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堯舜禹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上下五千年歷史；
日本在哪？在中國的隔壁，曾經的“彈丸之地”。
中華文化太多了，按理來說應該一直是世界的領頭羊，是全體地球村上的“村民”們的老大哥，可是因為中國的閉關鎖國和西方的工業革命，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中國淪為被獵取、被宰割的對象。但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在大唐盛世的時候一切照搬唐朝的日本，卻比中國走出泥潭早了太多了。
一切都要從日本的明治維新說起······
明治維新發生了什麼？
明治維新，是指19世紀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衝擊下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
這次改革始於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
政治上：“廢藩置縣”，加強中央集權，頒佈憲法；
經濟上：“殖產興業”：發展近代工業，興辦工業企業。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引進西方先進科技技術；
社會上：採取“改歷”，“易服”，“剪髮”等措施；
軍事上：改革封建軍制，建立近代化軍隊，日本軍人進行武士道教育。實行徵兵制，建立一支崇尚“武士道”精神、效忠天 皇的軍隊。
文化上：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國家學習，效仿西方建立從小學到大學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向學生灌輸忠君愛國思想； 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會風俗習慣，努力改造落後愚昧的社會風氣。
這樣說太過於籠統，具體什麼情況呢？當時的大清王朝又在做什麼呢？
當年乘坐日本三桅蒸汽輪船來到中國的曾根俊虎明面上是一名觀光人員，但是隱藏身份是一名間諜。當他在1873年以公使隨員的身份首度來華時，中國對這些東瀛來客尚未生出任何懷疑之心。
按照通俗的理解，蒐集軍事情報是件極為危險的工作，但曾根俊虎卻在中國的土地上如履平地。他非常輕鬆地記錄下了“清國第一要地，北京之咽喉”的天津的軍事設施的情況和分佈。
從士兵人數、炮臺構造、器材設施等等明顯地軍事機密，但他在記錄這些情報數據時，竟然沒有遭到任何阻礙，他不僅興致勃勃地參觀了號稱“精悍頑強”的練軍中營的操練實況，還特地去武器庫仔細考察了一番，並且將這些軍事設施的方位一一繪製成圖，直接通過一封報告告訴了大洋彼岸的祖國。
在山海關，他隨意和一名中國官員聊天，對方就把當地駐兵一千二百，綠營兵八百，以及駐兵地點和兵器和盤托出。有時，隨便一個守門的大兵或是街頭路人，都會告訴他許多本來不能外洩的軍事機密。
在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一事中，岡千仞面對在座友人，直言不諱地出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土一旦以我邦縣琉球之故，大舉問罪，則我邦雖弱小，獨立東海二千年，勢不得不一戰。”
岡千仞甚至還暗示了中日間將會爆發一場持久戰爭：“一戰而敗則再戰，再戰而敗則三戰，不以千敗百挫，少屈其銳鋒”最終“決雌雄於百戰之後”。
這場預言實現了，就是十多年後的中日甲午戰爭。但岡千仞的直言不諱，得到的卻是中國友人的一片大笑。發出笑聲的人，是當時中國最睿智也最具革新精神的一批頭腦，以創辦現代教育聞名後世的張煥綸，精通史志之學的姚文楠，以及激勵了整整一代青年人投身富強運動的《皇清經世文續編》的編纂者葛士浚。如果他們都發出大笑，那麼普通人又該如何看待日本對中國存在的戰爭威脅呢？
在日本的明治維新之下，中國出現了知日派和無知派兩個類別。
知日派的代表人物是黃遵憲、王韜和何如璋，無知派是陳其元。
何如璋親身前往日本去過的，親眼目睹日本明治維新中迅如風雷的西化改革的近距離觀察者，對明治維新的態度比較積極。王韜是19世紀對西方世界瞭解最深的中國文士。他在1867年隨英國傳教士理雅格訪問歐洲，西方工業文明的璀璨成果讓他大開眼界，從此，他便拜倒在西方文明腳下，成為西化改革不遺餘力的鼓吹者。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剛好證明了他西化改革可以立至富強的觀點。
清末三位著名的“知日派”，從左至右：黃遵憲、何如璋和王韜。
陳其元是在中國的一些記載中瞭解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認為這就是一場篡權奪位的逆臣叛亂，把日本幕府將軍當成是“不改姓者兩千年”的日本國王。認為清廷派遣海軍分成數隊便可一舉攻下日本。但是這種狂妄的思想沒多久就但被時間沖淡了。
中國不是沒有維新，只不過百日就失敗了，封建專制思想下的第一次觸碰，碰到了權力這種逆鱗，導致繼續沉睡了太多年。150年過去了，中國和日本差了一個明治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