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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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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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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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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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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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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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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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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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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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西洋事情》書影


正如福澤諭吉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所說的那樣,他記錄這些西方見聞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廣大民眾普遍獲得文明的新思想」。這些書籍的出版,是福澤諭吉著書介紹西洋文明的開始,也是他思想啟蒙事業的開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進行思想啟蒙,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人對現代西方文明幾乎毫無瞭解。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軍在鹿兒島灣交戰,英軍因急於「逃」走而遺棄了一隻船錨。但薩摩藩一方並沒有意識到,這隻普通的船錨其實是重要的「戰利品」。所以當英軍提出歸還要求時,他們竟然真的二話不說就將船錨送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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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西洋事情》書影


正如福澤諭吉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所說的那樣,他記錄這些西方見聞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廣大民眾普遍獲得文明的新思想」。這些書籍的出版,是福澤諭吉著書介紹西洋文明的開始,也是他思想啟蒙事業的開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進行思想啟蒙,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人對現代西方文明幾乎毫無瞭解。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軍在鹿兒島灣交戰,英軍因急於「逃」走而遺棄了一隻船錨。但薩摩藩一方並沒有意識到,這隻普通的船錨其實是重要的「戰利品」。所以當英軍提出歸還要求時,他們竟然真的二話不說就將船錨送了回去。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薩英戰爭鳥瞰圖 1863

這樣一來,原本是勝負未定的局面,日本卻自己將自己置於了一種「不敗而敗」的窘境。

這件事讓福澤諭吉深為感慨,他在自傳中寫道:

「當時日本人不懂國際法就到了這種地步。」

03.

「好日」將至

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在文化方面始終推崇儒學,希望通過儒學的「三綱五常」來培養出對幕府絕對效忠之人。因此當時學校的教材則多以儒學、漢詩為主。數學、物理等學科的缺失導致當時的學生們對西方近代科學幾乎一無所知,日本的科學技術更是與西方國家相距甚遠。

經濟方面,德川幕府為了維護統治,對商業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打壓。但在打壓商業的同時,農業的收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保障,所以導致農民在「旱澇不保收」的情況下,往往不顧禁令轉而從商。

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開始向外進行擴張,而日本國內正值德川幕府統治晚期,社會矛盾尖銳,階級之間對立。商人為主體的城市中間階層正逐漸發展壯大,並開始為自身的權益而與幕府對立起來。幕府的不作為更是令各藩志士想要群起而推之,「倒幕」的勢力結成了聯盟。

在西方國家的衝擊和內在矛盾尖銳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維新的勢力在日本開展了多方面的現代化改革,這就是「王政維新」。

明治政府的成立令很多熱衷名利的人歡欣鼓舞,而對政治事務毫不感冒的福澤諭吉卻默默辦起了學校。

因為在福澤諭吉看來:

「日本國內的士族不消說了,就連一般的農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識一點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總想靠籠絡政府以圖發財,那種情況有如蒼蠅聚集在腐食上一樣。」

不僅如此,他還說道:

「新政府的哪些人物的舉止行動都帶有儒教的糟粕,他們只愛仿效古學的保守主義而大擺其臭架子……這種情況實在無法改變,我真失望了……政治一事聽其演變好了,自己只想把所學的洋學傳授給後生,並全力以赴地努力從事翻譯、著作,儘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決心這樣做,說不定也許僥倖能把我國同胞引向文明世界。」

由於正逢德川幕府倒臺,福澤諭吉便以當時的元號「慶應」將學校命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天「慶應大學」的前身。


"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西洋事情》書影


正如福澤諭吉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所說的那樣,他記錄這些西方見聞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廣大民眾普遍獲得文明的新思想」。這些書籍的出版,是福澤諭吉著書介紹西洋文明的開始,也是他思想啟蒙事業的開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進行思想啟蒙,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人對現代西方文明幾乎毫無瞭解。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軍在鹿兒島灣交戰,英軍因急於「逃」走而遺棄了一隻船錨。但薩摩藩一方並沒有意識到,這隻普通的船錨其實是重要的「戰利品」。所以當英軍提出歸還要求時,他們竟然真的二話不說就將船錨送了回去。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薩英戰爭鳥瞰圖 1863

這樣一來,原本是勝負未定的局面,日本卻自己將自己置於了一種「不敗而敗」的窘境。

這件事讓福澤諭吉深為感慨,他在自傳中寫道:

「當時日本人不懂國際法就到了這種地步。」

03.

「好日」將至

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在文化方面始終推崇儒學,希望通過儒學的「三綱五常」來培養出對幕府絕對效忠之人。因此當時學校的教材則多以儒學、漢詩為主。數學、物理等學科的缺失導致當時的學生們對西方近代科學幾乎一無所知,日本的科學技術更是與西方國家相距甚遠。

經濟方面,德川幕府為了維護統治,對商業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打壓。但在打壓商業的同時,農業的收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保障,所以導致農民在「旱澇不保收」的情況下,往往不顧禁令轉而從商。

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開始向外進行擴張,而日本國內正值德川幕府統治晚期,社會矛盾尖銳,階級之間對立。商人為主體的城市中間階層正逐漸發展壯大,並開始為自身的權益而與幕府對立起來。幕府的不作為更是令各藩志士想要群起而推之,「倒幕」的勢力結成了聯盟。

在西方國家的衝擊和內在矛盾尖銳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維新的勢力在日本開展了多方面的現代化改革,這就是「王政維新」。

明治政府的成立令很多熱衷名利的人歡欣鼓舞,而對政治事務毫不感冒的福澤諭吉卻默默辦起了學校。

因為在福澤諭吉看來:

「日本國內的士族不消說了,就連一般的農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識一點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總想靠籠絡政府以圖發財,那種情況有如蒼蠅聚集在腐食上一樣。」

不僅如此,他還說道:

「新政府的哪些人物的舉止行動都帶有儒教的糟粕,他們只愛仿效古學的保守主義而大擺其臭架子……這種情況實在無法改變,我真失望了……政治一事聽其演變好了,自己只想把所學的洋學傳授給後生,並全力以赴地努力從事翻譯、著作,儘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決心這樣做,說不定也許僥倖能把我國同胞引向文明世界。」

由於正逢德川幕府倒臺,福澤諭吉便以當時的元號「慶應」將學校命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天「慶應大學」的前身。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大學圖書館


自傳中,他回憶說:

「當時我是懷著一片熱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學,一定要使日本成為西洋文明的嚮導,宛如西洋文明的東道主。」

福澤諭吉看到,只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精神思想才是真正能夠扭轉國家乾坤的因素。他總結自己的教育經驗道:

「我的教育主張是著重於自然原則,而以數、理兩方面為其根本……另外,在道德方面,我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我還主張應該修養身心」

他還將自己比作「恩將仇報」的漢學叛徒,並解釋說:

「我與漢學為敵到此種地步,乃是因為我相信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

福澤諭吉將自己的全部教育思想在辦理義塾的過程中付諸實踐。他開了日本教育需要支付學費的先河,並以自己帶回來的外文書為主要資源,專於教授英文,學生們後來甚至到了「對於任何英文書都能熟讀,但對日本的書信卻看不懂」的地步。

而這一切,都醞釀著福澤諭吉後來更為成熟的向西方學習的思想。


04.

「脫亞入歐」

晚年的福澤諭吉一面繼續與名利、政治保持疏離,另一方面,也逐漸站到了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

明治十四年(1881年)前後,日本政府內部發生政變,加劇了社會的動盪與不安,教育法的修訂和「儒教主義」的復甦讓福澤諭吉「坐不住」了。

面對這樣的局勢,他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主人沒做任何款待而在客人見面之前就鬧起對立來,實在可笑!」

所以,他終於決定要以言論來鼓動天下人心。

福澤諭吉先是在《報知新聞》發表了一篇倡導「國會論」的文章,後來又辦起了《時事新報》,並於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將著名的《脫亞論》發表其上。


"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西洋事情》書影


正如福澤諭吉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所說的那樣,他記錄這些西方見聞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廣大民眾普遍獲得文明的新思想」。這些書籍的出版,是福澤諭吉著書介紹西洋文明的開始,也是他思想啟蒙事業的開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進行思想啟蒙,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人對現代西方文明幾乎毫無瞭解。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軍在鹿兒島灣交戰,英軍因急於「逃」走而遺棄了一隻船錨。但薩摩藩一方並沒有意識到,這隻普通的船錨其實是重要的「戰利品」。所以當英軍提出歸還要求時,他們竟然真的二話不說就將船錨送了回去。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薩英戰爭鳥瞰圖 1863

這樣一來,原本是勝負未定的局面,日本卻自己將自己置於了一種「不敗而敗」的窘境。

這件事讓福澤諭吉深為感慨,他在自傳中寫道:

「當時日本人不懂國際法就到了這種地步。」

03.

「好日」將至

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在文化方面始終推崇儒學,希望通過儒學的「三綱五常」來培養出對幕府絕對效忠之人。因此當時學校的教材則多以儒學、漢詩為主。數學、物理等學科的缺失導致當時的學生們對西方近代科學幾乎一無所知,日本的科學技術更是與西方國家相距甚遠。

經濟方面,德川幕府為了維護統治,對商業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打壓。但在打壓商業的同時,農業的收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保障,所以導致農民在「旱澇不保收」的情況下,往往不顧禁令轉而從商。

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開始向外進行擴張,而日本國內正值德川幕府統治晚期,社會矛盾尖銳,階級之間對立。商人為主體的城市中間階層正逐漸發展壯大,並開始為自身的權益而與幕府對立起來。幕府的不作為更是令各藩志士想要群起而推之,「倒幕」的勢力結成了聯盟。

在西方國家的衝擊和內在矛盾尖銳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維新的勢力在日本開展了多方面的現代化改革,這就是「王政維新」。

明治政府的成立令很多熱衷名利的人歡欣鼓舞,而對政治事務毫不感冒的福澤諭吉卻默默辦起了學校。

因為在福澤諭吉看來:

「日本國內的士族不消說了,就連一般的農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識一點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總想靠籠絡政府以圖發財,那種情況有如蒼蠅聚集在腐食上一樣。」

不僅如此,他還說道:

「新政府的哪些人物的舉止行動都帶有儒教的糟粕,他們只愛仿效古學的保守主義而大擺其臭架子……這種情況實在無法改變,我真失望了……政治一事聽其演變好了,自己只想把所學的洋學傳授給後生,並全力以赴地努力從事翻譯、著作,儘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決心這樣做,說不定也許僥倖能把我國同胞引向文明世界。」

由於正逢德川幕府倒臺,福澤諭吉便以當時的元號「慶應」將學校命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天「慶應大學」的前身。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大學圖書館


自傳中,他回憶說:

「當時我是懷著一片熱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學,一定要使日本成為西洋文明的嚮導,宛如西洋文明的東道主。」

福澤諭吉看到,只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精神思想才是真正能夠扭轉國家乾坤的因素。他總結自己的教育經驗道:

「我的教育主張是著重於自然原則,而以數、理兩方面為其根本……另外,在道德方面,我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我還主張應該修養身心」

他還將自己比作「恩將仇報」的漢學叛徒,並解釋說:

「我與漢學為敵到此種地步,乃是因為我相信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

福澤諭吉將自己的全部教育思想在辦理義塾的過程中付諸實踐。他開了日本教育需要支付學費的先河,並以自己帶回來的外文書為主要資源,專於教授英文,學生們後來甚至到了「對於任何英文書都能熟讀,但對日本的書信卻看不懂」的地步。

而這一切,都醞釀著福澤諭吉後來更為成熟的向西方學習的思想。


04.

「脫亞入歐」

晚年的福澤諭吉一面繼續與名利、政治保持疏離,另一方面,也逐漸站到了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

明治十四年(1881年)前後,日本政府內部發生政變,加劇了社會的動盪與不安,教育法的修訂和「儒教主義」的復甦讓福澤諭吉「坐不住」了。

面對這樣的局勢,他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主人沒做任何款待而在客人見面之前就鬧起對立來,實在可笑!」

所以,他終於決定要以言論來鼓動天下人心。

福澤諭吉先是在《報知新聞》發表了一篇倡導「國會論」的文章,後來又辦起了《時事新報》,並於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將著名的《脫亞論》發表其上。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時事新報》 1889年2月版面

早在《文明史概略》中,福澤諭吉就闡述了他對於「文明」的理解。他認為,文明是不斷髮展的,包括工商業、科學技術、政法制度等各個方面,並認為一國之文明程度的高低取決於人們的德智水準。

他將文明分為了三個階段,分別是以非洲、澳洲為代表的「野蠻社會」,以中國、土耳其和日本為代表的「半開化社會」,以及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文明社會」。

他在《脫亞論》中指出,西方文明之於東亞各國就如同從長崎傳入東京的麻疹一般無法阻擋,東亞各國終將被西洋文明所征服。所以,日本不如對西洋文明採取「早浴其風氣」的態度,而與東亞各國斷交。

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提出的「脫亞入歐」思想,對促進日本現代化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不過,正如日本研究專家周頌倫先生在論文《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中所提到的,福澤諭吉所述並非先「脫亞」後「入歐」,也不是二者同時進行,而是「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

也就是說,「脫亞」一詞,實際上是入侵其他國家的反語。

05.

一人之獨立、國家之獨立

作為日本社會近代轉型時期的重要思想家,福澤諭吉對於啟蒙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以及推動日本資產階級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在將西方啟蒙思想帶入日本的過程中,並非全盤接納,而是通過吸收其中有利於日本文明開化的部分,進行「日本特色」的啟蒙。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時,福澤諭吉還在《施政邇言》中提倡「政治的目的在於使國民的最大多數得到最大的幸福」,但他後來卻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但這並非他前後思想不一致,也不是他由早期的個人主義者,變成了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恰恰相反,福澤諭吉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在成書於福澤諭吉思想成熟期的《勸學篇》中,他寫下了開篇所提的那句強調個人自由平等,體現民權思想的「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這句話所強調的,既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也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

福澤諭吉意在表明當個人面對比自己「強」的對手時,不必奴顏屈膝,而要顛覆傳統的等級制度。

此外,當國家遇到強敵時也不必因船堅炮利而恐慌,因為國與國之間本來也是平等,沒有等級高低之分,實力較強的一方不過是後天「學習」得好一點罷了。

他在自傳中也提到:「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這足以看出,福澤諭吉的根本目的,終究是落在國家層面而非個人。

正如丸山真男在《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中認為的那樣,福澤諭吉的最終目標是國家自主性,但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確立人格內面的獨立性才能實現」。

丸山總結道:

「福澤既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者,也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者,而且亦非一面是個人主義,另一面是國家主義的兩面持有者。應該說,他正因為是地道的個人主義者,所以才是國家主義者。」


"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西洋事情》書影


正如福澤諭吉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所說的那樣,他記錄這些西方見聞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廣大民眾普遍獲得文明的新思想」。這些書籍的出版,是福澤諭吉著書介紹西洋文明的開始,也是他思想啟蒙事業的開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進行思想啟蒙,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人對現代西方文明幾乎毫無瞭解。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軍在鹿兒島灣交戰,英軍因急於「逃」走而遺棄了一隻船錨。但薩摩藩一方並沒有意識到,這隻普通的船錨其實是重要的「戰利品」。所以當英軍提出歸還要求時,他們竟然真的二話不說就將船錨送了回去。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薩英戰爭鳥瞰圖 1863

這樣一來,原本是勝負未定的局面,日本卻自己將自己置於了一種「不敗而敗」的窘境。

這件事讓福澤諭吉深為感慨,他在自傳中寫道:

「當時日本人不懂國際法就到了這種地步。」

03.

「好日」將至

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在文化方面始終推崇儒學,希望通過儒學的「三綱五常」來培養出對幕府絕對效忠之人。因此當時學校的教材則多以儒學、漢詩為主。數學、物理等學科的缺失導致當時的學生們對西方近代科學幾乎一無所知,日本的科學技術更是與西方國家相距甚遠。

經濟方面,德川幕府為了維護統治,對商業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打壓。但在打壓商業的同時,農業的收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保障,所以導致農民在「旱澇不保收」的情況下,往往不顧禁令轉而從商。

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開始向外進行擴張,而日本國內正值德川幕府統治晚期,社會矛盾尖銳,階級之間對立。商人為主體的城市中間階層正逐漸發展壯大,並開始為自身的權益而與幕府對立起來。幕府的不作為更是令各藩志士想要群起而推之,「倒幕」的勢力結成了聯盟。

在西方國家的衝擊和內在矛盾尖銳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維新的勢力在日本開展了多方面的現代化改革,這就是「王政維新」。

明治政府的成立令很多熱衷名利的人歡欣鼓舞,而對政治事務毫不感冒的福澤諭吉卻默默辦起了學校。

因為在福澤諭吉看來:

「日本國內的士族不消說了,就連一般的農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識一點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總想靠籠絡政府以圖發財,那種情況有如蒼蠅聚集在腐食上一樣。」

不僅如此,他還說道:

「新政府的哪些人物的舉止行動都帶有儒教的糟粕,他們只愛仿效古學的保守主義而大擺其臭架子……這種情況實在無法改變,我真失望了……政治一事聽其演變好了,自己只想把所學的洋學傳授給後生,並全力以赴地努力從事翻譯、著作,儘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決心這樣做,說不定也許僥倖能把我國同胞引向文明世界。」

由於正逢德川幕府倒臺,福澤諭吉便以當時的元號「慶應」將學校命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天「慶應大學」的前身。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大學圖書館


自傳中,他回憶說:

「當時我是懷著一片熱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學,一定要使日本成為西洋文明的嚮導,宛如西洋文明的東道主。」

福澤諭吉看到,只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精神思想才是真正能夠扭轉國家乾坤的因素。他總結自己的教育經驗道:

「我的教育主張是著重於自然原則,而以數、理兩方面為其根本……另外,在道德方面,我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我還主張應該修養身心」

他還將自己比作「恩將仇報」的漢學叛徒,並解釋說:

「我與漢學為敵到此種地步,乃是因為我相信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

福澤諭吉將自己的全部教育思想在辦理義塾的過程中付諸實踐。他開了日本教育需要支付學費的先河,並以自己帶回來的外文書為主要資源,專於教授英文,學生們後來甚至到了「對於任何英文書都能熟讀,但對日本的書信卻看不懂」的地步。

而這一切,都醞釀著福澤諭吉後來更為成熟的向西方學習的思想。


04.

「脫亞入歐」

晚年的福澤諭吉一面繼續與名利、政治保持疏離,另一方面,也逐漸站到了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

明治十四年(1881年)前後,日本政府內部發生政變,加劇了社會的動盪與不安,教育法的修訂和「儒教主義」的復甦讓福澤諭吉「坐不住」了。

面對這樣的局勢,他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主人沒做任何款待而在客人見面之前就鬧起對立來,實在可笑!」

所以,他終於決定要以言論來鼓動天下人心。

福澤諭吉先是在《報知新聞》發表了一篇倡導「國會論」的文章,後來又辦起了《時事新報》,並於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將著名的《脫亞論》發表其上。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時事新報》 1889年2月版面

早在《文明史概略》中,福澤諭吉就闡述了他對於「文明」的理解。他認為,文明是不斷髮展的,包括工商業、科學技術、政法制度等各個方面,並認為一國之文明程度的高低取決於人們的德智水準。

他將文明分為了三個階段,分別是以非洲、澳洲為代表的「野蠻社會」,以中國、土耳其和日本為代表的「半開化社會」,以及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文明社會」。

他在《脫亞論》中指出,西方文明之於東亞各國就如同從長崎傳入東京的麻疹一般無法阻擋,東亞各國終將被西洋文明所征服。所以,日本不如對西洋文明採取「早浴其風氣」的態度,而與東亞各國斷交。

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提出的「脫亞入歐」思想,對促進日本現代化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不過,正如日本研究專家周頌倫先生在論文《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中所提到的,福澤諭吉所述並非先「脫亞」後「入歐」,也不是二者同時進行,而是「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

也就是說,「脫亞」一詞,實際上是入侵其他國家的反語。

05.

一人之獨立、國家之獨立

作為日本社會近代轉型時期的重要思想家,福澤諭吉對於啟蒙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以及推動日本資產階級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在將西方啟蒙思想帶入日本的過程中,並非全盤接納,而是通過吸收其中有利於日本文明開化的部分,進行「日本特色」的啟蒙。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時,福澤諭吉還在《施政邇言》中提倡「政治的目的在於使國民的最大多數得到最大的幸福」,但他後來卻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但這並非他前後思想不一致,也不是他由早期的個人主義者,變成了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恰恰相反,福澤諭吉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在成書於福澤諭吉思想成熟期的《勸學篇》中,他寫下了開篇所提的那句強調個人自由平等,體現民權思想的「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這句話所強調的,既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也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

福澤諭吉意在表明當個人面對比自己「強」的對手時,不必奴顏屈膝,而要顛覆傳統的等級制度。

此外,當國家遇到強敵時也不必因船堅炮利而恐慌,因為國與國之間本來也是平等,沒有等級高低之分,實力較強的一方不過是後天「學習」得好一點罷了。

他在自傳中也提到:「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這足以看出,福澤諭吉的根本目的,終究是落在國家層面而非個人。

正如丸山真男在《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中認為的那樣,福澤諭吉的最終目標是國家自主性,但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確立人格內面的獨立性才能實現」。

丸山總結道:

「福澤既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者,也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者,而且亦非一面是個人主義,另一面是國家主義的兩面持有者。應該說,他正因為是地道的個人主義者,所以才是國家主義者。」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丸山真男,日本著名政治學家



06.

華夏東渡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流亡到了明治維新後日益強大的日本。抵日後,他住在伊藤博文、犬養毅等人安排的住處,對福澤諭吉的思想和啟蒙活動有了深入瞭解,並深受其文明三階段論影響,發表了《文明三界之別》一文。

梁啟超回國之後,1903年,他將自己翻譯的福澤諭吉作品,以《日本大儒福澤諭吉語錄》為名,發表在《新民叢報》上。


"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西洋事情》書影


正如福澤諭吉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所說的那樣,他記錄這些西方見聞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廣大民眾普遍獲得文明的新思想」。這些書籍的出版,是福澤諭吉著書介紹西洋文明的開始,也是他思想啟蒙事業的開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進行思想啟蒙,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人對現代西方文明幾乎毫無瞭解。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軍在鹿兒島灣交戰,英軍因急於「逃」走而遺棄了一隻船錨。但薩摩藩一方並沒有意識到,這隻普通的船錨其實是重要的「戰利品」。所以當英軍提出歸還要求時,他們竟然真的二話不說就將船錨送了回去。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薩英戰爭鳥瞰圖 1863

這樣一來,原本是勝負未定的局面,日本卻自己將自己置於了一種「不敗而敗」的窘境。

這件事讓福澤諭吉深為感慨,他在自傳中寫道:

「當時日本人不懂國際法就到了這種地步。」

03.

「好日」將至

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在文化方面始終推崇儒學,希望通過儒學的「三綱五常」來培養出對幕府絕對效忠之人。因此當時學校的教材則多以儒學、漢詩為主。數學、物理等學科的缺失導致當時的學生們對西方近代科學幾乎一無所知,日本的科學技術更是與西方國家相距甚遠。

經濟方面,德川幕府為了維護統治,對商業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打壓。但在打壓商業的同時,農業的收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保障,所以導致農民在「旱澇不保收」的情況下,往往不顧禁令轉而從商。

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開始向外進行擴張,而日本國內正值德川幕府統治晚期,社會矛盾尖銳,階級之間對立。商人為主體的城市中間階層正逐漸發展壯大,並開始為自身的權益而與幕府對立起來。幕府的不作為更是令各藩志士想要群起而推之,「倒幕」的勢力結成了聯盟。

在西方國家的衝擊和內在矛盾尖銳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維新的勢力在日本開展了多方面的現代化改革,這就是「王政維新」。

明治政府的成立令很多熱衷名利的人歡欣鼓舞,而對政治事務毫不感冒的福澤諭吉卻默默辦起了學校。

因為在福澤諭吉看來:

「日本國內的士族不消說了,就連一般的農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識一點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總想靠籠絡政府以圖發財,那種情況有如蒼蠅聚集在腐食上一樣。」

不僅如此,他還說道:

「新政府的哪些人物的舉止行動都帶有儒教的糟粕,他們只愛仿效古學的保守主義而大擺其臭架子……這種情況實在無法改變,我真失望了……政治一事聽其演變好了,自己只想把所學的洋學傳授給後生,並全力以赴地努力從事翻譯、著作,儘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決心這樣做,說不定也許僥倖能把我國同胞引向文明世界。」

由於正逢德川幕府倒臺,福澤諭吉便以當時的元號「慶應」將學校命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天「慶應大學」的前身。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大學圖書館


自傳中,他回憶說:

「當時我是懷著一片熱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學,一定要使日本成為西洋文明的嚮導,宛如西洋文明的東道主。」

福澤諭吉看到,只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精神思想才是真正能夠扭轉國家乾坤的因素。他總結自己的教育經驗道:

「我的教育主張是著重於自然原則,而以數、理兩方面為其根本……另外,在道德方面,我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我還主張應該修養身心」

他還將自己比作「恩將仇報」的漢學叛徒,並解釋說:

「我與漢學為敵到此種地步,乃是因為我相信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

福澤諭吉將自己的全部教育思想在辦理義塾的過程中付諸實踐。他開了日本教育需要支付學費的先河,並以自己帶回來的外文書為主要資源,專於教授英文,學生們後來甚至到了「對於任何英文書都能熟讀,但對日本的書信卻看不懂」的地步。

而這一切,都醞釀著福澤諭吉後來更為成熟的向西方學習的思想。


04.

「脫亞入歐」

晚年的福澤諭吉一面繼續與名利、政治保持疏離,另一方面,也逐漸站到了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

明治十四年(1881年)前後,日本政府內部發生政變,加劇了社會的動盪與不安,教育法的修訂和「儒教主義」的復甦讓福澤諭吉「坐不住」了。

面對這樣的局勢,他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主人沒做任何款待而在客人見面之前就鬧起對立來,實在可笑!」

所以,他終於決定要以言論來鼓動天下人心。

福澤諭吉先是在《報知新聞》發表了一篇倡導「國會論」的文章,後來又辦起了《時事新報》,並於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將著名的《脫亞論》發表其上。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時事新報》 1889年2月版面

早在《文明史概略》中,福澤諭吉就闡述了他對於「文明」的理解。他認為,文明是不斷髮展的,包括工商業、科學技術、政法制度等各個方面,並認為一國之文明程度的高低取決於人們的德智水準。

他將文明分為了三個階段,分別是以非洲、澳洲為代表的「野蠻社會」,以中國、土耳其和日本為代表的「半開化社會」,以及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文明社會」。

他在《脫亞論》中指出,西方文明之於東亞各國就如同從長崎傳入東京的麻疹一般無法阻擋,東亞各國終將被西洋文明所征服。所以,日本不如對西洋文明採取「早浴其風氣」的態度,而與東亞各國斷交。

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提出的「脫亞入歐」思想,對促進日本現代化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不過,正如日本研究專家周頌倫先生在論文《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中所提到的,福澤諭吉所述並非先「脫亞」後「入歐」,也不是二者同時進行,而是「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

也就是說,「脫亞」一詞,實際上是入侵其他國家的反語。

05.

一人之獨立、國家之獨立

作為日本社會近代轉型時期的重要思想家,福澤諭吉對於啟蒙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以及推動日本資產階級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在將西方啟蒙思想帶入日本的過程中,並非全盤接納,而是通過吸收其中有利於日本文明開化的部分,進行「日本特色」的啟蒙。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時,福澤諭吉還在《施政邇言》中提倡「政治的目的在於使國民的最大多數得到最大的幸福」,但他後來卻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但這並非他前後思想不一致,也不是他由早期的個人主義者,變成了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恰恰相反,福澤諭吉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在成書於福澤諭吉思想成熟期的《勸學篇》中,他寫下了開篇所提的那句強調個人自由平等,體現民權思想的「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這句話所強調的,既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也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

福澤諭吉意在表明當個人面對比自己「強」的對手時,不必奴顏屈膝,而要顛覆傳統的等級制度。

此外,當國家遇到強敵時也不必因船堅炮利而恐慌,因為國與國之間本來也是平等,沒有等級高低之分,實力較強的一方不過是後天「學習」得好一點罷了。

他在自傳中也提到:「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這足以看出,福澤諭吉的根本目的,終究是落在國家層面而非個人。

正如丸山真男在《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中認為的那樣,福澤諭吉的最終目標是國家自主性,但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確立人格內面的獨立性才能實現」。

丸山總結道:

「福澤既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者,也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者,而且亦非一面是個人主義,另一面是國家主義的兩面持有者。應該說,他正因為是地道的個人主義者,所以才是國家主義者。」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丸山真男,日本著名政治學家



06.

華夏東渡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流亡到了明治維新後日益強大的日本。抵日後,他住在伊藤博文、犬養毅等人安排的住處,對福澤諭吉的思想和啟蒙活動有了深入瞭解,並深受其文明三階段論影響,發表了《文明三界之別》一文。

梁啟超回國之後,1903年,他將自己翻譯的福澤諭吉作品,以《日本大儒福澤諭吉語錄》為名,發表在《新民叢報》上。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新民叢報》封面

梁啟超不僅吸收、介紹福澤諭吉的思想,還在福澤諭吉重視個人德智修養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公德」與「私德」的關係進行了闡述。他的「新民」思想及啟蒙的意識,很大程度上折射著福澤諭吉「文明開化」理論和「獨立自尊」思想的影子。

福澤諭吉在自傳中曾說過:

「如果滿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話,那麼所謂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的地步實是一場空話……如果要使人心更新、國家文明,除推翻中央政府一途之外,恐別無良策。」

而後來在中國提出「三民」一說,並領導了武裝革命的孫中山,無疑成為了福澤諭吉這一預言的最初實踐者。

福澤諭吉一生中不僅投身教育事業和思想啟蒙,還對日本經濟的發展與轉型做了強有力的推動。日本的「經濟學」一詞、複式記賬法,以至保險行業等,無一不是由福澤諭吉帶到日本。

1984年,福澤諭吉取代伊藤博文被印在一萬日元的紙幣上,由於原計劃中十萬和五萬面值的紙幣最終沒有發行,他便成為了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


"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在日本,與早稻田大學並稱「日本私學雙雄」的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鐫刻的這句名言(拉丁語版),來自福澤諭吉《勸學篇》開篇的第一句話。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慶應大學東館門口上,刻有拉丁語版的這句話。

作為日本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教育、經濟、法制等方面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響了帶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稱為「王政維新」)運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 1891年攝影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元紙幣上的原畫

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學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澤的「實學」的轉回》中曾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

福澤諭吉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1898年,64歲的福澤諭吉決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經歷,讓速記員記錄下來,並親自訂正修改,遂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福澤諭吉自傳》。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作者:福澤諭吉譯者:楊永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6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自傳》原稿日文為《福翁自傳》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澤諭吉出生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的中津藩。當時的幕府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所有國民被劃分為武士、農民、工匠和商人幾個階級,就連武士階級內部,也被再細分為上士和下士。

在這種體制下,下級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優秀,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上級武士,農民、工匠更是對武士階層望塵莫及。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自幼便深諳這種制度的壓抑與束縛。

在小福澤諭吉與同齡人交往的過程中,那些出身較好的孩子們橫行霸道的陣勢給他的內心留下很大的陰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澤諭吉卻與眾不同,他說:

「你要是在這中津待下去,發表那種迂論是不管用的。如果心裡不滿的話,離開這裡就算了,要是不離開,最好就別發牢騷!」

從那時起,福澤諭吉便有了「離開這裡」的強烈願望。

他逐漸意識到,分封制度下的人們之所以存在欺壓的情況,源於政府自上而下對個人權利的欺壓,個人的自由與權力無從談起。這種對生活的觀察與思考,為他日後反對封建門閥制度並提出「私權」主張埋下了種子。

福澤諭吉開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嘗試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級制度的牢籠。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日本中津市的福澤諭吉故居



02.

三見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是幸運的,當他決定要向外爬的時候,摸到 了「蘭學」這個梯子。

1854年前後,日本興起了「大談炮術」的風氣,而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只與荷蘭進行往來交流,福澤諭吉因此開始了蘭學(也即荷蘭學)的學習,並師從蘭學家緒方洪庵,他在緒方學塾(醫學學塾)中接觸到生理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初步啟蒙。

蘭學的學習為福澤諭吉後來接觸英文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拉開了他接觸歐美文化的序幕。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853年7月8日佩裡將軍進入日本


從蘭學轉向學習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澤諭吉在苦苦懇求下得到了以艦長隨從的身份搭乘「鹹林丸」號赴往美國的機會,他終於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福澤諭吉與「鹹臨丸」的指揮官合影 1860


此後幾年,福澤諭吉又先後兩次被「公派」出國。雖然他在自傳中回憶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感受到極大的不適應,像「新娘子一樣的謹小慎微」。但正是這些經歷,令福澤諭吉領略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先進」。

他在自傳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訪問歐洲各國的時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問題弄清楚……根據所聞一點一點地這樣記下來……例如在歐洲有所謂醫院這種設施,然而它的開支怎樣解決?由誰負擔?還有所謂銀行這種機構,它的金錢收入與支付如何辦理?郵政法也在執行,然而該法的旨趣如何……」

福澤諭吉將瞭解到的有關歐洲的信息收集起來,與動盪的日本進行對比,他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日本所要經歷的,不是簡單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會生活整體面向的「文明轉型」。

因此當他回國後,便將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律、國債、博物館、博覽會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記錄在《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中。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西洋事情》書影


正如福澤諭吉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所說的那樣,他記錄這些西方見聞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廣大民眾普遍獲得文明的新思想」。這些書籍的出版,是福澤諭吉著書介紹西洋文明的開始,也是他思想啟蒙事業的開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紀中後期日本進行思想啟蒙,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人對現代西方文明幾乎毫無瞭解。

1863年,薩摩藩曾與英軍在鹿兒島灣交戰,英軍因急於「逃」走而遺棄了一隻船錨。但薩摩藩一方並沒有意識到,這隻普通的船錨其實是重要的「戰利品」。所以當英軍提出歸還要求時,他們竟然真的二話不說就將船錨送了回去。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薩英戰爭鳥瞰圖 1863

這樣一來,原本是勝負未定的局面,日本卻自己將自己置於了一種「不敗而敗」的窘境。

這件事讓福澤諭吉深為感慨,他在自傳中寫道:

「當時日本人不懂國際法就到了這種地步。」

03.

「好日」將至

德川幕府統治時期,日本在文化方面始終推崇儒學,希望通過儒學的「三綱五常」來培養出對幕府絕對效忠之人。因此當時學校的教材則多以儒學、漢詩為主。數學、物理等學科的缺失導致當時的學生們對西方近代科學幾乎一無所知,日本的科學技術更是與西方國家相距甚遠。

經濟方面,德川幕府為了維護統治,對商業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打壓。但在打壓商業的同時,農業的收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保障,所以導致農民在「旱澇不保收」的情況下,往往不顧禁令轉而從商。

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開始向外進行擴張,而日本國內正值德川幕府統治晚期,社會矛盾尖銳,階級之間對立。商人為主體的城市中間階層正逐漸發展壯大,並開始為自身的權益而與幕府對立起來。幕府的不作為更是令各藩志士想要群起而推之,「倒幕」的勢力結成了聯盟。

在西方國家的衝擊和內在矛盾尖銳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維新的勢力在日本開展了多方面的現代化改革,這就是「王政維新」。

明治政府的成立令很多熱衷名利的人歡欣鼓舞,而對政治事務毫不感冒的福澤諭吉卻默默辦起了學校。

因為在福澤諭吉看來:

「日本國內的士族不消說了,就連一般的農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識一點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總想靠籠絡政府以圖發財,那種情況有如蒼蠅聚集在腐食上一樣。」

不僅如此,他還說道:

「新政府的哪些人物的舉止行動都帶有儒教的糟粕,他們只愛仿效古學的保守主義而大擺其臭架子……這種情況實在無法改變,我真失望了……政治一事聽其演變好了,自己只想把所學的洋學傳授給後生,並全力以赴地努力從事翻譯、著作,儘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決心這樣做,說不定也許僥倖能把我國同胞引向文明世界。」

由於正逢德川幕府倒臺,福澤諭吉便以當時的元號「慶應」將學校命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今天「慶應大學」的前身。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大學圖書館


自傳中,他回憶說:

「當時我是懷著一片熱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學,一定要使日本成為西洋文明的嚮導,宛如西洋文明的東道主。」

福澤諭吉看到,只進行制度層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精神思想才是真正能夠扭轉國家乾坤的因素。他總結自己的教育經驗道:

「我的教育主張是著重於自然原則,而以數、理兩方面為其根本……另外,在道德方面,我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我還主張應該修養身心」

他還將自己比作「恩將仇報」的漢學叛徒,並解釋說:

「我與漢學為敵到此種地步,乃是因為我相信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少年的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

福澤諭吉將自己的全部教育思想在辦理義塾的過程中付諸實踐。他開了日本教育需要支付學費的先河,並以自己帶回來的外文書為主要資源,專於教授英文,學生們後來甚至到了「對於任何英文書都能熟讀,但對日本的書信卻看不懂」的地步。

而這一切,都醞釀著福澤諭吉後來更為成熟的向西方學習的思想。


04.

「脫亞入歐」

晚年的福澤諭吉一面繼續與名利、政治保持疏離,另一方面,也逐漸站到了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

明治十四年(1881年)前後,日本政府內部發生政變,加劇了社會的動盪與不安,教育法的修訂和「儒教主義」的復甦讓福澤諭吉「坐不住」了。

面對這樣的局勢,他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主人沒做任何款待而在客人見面之前就鬧起對立來,實在可笑!」

所以,他終於決定要以言論來鼓動天下人心。

福澤諭吉先是在《報知新聞》發表了一篇倡導「國會論」的文章,後來又辦起了《時事新報》,並於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將著名的《脫亞論》發表其上。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時事新報》 1889年2月版面

早在《文明史概略》中,福澤諭吉就闡述了他對於「文明」的理解。他認為,文明是不斷髮展的,包括工商業、科學技術、政法制度等各個方面,並認為一國之文明程度的高低取決於人們的德智水準。

他將文明分為了三個階段,分別是以非洲、澳洲為代表的「野蠻社會」,以中國、土耳其和日本為代表的「半開化社會」,以及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文明社會」。

他在《脫亞論》中指出,西方文明之於東亞各國就如同從長崎傳入東京的麻疹一般無法阻擋,東亞各國終將被西洋文明所征服。所以,日本不如對西洋文明採取「早浴其風氣」的態度,而與東亞各國斷交。

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提出的「脫亞入歐」思想,對促進日本現代化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不過,正如日本研究專家周頌倫先生在論文《文明「入歐」與政治「脫亞」》中所提到的,福澤諭吉所述並非先「脫亞」後「入歐」,也不是二者同時進行,而是「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

也就是說,「脫亞」一詞,實際上是入侵其他國家的反語。

05.

一人之獨立、國家之獨立

作為日本社會近代轉型時期的重要思想家,福澤諭吉對於啟蒙思想在日本的傳播以及推動日本資產階級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他在將西方啟蒙思想帶入日本的過程中,並非全盤接納,而是通過吸收其中有利於日本文明開化的部分,進行「日本特色」的啟蒙。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時,福澤諭吉還在《施政邇言》中提倡「政治的目的在於使國民的最大多數得到最大的幸福」,但他後來卻認為「政府如同一個國家的主人,國民即是客人」,但這並非他前後思想不一致,也不是他由早期的個人主義者,變成了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恰恰相反,福澤諭吉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在成書於福澤諭吉思想成熟期的《勸學篇》中,他寫下了開篇所提的那句強調個人自由平等,體現民權思想的「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這句話所強調的,既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也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

福澤諭吉意在表明當個人面對比自己「強」的對手時,不必奴顏屈膝,而要顛覆傳統的等級制度。

此外,當國家遇到強敵時也不必因船堅炮利而恐慌,因為國與國之間本來也是平等,沒有等級高低之分,實力較強的一方不過是後天「學習」得好一點罷了。

他在自傳中也提到:「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這足以看出,福澤諭吉的根本目的,終究是落在國家層面而非個人。

正如丸山真男在《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中認為的那樣,福澤諭吉的最終目標是國家自主性,但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確立人格內面的獨立性才能實現」。

丸山總結道:

「福澤既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者,也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者,而且亦非一面是個人主義,另一面是國家主義的兩面持有者。應該說,他正因為是地道的個人主義者,所以才是國家主義者。」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丸山真男,日本著名政治學家



06.

華夏東渡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流亡到了明治維新後日益強大的日本。抵日後,他住在伊藤博文、犬養毅等人安排的住處,對福澤諭吉的思想和啟蒙活動有了深入瞭解,並深受其文明三階段論影響,發表了《文明三界之別》一文。

梁啟超回國之後,1903年,他將自己翻譯的福澤諭吉作品,以《日本大儒福澤諭吉語錄》為名,發表在《新民叢報》上。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新民叢報》封面

梁啟超不僅吸收、介紹福澤諭吉的思想,還在福澤諭吉重視個人德智修養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公德」與「私德」的關係進行了闡述。他的「新民」思想及啟蒙的意識,很大程度上折射著福澤諭吉「文明開化」理論和「獨立自尊」思想的影子。

福澤諭吉在自傳中曾說過:

「如果滿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話,那麼所謂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的地步實是一場空話……如果要使人心更新、國家文明,除推翻中央政府一途之外,恐別無良策。」

而後來在中國提出「三民」一說,並領導了武裝革命的孫中山,無疑成為了福澤諭吉這一預言的最初實踐者。

福澤諭吉一生中不僅投身教育事業和思想啟蒙,還對日本經濟的發展與轉型做了強有力的推動。日本的「經濟學」一詞、複式記賬法,以至保險行業等,無一不是由福澤諭吉帶到日本。

1984年,福澤諭吉取代伊藤博文被印在一萬日元的紙幣上,由於原計劃中十萬和五萬面值的紙幣最終沒有發行,他便成為了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


他是日本最大面值紙幣上的人物,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1萬元日本紙幣上的福澤諭吉


從某種角度來講,促使日本經濟煥然一新,並推動了日本全方位改革的福澤諭吉,也當真承受得起這樣「最高價值」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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