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不言
堯與舜，在古代被視為曠世賢君，堯禪位於舜更是千古佳話。按照《尚書·堯典》中的記載：堯在自己老邁之後，萌生了退隱之心。關於接班人的問題，他與群臣之間有這樣的對話：
放齊推薦道：“您的兒子丹朱是個開明的人，可以勝任。”
帝堯回答說：“丹朱喜歡說大話，又愛與人爭執，不合適。”
讙兜推薦道：“共工有號召力，是個有能力的人。”（這個共工不是觸不周山的共工，也許是他的後人，也許僅僅是重名。）
帝堯回答說：“共工巧言令色，陽奉陰違，表面謙和，背地裡都是壞主意。”
諸部的首領也都謙遜的說自已德行淺薄，難以擔此重任。這時有人提出了，在民間有一德行高尚之人，名叫虞舜。
接下來的故事，已經被大家說爛了。舜德行高尚，堯經過多方考察後將帝位傳與了虞舜。從此就有了一段任賢不任親的禪讓佳話。
在古代，史書不是寫給平民百姓看的，是寫給君主看的。能夠拿給普通百姓看的書，是出於統治需要而曲改的歷史。
史學界中有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竹書紀年》。它的珍貴之處就在於，它是一本寫給帝王看的書。當時的史官是世代承襲的職位，這個職位要求以局外人身份，單純記錄下所發生的事實，不加任何的個人評判。當時很多史官即便身死，也要如實記錄所發生的一切。
《竹書紀年》作為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把六國的史書都給燒了。但五百年後的一次盜墓事件，竟使這本史書神奇的重見天日。
據《晉書》記載，公元281年，魏襄王（亦或是魏安釐王）的墓被盜掘，裡面發現了數十車的竹簡，其中就包括這本珍貴的魏國史書。
由於這本書是刻在竹簡上的，故而稱其為《竹書紀年》，也稱為《汲冢紀年》（因為是在汲郡的墓中發現的）。
《竹書紀年》裡記載的許多事情，與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正史內容有很大的出入。關於堯禪讓於舜這件事，是這樣記載的：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后稷就是棄，被舜任命為后稷，主管農事。）
這些記載完全顛覆了儒學史書的上的“禪讓”一說。原來是舜發動了政變，囚禁了帝堯，還不許他與兒子丹朱聯繫，以此逼迫讓位！
另有一篇文章也寫過類似的記載，它就是《說難》。
《說難》是先秦思想家韓非子的代表作，在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
為什麼韓非子也提出與了《尚書》記載截然不同的觀點呢？要知道韓非子原本是受業於儒學巨擘荀子的。而且在學術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只韓非子提到了帝堯是被虞舜逼迫讓位一事呢？
這就要從韓非子的身份說起。韓非子是韓國的公子、皇室貴族。而韓國與魏國都是由晉國分裂而來的，因此魏國的史料在韓國也有一份，是說得過去的。作為皇室貴胄，韓非子有機會看到這些小民不得一見的史書。
他發現書中記載的與儒家所宣揚的根本不一樣。這也最終導致了韓非子與儒學劃清界限，創立了法家學說。
虞舜大權在握後，在《尚書》中記載，首先就是消滅“四凶”的功績。
“四凶”是指共工、讙兜、三苖和鯀。三苖是從九黎分出來的一個部落，其他三個都是人名。聽聽“四凶”這一稱呼，就知道他們是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真實的“四凶”是怎樣的呢？
《尚書》裡對於“四凶”的被殺或放逐，都沒有寫清原因，只是籠統的寫了結果：“流共工於幽州，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苖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
但是也有史料不有同的記載。《呂氏春秋》記載是舜殺了鯀，《外儲說》記載是堯下的誅殺令。其實兩者並不同矛盾，因為那時舜已經將堯囚禁了，他以堯的名義下的誅殺令。而兩人被殺的原因都是因為反對舜稱帝。
讙兜與共工關係密切，在堯提出接班人選的問題時，還曾舉薦共工，他受到共工的牽連，也是自然的。
那麼，歷史從什麼時候起扭曲了呢？
《春秋》記載了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的歷史，是第一部小民百姓可以看的史書，記載的是魯國的歷史。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春秋》是被孔子改過的，孔子提出了“微言大義”的寫法，實際上就是以自己的立場去記錄和評論史事，其後的史書深受其影響。
可以說從這時起，史書變得不那麼單純了，它變成了政治。有興趣探尋歷史的朋友，在看《春秋》之後的史籍時，一定要多方面的查證、分析，方可一睹歷史真容。
歷史任人打扮，但是我們更願意看到不經粉飾的真相。
史料來源：《尚書》 、《竹書紀年》、《韓非子》、《晉書》、《呂氏春秋》、《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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