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即使只看明治維新前的狀態，大清就已經輸給江戶日本了。

在近代史中，一個常見的話題就是對比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為何原本弱小的日本迅速完成了近代化，而看似強大的清朝卻停滯不前，以至於最後被日本以小搏大，從東亞霸主直接成為了亞洲二流國家。

日本藉助明治維新一舉終結了我國自明朝以來建立的朝貢體系，僅僅幾十年，就完成了從原有體系的邊緣國家到東亞霸王的逆襲。這一切，都是明治維新的功勞嗎？當然不是。

我們看待一場改革，絕對不能單獨看這件事本身，而應該將目光放長遠，看到事件身後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

明治維新前的江戶時代，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和平最繁榮的一個時期，在這半管制半寬鬆的環境裡，無數新的因素已經出現，在德川統治下，他們或許只是萌芽但一旦有外部力量介入，他們就會如雨後春筍般成長，最終將日本引上新的道路。

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在1800年，日本國民的識字率以及住在城市中的比例都已經遠遠超過清朝，不僅超過清朝，就算和英國比，也大體持平甚至超越。這樣的國家，雖然還沒有近代化，卻已經有了近代化的基礎。

一、德川巧妙控制了地方大名，使日本享有和平與發展

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後的江戶時代，可以說是日本最為繁榮的一個時期，德川家康吸取豐臣秀吉的教訓，對政治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是，作為中央統治者的幕府該如何有效的約束地方的大名。

（德川家康）

豐臣秀吉單靠武力彈壓，自然不能長久，而要想像秦始皇那樣直接取締封建制也不切實際，如何在保留封建制的前提下控制大名，維持全國的穩定，是一個困擾日本幾代將軍的難題。德川家族最終想到了解決辦法。

從德川家康到德川家光，總體上幕府對於大名的控制越來越嚴，而這種嚴格非常的巧妙。江戶時代，幕府主要用以下幾種方法來控制大名。

第一種是各地大名要定期參拜將軍，每次到江戶都要待滿一年才能回城，來江戶的同時還要帶足對幕府的捐助，即上繳中央的財稅，幕府用這筆錢擴大江戶城。

第二種方法最厲害，那就是所有大名的妻兒必須強制住在江戶，幕府會為大名的家人修建豪宅，讓他們過得十分舒服，但是前提是他們不準出城。在當時幕府有著名的兩禁：“即婦女禁止出城，火槍禁止入城。”這等於把大名門的家人直接當做人質扣在了都城，大名們因為親屬的原因不敢輕舉妄動。

這個辦法還有一個巧妙的地方，那就是由於家人不能出城，所以大名的後嗣都是在江戶長大的，18歲之後才能回自己的領地，由於這些繼承人都在江戶長大，對自己的領地缺乏認同，所以往往待不了多久就回到江戶，這使得之後的大名和領地的關係越來越淡薄，以至於不可能形成合力造反。

第三個就是將領地儘量分給忠於自己的武士，一些空地或者一些反叛大名的領地，幕府總會把他們分給自己的武士，他們被稱為譜代大名，這些人相當於幕府的家兵，可以鞏固幕府統治。

德川家族通過這三種辦法大幅削弱了大名的力量，正因如此，日本才維持了接近200年的和平，以至於沒有西方的外力打破可以繼續維持。這種和平讓日本開始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

二、農民進城與驚人的城市化

江戶時代的長期和平讓日本有了質的變化，其典型表現就是商業和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在1720年，江戶的都城就已經達到了100萬人，而清朝的首都北京在乾隆年間（1795）只有74萬，直到光緒年間才達到108萬。作為一個人口接近4億的大國，其首都人口還不如3000萬人口的日本，已經顯現出了差距。

除了江戶，日本還有其他的大城市，比如大阪也有38萬人口，京都有34萬，而英國倫敦同期的人口為70萬，也不如日本的江戶大。

除了城市人口數量，日本的城市化率也是極為驚人的，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歐洲只為2%，如果算上人口1萬以上的城鎮，日本的城市化率則達到10%，而同期的清朝僅為6.9%。

按照經濟學的模型，一個國家一旦城市化率超過了10%，就等於他已跨越了城市發展的初級階段，即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明治時代日本城市的飛速發展，離不開江戶時代打下的基礎。

在江戶時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大量的農民入城打工，極大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大量農民進城，有兩個原因，一是農村人口過剩，他們不得不到城市尋找工作。二是日本的長子繼承製使得次子繼承不到任何土地，只能到城裡另尋天地，加劇了城市化。

與中國不同，中國雖然皇家實行單傳，但是在民間，大部分農民家庭都實行分家，既各個兒子都可以分到一部分田產，這樣很多次子就沒有動力離開農村，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家的土地越分越小，最後大家都變成赤貧。

日本與歐洲則一樣，長子繼承所有田產同時負責照顧父母，次子們就只能進城打工，他們是日本城市發展的動力之源，正是次子們的走投無路讓商業與工業茁壯成長。

大量的人口進城使得日本的城市如此繁榮，以至於1690年，一位隨荷蘭人來到日本的德國學者如此評述：““日本各藩的交通要道每天熙來攘往，在每年的某些時日裡，其擁擠程度有如歐洲稠密城市的街道一般”。

三、識字率高的背後：藩校、寺子屋與教育的普及

除了城市化，江戶時代的日本還進行了教育的普及，以至於到江戶時代結束日本男性的識字率達到了33%，女性達到了25%，而同期英國的識字率不過才25%左右，而清朝更是不足4%，可以說，江戶日本是當時文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日本國民識字率如此之高，與幕府的政策息息相關。

戰爭結束後，武士們再也沒有戰鬥的機會，無事可做，整天喝的酩酊大醉。為了防止武士惹是生非，幕府和各地大名大力開辦藩校，鼓勵武士子弟入學，學習科目包括儒家思想，學成的武士子弟有機會被幕府和大名任命為行政官員，主管財稅。原本賦閒的武士終於有了事做，因此大量入學。

（江戶時代的武士大都羸弱，早已棄武從文，刀僅為象徵）

除了藩校，幕府對於寺子屋的鼓勵和投資對之後的日本影響更大，寺子屋是專門教授平民，1711年幕府頒佈《寺子屋師匠九條》，對寺子屋的教學制度和師資都有了明確規定，並由幕府直接管理，可謂是最早的教學綱要。

根據《日本教育史資料》統計，19世紀初登記在冊的寺子屋就已經有16560家，到明治維新前，算上沒有登記的非正規寺子屋，竟然達到了7萬之巨，就連礦山都有為礦山子弟設置的寺子屋，真正做到了：“邑無不學之人，家無不學之子”。

（圖為教授婦女識字的寺子屋）

正因為江戶時代留下了如此多的寺子屋，以至於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得以迅速將其轉變為國民六年義務制教育，寺子屋直接變為了小學。相比之下，清朝政府幾乎什麼也沒做。

江戶時代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實際上已經將清朝甩在了後面，如果沒有江戶時代的積累，明治維新根本不可能如此快的成功。日本與清朝之間的差距，早在西洋人開關的100年前就拉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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