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作者孫皓輝：文化霸權與文明衰落｜天涯·頭條

天涯微信號：tyzzz01

天有際，思無涯。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節選自《天涯》2012年第2期。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文化霸權與文明衰落

孫皓輝

凡是中國人，不能不關注儒家。

說它是宗教也好，說它是文化也好，說它是學派也好，說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國要說清任何事情，歸根結底都繞不開儒家。在寫作《大秦帝國》的十多年中，幾乎日日都隨著戰國人物與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糾纏，浸潤既久，對儒家也就有了許多思考。諸多問題與現象之中，以對儒家文化霸權與中國文明衰落之間的關聯想得最多。

春秋、戰國、秦帝國，是儒家獲得文化霸權之前的原生態時期。

儒家的學派基因，正是在這極為特殊的三大時代形成的。不瞭解儒家在原生態時期的真實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獲得文化霸權之後的種種作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權對中國文明產生的令人慾哭無淚的深遠影響。

儒家誕生的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前475年），是一個蓬勃生長的新文明浪潮對搖搖欲墜的舊文明根基不懈衝擊的時代。至孔子立學成派，華夏天下已經是士人大起、學派大興、變革迭生的春秋中後期。

其時也，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各種學派，已經林林總總、比肩而立，競相叱吒風雲了。面對劇烈變化的時勢，面對涉及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誰也不能迴避的種種社會變革，所有學派都不約而同地展現出一種使命意識：對社會變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鮮明主張；對社會變革的實踐，積極投身其中。彷徨騷動的社會，對清醒的理論有著緊迫的需求，對理念鮮明而躬行實踐的名士大家，更是奉為圭臬。

這就是那個時代濃烈的社會風尚——“貴士”。

當此大勢，各家各派的士人們義無反顧，輕生死、謀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擔起在理論上探索社會出路的重大責任，而且身體力行、積極入仕，力圖實踐本學派的政治主張。潮流相催，彼此競爭，一時蔚為時代大觀。非但大學派（顯學）如此，操持實務技術與玄妙思辯的學派，也不能不將本學派的實踐與社會的變革聯繫起來。如工家之公輸般，醫家之扁鵲，水家之李冰、鄭國，名家之惠施、公孫龍子，甚至最是消極的老子、莊子，也都一樣的曾經有過遊說諸侯，預言邦國命運，闡發治世之道的經歷。可以說，那個時代沒有置國家興亡於不顧、置天下變革於不顧的學派，也沒有狗苟蠅營一味逃遁的名士。那是一個參與意識最為急切的時代，也是知識階層入世精神最為濃烈的時代。

應當說，這是整個中國知識階層，在生成時代與生俱來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時期絕無僅有的一種典型現象。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士人階層的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意識，極大地鼓盪了那個時代的國民精神，也奠定了中國文明中的“天下”意識，形成了中國民族獨有的精神大格局。

正是在那樣的時代，孔子立學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關社會未來走向的主張。

大要說來，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德治仁政，迴歸周禮，迴歸井田，興滅國、繼絕世等等。總體上說，孔子的政治主張，就是完全回覆到周代的禮制社會去。孔子對社會架構的主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也是完全迴歸西周嚴格的禮制社會。孔子主張的處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迴歸到禮制社會溫柔敦厚的人際關係。孔子對社會階層分工的主張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等等，完全維護已經消逝了的禮制社會的構成基礎。孔子的教育主張是：有教無類，六藝教人，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迴歸到以上古經典為歸宿的王化教育。

與同時代的其他學派相比，原生態儒家的政治主張的最突出特點是：公然尊奉一個已經消亡的時代，並將那個時代作為理想社會；強烈主張正在變革的動盪社會，完全地返回到禮制時代去，恢復純正的田園詩一般的上古王道。

儒家對過去時代的全盤肯定，以及無以復加的讚頌，與同時代的其他學派構成了鮮明的區別。事實上，當時主張變革的大家中，不乏對上古社會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韓非子。可以這樣說，主張變革的各個學派，沒有一家，沒有一人，對上古社會（尤其是上古聖賢）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他們強調的是：“三王不同禮，五霸不同法，世事因時而變。”變革學派不否定任何一個時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時代的變革合理性。即或今日，這種觀念仍然放射著炫目的光彩。

儒家卻是特異，對自己的生身時代完全否定，對已經消亡的社會卻完全肯定。而且，沒有商量的餘地，比苟延殘喘的周天子還要堅定，還要鮮明。直到今日，我們仍然看不出孔子這種完全復古的合理性，究竟在哪裡？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哪一個學派，有如此完全的徹底的不可思議的復古主張。

原生態時期的儒家，其生活軸心只有一個：全力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儒家興起之初，社會新興勢力對其政治主張的力度，還是不甚了了的。至少，沒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聲之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探索時代的士人群體，以開闊胸襟捧場的結果。也就是說，無論各個變革學派如何不贊成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張，但都還承認孔子學派的治學態度，承認孔子學派以天下唯一的徹底復古派的孤絕地位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由此，士人世界承認孔子學派是“天下顯學”之一。

但是，在魯國真正任用孔子“攝相事”——不是丞相而行使丞相大權，大張旗鼓地重新整合魯國社會之後，儒家的命運，卻驟然發生了極大的轉折。孔子雷厲風行的“墮三都”（摧毀三家新興勢力所建城堡），斷然誅殺鼓盪變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天下新興勢力與天下士人階層驟然明白：這個以君子自居的大學問家，原來是個駭人聽聞的正牌復辟人物！

當然，孔子“攝相權”期間，絕不是僅僅做了上述兩件事。在齊國與魯國的“夾谷會盟”中，孔子以齊國樂舞有夷狄樂舞之嫌疑，斷然喝令中止；齊國再獻歌舞，又以不合禮儀規範為由，喝令魯國武士砍下了齊國樂舞師的手足。此事，使齊景公與名臣晏子大為震恐，但懾於魯國有“武備”而來，只有作罷。

幾件事之後，天下洶洶，合力攻訐。

魯國舊貴胄恐懼於孔子可能激發民變，並開罪大鄰邦，只有罷黜了孔子。

從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長的歷史困境。

強硬的復辟實踐，僅僅只有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敗了。但是，這僅僅的一次，卻最充分地顯示了孔子的強橫政風——對政敵毫不手軟，更不講恕道，決然的有形摧毀主義。孔子沒有任何保留，也沒有試圖以迂迴的方式復辟，提刀便上、迎頭砍殺，所謂的“君子風度”在孔子的政治實踐中蕩然無存。如此政治作為，雖然只有幾次，天下也足以看透了。從此，整個社會對孔子及其儒家，表現出一種奇特的狀態——敬而遠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沒有倒下，儒家沒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頑韌精神，就此開始充分展現出來。

孔子帶著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遊列國，向各諸侯國以不同的說辭，闡發著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覆覆地訴說著自己的“仁政”方略，訴說著自己的反“苛政”主張。孔子在以反覆的訴說，表示著某種失悔。孔子甚至公然表明：“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如果哪國再用我，我不一定就要重建東周了！

可是，無論如何辯解表白，還是沒有人敢用孔子。後來，甚至連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於在陳蔡兩國“絕糧”，孔子自嘲“惶惶若喪家之犬”。儘管如此，孔子還是沒有氣餒屈服，依然頑韌地周遊列國，頑韌地遊說諸侯，做著寄希望於萬一的努力。直到七十歲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絕望的奔波，從復古情結中極不情願地擺脫出來，開始以治學方式傳承政治理念的獨特實踐：以自己的復古史觀（春秋筆法）整理文獻，編輯史書，教育弟子。

孔子及其儒家，此後始終不為天下復古勢力所接納，其間之根本原因在於：孔子與儒家學派，已經成了完全徹底復古的理論大旗；政治實踐上，則被天下公認為最強硬、最徹底的復辟派；任何一國的復古勢力，但用其人，該國完全可能立馬成為招風大樹，招致“天下共討之”的危局，舊貴胄們連苟延殘喘，以待最佳時機的可能也沒有了。復古勢力陣營的政治家們的政治嗅覺，顯然比孔子儒家靈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著心疼，冷冰冰的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孔子。

後來的實踐依然如故，孔子之後的儒家，依然是頑韌的。從孔子到孟子，儒家一以貫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終還是處處碰壁。雖然如此，儒家依舊沒有改變自己的基本主張。認真思索，似乎很難簡單地說，這是儒家政治意識過於遲鈍。

原生態時期的儒家悲劇，令人常有扼腕之嘆。

那麼，導致這種悲劇結局的深層原因，究竟在哪裡？

這個悲劇根源，不在於儒家的復古主張。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復古派、復辟派、保守派崛起，以致大權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領與集團勢力之善終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學派的悲劇根源在於：以哲人的智慧與洞察力，卻提出了一種與社會變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遠，甚或背道而馳的完全復古理念，並以最強硬的手段實施於社會；失敗之後，又堅韌不拔地為其奔波數百年；既未在實踐碰壁之後作出應有的反思，也未在此後的實踐中表現出應有的改變。

精神世界的封閉性與孤絕性，是孔子及其儒家悲劇的最深刻根源。

一個頑韌徹底的復古學派，何以被雄風尚在的西漢王朝驟然獨尊？

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謎團，其中奧祕，儒家從來都是諱莫如深。

謎團的核心在於：儒家被獨尊之後，鮮明的政治立場，忽然變得極其模糊；徹底的復古主張，忽然變得極其空泛；頑韌的復辟情結，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是古非今而攻訐現實的癖好，忽然變成了唯官府馬首是瞻的忠順。

一言以蔽之，自從成為唯一的官方學派，作為儒家立學成派之根基的政治復古特質，便迅速地淡化了，消失了。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再也不是原生態時期的儒家了。客觀地說，任何一個學派，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都是正常的；即或是最具有惰性特質的宗教教義，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修正教義，也是極為普遍的。但是，任何學派與學說的發展，都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後來的修正者，必然要竭盡全力地向社會與信眾昌明，原教義的缺陷以及適時發展的必要，從而最大限度地爭取社會與信眾的理解，保證本學派不因學說的修正、發展而縮小影響。譬如西方之天主教，也不止一次地宗教改革；每次改革，倡導者都得千方百計地向信眾說明改革的必要。

唯其如此，我們質疑的不是儒家的變化與發展，而是儒家對待自身變化發展的一種極為反常的歷史表現。這一歷史表現的基本點是：對於淡化“原教旨”（政治立場與政治主張）的巨大變化，儒家從來不做任何正面解釋；既不說明其變化原因，也不解釋變身前後學說內容的顯然失衡，似乎儒家的理念從來就是如此。

著意品味，儒家被獨尊之後的變化，是很微妙的，也是很尷尬的。

分明是顯然的變化，卻硬是掩耳盜鈴，佯做無事。其基本的表現是：儒家再也不頑強地傳播克己復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復井田之類的政治主張了，再也不遊說天下做復辟努力了；那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最鮮明立場的政治實踐學派，忽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遠離現實政治的純粹治學派了。

涉及政治主張，儒家的復辟立場，已經演變為“王道仁政”之類的哲學式敷衍。涉及歷史論述，儒家所有關於復古的強硬主張，都巧妙地演變為一種柔性的崇古頌詞。涉及治道吏道，原本具有復古特質的仁政學說，已經演變為一種反對苛政的現實吏治主張。涉及孔子、孟子一班祖師聖人，構成其一生主旋律的孜孜復辟的政治實踐，已經被大大淡化為抽象的顛沛流離的人格讚美。

在現實政治中，儒家原本有兩大癖好：一是喜好是古非今，二是喜好攻訐法治。如今，也都在這種對遠古社會的讚美性陳述中，變成了完全避開當年現實政治的學術評價。雖掩耳盜鈴，然在官方的默許與保護之下，歷經千百年反覆渲染，也終於漸漸地弄假成真了。魏晉南北朝之後，臣服於儒家的整個知識階層，幾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儒家本來的政治復辟特質，完全變成了對現實政治有所裨益的人倫政治學說。儒家自己則“忘記”得更徹底，似乎儒家教義從來就是如此這般。在世界文明的大宗教中，幾乎每個教派都有堅持原生信仰的原教旨主義派別；古老的儒家儒教，卻從來沒有類似於原教旨主義的派別。漢武帝之後兩千餘年，儒家從來沒有出現過堅持弘揚孔孟復辟立場的儒家原教旨主義。

與此同時，一個顯然荒誕的事實是：儒家原始經典，仍舊是天下之“經”，誰也沒有著意刪改；所有後世儒家，也都很在意地反覆宣稱：自己是孔孟的忠實信徒；誰也沒有宣佈過背叛孔孟，背叛儒家原生教義。儒家祖師聖賢，被供奉得越來越神聖崇高；儒家的原生經典，也越來越成為萬世不移的真理；初始聖人與原生經典所賴以存在的政治根基與實踐特質，卻早已經蕩然無存了。

我們有理由問：儒家失語如此，知識階層健忘如此，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任何祕密都會被漫漫歲月洗去塵埃，儒家的變身奧祕自然也不可能成為永遠的玄機。

西漢，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王朝。

西漢時代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推翻了創建中國統一文明的秦帝國，處在中國統一文明開創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著“如何承前，如何啟後”的最重大的歷史課題。由於秦帝國過於短命，沒有鞏固統一新文明所必需的時間條件，使新創建的統一文明具有相對脆弱的歷史缺陷。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歷史抉擇，便顯得特別特別的重要。

就基本的歷史事實說，推翻秦帝國的社會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發難的陳勝、吳廣的農民力量，一是以項羽集團為核心的六國舊貴族復辟力量，一是以劉邦集團為核心的布衣士人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長，最終取決於各自領袖階層的政治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會利益廣度，而絕不是表面上轟轟烈烈又極富傳奇色彩的稟性差別與權力陰謀。這種政治視野，這種社會利益廣度，有一個具體核心：如何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統一文明框架？正是這個看似宏大寬泛，實際上卻囊括了種種社會利益鋪排的現實核心問題，最終決定了三方反秦力量不同的歷史命運。

從三方反秦力量的社會利益構成看，西漢的開國階層，是由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劉邦集團中，除了一個韓國舊貴族後裔的張良，其文臣武將大多數由下層吏員、小商販、小工匠、小地主、遊學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大體是六種人構成。廣義地說，這些文臣武將所出身的階層，都是遊離出“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這一社會土壤生長出的佼佼者，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特質。

具體地說，劉邦陣營的靈魂與核心是兩種人：下層吏員，布衣士人。劉邦、蕭何、曹參、陳平等，是下層小吏；呂后、樊噲、韓信、周勃、灌嬰等，是小地主與下層職業布衣。也就是說，西漢集團的核心層中，絕大多數都是社會中下層人士，鮮見六國貴族後裔。

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春秋戰國秦帝國三代，是士人階層發生、成長、壯大的時代；在那個時代，士人階層是鼓動社會風雲，並推動社會變革的直接力量。從社會階層的意義上說，只有士人階層對社會與時代有著相對全面、客觀、清醒的認識。

正因為如此，劉邦陣營對待秦帝國統一文明的立場，與項羽舊貴族陣營有著巨大的反差。項羽陣營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帝國統一文明恨之入骨，徹底地有形消滅，無形摧毀；其所要建立的社會制度，則是完全的封建諸侯制——回到諸侯時代去！劉邦陣營則不然，雖然反秦，卻對帝國統一文明及其煌煌功業，始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統一制度，至少不是簡單的徹底的否定，而是極其審慎地權衡取捨，抉擇如何建立大動盪之後的國家體制。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歷史的權衡抉擇。

這種權衡抉擇，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諸如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之標準、移風易俗、社會基本法度等等，西漢王朝都毫不猶豫的全部繼承了帝國體制。因為，這些實際制度既有利於國家，也有利於民眾生計。事實上，秦帝國所創立的基本制度，被全社會迅速地接受了。

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在兩個核心領域：

一則，如何對待擁有強大傳統與既得利益基礎的諸侯分封制？

二則，如何對待同樣擁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競爭傳統？

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對待文化自由競爭傳統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遴選一種學說作為治國之道，作為官方意識形態？

這兩個領域，一硬一軟，都是直接影響整個社會核心結構的命脈所在。西漢王朝在這兩個領域所做的試探摸索，可謂幾經頓挫。對於分封制，西漢王朝幾經諸侯王之亂，到漢武帝時期，已經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顯然比秦帝國有所倒退。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問題，容當另論。

對於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競爭傳統，西漢王朝在初期採取了審慎的摸索態度。所謂初期的審慎摸索，其政策表現是：對經過反秦戰爭大動盪之後，所存留下來的各有殘缺的文化學派，不做官方評價，也不著意扶持任一學派，基本上是實用主義的一事一論。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禮儀，便起用了儒家；為論證與民休息之合理性，又一度尊奉了黃老無為之學；整肅吏治民治，則起用了一批法家之士等等。

與其說，西漢初期的這種實用主義，是一種審慎自覺的政策方針；毋寧說，它是一種搖擺不定的不自覺摸索。在西漢王朝的摸索過程中，大動盪之後幾乎全都喪失了領袖大師的各個學派，也都在艱難地恢復元氣，艱難地展開競爭。競爭的方式，與戰國時代與秦帝國時代已經有了很大區別；最大的區別是，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大論戰形式，沒有了廟堂討論大政方針的大論戰，沒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學私學並立，從而相得益彰的社會舞臺。

西漢初期中期，各學派所能進行的競爭，實際上只有兩方面。一則，各自重新組合力量，對流散的典籍恢復整理，以為本學派之傳承文本；藉以獲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圖謀傳播範圍的擴大。二則，盡最大能力影響官方，看哪個學派能對現實政治發生影響，從而在國家支持下獲得重大發展。在這樣的競爭過程中，除了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墨家銷聲匿跡，戰國之“顯學”，都曾經暫時性的先後或同時佔據過主流。一個，是大體可以劃入道家的黃老之學。一個，是法家之學。一個，是儒家之學。

漢武帝時期，西漢社會的思想土壤已經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漢武帝前期，一時曾經奇峰突起的法家群體，隨著賈誼、晁錯等一批執“申、商、韓、蘇、張”之言的法家能事之臣，在政治鬥爭中落敗，西漢法家的勢頭已經大為衰減。從學派態勢上說，此後基本上是道家“黃老之學”佔據主流；儒家，則正在積蓄力量滲透上層。

當此之時，忽然發生了一個越往後越覺意義重大的事件。

這件事，是漢武帝忽然以“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對策”的方式，來討論思想領域的基本問題。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基於漢武帝此前此後的作為，我們可以大體推定：漢武帝對於西漢思想界的多元並進，不認為是好事，而認定是一種混亂，需要整肅一番，從而達到“漢家自有漢家威儀”的自我存在；實際上，也就是完成西漢政權在歷史精神上的自我認同。

這裡要探討的問題是：在這次對策中，漢武帝為什麼最終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張？

只要仔細地研讀《漢書》中漢武帝與董仲舒的三次問對，不難看出其中脈絡。我的研究結論是：三次問對所表現的磨合軌跡，顯示出這樣一個兩相交換的關係——儒家以放棄復辟上古社會之政治主張為條件，換取“絕百家之道”的獨尊地位；漢武帝則以“天下洽和”為目標，將閹割了復辟根基的柔性儒家推上文化霸權地位，使之發揮“教化”社會之功能。

依據古今政治實踐的邏輯，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三次奏對背後的基本事實——參與大討論的“賢良方正”們的不斷醞釀，董仲舒一派的集體會商，儒家群體對“上意”的不斷揣摩，漢武帝與某些重要人物的祕密會商以及此等人與董仲舒的祕密接觸與溝通等。因此，應該明確，董仲舒的最後主張並不是一種個人意願，而是當時的一種政治需要。

很清楚。董仲舒提出的根本目標，是“絕百家之道”；當下策略，是“勿使並進”！

董仲舒的主張，演化為文化政策就是：官方不能接納百家之學，社會也不能給其他學派留並進之路；在儒家保持文化霸權的條件下，法家與法制才是可以作為手段使用的。此所謂“統紀可一，法度可明”。用當代文明理念解析之，董仲舒以實現儒家文化霸權的形式，將法家及其相連的法治，置於了儒家統御之下，從而完成了國家統治方式的倒退——以儒家理念駕馭法制，從秦帝國的法治時代退回到人治時代。

同為政治學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敵。儒家可以不顧忌別家，但是不能不顧忌法家。董仲舒的三次上書，每次都要大肆攻訐法家，將儒家壓倒法家作為最實際的學派目標，充分說明了儒家對於法家的忌憚。更重要的是，秦帝國之後，儒家也已經看到了，法制（注意，不是法治）不可能完全退出社會；三代王道禮制，也不可能無保留的復辟。

唯其如此，董仲舒對法家提出了這樣的安置——我為統馭，你為工具。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主張，自此，儒家開始了長達兩千餘年的文化霸權。

儒家學派有若干以一貫之的精神，我稱之為儒家的學派性格。

迂闊之氣，大約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著些許可愛之處的缺失。

迂闊者，繞遠而不切實際也。儒家蔑視任何民生技能，蔑視任何形式的勞動，在所有學派中，獨獲“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之殊榮。見諸政治實踐，入仕多居“清要”之職，對需要專業技能的領域涉足極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經濟，譬如行法，等等，少見儒家身影。喜歡做官，卻不喜歡做事，尤其不喜歡做既辛苦又專業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論道不計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執著之處，只在專一的掃天下而不掃庭院，只在專一的坐而論道，最熱衷於擔當道德評判角色。

此風傳播後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為名士做派，終日玄談，在職酗酒，觀賞性事，競賽頹廢；其種種作為，直比當時腐敗的社會更腐敗，實在令人齒冷。儒家迂闊處，還在於議政議事之言論，多大而無當。此風在原生態時期，以孟子為甚，雄辯滔滔雲山霧罩，似乎有著某種精神指向，卻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筆下空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之評，可謂傳神。凡此種種迂闊處，若僅僅是個人做派，自是無可無不可。然則，儒家卻將這種迂闊之風，帶進了廟堂官署，帶進了學堂書房；不敬業，不成事，不務實學，不通民生；釀成官場流風，釀成治學惡習，沾沾自喜，不以為非，實在是中國文明變形之一大奇觀，叫人不敢恭維。

偏執習性，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偏執，基本點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鬆，絕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納其他任何學派的任何主張，絕不相信自家經書之外還有真理。你說山外有山嗎，人上有人嗎，扯淡，儒家理論絕對天下第一！三，對其他學派惡意攻訐，人身傷害，其用語之刻毒天下僅見。

孔子罵人很少，稍好，大約生平只罵過一件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直罵陶殉，實罵人殉。此等事該罵，不能算作孔子缺點。但是，孔子此罵，瞄準了“無後”，卻定下了儒家罵人定式——人身攻擊，直搗傳宗接代。此種秉性，以孟子為最，罵論敵刻毒異常；罵墨子，是“兼愛無父，禽獸行”；罵楊朱學派，是“無君，禽獸行”；罵縱橫家，是“妾婦之道”。近見網絡文章，有人將孟子稱為“戰國職業罵客”，比較實在。自孟子開始，“衣冠禽獸”便成了儒家恆久的罵人經典語彙。儒家動輒口誅筆伐，毒罵入骨，實在是一種陰暗心理、惡劣稟性。用語武斷的指斥性評判，孟子更是多見。一則典型例子是：古文獻記載武王伐紂的戰爭很殘酷，有“血流漂杵”四個字；孟子偏不信，昂昂然宣稱：“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指示弟子當即刪去了古文獻的這一句。如此武斷偏執，千古之下，無出其右。

論事誅心，是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論人論事，有一個可怕的習慣——動輒誅心。

什麼是誅心？不問行為言論之本身正確與否，只專一地糾纏行為動機，以求心罪。不是看你如何做事，而是看你如何想法，這就是論事誅心。此法成為一種殺人方略，有學者考證認為：出於戰國時期的《公羊春秋》，成於董仲舒的種種論證。無論其演變如何，儒家在原生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這種以“道”定罪的路子。所謂“孔子做《春秋》，亂臣賊子懼”，正是儒家“誅心”套路的自我表白。

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標尺，不是行為法度，而是道義標尺、教義標尺、心理標尺。由誅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訐政敵、論敵的一個威力無窮的非常規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沒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為某句話某件事，而被認定為“名教罪人”。原因無他，只是“其心有異”。

此風傳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將有形之敵統統打倒，更將無形之敵也置於死地。後世之宋明理學更甚，非但要“存天理，滅人慾”，還要破“山中賊”，更破“心中賊”。如此洶洶誅心，勘問靈魂，天下孰能不誠惶誠恐？孰能不臣服儒家？

記仇，是儒家的又一性格缺失。

在所有的先秦學派中，儒家是最記仇的一家。但有歧見，殷殷在心，一有機會，便新賬老賬一起算，絕不手軟。這與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應，使人難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個孜孜提倡“恕道”的學派，事實上卻是一個錙銖必較、睚眥必報的學派。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與幾乎所有的學派，都因主張不同而產生過齟齬。期間，除了論戰中的觀念批判，沒有任何一個學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卻是耿耿於懷，念茲在茲，一遇機會，便以“史家”秉性，將論敵種種時期的言詞作為清算一通，而後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擊。

然，若僅僅如此，還不能說明儒家記仇。

儒家記仇，積成秉性，有基本事實為依據。

基本事實一，儒家在春秋戰國時代被無情遺棄，所以，對其仇恨極深。舉凡儒家修史，“自周以降，風氣大壞”之類的詞句，比比皆是。司馬遷的《史記》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戰國，以儒家觀念做史家評判的。《漢書》最鮮明，大凡直接表現修史者觀念的領域通論，諸如《刑法志》、《食貨志》、《禮樂志》、《律曆志》、《郊祀志》等，無不先狠狠讚頌一通上古三代，緊接著便是一句必然的轉折定性——“周室既衰”，春秋時代如何如何壞；“陵夷至於戰國”，更是如何如何壞；連番指斥兩大時代，然後又一轉折，說到“漢興”之後如何好，再變為連篇累牘的頌詞。如此三段論法，已經成為定式，實在是有趣得緊。顯然，在儒家眼裡，所有的時代中，惟春秋戰國最不是東西！

基本事實二，儒家在秦帝國時期大遭“壓制迫害”，從此對秦帝國永遠地咬牙切齒，不由分說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兩漢之後的儒家，乾脆只管罵秦，連論證都懶得做了。說儒家患有“秦過敏症”，似乎不為過分。事實上，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新政權，都必然要鎮壓復辟勢力。事情起因，在於儒家自己不守秦法，夥同六國貴族大肆散佈種種流言，從而獲罪，被坑殺了寥寥幾人（被坑殺者絕大多數是方士）。縱然冤枉，兩千餘年之後，竟仍然不能釋懷，一概罵倒秦帝國，也是絕無僅有了。除了“記仇成癖”，不知道還能有何種解釋。

基本事實三，儒家在原生態時期善為人敵，幾乎被天下學派孤立。一旦得勢，儒家立即以“獨尊”平臺為條件，全力排斥百家經典的流傳。至近代梁啟超時期，《墨子》文本已經難以尋覓，隱藏到道家煉丹術之類的書裡去了。一個學派“獨尊”，在春秋戰國時代，無異於痴人說夢，任何學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所以，西漢時期的其它任何學派，都沒有提出如此狂妄、如此荒謬的主張。唯獨儒家，不但要說，還要做。這便是儒家，為圖復仇，敢與天下作對，敢與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的文明成就作對，破罐子猛摔，以求出人頭地，唯求復仇為快。

終於，儒家黃袍加身，獲得了文化霸權，走上了“文化寡人”的道路。

儒家復活後，其潛在能量驚人地爆發出來，開始了大規模重新“整合”中國文明的漫長而浩大的工程。讓我們簡單地數數兩千餘年中，儒家的基本大事。

第一件事，以修史之權，效《春秋》筆法，對既往歷史做整理記述。

自西漢司馬遷開始，此後兩千餘年的修史大權，一直操持在儒家學派手裡。儒家修史，是絕對以儒家理念整理歷史的。春秋筆法之下，縱然不能過分掩蓋、扭曲某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也必在文後以評點形式，給予鮮明褒貶。無論是《史記》的“太史公曰”、“索隱述贊”，還是《資治通鑑》的“臣光曰”，以及全部二十四史的種種作者評點，全部目的只有一個：告訴世人，歷史就是如此，只應該這樣認識歷史！應該說，儒家掌控修史大權的實質，是“重塑”中國文明發展的足跡，是掌控社會意識形態的走向。儒家之心，不可謂不重。修史，是儒家的看家功夫，做得老到細緻，絕對以真學問面目出現，絕對以道德仁義為評判標尺，幾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制度，以儒家與符合儒家觀念的上古經典為唯一教材。

從此，神聖如教義一般的“四書五經”問世，其他所有學派的所有學說，一律從教育領域退出。應該說，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從孔子辦學開始，儒家唯一可以驕人的實際成就，便是辦教育。但在先秦時代，實在不能說儒家辦學最好。就實而論，先秦學派大都是辦學高手。除了老子、莊子學生寥寥，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鬼谷子、荀子等等，辦學本領與實際水平，都絲毫不輸於儒家。尤其是墨家，只怕比儒家還強出了三分。唯其如此，儒家深知教育辦學的重要，一得霸權，自然要在教育上全力以赴。

儒家獨尊之後，辦教育的要害是兩個：一則，以儒家經書為教材；二則，以對儒家經典的研習程度為官方應試標準，為入仕標準。如此兩個要害，便實際掌控了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奮爭出路，使天下“讀書人”不得不“入甕”了。

第三件事，對其他學派學說一律封殺，全部逐出官方視野，逐出學堂庭院。

自有“四書五經”問世，儒家便以其霸權地位，驅逐諸子百家學說於廟堂學堂，使其餘學說淪為民間形式，逐漸自生自滅。對諸如墨家、法家這等聲望過於顯赫的死敵，儒家無法強硬抹殺，便極盡冷落排斥，逼你自我萎縮。魏晉南北朝時期，墨家經典已經淹沒於“雜書”之中，幾乎無法找到文本了。到了清代，涉足法家、墨家、名家等先秦學派的學者，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第四件事，掌控科舉制度，從而掌控整個知識階層的入仕路徑。

儒家在這方面的實施方略是：與已經掌控的教育制度相配合，以儒家認可的方式與內容，考核知識階層，從而確定知識分子是否具有做官資格。見諸於實踐，讀書是儒家之四書五經，科舉考試是儒家經典的題目，閱卷標準是儒家理念，閱卷人是當時的儒家大師，凡此等等關口，你還能逃出儒家手心？這一招厲害之極，連根收拾了所有具有“事功”精神的貧寒階層。你想改變自身命運嗎，便得經過儒家學問這一關，奈何？自隋唐科舉制度建立之後，儒家忽然人才多多，儒學也代有翻新；至於宋明，理學大為興盛，可見其中奧妙。

第五件事，將文化人的求學方向單一化，學問內容單一化。

如此做法，目標只有一個——使知識階層僅僅成為職業文官基地。

儒家的設定是：知識階層的人生使命只有一個，求學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做官。人從啟蒙開始，修學的內容只能有一種，便是當官的學問。據儒家說，這是“治世”之學。出於這般設定，儒家對修學內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藝”中的射箭、駕車等生存技能，因於當官無涉，被後世儒家全部刪除；工、水、醫、農等等末支細學，全部不入正式學堂；官學私學，修學者只能以四書五經為圭臬，舍此無他。

為此，後世儒家以通俗形式，做出了社會性說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只要當了官，一切享受與特權應有盡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細學”都是有失身份的，統統不能學。

此等社會政策之下，中國有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個奇特階層——“讀書人”。這種所謂“讀書人”，在社會民眾心目中的種種形象表徵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黃卷青燈，皓首窮經；手無縛雞之力，不修邊幅，君子遠庖廚，等等等等。於是，“讀書人”也有了一個社會名號——書呆子。對於這種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書呆子”現象，中國“讀書人”圈子非但絲毫不以為忤，反倒以此類呆痴做派為能事，多有標榜，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

兩千餘年，儒家已經滲透了中國古典社會的每個毛孔，一一羅列，難而又難。

僅僅是上述基本方面，儒家文化霸權已經給中國文明帶來了極為深遠的負面影響。

這種深遠的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

其一，中國文明迷失了本色，日漸趨於衰落，以至最終僵化。

中國的原生文明，形成於中國歷史的前三千年，以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為核心與歷史高峰。那時候，諸子百家汪洋恣肆，門派種類應有盡有，其雄渾強健與妖嬈秀美相得益彰的氣勢，其質樸實用與玄奧思辯和諧並存的架構，使中國原生文明有著一種極其堅實的本色，堪稱世界文明之唯一。這種本色，要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剛柔相濟，強勢生存”。

從根基上說，中國文明在本質上摒棄懦弱，摒棄“文勝於質”的低劣競爭力。

在這種健康的相互制約而又共生共榮的文明生態環境下，保守復古的儒家，是不足為害的；其學派悲劇，甚至成了一道孤絕悽美的獨特文化風景。有強大的天敵制約，儒家既無法氾濫成災，無法危害社會，又對社會起著一種保守主義的制約作用；儒家自身的健康一面，又為時代增添著內涵。這便是中國文明原生態的偉大意義所在。破壞了這種文明原生態，必然遭受歷史的懲罰。

但是，從儒家文化霸權開始，中國原生文明海洋中最保守的孤島，驟然躍升為自己從來沒有擔當過的領袖角色，驟然沒有了任何學派的制約。從此，中國文明的健康生態開始失衡了。儒家洪水在整個華夏文化圈內，猛烈地氾濫著、瀰漫著，中國文明開始了漫長的儒家洪水時代。從此，頭戴王冠、坐擁霸權的儒家，喪失了對自己賴以成長的偉大文明時代的敬畏，鼓盪著漫天汙泥濁水，開始肆意淤塞最壯美的中國文明原生態環境。儒家越走越遠，中國文明原生態，也越來越沙漠化、枯萎化。恆久侵蝕，恆久淤塞，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終於漸漸僵化了、腐朽了。及至晚清，中國文明已經淪為一堆令世界強盜垂涎的“古老肉”了。

百餘年前，中國慘遭列強連番凌辱，國人方才開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國究竟怎麼了？為什麼忽然之間變成了世界民族叢林的孱弱者？老祖先害了我們嗎？由此，知識界開始艱難地淘洗已經被浸蝕汙染得無法辨認的古老文明，力圖淘洗出她本來的顏色。

於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出來了，新文化運動起來了，難覓蹤跡的墨家被挖出來了，法家被挖出來了，林林總總的被淹沒的學派，也被挖出來了；革命有了，運動有了。轟轟烈烈百餘年，反反覆覆翻燒餅，那個最根本的老問題，還是沒有明確答案：中國文明的力量根基究竟在哪裡？

時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了些許眉目。

人們開始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探索中國原生文明瞭。社會開始關注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了，民族特質的東西，似乎比過去被看得重了。但是，普遍的社會思潮，仍然將儒家看作中國文明的正統。即或如此剛剛開始淘洗，許許多多的“讀書人”已經開始惶惶不安了。在“新儒家”的旗號下，有人重新考證出“克己復禮”是進步的；有人重新考證出，董仲舒是法家；有人重新考證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家提出來的；有人要光大“國學”，恢復儒家經典在啟蒙教育中的作用，要發起讀經運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即或是我們的官方，也將境外文化機構定名為“孔子學院”了；一度，孔子像也住進天安門廣場了。

顯然，在許許多多的中國“讀書人”看來，儒家仍然是他們的靈魂依託。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種種儒家手段，為儒家的合理性辯護，進而繼續維護儒家的文明文化正統地位。更不要說，還有許許多多專吃儒家飯的“專家”群了。顯然，要為中國文明確定一個文明歷史座標，從而弄清楚中國文明的原生態根基，依舊是十分艱難的話題。

其二，中國民族的生命狀態嚴重萎縮，知識階層的創造力大大降低。

儒家獨尊，其內斂保守的學說思想漸漸蔓延滲透社會，中國人的生命狀態在一個一個時代不斷遞減；西漢之後至隋唐，緩慢遞減；宋代開始，迅速遞減。中國民族的整體素質，大為下降，民眾愚昧之勢蔓延社會，書生迂腐之氣積重難返，社會尚武之風大為衰落，事功創造精神日漸萎頓，實用性科學技術備受遏制，以至被視為“奇技淫巧”，墮入下九流地位。

最重要的是，職業官僚階層的精神世界嚴重蛻化，執政理念不斷趨於僵化，政務能力日益淪為鑽營發跡的厚黑伎倆；腐敗無能充斥官場，鄉愿之風瀰漫政壇。由儒家觀念引領的中國王朝之“公器”階層，日益封閉墮落，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麻木沉睡。

廟堂淤塞，知識階層必然窒息。整個十一世紀之後，中國“讀書人”階層，幾乎完全喪失了文明創造力。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成為知識階層無可奈何的哀嘆與共鳴。凡此等等，中國文明在後一千年經受的種種頓挫屈辱，已經給了儒家霸權最好的結局說明——奉儒家為圭臬，中國文明必然走向衰落。

可以預料的是，許多“讀書人”與儒家信奉者，必然要振振有詞地將種種危難，歸結於腐敗政府，最終再喊一句：“儒家並不當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我們要問一句：作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作為決定民族精神指向的居於文化霸權地位的學派，作為曾經的民族精神領袖，儒家究竟做了些什麼？儒家不值得檢討嗎？信奉儒家的“讀書人”們，不值得探究其原因嗎？

我們呼喚偉大的中國原生文明。

我們期待偉大的中國文明覆興。

孫皓輝，作家，現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大秦帝國》（1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