是兩翼。原來的中軸線是7.8公里,長安街是十里長安街。現在的中軸線是25公里,長安街變成了百里長安街。2008年奧運會時,亞運村的最終選址定在了北中軸的延長線上,這是北京中軸線第一次向北延伸,鳥巢和水立方就位於中軸線延長段的兩側,北端是奧林匹克公園。百里長安街西端延長到了永定河,直抵門頭溝定都峰腳下,東端到了通州區運河廣場。可是中軸線的南端一直沒有延長。中軸線是首都的的脊樑。北京長大了,脊樑的一端長起來了,另一端卻沒長起來。曾經有媒體報道稱,建議搬遷南苑機場,以打通南中軸路。但這只是政協委員和專家的建議,並沒有任何結論。這就不對稱了。一個本來應該完美的大十字,就缺那一部分,怎麼看都不和諧。長安街西延,代表著“中央向西”發展的大勢。長安街東延,代表著“北京向東”發展的大勢。還是東富西貴的格局。中軸線北延,以奧運聖火打破了北陰的格局。可是中軸線南延何時形成?會不會打破南貧的格局?雄安顯然不是這條線的延長。它只是借了北京的勢——交匯的十字軸就是在借勢。北京是一根線定一座城,雄安也是一根線定一座城。北京是由中軸線與長安街構成一個大十字,清晰地勾勒出北京的骨架。雄安是由中軸線與人民軸構成一個大十字,清晰地勾勒出雄安的骨架。這很明顯,雄安是在模仿北京。儘管雄安不在傳統中軸線上,但畢竟離得不遠,並且平行,並且一端連著龍脈,一端連著文脈,總還說得過去。</p><p><strong>雄安規劃:山水城市之山</strong></p><p>記者: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意思。這樣看,有了雄安,首都健康發展、中國雄飛安定的象徵意義就有了。不管這座城市本身建成什麼樣,它的首都南大門的功能是註定的。就像某個職位,不管誰來做,都要履行它的職責。這叫“在其位謀其政”。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p><img src='full/053e7e77dfe35353ffad9e4d597edb8ee279ea61' img_width='569' img_height='411'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大七環或大外環</p><p>李建軍:道理是這樣,但是不同的人來做同一個職位,雖然職責是相同的,結果大不同。雄安也一樣。它能不能擔當起首都南大門、千年大計的神聖使命,還要看它建成什麼樣。做得好,對首都有利;做不好,還會是負擔。疏散什麼、疏散到哪裡、如何疏散以及被疏散的部分如何佈局,這是不同的問題。儘管它疏解的那些非首都功能和千年大計不對稱,但這並不會消弱它的千年大計的使命,因為它的使命不是由這些決定的,而是由地理位置決定的。只是雄安現在還是一張白紙,我們還看不出它有什麼問題。但正因為它現在什麼都未展開,所以才更應該做好規劃。經驗和教訓,應該從中外城市的實踐中去獲得。這裡面涉及的問題很多。比如山水格局、人口、交通、PM2.5 ……</p><p>記者:雄安的規劃不是很清楚了嗎?官方在疏解什麼、如何建設方面是不是已經有了全盤的計劃?徐匡迪說:雄安新區規劃輪廓初現,將造山理水。</p><p>李建軍:其實很多都在探討中,尚未定型。規劃是一個內涵很豐富的概念,城市山水格局、產業格局、生活格局、人才格局、動線格局、環境生態……有大量內容都要規劃,而不僅僅是有一個輪廓就可以了。比如官方稱,雄安將建設一座山水城市,靈動交融。可是這裡沒有山。沒有山而要營造出山水城市,那隻能造山。官方的規劃中有這個方案,而且被列為很重要的部分。它是將靠近新區建設實體部分周邊較淺的、長滿蘆葦的溼地挖深,在新區北面堆起一座土山。這樣整個雄安新區將成坡狀分佈,北高南低,水可以自然流動。官方也闡明,這座山與南面的白洋澱形成“前有照、後有靠”的傳統中國式風水格局。從堪輿學意義講,看起來南朱雀、北玄武都有了。這不是不可以的。官方在表述的時候提到了“風水”的概念,這是罕見的。但大家是不是真正懂得了風水的玄機?以今天的視野看,所謂的堪輿學、風水學,其實就是城市美學、城市環境學、城市生態學。談到這個問題,我就想起我的恩師任震英,他是蘭州城市發展建設開拓者和奠基人任震英,被譽為“城市規劃領域中獲得全國設計大師稱號的第一人”。30多年前,我曾跟隨他學習城市規劃,深受影響。後來我在考察和研究城市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基本是堪輿學和人體工程學。他就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在蘭州實踐了城市美學、城市環境學、城市生態學。他的帶狀組團、城市特色論等規劃理念非常具有前瞻性、科學性、人文性、生態性,給規劃界和蘭州都留下深刻印記。現在蘭州這座山水城市、黃河風情線就是他留下的思想精華。蘭州全國是唯一一座黃河穿城而過的省會城市,他就把規劃建設黃河濱河公園作為塑造蘭州的特色。他曾賦詩寫道:“黃河到此足奇觀,冰雪春融下九天。兩岸樓臺連險棧,一城風月匯芳川。古灘宿雁飛滄海,鬧市籠雲嫋紫煙。故土重光花似錦,漫將詩畫繡來年。”這首詩實際上早就為濱河路的發展奠定了文化的基調。如今南北濱河路、黃河風情線、南北兩山都給蘭州百姓帶來的綠色和生機。這種綠色生態規劃思想就是城市美學的體現,也是堪輿學的體現。說到山的格局,它包含山脈、丘陵、平原等各種類型。城市的性格、風格、發展等問題首先由山的格局決定,其中大龍脈的影響是關鍵。首先要判定城市所處的大龍脈區域,找出它的特點,分析它對財富經濟、建築模式、風俗人情、人的性情、健康狀況、文化取向等方面帶來特定的影響。其中山的形勢是關鍵,影響最大。水的格局同樣影響著城市的命運、性格、風格、發展。分析江河、湖泊、海洋、運河、泉水等不同水性、流向、流速、交匯、曲折、左右等格局對城市的影響,就可以知道它對財富(經濟)、智慧(文化)的影響。還有山水交匯的格局,就是官方說的“造山理水”問題。山水不是孤立地影響,而是交匯地影響,兩者共同對城市產生正負影響。所以山水的對應和互動並非那麼簡單,太極的陰陽也不是你畫出兩條魚、點上兩隻眼就完事了。它是不是活的?陰陽是不是互動糾纏的?山水是不是相互成就?就說仿照北京這件事。北京當年建設紫禁城時,在紫禁城北門外堆築起一座鎮山。那時北京城五大鎮物,按照東方屬木、西方屬金、南方屬火、北方屬水、中央屬土各有定位。中央的鎮物就是景山,那時叫萬歲山,它也是整個北京城的中心點、幾何中心。它是挖護城河和南海的時候,在這裡堆土成山,而它面對的水也是人工開掘的金水河。但是它們天人合一了,所以是成功的,締造出了紫禁城的輝煌。那麼雄安的“景山”放在哪裡?怎麼造?會不會也締造出雄安的輝煌?現在還不好說,因為它現在還是一張白紙。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忽視:第一它會不會造成“客土無氣”的後果?當年在香港的時候,我就遇到這樣的問題。當時為擴展會展中心的容量,香港土地開發公司計劃填海造一座人工島。我就提出過“客土無氣”的觀點,說明不能填的原因。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土生土長本地人。這是人與環境的適應性問題,自古以來被眾多風水門派一致公認,而且歷史上很多例子都反覆驗證了它的準確性與靈驗性。香港用來填海的土多為客土,它的地氣與被填區域的地氣根本就不合,煥發不出那裡的生氣。只有經過數十年的沉澱與生髮後,新土才會與本土融合,反客為主併成就此地。這種情況發生在靈動的維多利亞港灣,必將在一定期限內阻礙香港的運勢。但港英政府堅決要填海,結果導致香港陷入“龍龜大戰”的局面,災難不斷。那是1997年7月,當時發生了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查閱到。東京也發生過這種情況,就是東京灣。東京灣由房總半島和三浦半島圍成。對東京來說,這個灣的存在是錦上添花,完美地呈現了藏風聚氣的格局——既可保持東京的脈氣不外洩,又可阻擋來自海洋的煞氣。從京都遷到東京時有過填海造陸,在合理的操作下取得過完善的效果。但是後來他們又繼續在東京灣填海,結果對東京灣的風向、水流走勢造成影響,海洋生態被破壞。這樣東京再也得不到東京灣的庇護了,原來的錦上添花,變得花也凋謝了,錦也不耀眼了。而被取土的地方,生態也被破壞。中國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天津規劃了一個面積約150平方公里的臨港產業區 ,狂擲600億要填海造地120平方公里,要搶中國的第二個自貿區(第一個是上海)。氣魄很大。他們造地用的是從海里挖出的汙泥。這種土不僅是客土,更是死土。你想到是什麼後果嗎?2015年天津港“8·12”事件,你能說和這個行為沒關係嗎?因果關係有時候並不那麼會那麼直觀地呈現。海洋也是一個生命體,海水推到岸邊,是順著海岸走的,這是由海洋環流和海岸地理形勢決定的,你硬要改變它。這樣水的流向、流速甚至水質都變了,生態也變了,甚至人也變了,失去理性。第二,雄安造的這座山能不能靠得住?它有多大?什麼形態?如何佈局?當然,多大還不是根本。劉禹錫的《陋室銘》中有句話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話說得很在理。景山算不上高峻,最多是剛好適宜那時的人們俯視這座城市。關鍵在於它的造型和佈局。它是一座東西伸展、兩端略向南抱攏的五峰形筆架山,屬於後靠山中最高級別的形體。並且乾隆時代,又在五峰之上各建樓亭一座,其中供奉佛教造像,作用就是民間的“風水樓”。五峰、五亭及亭中佛像,作用相同,都是坐鎮都城的。這樣主山(景山)--宮穴(紫禁城)--朝案山(永定門外的大臺山燕墩)的格局就形成了,北京的後靠就穩定了。雄安怎麼做?現在還不知道。所以雄安要造山不是不可以,但要看如何造。</p><p><strong>雄安規劃:山水城市之水</strong></p><p>記者:這樣看,的確雄安的規劃很重要,特別是它又關乎千年大計。建設山水城市當然好,誰都喜歡,但如何才能造出千年大計的山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p><img src='full/11bea0f7566b3e999766b4ce6044ca3e170828cb' img_width='298' img_height='373'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京杭大運河路線圖</p><p>李建軍:山水城市當然還有水的問題。人類文明與水的關係不言而喻。早期的人類是逐水而居,現在的發達城市基本都靠水。水不僅是人類生命之源,還是智慧和財富之源。北京的格局基本上是東富西貴、南貧北陰、中皇權。東面為什麼富?就是因為有大運河在那裡。如果沒有這些水龍,恐怕也就沒有“東富”這一說了。長三角、珠三角就更不用說了,上海、杭州、廣州、深圳,那個不是靠水發達起來的?國外的情況同樣。可是雄安則個地方缺水,這個眾所周知。當然,那裡有個白洋澱,就在安新縣,是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被稱為“華北明珠”。白洋澱自然水域面積原本有366平方公里,澱內共有 143個大小不等星羅棋佈的澱泊。古人對事物的細分是很講究的,就說水,江、河、湖、泊、澱、潭、澤﹑池﹑泡、蕩……不同的叫法其實是對水的不同分類。白洋澱為何不叫白洋湖?它水體雖然很大,但太淺,水深只有2~4m,連10 m都不過,所以長滿蘆葦,所以只能叫澱。它是太行山東麓永定河沖積扇與瀦沱河沖積扇相夾持的低窪地區,河流自西向東、由南向北構成扇形河網,匯流一處,形成天然窪地。這說明有大洪水,白洋澱就有水;沒有大洪水,白洋澱就沒有水。過去降雨多、洪水多,白洋澱肯定沒有問題。但現在呢?它的水域面積只有70平方公里。更嚴重的是白洋澱的汙染問題。上游以及周邊地區遍佈造紙、毛紡印染、皮革製造、羽絨業、有色金屬冶煉等高能耗、高汙染的產業,大量未經處理的汙水直排進入澱內。事實上,白洋澱的總體水質近年一直在劣V類到V類徘徊,後來雖有略微改善,但仍遠達不到要求。2000年開始,白洋澱死魚事件就時有發生。2006年曾有一次大爆發,被認為是汙染加劇的惡果。這類事情後來又不斷髮生。另一個問題是白洋澱生態支撐主要在於蘆葦,它可以淨化生態,作用非常大。但是為了建設豪華的溫泉別墅、酒店、禪院、會所、高爾夫球場等旅遊項目,大片溼地和蘆葦因此消失。有個在2014年被叫停的項目,曾經將溼地核心保護區內3000餘畝蘆葦填的水抽乾,溼地成為旱地。雖然後來進行了一些修復,但被破壞的溼地再也無法恢復原貌了。這點水、這種生態,它是不是能夠成就雄安的千年大計呢?</p><p>記者:您說的問題確實存在,也很嚴重。但缺水是不是可以引水補救?</p><p>李建軍: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沒有大雨形成的洪水補給,澱的意義就不存在了。白洋澱是淺盆型,水面大,蒸發量也大。在支流紛紛斷流,常年蒸發量和降雨量基本相當的情況下,只能引水。但是從哪裡引、怎麼引又是個問題。並且引水要解決的不僅是白洋澱本身,還有雄安的生活和生產用水,這個量是很大的。白洋澱這些年也在引水,但從澱外接納的多是汙水,澱內又被人為汙染。有水皆汙、有河皆幹,這個形勢很嚴峻。過去我們單純講開發,後來講“生態開發”。什麼是“生態開發”,生態在前,開發在後。你要在確保生態的前提下區開發。習近平總書記已經非常明確地說了: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但是建設雄安,疏解非首都功能,必定要開發,總不能畫個圈就放在那裡。現在一張白紙的雄安和白洋澱都缺水和汙染這樣嚴重,再開發就更不是少量水能解決的。引黃濟澱、南水北調濟澱的思路不是不可行,但全國都缺水,都在引這兩個地方的水,而這兩個地方的水量也是有限的。此外引水由於沿途的水損失也很大,到達這裡後也僅剩來水量的一半。而跨區域調水成本高昂,未來更須考慮其可持續性。</p><p>記者:那怎麼解決?</p><p>李建軍:這就又說到雄安的規劃問題上了。所以我強調要做好規劃,並且這個規劃無論造山還是引水,都必須天人合一地順應地理環境。這讓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去年參加的一個關於西部開發和引水新疆的會議。新疆要發展,首先要解決沙漠的問題;解決沙漠問題,就要先解決水的問題。當時有個“四水治疆”的方案,思路大致是這樣的:貝加湖北水南調解渴北疆,西藏“南水北調”可以救新疆,東水西調引黃濟疆,西水東調成就新疆。四路淡水調入新疆解渴,各有優勢。引俄羅斯貝加爾湖水進疆距離比引進北京更近;引西藏雅魯藏布江水進疆比東部“南水北調”進京津更容易;引進吉爾吉斯比什凱克湖和哈薩克斯坦巴爾喀什湖水進疆有利於增進與他國互利合作;引黃河水經青海湖進疆既能減輕下游黃河決堤壓力,又能改善青海湖水質,更能讓新疆收益。這些思路很值得思量。當時我有個發言,核心就是呼籲人類行為必須順從自然法則。從古至今,人類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始終未停止過改造自然的活動,對水的改造活動就有很多著名的例子。像戰國時期李冰在岷江上修建的都江堰、秦始皇下令修築的靈渠、隋朝在中國東部平原上開鑿的大運河等。古代的這些水利工程,無一例外地都是有利而無害,為什麼? 一個關鍵就是它們都沒有悖逆天道、悖逆自然法則,它們都是順應天道的行動。大運河全長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那麼大一個工程,基本沒有揚水的工程,因為它是在平原上,是順應水流水勢的。都江堰同樣充滿智慧,一個修建在江心的魚嘴分水堤壩,就把洶湧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內江,外江排洪,內江引水灌溉。“四水治疆”不是這樣,就說其中的西線調水方案,要從西藏的雅魯藏布江調水,沿青藏鐵路到青海省格爾木,再到河西走廊,最終到達新疆。這個就值得商榷了。雅魯藏布江是中國最長的高原河流,水能蘊藏量確實豐富,在中國僅次於長江。它的源頭距離新疆西南部沙漠戈壁灘雖然只有1000公里左右,但它是向東流的。向東流的就不能逆流逆勢向西引水,因為這樣就是悖逆自然法則。如果它本來就是向西流的,你可以向西引水。而這樣的中國只有疏勒河,現在也缺水。當然,你可以依靠現代科技硬去做,也能實現,但結局會是你想不到的。從天人合一的法則看,新疆的水問題,只能是“北水南調”。北水在哪裡?就是俄羅斯的貝加爾湖。“北水南調”是順勢的,所以是可行的,新疆的石油城——克拉瑪依就是一個成功案例。從北方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及福海等處引水到南部克拉瑪依後,不但確保了克拉瑪依油田的正常生產,而且解決了灌溉區域用水。克拉瑪依如果沒有 “北水南調”相助,根本不會是今天那種美麗和活力狀態。從國際上看,類似的工程有先例,並且做得很好。如美國加州“北水南調”工程,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工程難度最大的。我曾親臨考察過,雖然從舊金山到洛杉磯、聖地亞哥要橫穿多座高山戈壁,但最終還是取得了巨大成功。那麼雄安該怎麼做?無論什麼方案,都必須符合天道。</p><img src='full/67dd1029fc47c2afe22004351a6bb8058065dadf' img_width='489' img_height='280'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記者:看來雄安的引水是個難題,需要很好地去籌劃。</p><p><strong>雄安規劃:山水城市之路</strong></p><p>李建軍:造山引水是難題,城市本身的規劃也不那麼容易。現在你看到了,很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這些一線城市都出現了各種城市病。這是城市化進程中因盲目擴張、違背自然規律搞建設而造成的失衡和無序現象,它帶來資源的巨大浪費、居民生活質量的下降和經濟發展成本上升,而城市競爭力也在喪失。北京最典型,也最嚴重。這個我們都應該有體會。北京造了那麼多條橫在環路上空的橋,可還是堵得令人不堪忍受。上海沒有那麼多跨馬路的天橋,反而不那麼堵。這兩個城市人口、體量基本相當,但結果不同。為什麼?就是內部動線設計的問題。在堪輿學中,道路形同虛水,其功能在於疏通物流、人流和氣流。北京的格局是方格狀,從一環到六環,現在又到了七環,越環越大,就像人們說的攤大餅。路是環形的,形成層層“困”局,導致濁氣被層層困住,不易向外疏導,而外面的生氣也被層層阻隔,不易進入。同時道路本身的設計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一條道路在哪裡左轉、右轉最佳?紅綠燈停頓的時間在哪些路口用多少秒最合理?停車區域如何劃分、車如何停才不至於造成堵塞?低窪地沉積的濁氣如何藉助道路疏散?等等。面對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一個路口、一秒鐘的不合理停頓,都可能會造成系統性的堵車機會,影響整個城市動線的流暢,進而影響道路的納生氣和排濁氣的效率和效果。這些問題不做精細的規劃設計,單純靠單雙號限行或者購車搖號等手段,都不能很好地解決霧霾問題、環境問題。我在國外考察過很多大城市,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一流城市基本都很成功。比如波士頓是個盆地,三面環山,環繞海灣而建,又在兩河交會入海處,地形被分割成一塊塊。那麼波士頓的規劃呢?它是因地制宜,分成幾個局部來建造的,包括南部瓶頸地區,北面的邵穆特半島,逐步形成,不同區域的開發建造間隔時間有上百年之久。波士頓的道路也是天人合一的,它最大特色是呈放射狀連接各地。這種格局非常利於換氣,不管是納生氣還是排濁氣,都極為順暢。太原古城在規劃上很成功。太原的地理位置是大家都知道,地處中原的北大門,是草原與中原的分界,也是抵抗北方來犯的重要盾牌。從全國範圍看,它的位置很重要,憑藉著三面環山、汾水縱貫的絕佳格局,在歷史上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局部看,它位於河谷平原,地面常年盛行偏北風。東面是太行山西部的延伸,西面是呂梁山東翼雲中山的延伸,這種“狹管”地形加劇了風的速度和強度,所以並不是十分理想的人類聚居地。但太原人很懂規劃。在毀了舊城後修建新城,他們採用陰陽家的建議,把街道修成丁字街,而不是十字街。這種丁字街營造出一種半封閉式空間,重重遮攔、曲折勾連,無疑能起到阻止風沙長驅直下的作用。自然造化賦予太原這種獨特的自然,他們也因地制宜地做出極富個性、極具風采的規劃,化解了“陰風”,改善了局部環境。後來這種巧妙設計為北方城市規劃所借鑑,如山西代州古城的丁字街設計,效果相同。南方也有這樣的佈局,如貴陽,由於地形限制,丁字路口眾多,但交通秩序相當良好。這就是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雄安該怎麼去規劃自己的動線?需要對雄安自身有個確定的瞭解才行。它現在有兩個軸線,一個南北千年軸線,一個東西人民軸線,看起來非常完美。可是道路也呈方格狀,那就有問題了。這不僅涉及人流、物流是否順暢,更關乎氣的流通是否順暢。現在的環境汙染有多嚴重,每個人都十分清楚,受害匪淺,特別是霧霾。而霧霾在京津冀這裡最嚴重。</p><p>記者:您說到要害了。華北這個地方確實汙染非常嚴重,這裡高能耗、高汙染的項目太多。</p><p>李建軍:你說的是一個方面。事實上霧霾的成因中很關鍵的一個要素就是風。風向和風力變化對霧霾的影響很大。風一來,霧霾就消失了。所以當有霧霾發生,大家就開始盼望颳風。北京過去有個流傳已久的說法:“上風上水上海淀”。這是講海淀地處北京的西北方,佔據著上風上水,獨具優勢,是北京的財位。北京西北地勢高,所以乾冷,風勢急,能驅陰鎮邪;東南地勢低,所以暖溼多沼澤。當初規劃建設北京城時,西北角的城牆留一缺口。這一方面是避讓,以顯出敬天的誠意;另一方面,西山的脈、西山的勢,玉泉山的水、玉泉山的氣都是從西北引到紫禁城的。前面講過太行八陘,其中第八陘軍都陘就是前面講到的關溝。地理學上習慣將它看作太行山與燕山的分界線,溝東屬燕山,溝西屬太行山。北京的最高峰是京西門頭溝的東靈山,最低的地面在通州東南邊界。兩山在關溝相交,形成一個向東南展開的半圓形大山彎,就是人們說的“北京彎”,它所圍繞的小平原即為北京小平原。關溝的北口就是八達嶺關城,有兩門,東城門叫“居庸外鎮”,西城門叫“北門鎖鑰”。這也是來往京城和張家口的唯一一個山口。這個關溝就是阻止北方民族騷擾的重要軍事通道,也北京的風道。關溝那裡還是溫榆河正源,由西山諸泉匯流而成。包括紫禁城金水河的水也是從西山諸泉引出來的。“上風上水”的概念就是這麼來的。這樣的話,又怎麼能給堵死呢?風從西北方過來,如果沿途少有阻擋而順暢流動,城中的濁氣便很容易被驅散,形成霧霾的機會自然少。過去人們認識到“上風”的意義,所以在那裡建造三山五園。在全盛時期,自海淀鎮至香山,園林連綿20餘里,蔚為壯觀。從大格局看,這其實就是風水林。有了它,“上風”就是清風生氣,被西北風輸送向北京。但是後來三山五園風光不再,風水林的價值也就不突出了,加上那裡有了首鋼等很多工業,“上風”再也造不出清風生氣了。同時整個北京高樓林立,並且參差錯落,導致“上風”通道被阻斷。結果是即使有風來,濁氣也不易排出。如果風的強度足夠大,可以排除濁氣;但如果不夠大,不僅不能排除,還會形成集聚效應。從規劃的角度講,這是個巨大敗筆,既不合天時,又不合地理,自然不符合天人合一法則。廊坊位於燕山南側,地處京津兩大城市之間,是個地級市,人口300多萬人。可是過去那裡很荒涼。18世紀初還是個偏僻小村,光緒年間京山鐵路建成通車並在此設站,之後才漸成集鎮。到1937年,城區面積也只有0.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4千。為什麼?因為那裡是京津城兩地的風道。這是規劃的考量,那裡不能發展大城市。從地理環境看,廊坊市大部處於凹陷地區,北高南低,地勢由北向南傾斜。這個京津走廊其實就是個天然的風道,所以那裡乾熱風、雷雨冰雹大風、連陰雨、寒潮等氣象災害較多,地貌也因為風的作用變得差異性較大,緩崗、窪地、沙丘、小型沖積堆等遍佈。即使現在叫“京津走廊上的明珠”,但它還是個走廊,還是個風道,只是因為發展大了,風道給堵死了,導致京津兩地環境惡劣。自然生態是一個整體大循環,風和水是維繫生態的關鍵。如果河水不流動了,風也刮不起來了,自然生態必定紊亂。可是目前看,中國大大小小的河流還有幾條能循環流動的?即使有流動,流的是清水還是汙水?在失去了水的情況,如果再失去風,那結果會怎樣?這是不是很值得雄安借鑑呢?前面我說過太行八陘,它們既是通道、戰道,也是風道。這個地方已經有個保定,東面再有個雄安,如果把風道給堵死,那麼這個首都南大門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況且雄安這裡的太行風道來風還會與北京吹向平原的風匯合,那麼氣的流動就更復雜了。它究竟是如何環流的?從哪裡進來?經過哪裡?又從哪裡出去?如何規劃建設才不至於妨礙風和氣的自然流通?這需要相當複雜的勘察,需要多學科、多部門的協調,更需要傳統文化的大智慧來支持。</p><img src='full/1c3c349626723358b995525b5aa62b07fc55cb6d' img_width='431' img_height='421' alt='雄安——何以雄且安?' inline='0'><p>記者:是不是雄安的道路設計要考慮通風的問題?</p><p>李建軍:這是必須的。具體的規劃我還沒看到,所以不清楚它是怎麼個走向,但不可以仿照北京的方格模式。因為雄安的地理環境和北京的地理環境不同,雄安的風和北京的風也不同,你用同樣的模式去做,顯然不科學,更不是順應天道。北京的方格模式在過去不會有問題,因為那時的北京很小,建築的高度不高、體量不大,對風不會造成什麼阻擋。即使這樣,古人還是十分重視藏風納氣,建了三山五園。現在不同了,你知道北京現在是什麼樣子,方格模式更不行。雄安起步100平方公里,中期200平方公里,遠期2000平方公里。雄縣524平方公里,安新738平方公里,容城314平方公里,這三個縣加起來就是1576平方公里。這就是說,未來的雄安整體要比分散的三縣都大。這個整體顯然會對風造成阻擋,並且整個雄安都處在窪地上,如果道路設計不合理,風進不來又走不出去,那問題就嚴重了。這是城市內部動線問題,還有城市外部動線問題。小環境與大環境的關係處理不好,也會帶來很多麻煩。還有綠化的問題。在現代城市裡,高樓林立,車水馬龍,汙染十分嚴重。改造的最好方法就是綠化。從“乘生氣”的角度說,樹木是擋風的綠色長城。有了樹木,就有了生氣。廠陌局激,非有擴障不足以護生機;山谷風重,非有樹障不足以卸寒氣。風吹氣散,樹檔氣聚。從淨化環境的角度說,樹木能調節生態平衡。你想城市裡有一大片綠地在,那麼水汽自然蒸發,在這個過程中,它就把低空的濁氣給推上高空。這時如果風道是暢通的,就可以被吹走,就不會有霧霾了。我們又說到了風道——其實這個風並不一定是颳風才有,風平浪靜的時候也有,它實際是氣道,任何時候都在默默地循環。但天地萬物分陰陽,植物也遵循著這個法則,有陰陽屬性。同時植物間還存在著五行生剋制化關係。所以綠化,不僅要考慮觀賞性或美學效果,更要考慮功能性。2011年,我以中國北方城市春季楊柳絮漫天飛的現象為例闡述了人體工程學所倡導的生態平衡觀點。當時許多城市大量栽植楊柳樹,一到春天,楊柳絮漫天飛舞,嚴重危害到居民的身體健康,輕則流鼻涕、打噴嚏、呼吸急促,重則引起咳嗽、哮喘等疾病。楊柳樹具有很大的油性,它柳絮漂浮在城市上空,可以吸附微小顆粒,導致濁氣集聚卻無法下沉,清氣受阻而無法上揚,而風道又被阻擋了,那麼結果就很嚴重。綠化並沒有錯,關鍵是要遵循生態規律,因地制宜,系統考量。我的觀點也被國家林業局認可。2015年初,全國綠化委員會和國家林業局聯名發文,治理楊柳飛絮問題。類似的問題很多,比如樓層高度控制的問題、建築的體量問題、建築朝向問題……道路走向本身也決定了建築的朝向。綠化僅僅是城市配套的一個方面,但它給我們一個啟示:無論自然生態還是社會生態,都是系統生態要從整體著眼。國際一流、綠色、現代、智慧……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這些定位都要有具體的內容和形式的表達。我經常在網絡和其它形式的媒體上看到一些城市的宣傳,說他們那裡歷史悠久、山清水秀、四季分明、冷熱適宜,或者說是某地的明珠。其實這都是不實之言,是為了爭得資金或遊人的宣傳。雄安也是一樣。官方也說雄安是一張白紙,這是相對於已成型的城市而言。事實上雄安並非純淨的一張白紙,它上面已經有三座小城的痕跡了,並且有很多被汙染的地方。這會給它的規劃建設帶來更大更多的困難。</p><p><strong>借鑑中外城市的經驗和教訓</strong></p><p>記者:其實我們今天談的問題,歸結起來是兩個:一個是關於對千年大計的理解,一個是關於雄安的規劃。關於千年大計,中央確實沒有多少解讀,所以大家很困惑,怎麼一個雄安就關乎中國的千年大計了?您這樣解讀,我當然完全理解了它的深層含義。關於雄安的規劃,我看到文件裡說的很令人鼓舞,可是沒想到還會遇到很多具體問題,沒想到具體落實是這麼複雜。</p><p>李建軍:我們說了那麼多,你歸結為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山、水、風、氣四個自然要素。它們直接決定了雄安的成功與否。雄安新區被視為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個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並被賦予“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意義。它的現實意義中央已經解說得很明白,就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它的歷史意義沒有得到充分的解讀,所以大家都困惑。深圳、浦東、雄安是三個國家級特區。它們各有各的功能和價值,並非說只要是國家級特區,就必須是一樣的。這個定位只說明三個城市的重要性是具有國家意義的。長三角、珠三角主要是經濟的考量。雄安並非經濟的考量,而是國家安全戰略的考量。新區設立伊始便被寄予厚望,所以它的一點一滴變化更牽動著國人的心。大家都拭目以待千年大計的城市究竟是什麼樣,拭目以待千年大計的城市是怎麼樣規劃建設的。它最終會建成什麼樣,我們現在看不到,所以也無法去品論它哪裡好哪裡不好。但如果建成了,你再去品論它哪裡好哪裡不好也沒有用了。所以我們今天講雄安的規劃,只能是借鑑其它城市的經驗和教訓。從我的專業去考量,我覺得千年大計不能僅僅是一條線,也不能僅僅靠一條線。這條線可以確定它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確定它與北京的關係,但不能確定全部,也不能確定千年。北京是已近千年的都城,現在是未來千年的都城,而雄安是伴隨北京未來千年的。那麼你有沒有1000年的城市規劃建設相匹配?就說海綿城市、管廊城市?能不能匹配1000年?每到雨季,武漢、上海、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都遭遇到同樣了一件尷尬的事,就是城市內澇,城市變成“水城”。連深圳這樣的新城市也未能倖免。這暴露出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在高樓林立、路網縱橫、外表光鮮的城市裡,在人們看不到的地下,是滯後的城市排水系統。一個城市的排水系統出了問題,不僅是水浸街、水淹車的問題,還有可能導致流行病爆發。歷史上歐洲就發生過這類事件。所以他們變得聰明瞭,打造更好的下水道。我強調借鑑中外城市,其中確實有值得我們借鑑的東西。2500年前古羅馬下水道現在還在用,這不可以借鑑嗎?巴黎的下水道均處在地下50米,前後共花了126年的時間才修建成功,縱橫交錯,密如蛛網,規模遠超巴黎地鐵,雨水到了地面便迅速了無蹤影,這樣的市政工程不可以借鑑嗎?雄安的成長曆程還很長,所以根基要打好。我認為雄安的軸線可以從北京來,但格局不能仿照北京,最多是參照。北京是首都,而雄安是首都的南大門。不能仿照北京的格局,但要接受北京的教訓,還要吸取世界各地的成功經驗,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天人合一。還有一個問題:新城市該如何規劃和建設?現在我們講到哪個城市的規劃建設甚至環境汙染、交通堵塞的問題,很多人都把責任推到歷史身上。歷史不會說話,也只能承受著。那麼雄安是新城市,如果做不好,你再把責任推給誰?如果做不好,後人也會罵今天的人;如果做得好,既可以成為現代城市建設的典範,還可以成就千年大計。這就是說,雄安的規劃建設要經得起1000年的“回頭看”。我們講可持續發展,什麼意思?就是你要有前瞻性,要看到未來。雄安既然定位成千年大計,那這個可持續性起碼應該前瞻到千年後。而這個前瞻性從哪裡來?就是傳統文化大智慧。很早我們就在喊復興中國文化,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更是重視傳統文化。這樣讓很多人看到了民族和國家的希望,也對傳統文化敬畏有加。可是我們弘揚傳統文化、復興中國文化不能只在心裡敬重、敬畏,更應該去研究和實踐,去與時俱進地發揚光大。實踐也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而要活學活用。今天的世界格局和古代不同了,今天的地理環境和古代不同了,今天的城市文化也和古代不同了,那就要與時俱進。易變之道是《周易》的靈魂,也是中國文化的靈魂。變是絕對的真理,時間在變,空間在變,你在變,我在變,歷史的腳步時刻沒有停止。多少年來,我們擯棄了自己傳統文化,把自己的國家拱手讓給了外國人當作建築的實驗場地。大量具有歐洲風格、怪異風格的建築聳立在我們的視野裡,令人眼花繚亂,卻也沒帶來任何好的結果。把別人的東西全部移植在雄安同樣不可行。這不是說不可以相互學習,也不是說讓我們去拒絕外國的先進技術,而是要我們注意應該如何去學習。特別是文化,它本身沒有先進和落後之分,只有適合不適合。打個比方,唐裝是中國人獨有的服飾,穿在金髮碧眼的西方人身上無論怎樣看都顯得怪誕。城市規劃建設也如此。我們的文化有我們自己的血、骨、魂,有我們自己的特色,我們只有在自己的血、骨、魂的支持下才會生存得健康持久。如果我們連別人的魂、血、骨一同借來,那我們就死定了。所以我想,中國人的確要冷靜下來思考我們應該怎麼做。如果我們再不去思考,再不奮進的話,不僅我們丟失的東西再也很難找回,還將會有很可怕的事情發生。這是我多年研究中國文化的體會。所以不管作為一個文化學者還是中國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我都希望雄安給我們帶來清新的面貌,更希望讓世界都看看中國文化的魅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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