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韓國足球職業聯盟在首爾的足協會館召開發佈會，正式對外宣佈了上週於第5屆職業聯盟理事會上的決定，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2020賽季開設東盟（ASEAN）球員名額的決定。其實上週的理事會結果就已經在全亞洲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少球迷和圈內人士認為，韓國此舉是效仿日本J聯賽的“亞足聯提攜國外援政策”。但事實真的如此嗎？背後，是否還有一些玄機呢？韓國人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呢？

韓國的東盟外援政策是效仿日本嗎？

日本的亞足聯提攜國外援政策更多為了商業目的

不少東南亞國腳提升了J聯賽的知名度

針對很多球迷和圈內人士認為韓國此舉是效仿日本的說法。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下日本的所謂“亞足聯提攜國外援政策”。這一政策始於2014年，是日本足球職業聯盟為了提升自身聯賽的影響力、號召力以及轉播權所作出的一項給予與J聯盟簽署合作協議的加盟國球員福利的政策。其實日本職業聯盟作出這樣的考慮有一個大背景，那就是中超金元時代對他們聯賽市場化和商業化推廣的衝擊，尤其是聯賽的轉播權，於是日本人將戰略重心放在了合作國的市場上。根據日本J聯盟的規定，提攜國球員不佔外援名額，允許登場1名。

所謂J聯賽的亞足聯提攜國，其實就是與日本J聯盟簽署過合作協議的國家職業聯盟，比如與日、韓均簽約的卡塔爾足球職業聯盟（卡塔爾星聯賽），此外還包括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共計八個國家的職業聯盟，這裡面東南亞國家佔了7個，中東國家只有1個。如果算上懸而未決的伊朗（未官方承認），其實J聯盟共有9個提攜國。而這些國家，基本上無一例外都購買了J聯賽的版權。

韓國的“東盟外援政策”與日本完全不同

樸恆緒和阮公鳳讓韓國人看到了契機

2020年即將在韓國施行的“東盟外援政策”，有很多人認為是韓國效仿日本的舉措，但仔細來看的話，區別還是很大的。一方面，日本的“亞足聯提攜國外援政策”包含了卡塔爾、伊朗兩個非東盟國家，並不僅僅是針對東盟一家。而韓國的“東盟外援政策”，包括了目前屬於東盟的10個成員國，即：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越南、菲律賓、新加坡、老撾、柬埔寨、文萊！仔細跟日本對比不難發現，日本的提攜國家中，東盟沒有菲律賓、文萊和老撾三家，而韓國全部包攬其中，其區別自然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日本的“亞足聯提攜國外援政策”是建立在J聯盟和這些提攜國職業聯盟有合作的基礎上，但韓國的“東盟外援政策”前提是韓國足球職業聯盟並沒有與這些東南亞國家中的任何一家建立所謂合作關係。也就是說日本是協會概念，而韓國是國與國的政治概念！韓國人開這個政策的起因，完全是因為越南球星阮公鳳加盟仁川聯合後間接打開了韓國職業聯賽在東南亞的市場，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度和市場商業效應，所以決定“依葫蘆畫瓢”來擴大市場。當然，如果沒有韓國政府的默許，韓國足球職業聯盟也絕對不會大刀闊斧開設這個“東盟外援”名額，其背後還有著很深的政治考量。

韓國人的終極目的是全面佔領東南亞市場

更多的韓國教練成為了東南亞強隊的香餑餑

2018年，韓國人樸恆緒率領越南U-23在亞洲U-23錦標賽拿到亞軍，同年又在亞運會歷史性殺入四強，並在年底的“鈴木杯”稱霸！一時間，越南掀起了韓國足球熱，並且帶來了廣泛的市場。不少越南企業主對韓國顧客採取“特殊價格上的照顧”，稱之為“樸恆緒的禮物”。而樸恆緒之後，鄭海成、李太勳等韓國教練紛紛走上東南亞一流俱樂部的崗位，更是讓“韓國熱”席捲東南亞。在這種背景下，文在寅也看到了東南亞市場廣闊的商機，以“足球外交”打開了越南的市場，使得韓國與東盟各國加強合作提供了一條“綠色通道”。目前，韓國的不少企業如三星等都將市場轉向有更廣闊發展前景的越南，而足球無疑是推動企業文化發展的重要催化劑。

韓國有著眾多的財閥企業投資足球，而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後，大多數企業萎靡不振。而此次越南市場的打開，其實也堅定了韓國政府走“東南亞外交”的決心，通過足球拉動經濟內需，在韓國從越南的成功中發現了強大的商業契機。而越南足球的成功，也讓東南亞傳統的老大泰國，新興的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開始青睞韓國教練，這也無形中給韓國開闢了新的市場環境。如商業廣告、建廠投資、所屬球會的母企業在當地開始銷售自己的產品，如現代汽車等。除此之外，“東盟外援政策”開設後，會提升韓國職業聯賽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也會一定程度上拉動韓國國內“第三產業”的發展，對韓國來說是“一石多鳥”的舉措。未來，商機是無限的。

韓國在打“足球外交”這張牌

一個阮公鳳，一個樸恆緒，韓國打開了越南的市場。假想一下未來越來越多的東盟國家國腳來到韓國踢球，讓更多東南亞球迷了解K聯賽， 也讓一些優秀的教練員“技術性和外交性輸出”到那邊。那麼韓國在整個東盟的影響力可想而知，韓國人的算盤並不像日本人那樣單純，背後的實質需求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