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影視生活第一站 時光網）
郭柯和李愛連老人
時光網特稿紀錄電影《二十二》票房突破1.6億，已經創下這類電影的最好成績。導演郭柯早在電影公映前就宣佈，會把可支配的票房收益全部捐獻，用於慰安婦問題研究和老人們的生活。從2012年拍攝紀錄片《三十二》，到2017上映的《二十二》，郭柯像是一個用鏡頭與時間和生命競賽的人，因為他知道，慰安婦從20萬的龐大數目，到32、22，遲早有一天這個數字會變成0，再不拍就來不及了。事實上，隨著黃有良老人於8月12日21時離世，影片中記錄的22位慰安婦老人，僅剩8位。
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二十二》並不是第一個。郭柯認為《二十二》和同類題材最大的區別是：“他們更多的是讓老人說點什麼，我們是什麼都不讓她們說。”當你離這些老人越來越近，就越難以開口再揭一次她們的傷疤。他更想講講這個群體的“現在時”，因為人們對慰安婦的理解太狹隘了。
從20萬到22，在這個數字變成0之前，要拍出來
時光網記者在MOMA見到郭柯時，他正忙著和《三十二》的片方喊微信，《二十二》火了，《三十二》“就各種質疑”，“為什麼不跟我說這個？為什麼不跟我說那個？曾經這個孩子你都不要了，現在她的姐妹被社會關注了，你現在來跟我說《三十二》的事情？”連軸轉的宣傳讓郭柯顯得疲倦、無奈。
記錄韋紹蘭和她日本兒子的《三十二》
2012年，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慰安婦和她的日本兒子》，萌生了拍攝想法，資方怕在他身上投錢太多、風險太大，最後同意拍攝一部43分鐘的紀錄短片《三十二》。同年6月，郭柯和攝製組來到廣西桂林荔浦縣新坪鎮小古告屯，將鏡頭對準了92歲的韋紹蘭和她67歲的兒子羅善學。
相較《二十二》，《三十二》的情緒要激烈得多，韋紹蘭將人生遭遇大段口述出來，羅善學因“日本仔”的身份受到歧視，在鏡頭面前想要跟日本人討個公道。
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20萬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慰安婦。《三十二》片尾，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數字，從20萬驟降到32的過程令人觸目驚心。
《三十二》只拍攝了韋紹蘭，郭柯將其他31位老人的照片附在了片尾，資料是慰安婦問題研究專家蘇智良教授提供的，當時他只是想以這樣的形式介紹一下老人們，並沒有後續拍攝計劃。不過《三十二》讓郭柯和蘇智良結下緣分，蘇教授自此經常會給郭柯發郵件或者短信，告訴他老人們的近況，以及哪位又離世了。
短短兩年，32就變成了22。郭柯意識到，再不拍可能就沒有機會了。從2014年1月1日起，郭柯開始走訪這22位老人，用十二三天的時間找到她們，5月份正式拍攝。在2014年的正月裡，還有兩位老人相繼去世，他把她們的葬禮記錄了下來。
讓郭柯最為遺憾的是，拍攝前三天還有一位老人離世，“你們永遠都不知道她是誰，更無從知道她長什麼樣”，她們就這樣，在世界上的某一個角落，悄悄走向人生盡頭。
韋紹蘭的樂觀感染了觀眾
拍攝《二十二》像一個追逐生命的過程，除了與時間競賽，資金問題也一度讓郭柯走投無路。當時由於投資方撤資，影片拍攝計劃一度擱淺。郭柯在朋友圈裡發了一條自嘲的信息“我媽願意賣房支持我拍這部電影”，引起了演員張歆藝的關注。僅僅因一次合作認識的張歆藝瞭解情況後，無條件私人借款100萬，幫助電影 完成拍攝。
《二十二》預告片
張歆藝回憶第一次在化妝間見到郭柯的情景。“郭導來找我的時候，實在不像一個導演，更像一個在校大學生，揹著黑色雙肩背，還有一個公文包，極其樸素的一個人。我當時想，這是一個好年輕的男孩，大眼睛，在我面前含著淚光，說必須馬上出發去做這件事情。”
當時的郭柯對張歆藝來說幾乎等同於陌生人，兩人就見過一次面，再就是微信朋友圈有一些關注。“他拿出一大堆他做的案頭、採訪、文獻，眼睛裡流露出那種神情彷彿在說，我沒有在騙你。我也馬上說，我沒有懷疑過你”。
郭柯最打動張歆藝的一句話是“這些老人在相繼離世，來不及了”。這弄得張歆藝也很著急，讓他趕快出發。兩人之間沒有太多的溝通，“大概就是我是誰，要做什麼，遇到什麼困難，要多少錢。好，你去吧。這件事情就開始了”。
離這些老人越近，就越難開口再揭一次她們的傷疤
《二十二》拍攝片場
慰安婦題材的紀錄片，《二十二》並不是第一個。郭柯以前電視臺的同事也都拍過，但更多是為完成一個欄目，“粗暴了一點”。郭柯認為《二十二》和同類題材最大的區別是：“他們更多的是讓老人說點什麼，我們是什麼都不讓她們說。”
有媒體為郭柯總結了拍攝《二十二》的“三不”原則——不細問那段身心受創的經歷，不深究逃出魔爪後遭受的歧視和非議，更不探討日軍遺留私生子等後續倫理問題。郭柯聽完淡淡一笑：“我也沒有規定這些原則，就是不想問，最多讓老人講講以前的故事，能講到哪兒算哪兒，其他的就不再記錄了。”
林愛蘭
郭柯說，拍《二十二》最難的一點在於怎樣設定跟老人的人物關係。“你把她當作一個被拍對象還是當作一位親人？如果把她當做自己奶奶的話，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提問會有底線，而不是去挖掘她們的痛苦。這個是我們一直在跟自己鬥爭的過程。”
事實上，在和片中一位老人相處很多天後，老人把在當年據點裡發生了什麼都告訴了劇組，但郭柯決定關機不再拍攝，只是靜靜聽她把故事講完，“因為那是她的祕密”。或許作為一名“導演”，聽到想要的故事應該高興，但郭柯那一刻很難受，他說當你離這些老人越來越近，就越難以開口再揭一次她們的傷疤。
後來郭柯想明白一件事：“就像數數一樣，關於慰安婦這個群體，我不用再告訴你一二三四了，你可以去百度。我從五開始講，講五六七八九，講她們的現在時。”
2012年拍《三十二》時，有一件事讓郭柯難以忘懷。臨近春節，他們一行四人第一次去廣西看韋紹蘭，他給了她500塊零用錢。第二天跟老人告別，韋紹蘭從衣服裡掏出四個紅包，說要過年了，你們拿回去給家裡人買點糖吃。郭柯打開紅包發現，每一個裡都有100塊錢，當時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
一位92歲的老人，要自己洗衣、做飯、種菜，居住的環境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並不為過，她是那麼嬌小蒼老，卻願意這樣與人相處。郭柯說：“我們有時候對她們的理解真的太狹隘了，她們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苦大仇深，她們非常普通，是活生生的、立體的人，也有很深的情感。”
山西的李愛連老人到最後已經徹底不把攝製組當外人了，有一次她吃飯，郭柯嚐了一下她炸的饅頭片連說好吃，後來老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給攝製組炸饅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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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湖北的韓國老人毛銀梅院裡種了很多梔子花，老人每天摘下一大把，分給劇組的姑娘小夥兒，有攝影師扛機器騰不出手，老人就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
主題曲《九重山》MV
“她們都很善良，所有這些點點滴滴時刻都在影響著我們應該怎麼拍她們。”郭柯說。唱著廣西民歌“只愁命短不愁窮”的韋紹蘭，“甚至會影響我們的人生觀”，雖然歷經苦難，卻仍然覺得“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也得留條命下來看”。
所以郭柯希望更一種更加真實、溫和的方式，讓觀眾先能瞭解這些老人、接受她們、喜歡她們。而不是一上來就冠以“慰安婦”的標籤，生硬地呼籲人們去關注這個群體。
當你把目光注視到老人身上時，她們就是那麼平靜、無聊
從2014年7月拍完《二十二》，到2015年8月份，郭柯花了一年的時間挑選畫面、做後期剪輯，最後呈現了一部“平淡”、“乏味”的老年人生活日常。
很多發行公司因為題材原因，不願接這部片子，郭柯只能通過申報電影節，尋找一些出口。不過一些電影節對《二十二》的回饋也類似，“沒有什麼節奏，沒有衝突，導演能力也不強”。
導演郭柯在破億答謝會上稱捐款決定不變
一些發行商和電影節的人找過郭柯，想讓他改改片子，添加一些家國仇恨，要讓觀眾看了衝動、想哭，包括讓老人痛苦。作為一名影像工作者，郭柯太知道那些有痛感的照片是怎麼拍出來的——給老人一點稿費，聊傷心的，讓她們哭，仰角拍，配文字，然後傳播出來。
“這也導致我們下一代看到的這些老人的影像都是那麼痛苦、可憐。但是他們沒有和老人相處過，沒有拿過那個100塊錢的紅包，那個時候片子才112分鐘，憑什麼你看了112分鐘，就把我這幾年跟老人的感受都否掉了？這幾年讓我堅持下來的，就是跟老人的這些點滴。”
事實上，《三十二》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當時在拍攝過程中，郭柯和製片人產生了分歧，製片希望增加更多的矛盾衝突，因為“故事蒼白、講述蒼白、表現手法蒼白”，觀眾需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看完這部紀錄片，但導演卻想還原最真實的狀態。雖然後來郭柯也透露“《三十二》有一些擺拍是不太好的”。
《二十二》兩個月就拍完了，片子破億之後，張歆藝說她常跟郭柯討論的問題就是“一些不足”。比如就一部紀錄電影來說，時間的成本可能更高，要把所謂的“打擾”和“打破”儘可能降到最低，紀錄片很多時候是沒有對話的，就是陪伴、等待。但恰恰因為拍攝對象是這樣一群老人，她們沒有那麼多時間了，加上郭柯心裡急切，他怕“有漏掉或者來不及”，所以只能拿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錢來做一個最大的開度，去捕捉到時光和塵埃。
拍這些老人，給郭柯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兩個詞——平靜和無聊。“拍三天我覺得素材都一樣，起床、吃飯、睡覺、坐著、發呆，你跟她說話她就說，不說話的時候就是沉默。但是後來想想，她可不是每天都這樣嗎？無聊不就是她們的真實狀態嗎？所以怎麼把重複的生活展現出來，這一點是挺考驗人的。”
郭柯和林愛蘭
郭柯透露，《二十二》第一版剪出來後相對“熱鬧”一點，比如林愛蘭老人在養老院裡，她每天吃飯要靠護工送，旁邊還有很多老人洗菜做飯，通過交叉剪輯很熱鬧。但其實觀眾的目光會選擇性聚焦，當你注視在這一位老人身上，她就是那麼平靜，就是那麼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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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微博上有文章推薦廖慶鬆，郭柯十分認同他關於“技術不重要，情感才是第一位”的剪輯理念，通過朋友找到了這位剪輯大師。
“我以前拍商業的，剪習慣了，還是有一點節奏在裡面，我也沒有自信把這些老人的畫面放得那麼長，但是廖桑說你應該讓觀眾再最後看她們一眼，讓觀眾去凝視她們，你把8秒的鏡頭或者10秒的鏡頭乘以2，放16秒甚至30秒，觀眾會在15秒以後產生一種心理變化。如果觀眾體會不到，也不用強求，你再怎樣做他都體會不到，如果能體會到，30秒就一定有。他調得非常簡單，就是砍掉一些快節奏，放上這些‘無聊’的畫面，形式上是非常簡單，但對人物的理解和內在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了，味道變了。”郭柯說。
電影用茫茫雪野中的一場葬禮結束
郭柯在採訪中常談到一句話，“走不出來的是我們”，或許沒有拍攝這個題材時他不明白，“慰安婦”難道不是讓老人談談那些過去嗎？可是經過與老人們的相處，他覺得相比那些“歷史”，現實中還有一層更重要的主題，那就是活著，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就像海南的王玉開老人，看到日本人的照片，她說日本人也老了，連鬍子都沒有了，而且她還笑了。我覺得這一點就能說明一切，雖然不能代表全部，但她們有一個共同點，她們已經距離戰亂傷痛70多年了，70年給人帶來的是什麼，是原諒嗎？能過去嗎？我自己沒有答案，但我相信70年一定會帶給一個人更多的感受。所以我也從來不去追究什麼道不道歉，這種道歉更像是我們外界在自我滿足，對90歲的人來說有多大作用？我只是覺得我們現在可以把目光投向這些老人，多給她們一些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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