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亞洲成長研究所（AGI）副所長戴二彪教授在第144期鴻儒論道的演講，經本人審閱。
日本政治經濟誰來操縱？我們媒體也好，或者國內的一些學者分析的時候，經常把日本政治家跟官員混在一起，實際上日本政治家跟官員分得非常清楚：官員是考試考上去的，政治家是選上去的。日本的總理也好，大臣也好，他們就相當於我們的人大代表，是選舉選上去的，有任期的，而官員是大學本科畢業以後，幹三十幾年後才退休。其中大部分官員最多隻能升到課長輔佐，相當於中國的副處長，不可能再升上去了。
但精英官員不同。區別於一般官員，精英官員人數佔比很低，由日本每個省（跟我們每個部一樣）每年從國家公務員考試名列前茅者中選拔二十幾個能升到處長以上的人，雖然開頭工資不高，但後續教育培養方面提供最好的條件，把他們作為國家棟梁來培養。實際上，戰後長期以來，日本的政策主要是由這些精英官員制定，這些人本身不一定搞研究，但他知道哪些人在搞這個研究，下面有很多委員會，會召集專家學者來制定政策。
在經濟成長過程中的趕超階段，短時間內可以參照國外，依葫蘆畫瓢或者直接引進，精英官員學習能力強，那時制定的政策發揮過很好的作用；但發展到前沿水平以後，前方已經沒有航標了，將來應該怎麼樣沒有了參照。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新時代，這時高考的優等生並不一定能夠發揮作用。
而且精英官員現在可能阻礙了改革，因為他們的相互利益錯綜在一起。日本有十幾個部，其中權力最大的是財務省和通產省（現在叫經濟產業省），每個部裡真正管事情的是事務次官，可以翻譯成常務副部長，他是公務員最高的一級。這些事務次官絕大部分都是東京大學（以前叫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日本有7個過去的帝國大學，像京都大學在學術水平上跟東京大學不相上下，但是在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影響遠不如東京大學。絕大多數高級官員，都是從東京大學出來的，而且主要集中在東京大學法學部，所以法學部稱為東京大學中的東京大學。高級官員集中畢業於一個學部，這有很多問題，大家都是師兄弟，論資排輩，改革也缺少新的想法。
歷代經濟產業省（原通產省）事務次官簡歷
在以前，這些精英官員因為工作期間對國家做了很大的貢獻，退休以後政府會給他們經濟補償。一般來說，經濟產業省的高級官員退下來以後，會到製造業大企業做社長或者是副社長、常務董事。大藏省就是現在的財務省，管稅管國家預算的分配，他們退下來以後大部分在金融機構做一把手等要職。
日本老百姓以前相信精英官員能把日本帶到成功的道路上去，但是九十年代以後，日本經濟一直不增長，老百姓就對他們有了疑問。這樣一個體制需要改革，2012年12月，安倍上臺後就提出了他的經濟成長戰略，歸納為“三支箭”（老三支箭）：大膽的金融寬鬆政策、積極靈活的財政政策、放寬管制促進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為了推行其第三支箭中的改革措施，安倍利用民意繼續小泉推行的人事改革，使得這些精英官員退休以後不能隨便到企業兼職；第二步是抓人事權，以前有資深次官當頭、考核公務員升遷的人事院，基本不受政治家干涉，但安倍成立了一個高級別的人事局，由他信賴的官房副長官兼任一把手，負責選拔局級公務員，形成了政治家管高級官員的新格局。
此外，日本政府還設立了10個國家戰略特區。這些國家戰略特區跟我們國內的特區不太一樣，國內的特區很多還是在稅的方面有很多優惠，日本的特區主要是制度寬鬆上的一些創新，比如外國人以前要十年以上拿到永久居住證，但如果到戰略特區企業工作，優秀的人才五年就可以拿到。通過特區裡面的實驗，來放寬以前由精英官員為中心制定的各種審批許可制度。簡單的說，讓願意投資、願意創業的人更容易創業，創造一個更加方便的投資環境。同時，這樣的制度改革也能讓國外的人更方便到日本投資，促進投資，創造發揮各種人才能力的環境，開拓新的市場。
這對以日本精英官員為中心的制度帶來很大的衝擊，精英官員是政策專家，體現其才能和地位的是審批權，沒有審批權就沒有官員的存在感。現在的國家戰略特區，是政治家跟學者來決策。具體來說，特區諮問會議有10個人，最高的方案政策由這個會議決定，下面另設一個工作組。總理每個月都要出席，他是議長，是召集人，原來的總理現在的副總理兼財務大臣麻生也參加，還有三個重要的管經濟方面的大臣參加，這樣就是5個由國民投票選出來的政治家；另外再加上5個專家學者，專家中有曾在國際著名諮詢公司擔任要職的，學者中包括我們所的理事長兼所長八田達夫教授、慶應大學名譽教授竹中平藏等，他們不是東京大學畢業的，是在美國名牌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做了教授以後回到日本的，沒有人情上的束縛，有這個影響力，也敢於開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