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一向不缺答案。但無論“仁”“和”還是“中庸”，都僅僅部分地反應了儒家的思想觀念；綜合起來，只有“責任”，才是儒家思想內核的內核，儘管孔孟等人並未作此概括。
以“責任意識”為根本指針的儒家思想，拒絕道家那種“高大上”式的玄遠，拒絕墨家“草根”式的瑣屑，拒絕法家“獄吏”式的苛細，人性化地滿足了社會對理論的需要，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顯著的特徵。
儒家對“人”（而不是“神”）有著極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兩千年後，英國人文主義作家莎士比亞稱人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這種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觀點，決定了儒家的“人生”設計十分嚴肅——至少要對得起“人”在天地間的這種地位。
然而人性是複雜的，就其本能而言，人總是傾向於膨脹私慾、擠佔他人權利空間。若不加以約束，必然導致衝突，引發社會危機。為避免這種情況，儒家認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還需要一套軟制度，來教化人們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不忘對他人對社會盡責。他們把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軟制度歸納為“禮”，刑法與禮，是社會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屬三千”，民無所措手足。儒家看到這種情況，覺得應該糾偏，所以特別強調禮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關於社會治理，孔子本來是主張“以德以法”、法德並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後選項，所謂“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孔子認為：一旦人們能自覺剋制私慾、遵循踐行“禮”，天下就太平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的好處是“止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向好並遠離罪惡）而不自知”。關於“禮”，大部分典籍散遺了，現存的《禮記》，是對古典“禮儀”的解釋，可謂“禮”的冰山一角。《禮記》說聖人“為禮以教人，使人有禮”，首要的是為了將人與“能言”的猩猩鸚鵡區別開來——發揚人的社會性、抑制人的動物性，確保人的言行像個人而非禽獸，是禮的底線。
由《禮記》等書可知，禮的規矩是非常詳備的。規範人的言行、教導人們該幹什麼、該怎麼幹，禮本質上是一份責任清單。
孔子不忽視體現“禮”的“儀”，卻從不認為禮的根本在這些程式化的東西上，他曾感慨：“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禮呀禮，難道只是指玉帛嗎？樂呀樂，難道只是指鐘鼓嗎？）“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禮之質也”，在儒家看來，習禮，最重要的是通過“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並從自己的角色出發，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恰當地為人處事。
對己對人對社會“盡責任”這種活法，不是儒家憑空設計出來的，是孔子“述而不作”、從“先王”“先賢”那裡梳理出來的，它在孔子這裡實現了“理論自覺”。那些“先王”“先賢”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楷模”，是“責任意識”的絕佳體現。堯舜協和萬邦天下為公，被孔子視為不可超越的標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實他完全可以弄條“方舟”，只給自己喜歡的人發船票，一走了之（諾亞不就是這麼幹的嗎？）。
孔子對大禹也“無間然”，沒什麼可批評的了，因為他盡了作為君主的那份責任。商湯，為治理天下經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為了接待賢能，洗個頭吃頓飯都沒法消停。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雙收，起早貪黑，值！身處社會下層，還操那個心嗎？當然，伊尹身為大廚、傅說身為泥瓦匠、姜尚身為高學歷屠夫、管仲身為下海經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終日乾乾，最終成了有利於天下的人。儒家正是從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揚，希望人們明白，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脫離了禽獸本能、脫離了矇昧無知、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這種活法很累，託它的福，我們現在仍然很累，將來可能還要累下去，但俗話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誰叫你是人呢！有一回，子貢問孔子：人生怎麼才能歇口氣？孔子回答：躺進坆壙裡才行（自望其廣）。家國興亡，責無旁貸，儒家是何等嚴肅的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譬如你是一個士以上階層的男子，十歲你就得上學當寄宿生（“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就是語文數學；十三歲“學樂誦詩”，就是上“音樂班”“朗誦班”，並且要上初級舞蹈班；十五歲上高級舞蹈班，還得上武術班、考駕照（“學射御”）；二十歲行了冠禮之後，“始學禮”；三十歲以前成家；四十歲出仕；五十歲“命為大夫”；七十歲退休（“致仕”）。這樣“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數十年拼下來，才算“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沒白來世上走一遭。
人的角色是疊加的，因此責任也是多重的：
作為兒子，你得孝敬父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為了不讓父母擔心，切記不登高不臨深，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假如老爹要犯錯誤，你得“柔聲下氣”地勸阻，“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跟他屁股後頭堅持不懈地哭，哭得他心煩意亂、哭得他心回意轉，你就盡了責任了。當然，這是有風險的——捱打。就算是捱打，也有相應的責任：假如老爹拿根樹枝很誇張地逼近，你就拿臀部往上Pose,讓他很嗨地打；假如老爹拎根大棒過來了，你得趕緊跑，不然你就是不負責任——致他打死打傷兒子兼國民，等於把他送進去。
這套動作，後人概括為“大杖走小杖受”，大小也算個技術活，操作起來有一定難度，曾子有一回就操作不當，被老爹（曾點，也是孔子的學生，跟曾參不是一屆的）一棒敲暈，雖然沒出人命也沒留下後遺症，也捱了孔子一頓好批。光這樣“能養”“弗辱”地孝還不夠，還得力爭“尊親”——讓父母有面子，譬如出人頭地。到了緊要關頭，你得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照這麼說，那些貪官都是不孝子孫）此外千萬不要忘記婚後努力造人，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總之你絕對不可吊兒郎當混日子，你不朝著“完人”那方面拱，非孝也！
作為丈夫，你得盡N點責任。
作為父親，你得盡N點責任。
作為兄弟，你得盡N點責任。
作為朋友，你得盡N點責任。
作為國君，你得盡N點責任。
作為臣民，你得盡N點責任……
恐怖嗎？有點。可是，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辦法，讓你跟他走。
陰陽相摩，天地化運；人事紛拏，男女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儒家從“怎樣做兩口子”開始，教人由近及遠、由易及難，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步達到“父慈子孝、兄愛弟悌、夫義婦和、君敬臣忠”的高度，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用）於家邦”。為什麼以“做兩口子”為抓手呢？因為不管是什麼人，都渴望擁有美滿的婚姻，除了飲食，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稱作第一需求的話）。
而沒有婚姻，也就沒有後代，父子兄弟等對應關係自然無從談起——至於光棍們，屬於弱勢群體，是“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不算數。所以，儒家認為“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這個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結成的婚姻，夫婦才可能互敬互愛、正兒八經過日子；這樣的家庭內，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對家庭盡責的人，才可能於國盡忠，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由這樣的家庭細胞構成的社會，才穩健而不乏動力。
儒家這樣做是十分精明的，（下面我們還將看到那些不怎麼精明的理論派別）它抓住了人性的“軟腹部”。於是我們看到，不光普通民眾樂於接受，歷代精英也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這些人殊途同歸，“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薪火相傳，薪柴可以不同，火則一樣——儒家思想的責任意識和家國情懷。
用兩個字來概括儒家思想，是“責任”；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家”。不愛家的人，很難說他能愛國。“昏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長期以來，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嚴重破壞了人們的家庭觀念。魏晉時期，儒家思想被拋棄，信仰大廈崩塌，導致了三百年戰亂。今天，我們已經擁有了更強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辯證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圍繞它形成的責任文化與家國情懷，依然是現實社會重要的支點和動能。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反對儒家這種積極入世的生活態度。他們不滿現狀，卻不像儒家那樣積極地去改造它（孔子名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如果現實情況令人滿意，我就不操那個心了！），只撇著嘴玩清高：“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為了省心，他們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結繩而用”“抱甕而汲”，或者乾脆“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按照道家的想法，人就不該進化成有思維有感情的高級動物，退化成猩猩最好，“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可是，猩猩也有感情啊！
“有無相生、高下相形”“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家能夠辯證地看問題，說明他們的思考是深刻的，決不是那隻走運的理論瞎貓。但道家對人類艱辛探索所取得的知識嗤之以鼻，以為與永恆無垠的宇宙相比，人類的這點知識太可憐，他也掌握不了終極真理（“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這樣，就不要充能了，否則沒好果子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他們不肯正視一點：人類不需要掌握“常道”（這不過是一種臆想），只需要掌握相對真理，就可以大幅度改善生存處境。相對於道家這些逃避責任的託詞，孔子“道不遠人”“人能弘道”的提法，是唯一可取的人生態度。
在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方面，道家完全無視人性的基本需求——進步，它不被大多數人接受是理所當然的。那麼，具有超強的責任意識、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被大多數人接受了嗎？沒有，因為墨家的主張雖然與道家尖銳對立，但在反人性化這一點上，他們做得同樣出色。墨家痛心疾首地指出：天下之所以戰亂不休一塌糊塗，就是因為人們“不相愛”（“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只要大家“相愛”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怎麼“愛”呢？比“愛鄰居，像愛你自己一樣”的“博愛”更加偉大，墨家要“兼愛”：“視人之國，若視其（自己的）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
這真是“愛的囈語”，這就好比患者向醫生求醫問藥，醫生卻說“你不該生病，你應該健康起來”或者“只要健康起來，你病就好了”一樣滑稽。不用說這些“天真漢”幻想的無差別的“兼愛”，即便是所謂“博愛”，也很難兌現，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下列情景：同為基督徒的英法之間的“百年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沙林毒氣、馬克沁機槍、坦克、斯圖卡轟炸機、原子彈……“愛”的喧嚷高到極致，不是愚蠢就是虛偽。
在發出天真無邪的“兼愛”呼籲後，墨家還赤裸裸宣稱“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不然就亂套！這個草根學派竟然拿出這樣的治世“祕笈”，真叫人哭笑不得——他們究竟怎樣定位自身呢？是“貴且智者”還是“愚且賤者”？好像都不是。
相比之下，儒家坦率地承認：人性的弱點是愛有遠近親疏，“親親之殺（差），尊賢之等，禮所由生。”一種思想，如果能正視人性的弱點，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時，適度關照人性的需求，就會被大多數人接受。儒家正是這麼做的。
在人性化方面，道家與墨家表現如此，法家同樣乏善可陳：
“社會”身患疑難雜症，在道家和墨家那裡沒看好病，只得去求法家，該派“名醫”商鞅。為患者開了個很好的藥方：“郡縣制”，但他同時把病人身上的“病灶”——詩書禮樂仁義廉恥統統切除了。他叮囑“社會”：“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以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在“愚民”這一點上，商鞅跟老子英雄所見略同，視其為不二之法門；對公然主張庶之富之教之、拿詩書禮樂給民眾啟蒙的儒家，他倆義憤填膺，破口大罵。法家另一位“名醫”李斯，用“焚書坑儒”療法給“社會”放血，結果人所共知。
中國傳統文化武庫中“兵器”雖多，但易於上手的只有儒家。
擁有儒家思想作為傳統主流文化的要素之一，我們很幸運。文化多元化與主流文化是一對矛盾：拒絕多元化，主流文化易陷入停滯；當多元化湮沒了主流文化，社會就失去了“主心骨”、從根本上陷入危機。不“以我為主”，多元化最樂觀的前景不過是非驢非馬的“文化騾子”。
積極入世的責任意識，“道不遠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導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視平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對人的作用估計偏高；同時也容易掉進“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對人提出近乎神聖的要求。儘管孔子叮囑要“嘉善而矜不能”，“嘉善”我們做得很好，“矜不能”就做得不怎麼樣了。“惡居下流”、對“不能”者和“庸人”的苛責，客觀上形成了一座競爭激烈的“文化叢林”。在這座叢林裡，你不敢吊兒郎當、甚至不敢坐下來喘口氣——沒人逼你“要強”，你不要強大家要，為免遭淘汰你只好要強。上學、工作、成家、報國……百樣事務，千種營生，累，是責任文化的宿命。可是，我們為什麼還要堅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呢？因為它有永恆的價值，正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
假如有這樣一種教條，它鼓勵信徒去殺死那些不信它的人或強迫人們信奉它，較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哪個更利於人類的和諧幸福？
有這樣一種信仰，它鼓勵“山巔之城”上帝的“選民”，去推行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超度”這個世界，不管這種“推行”和“超度”是多麼好心好意，對那些不想或不能如此生活和信仰的人來說，是否意味著凌霸？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與“選民”們的做法相反，這裡不搞“推行”，它只願“吸引”，只願當“磁石”；如果對方不買賬，則“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進一步“修德”，直到對方欣然來歸。
有這樣一種信條：能用流血的方式獲得的東西，就不要用汗水去獲得，否則就太“草雞”了。那麼，什麼人能跟種習性的民族相安無事？
“仁者愛人”“和為貴”“親仁善鄰”……誰聽說過中國人拿著火槍去搶劫“新大陸”原住民的黃金白銀、或者因為某個民族不“優秀”就去滅絕它？
有人斷言某個人種“沒有抽象思維、科學探究和任何發明創造的能力”，“由於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低劣，他們無法同高等種族交往。”你覺得這些人真的具有“平等”“博愛”的思想嗎？這種歧視在某些國度真的消除了還是變態地存在著？
“嘉善而矜不能”“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內自省”，上述那些自命為“高等種族”的人士，該不該聆聽一下孔子的教誨？
“學而不厭”“溫故知新”“人能弘道”“人無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為公”……這些學說，就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樸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氣一樣不可須臾相離。孔子不需要刻意的“解讀”和“演繹”，他老人家的話，有的過時了（不這樣就怪了），有的則永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