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居於主導地位，和佛、道文化等一同構築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大廈，確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倫理道德準則和規範。大禹因其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豐功偉績和公而忘私、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民本濟世情懷被儒家推崇為聖賢，其思想和精神也因而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頭。對於 youren稱大禹有婚外情事件，有專家認為顛覆大禹就等於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誣衊，是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質疑，是不道德的。這句話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大禹和儒家
一、大禹是儒家尊崇的聖賢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將堯、舜、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等推崇為先王和聖賢。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①，顯然推崇“大禹、周公、孔子”為三聖。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也明確提出：“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大禹為儒家所推崇的聖賢無疑。
大禹因成功治水，挽救華夏民族於危難之中，更被主張積極有為的儒家看作是一位理想的君主和先王。儒家宗師孔子、孟子在其著作中，對大禹因水之勢的治水思想和業績稱頌不已。孟子讚譽大禹說：“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②後世儒家大師、理學集大成者大家朱熹也說：“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③最為典型的就是孔子，他在編輯五經時，就保留了大量記述大禹言論和功績的篇章，最為集中的就是《尚書》中的《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等篇。孔子對大禹的讚揚無以復加，“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④主張中庸之道的孔子如此溢美大禹，在其著作中是極其罕見，可見大禹在孔子的心目中有多麼的崇高。“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⑤，無庸贅言，大禹是儒家極力推崇的聖賢人物。而大禹治水、理國的豐功偉績經儒家的宣揚，歷久彌新，已經成為了民族文化的一個核心焦點，具有一種永久的核心價值。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論者更將大禹稱為中華第一公僕，認為大禹以他公而忘私的博大精神、艱苦卓絕的作風、忘我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意志，確立了高尚的政治操守規範。
因被尊崇為聖賢，大禹最被後人詬病的傳位於子夏啟的行為也被亞聖孟子所美化，甚而被歸結為天命。“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夠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⑥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有一座禹王宮，其一石柱上鐫刻的楹聯：“傳子即傳賢，天下為公，心同堯舜。 治民先治水，山川永奠，澤重湖湘。”此聯對大禹傳子的看法可以說與孟子一脈相承。
二、大禹是儒家道統正宗
道統之說肇始於《論語》，韓愈力倡之，至朱熹而集其成。《論語:堯曰》：“堯曰：諮！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⑦孔子對堯、舜、禹、文王、周公讚不絕口，在《論語·泰伯》中說： “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為堯則之……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⑧孟子私淑孔子，對於道統亦曾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⑨ 在道統的承接上，孔子、孟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道統觀念和傳道譜系，但他們相繼開列出了一串聖人名單，可以說是道統說的先聲。而孟子還歸納出了道統傳承的兩種方式：一是見而知之，如禹、皋陶得道於舜；二是聞而知之，如文王得道於商湯。到了唐代，韓愈為排斥佛老之說，推動儒學復興運動，“求聖人之志”，“明先王之道”，為了說明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遂提出了對後世儒學發展頗有影響的道統論。他在《原道》中提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為用儒家的道統來對抗佛教的宗派傳燈法統，他還當仁不讓地宣稱自己繼承了儒家道統。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確指出，堯舜禹三代是以“允執其中”的傳承而形成道統的，以後，聖聖相傳，歷經湯、文王、武王、周公、召公，傳至孔子。至此，道統譜系遂成定論。在此譜系中，從孔子到朱熹，都將大禹列為道統正傳的關鍵人物。
道統相傳的內容，即程朱理學的內涵就是以“允執其中”為核心的道學思想。程朱理學道統論最根本的經典依據就是《尚書·大禹謨》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簡稱“虞廷十六字”，也就是程朱理學所說的傳道密旨。朱熹稱之為堯、舜、禹、湯萬世相傳的心法，是內聖與外王合一的 “道統”精義，將其推到了空前的歷史高度。儒家將此十六字視為堯、舜、禹心心相傳個人道德修養和治理國家的原則。而這十六字正是大禹從虞舜那裡繼承並行之有效的治國法寶。因此，從文化源頭上說，大禹可謂道統的正宗傳人。隨著儒學在兩宋的整體復興，隨著程朱理學上升為正統意識形態，程朱理學的道統論遂成為不刊之論。雖然清初考據學興起時，閻若璩、惠棟意欲否定程朱的道統學說，但已逆轉不了大勢。清初耿介在復興嵩陽書院時還專門建了道統祠來供奉帝堯、大禹、周公，河南巡撫閻興邦在《嵩陽書院新立道統祠記》中更是光大了道統之說：“古今有治統，有道統，皆君相師儒共為任之者也。以治行道，天於是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立乎上而治益隆……蓋起孔子於今日，必以得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快……世之誦法孔子者，往往自周程張朱諸賢始。” ⑩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大禹在儒家道統中的地位。三、大禹精神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泉
大禹精神，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其精髓是公而忘私、為民造福的奉獻精神和勇於探索、務實求真的科學精神。筆者在拙文《大禹精神再論》中，將大禹精神歸納為十種：顧全大局、公而忘私的獻身精神；積極探索、勇於改革的創新精神；尊重實踐、順應規律的科學精神；知人善任、民主禮讓的從善精神；重民愛民、心繫民生的民本精神；以德服人、以法治國的善政精神；為政勤廉、崇尚節儉的廉儉精神；以身作則、嚴以律己的自律精神；只爭朝夕、鍥而不捨的奮鬥精神； 九州一家、利濟天下的責任精神。無庸置疑，後世儒家從大禹精神中汲取了很多營養，並貫穿於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在創造物質文明的歷史活動中，經過不斷積累、充實，儒家思想其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基因和精神內核。
1、大禹民本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之源泉。“民本”一詞出自儒家經典《古文尚書·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歌》說的是大禹傳位給啟，啟傳位給太康。太康只圖安樂享受，被有窮國諸候王后羿奪取了天下，太康的母親和其幾個弟弟聚在一起，追述皇祖大禹的訓誡時，於是，作了《五子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⑾意思是說，祖父大禹早有訓誡，對待人民只能親敬，不可怠慢，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安寧。千百年來,源於大禹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一民本思想在以後儒家的思想中一直延續，如周公主張“敬德保民”。孔子主張“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孟子更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 “民為貴”即老百姓比社稷、君主更有價值。荀子在《荀子·大略》中也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其中“為民”即以民為社會、國家的價值主體的意思。
大禹在治水時注意修築溝渠，化害為利， 《史記·五帝本紀》中說：“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稻鮮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⑿，即不但疏通大江大河，還開通了田間溝渠。同時，大禹還組織農業生產，提倡種植水稻，救濟災民，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禹和后稷同為農耕的始祖。《論語·憲問》就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見，大禹是民本思想的身體力行者。
《尚書·皋陶謨》還記載，舜帝與皋陶、大禹討論政務時，皋陶說：“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說：“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⒀這裡的“知人”是執政者要知人善任的意思，而“安民”則是為政的宗旨。《尚書·大禹謨》中，大禹又提出“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向舜帝強調善政和養民，是帝王的責任和義務。大禹對舜說，政治和帝王的功德，主要是好好管理國家，並把人民安頓好。因而除改善金木水火土谷六個管理機構的職能外，更要注意“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強調在位者一要自正其德，正己以治民；二要勤儉，將錢財用於為民興利除弊；三要輕徭薄役，使人們豐衣足食。綜上所述，儒家的民本思想來源於大禹，無論是周公的“保民”、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為貴”，都和大禹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
2、大禹“五音聽治”是儒家以禮樂修身、治國的濫觴。大禹治國實行五音聽政制度。所謂“五音聽政”，就是把鍾、鼓、磬、鐸、鞀五種樂器，懸掛在庭堂上，讓老百姓通過擊打不同的樂器來表達自己的心聲。《淮南子》載：“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還規定“教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有獄訟者，搖鞀。”大禹正是通過這種途徑來傾聽民意的。“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 ⒁意謂大禹根據樂音來考察政治得失。
儒家最為崇尚周公“制禮作樂”，治理天下。周公在因襲夏商禮儀樂制的基礎上，增訂修改，制定了一整套法定禮樂制度，此即史書盛傳的 “制禮作樂”。這套禮儀樂舞的代表作品是《六代舞》，包括：黃帝的《雲門》（又叫《雲門大卷》）、堯的《大章》（又叫《大咸》）、舜的《大韶》、禹的《大夏》、商湯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六代舞》共同的內容特徵，就是歌頌君王，讚美他們的賢德和功績。《大夏》以上的四個樂舞，因重在歌頌黃帝、堯、舜、禹等人，以文德治天下，故稱“文舞”。《大夏》以下的兩個樂舞，因重在讚美商湯、周武王以武功征服天下，故叫“武舞”。周公還規定以《雲門》祭天，《大章》祭地，《大韶》祭四方神，《大夏》祭山川，《大濩》祭先妣，《大武》祭先祖。這套樂舞制度實際上是治國手段，以相應的樂舞制度與當時的統治秩序相結合，通過樂舞禮儀來體現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之間的上下、尊卑和親疏關係。
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他非常重視樂的教化作用，其編輯的六經中就有一部音樂方面的典籍《樂經》。孔子認為音樂也是治國和道德教化的重要內容，主張“禮”以修外，“樂”以修內。孔子認為“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⒂。孔子立志復興周禮，故特別欣賞古樂，在《論語：八佾》中稱讚《大韶》盡善盡美。而對春秋時代的新樂──“鄭衛之音”則十分厭惡。《樂經》雖已失傳，但《禮記》中的《樂記》、《經解》以及《周禮》中的《大司樂》等篇，還保存了不少孔子關於“樂”的論述，為後世儒家樂教之所本。
3、大禹的善政思想是儒家仁政思想的源頭。《尚書·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善政”即良善的政治，造福於民的政治，其實就是對後世儒家“德政”、“仁政”的概括。宋代名臣范仲淹由此引申：“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民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體膚，愛體膚則畏刑罰，畏刑罰則盜寇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禍亂不興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 ⒃ 孔子和孟子都主張實行“仁政”，一是主張統治者要仁厚、仁慈、仁恕，以仁義為本，作人民的仁義表率， “居仁由義”、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惟仁者宜在高位”，強調以自己的“仁”德來教化、感化人民。二是強調對人民要實行仁恕的政治，切不可苛刻或殘酷。 “殺一無罪非仁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統一天下）”、 “省刑罰、薄斂賦”，歷代儒家都主張實行富民養民的政策，以使國家長治久安。《孟子》中《莊暴見孟子》篇更是強調要實行仁政，與民同樂。至於儒家提倡的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政治，如《中庸》中強調 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參天地，贊化育”，則是仁政更高層次的體現。4、大禹的嚴於自律精神開啟了儒家的“內聖”思想。大禹時期，如何使眾多的部落能夠“賓服於己”，使政令統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禹的辦法是敬業修德，以身垂範，使其感懷。“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為綱為紀”，⒄ 大禹嚴格要求自己，並一再說到“慎獨”、“慎乃在位”，強調嚴以律己、以身作則的重要性。
儒家的人生理想是內聖外王，強調人自身的品格修煉，主張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犧牲以踐行“仁義禮智” 、“禮義廉恥”等社會道德準則。儒家砥礪修煉個人的品行操守，旨在通過誠心、正意、修身來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雍也》中說：“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為通過自省、慎獨、修身，就能達到一種理想境界。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在《孟子：離婁上》中：“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曾國潘也說：“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能慎獨，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 ⒅類似的表述，孔子以降的儒家大師的著作中可以說是連篇累牘。這些都可洞見大禹自律精神的影響。
另外，大禹公而忘私、以國為家的敬業奉獻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即崇尚精神道德追求，崇尚利國利民的社會價值追求，倡導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融入集體性的社會價值追求之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其茹苦救世、知人善任、聞善則拜、克勤克儉、實事求是、廉潔自律的精神，也具有文化傳承意義上的感召力量，為儒家文化提供了不少營養和啟示。
綜上所述，大禹被儒家尊為聖賢，歷四千年而不衰，作為儒家道統的正宗和核心，受到了推崇和敬祀，大禹精神也浸入了儒家思想的血脈，成為儒家思想的源頭和核心。可以說，儒家思想文化能夠居於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與其深受大禹精神的影響不無關係。
註釋：①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3052頁②⑤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3063頁③見朱熹《四書集註》④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2625頁⑥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3068頁⑦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2672頁⑧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2625頁⑨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3097頁⑩張惠民、王關林《嵩嶽文獻叢刊》第四冊《嵩陽書院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83頁⑾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271頁⑿夏鬆涼、李敏《史記今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20頁⒀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263頁⒁夏鬆涼、李敏《史記今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21頁⒂錢伯誠主編《白話十三經》下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2698頁⒃見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疏》⒄夏鬆涼、李敏《史記今注》，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17頁⒅見《曾文正公遺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