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劉宗周（號蕺山，1578-1645）曾說：“格物之說，古今聚訟有七十二家！”雖有如許之異說，然要者，以程朱一系與陸王一系為其代表。那麼，程朱與陸王對“格物”的理解不同之處在哪裡呢？
1.朱子對“心”“物”的理解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將“心”視為後天的、經驗的、感官的認知功能（認識心）；將“知”視為形而下的、客體（客觀）的、可於大腦中記誦、回憶、思維、審察、推究、歸納的累積型經驗知識和經驗智慧。
將“物”視為感官（感性）所認知的對象，邏輯思辨的對象，由材質所構成的實然的、墮性的、現象的、受因果律支配的，同時也是受數理邏輯和形式邏輯支配之物，以及由此形成的物與物之各種關係——事件（簡稱為“事”）。
2.朱子學存在的問題
朱子學的問題最為集中處乃在於將生命科學混淆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能將此三大學科體系分判清楚，結果將此三大學系攪擾於一起，成了大雜燴。不僅沒能順歷史前進方向而開出近現代意義上的西方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還導致了孔孟心性之學越發地隱晦不明，窒礙不通。朱子期望通過下學而上達，打通形而下之學（經驗知識）與形而上之道（心性智慧），但他不明白，形而下之學並不能直通形而上之道；如欲上達至形而上之道，必須超越一下，逆反一下，於心性有切實相應與體悟，方可實現。
否則，一味地糾纏和膠固於經驗知識之中，必成莊子所言的“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最佳結果也僅僅是成為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領域中某方面的一名專家學者，對推動人類的外解放事業，或許有很大裨益，但於生命覺醒和德化人生之內解放事業，並無直接之價值，永與悟道和成德無關涉，永與孔孟心性之道無契接和相應，也永不能成就《大學》內聖之道。
3.程朱陸王治學的誤區
陸王心性之學緊扣聖賢之旨而不失，嫡傳孔孟之道於千載之下，將心性迴歸自己、彰顯自己之一面辨示得飽滿而清澈，由此，儒家學術之核心——自律道德，復得以燦明於天下。但其失在於，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一派始終不能明白，心性確有對其自己之一面向，亦確有離其自己之一階段，故經驗知識並非沒有其價值，人生若僅有內在之解放並不足夠，必須輔以外在之解放，方為圓滿。
外在之解放必須推進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必須不斷地增強生產力（自然科學）和持續地改善生產關係（社會科學），方有望實現之。心性之學（生命科學）永遠不能取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反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也永遠不可取代生命科學。它們之間並行不悖而又各自獨立。
程朱理學在辨示心性時，因不明心性內涵的本有諸屬性，將其視作為後天的經驗之心、經驗之知、經驗之學，再因其不明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本質上的差異，故其學必然地流於支離破碎、博而寡要、糾纏攪擾。
陸王心學因不能正視經驗知識之價值，不能正視心性確有離其自己之一階段，將全副精力放置於心性自身之辨示，而嚴重忽視經驗知識、經驗智慧於人生於人類之重要性，嚴重忽視義理建構和經論之研讀，致使其學失之於疏離簡狂。後期心學與後期佛教禪宗多有相似之處，因不倡導研讀經論，不尚學術交流與義理建構，一味地強調直指人心，故不拘禮法，放浪形骸。於禪宗，則出現了大批的默照邪禪、口頭禪、文字禪、看話禪、野狐禪、狂悖禪等現象，“興佛法者，禪也。毀佛法者，亦禪也”。陽明後學亦復如是。
程朱理學因落於經驗世界和經驗知識之域，相應於踐履、修養之工夫，也與孔孟所開闢渾圓中道有異，提倡漸修、漸覺之路，將成聖之道無限止地拉長拉遠，大體類於“反之”之路（程朱之“反之”與《孟子》所言之“反之”又有異，《孟子》所言之“反之”是在“性之”之前提下的“反之”，故其“反之”之路並不曲折遙遠。程朱理學因太過膠著於經驗知識之積累，故其“反之”之路十分遙遠漫長，其間尚需有一層關鍵的從形而下躍升至形而上之過程。如實現不了此一環節，其成聖之望幾無可能）。
陸王心學因始終緊扣超越的心性之道，故能相應於堯舜“性之”之道，於“性之”之道多有發明和豐富。其於踐履、修養之工夫，力倡“聖賢之道，吾性具足”，“當下識取，不假外求”之頓悟。然此二學皆沒有進至圓融中道之境，以《中庸》之道衡之，皆有所偏，各有所失。
摘自潘麟導師著作《〈大學〉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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