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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商鞅（內容有刪減）
作者：樑效
《人民日報》1974年6月9日
商鞅是我國曆史上法家的傑出代表。他所進行的變法運動，是由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時代的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但是，由於尊儒反法思想的反動宣傳，商鞅這位大有作為的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很長的時期內卻一再受到攻擊和誣衊。今天，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上儒法鬥爭的階級內容，正確評價商鞅和法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
一
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本名公孫鞅，衛國人。他“少好刑名之學”，（《史記·商君列傳》）年輕的時候，就跑到法家發祥地之一的魏國，在崇尚法家的魏國宰相公叔痤那裡當一名家臣，研究和總結了李悝、吳起等早期法家的理論和變法經驗。後來到了秦國，由於主持變法獲得顯著成功，當上了秦國的大良造（相當於相國兼將軍），並被封為商君。因此，歷史上又稱他為商鞅。
商鞅所處的時代，是新興的封建制度取代腐朽的奴隸制度的社會大變革時代。那些反動的奴隸主貴族，被奴隸起義和新興地主階級的革命殺得落花流水，人仰馬翻。沒落奴隸主階級同人民大眾、新興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興地主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統一要求同奴隸制分封制造成的割據狀態之間的矛盾，極為尖銳；革命和復辟、前進和倒退的鬥爭，十分激烈。“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新民主主義論》）在當時這樣一個“天下大亂”的形勢下，社會向何處去？人們向何處去？各個階級、各個政治集團都紛紛提出自己的方案。這就是當時“百家爭鳴”的歷史背景。儒家的孟軻，大言不慚，把自己比作“救世主”，狂叫：“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然而這個傢伙拋出來的仍是一條“克己復禮”、讓歷史大開倒車的反動路線。其他各家各派的人物，也都拿不出切中時弊的有效辦法。只有法家才看到了社會前進的方向，而商鞅在和儒家的尖銳鬥爭中，繼承和發展了法家前輩的學說，制定和實踐了一條比較完整的法家路線，適應了時代提出的任務，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縱觀全局，我們可以看到：在同時期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中間，商鞅是一位最能適應時代要求的人物。
思想路線是政治路線的理論基礎。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和反動儒家之間的兩條思想路線鬥爭，主要表現為主張社會變革的進步歷史觀同主張復古倒退的反動歷史觀的鬥爭。儒家的祖師爺孔老老二主張“克己復禮”，倒退到西周奴隸制社會去的復古狂。與商鞅幾乎同時的孟軻，繼承了孔丘這條復古路線，主張一切按舊章程辦事。他認為社會的發展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咬牙切齒地詛咒歷史上代替舊事物的新興力量都是罪上加罪的大“罪人”，攻擊當時的革命形勢和新生事物。針對儒家復古倒退的反動歷史觀，商鞅痛快淋漓地駁斥了那種“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謬說，針鋒相對地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戰鬥口號，指出“法古”則落後於時代，“修今”則跟不上形勢，堅決反對復古倒退，反對故步自封。他從“世事變而行道異”的歷史觀出發，提出了“適於時”，（《商君書·畫策》）“恃其勢”，“恃其數”（《商君書·禁使》）的原則，就是要認清時代的變化，根據形勢的需要，採取不同的辦法。李悝、吳起在變法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他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提出象商鞅那樣鮮明和完整的變革路線。商鞅在創立法家思想路線方面有著重要的建樹，超過了他的法家前輩。
在政治路線方面，商鞅提出了“法任而國治”（《商君書·慎法》）的“法治”路線，和儒家的“禮治”路線鮮明對立。在階級社會中，沒有超階級的禮，也沒有超階級的法。儒家給“禮治”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從孔丘念“仁”經，到孟軻講“仁政”，彷彿“禮治”之下，一切都是“以德服人”，充滿了人類普遍的惻隱之心，仁愛之心。其實，那“禮治”並非不講鎮壓和刑法。禮治禮治，“克己復禮”而治，就是要恢復周代的奴隸制度。儒家反對變法，要保護和實行的正是舊的奴隸主階級的法。看，孟軻之流對於新興地主階級的革新活動是何等殘忍：搞進步的統一戰爭嗎？“服上刑”！要用最重最重的刑法。開墾荒地，發展封建經濟，破壞井田制嗎？也要重法處置。在這裡，惻隱之心呀，仁愛之心呀，統統拋進茅廁裡去了，“禮治”終於露出了它殘暴的奴隸主階級專政之法的猙獰面目。商鞅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就比較坦白些。他公開主張“法治”，其本質就是主張變革，要用地主階級專政代替奴隸主階級專政。這是他分析當時社會矛盾得出的正確結論。他認為治理國家必須“察要”，也就是要捉住社會時弊的要害。什麼是“要”呢？他認為，當時社會的大問題就是“農者寡而遊食者眾”，“一人耕而百人食”。從事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人太少，而遊手好閒的人太多了。商鞅把社會上的遊食者列為五大“奸民”，即“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這五大“奸民”，主要就是那些享受世卿世祿的奴隸主世家貴族，大工商奴隸主，以及那些為了維護舊制度到處奔走、鑽營官職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們。這些人不但象病蟲害毀莊稼那樣揮霍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而且還在上層建築領域裡鼓吹禮樂、仁義，反對新的封建生產關係。商鞅對此尤為深惡痛絕，點名痛斥儒家“仁義、禮樂”這一套是危害人類的“蝨”！他認為，當時最大的急務就是去掉這些“奸”和“蝨”。商鞅的這一主張確實是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隨著奴隸制度的日益崩潰，寄生的奴隸主階級及其腐朽的意識形態，就越來越突出地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除掉這個社會贅瘤，才能使社會前進一步。
為了除掉“奸”和“蝨”，商鞅提出以法和農戰為主要內容的變法路線。就是充分發揮地主階級專政的作用，一方面作為“去奸之本”，以嚴厲的刑罰狠狠打擊奴隸主階級反動勢力；另一方面採取重農抑商、獎勵耕戰等措施，以壯大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商鞅認為，“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商君書·開塞》）這比起李悝的“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晉書·刑法志》）來，其不同之處是把主要打擊矛頭明確地指向沒落奴隸主階級。當然，李悝和商鞅的法治，也包含對勞動人民的鎮壓，這是他們的剝削階級本質所決定的。另外，商鞅“以戰去戰”，“以刑去刑”的思想，閃爍著樸素辯證法的光輝，毫不含糊地公開主張用新興地主階級進步的統一戰爭去消滅反動奴隸主的諸侯割據戰爭，用新興地主階級專政代替沒落奴隸主階級專政，鮮明地反映了地主階級上升時期生氣勃勃的革命銳氣。
二
商鞅變法是商鞅一生的主要政治實踐。他運用法家的革新學說，緊密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先後兩次在秦國實行變法，制定了一系列破舊立新的變法措施：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度，確立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普遍推行縣制，加強中央集權，堅決實行“法治”，進一步強化地主階級專政；廢井田，“開阡陌封疆”，重農抑商，招民墾荒，從法律上確認封建土地所有制，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他藉助革命暴力，摧毀了秦國奴隸制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新舊社會制度的大變革中起了重大的進步作用。
分封、等級、世襲的制度是奴隸社會上層建築的主要部分，是奴隸主階級層層統治和世世代代剝削廣大奴隸的制度。商鞅廢除奴隸主貴族的分封、等級和世襲特權，代之以新興地主階級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這正是當時新舊社會制度鬥爭的重大問題。商鞅規定，“國以功授官予爵”，（《商君書·靳令》）不以農戰，則無官爵，沉重打擊了那些“貴族卿士之家”和依附於他們的“遊惰之民”，改變了奴隸主貴族把持政權的“君弱而臣強”的局面。同時，通過獎勵軍功“而顯耕戰之士”，使各級政權逐步轉移到新興地主階級手中。後來，商鞅又在秦國普遍推行縣制，剝奪了奴隸主貴族的地方特權，廢除了他們的私家武裝，把政治、軍事和財政經濟大權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地主階級專政。
商鞅充分發揮新的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採取種種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消滅舊的經濟基礎，用新的生產關係代替舊的生產關係。這是商鞅又一重大的歷史功績。
商鞅變法前，秦國奴隸制的井田制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地大而不墾”的情況，“有地方數千裡”但糧食還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尤其是，井田制的存在，保存了奴隸主貴族在土地上的世襲壟斷特權，妨礙了封建國家的政治統一。商鞅頒佈“開阡陌封疆”的法令，廢除了井田制，承認地主、自由民土地私有制，這是生產關係方面的一次根本性的大變革，它摧毀了奴隸制度的經濟基礎，奠定了地主經濟在秦國的支配地位。在新的封建所有制下，社會仍然是建立在階級剝削的基礎上，但剝削形式改變了，原來完全沒有權利的奴隸，變成了“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列寧：《論國家》）的農民，即已經不算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他們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從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秦國“民眾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後面貌。
為了保證變法革新的順利進行，商鞅堅決實行法治。他認為，法令是地主階級的生命，是治理國家的根本。主張“刑無等級”，賞罰要“不失疏遠，不違親近”，徹底否定了奴隸社會“刑不上大夫”的制度，公開宣佈對敢於違法的奴隸主貴族要實行堅決鎮壓。他在秦國公佈了統一的法律，禁止奴隸主勢力為非作歹，使他的變法事業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三
在商鞅變法的整個過程中，始終貫串著兩個階級、兩條政治路線極其激烈的鬥爭。商鞅的一生就是在與奴隸主反動勢力頑強鬥爭中度過的。
變法前，在秦孝公面前，商鞅與舊貴族政治代表甘龍、杜摯就“要不要變法”問題，展開了一場尖銳的論戰。鬥爭的結果，商鞅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的革新理論，擊敗了儒家鼓吹“法古”、“循禮”的陳詞濫調，從思想理論上為變法掃清道路。變法剛開始，奴隸主貴族利用傳統習慣勢力，煽動成千成千人在首都鬧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史記·商君列傳》）妄圖一舉扼殺初試鋒芒的變法運動。後來，他們又唆使太子犯法，公開挑釁，蓄意破壞變法路線的貫徹。面對著這種嚴重的政治形勢，商鞅沒有被反動保守勢力的其勢洶洶所嚇倒，也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他敏銳地抓住問題的癥結，指出：“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史記·秦本紀》）決心狠狠打擊那些破壞變法的頑固派。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劓刑），在公孫賈臉上刺字（黥刑），嚴懲了太子的兩個師傅――真正的幕後策劃者；還殺了犯法的奴隸主貴族祝懽；並把捕獲的七百多個破壞變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在渭水邊鎮壓了。商鞅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對奴隸主階級復辟勢力實行專政，對舊社會舊勢力的垂死掙扎實行革命鎮壓，充分表現了商鞅作為地主階級上升時期政治代表敢作敢為的戰鬥精神。
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公子虔八年閉門不出，躲在陰暗的角落裡，糾集一小撮死黨，繼續策劃反革命活動。一些本來“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的舊貴族改變策略，裝作奉公守法的樣子，擠出一副笑臉，竟娓娓動聽地論起變法的好處來；而反動儒生趙良則是另一副面孔，在奴隸主貴族指使下，赤膊上陣，舔起儒家唾餘，跑到商鞅跟前，歇斯底里地咆哮：“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指責商鞅變法不得人心，要商鞅棄政下臺，隱退歸田，否則就要來收拾他，反動氣焰囂張已極。階級敵人軟硬兼施，又是阿諛奉承，又是威脅訛詐。商鞅頭腦清醒，堅持了法家路線，他痛斥那些“當面捧場、背後罵娘”的舊貴族是“亂化之民”，把他們統統遷到邊城去，摧垮這夥地頭蛇的老巢；並斷然拒絕奴隸主復辟勢力的“最後通牒”，以把變法事業進行到底的決心和行動，回敬了趙良這幫反革命侏儒。
然而，商鞅變法畢竟是地主階級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有其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支持變法的秦孝公一死，與舊貴族勾搭在一起的太子駟上臺執政，階級鬥爭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牛鬼蛇神紛紛從陰溝裡爬了出來。公子虔們立即大肆造謠，誣告“商君欲反”，（《史記·商君列傳》）秦惠文王（即太子駟）下令逮捕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反動派用“車裂”的酷刑殺害了這個傑出的法家戰士。商鞅以身殉職，為新興地主階級革新事業獻出了生命，結束了戰鬥的一生。
殺害商鞅，是奴隸主復辟勢力對新興地主階級血腥的反攻倒算，是繼孔丘殺少正卯，楚國舊貴族亂箭射死著名法家吳起之後，又一起嚴重的反革命暴行。
商鞅被害後，秦惠文王推行了一條排斥法家、信用舊貴族的政治路線，秦國的政局出現了暫時的反覆，這說明“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迂迴的”。（列寧：《當前的主要任務》）然而，“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韓非子·定法》）商鞅被害，“秦法未敗”，商鞅的路線和事業並沒有被消滅。這一點，值得分析和研究。
商君身死法未敗，秦皇終奏統一功。儘管出現了一些波折，秦國還是繼續沿著商鞅變法的法家路線前進。王充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頒佈“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乃至採取焚書坑儒的堅決鎮反措施等等，都是在更大的範圍內，更深的基礎上，成功地實行和發展了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線。沿著這條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路線前進，秦始皇為祖國統一、歷史進步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成為封建社會的“千古一帝”。
對於商鞅這樣一位在歷史變革激流中鬥爭一生的人物，千百年來，眾說紛紜，褒少貶多，但卻營壘分明。歷史上那些主張革新的進步人們，大都肯定商鞅的歷史功績。戰國末年的韓非在自己的出色著作中，記述了商鞅的英勇業績，發展了商鞅的先進思想，成為法家理論集大成者。西漢著名法家桑弘羊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豐富了商鞅的學說，他針對儒家賢良文學攻擊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的謬論，指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傳後世”。（桓寬：《鹽鐵論·非鞅》）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頑固黨對商鞅一片咒罵聲中，以大無畏的精神，寫出了“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戰鬥詩篇，（《商鞅》）並在變法實踐中，貫徹商鞅的理論。與此相反，歷史上那些守舊、復古派則從反動的政治需要出發，往往大罵商鞅變法。西漢的“孔老二”董仲舒就惡毒攻擊說，秦國“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造成了禍國殃民的後果。（《漢書·食貨志上》）宋代保守派蘇軾，攻擊商鞅變法使老百姓“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藉此發洩對王安石革新事業的刻骨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