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標題《秋山亮二：記錄80年代的中國兒童》
1983年，攝影集《你好小朋友》出版，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中國兒童的生活狀態。今年6月，影集的復刻版勾起一代中國人對童年的回憶，也讓人們在日本觀念攝影的潮流中，重新關注到秋山亮二質樸平實的攝影風格。
記者/薛芃 供圖/青艸堂 Photos (c)Ryoji Akiyama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標題《秋山亮二：記錄80年代的中國兒童》
1983年，攝影集《你好小朋友》出版，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中國兒童的生活狀態。今年6月，影集的復刻版勾起一代中國人對童年的回憶，也讓人們在日本觀念攝影的潮流中，重新關注到秋山亮二質樸平實的攝影風格。
記者/薛芃 供圖/青艸堂 Photos (c)Ryoji Akiyama
正在做眼保健操的小朋友（拍攝於成都）
你好小朋友
“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一半以上的工作來自客戶委託，並不是主動要去拍攝的，拍攝中國的小朋友起初就是一個商業性委託。”秋山亮二對本刊說道。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拍照仍以黑白膠捲為主，幾乎看不到彩色膠捲，更沒有面向公眾的彩色沖洗服務。秋山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來中國時，看到影樓裡風靡另一種彩色照片，但不是真正意義上彩色膠捲沖洗出來的，而是拍出黑白照片，再在單色基礎上著色，影樓喜歡把小朋友的臉頰都畫得紅撲撲的。那種彩色照片帶著濃濃的80年代烙印，幾乎每個城市的孩子都有類似的影樓記憶。但真正的彩色攝影因為價格偏高，技術也不夠，在當時中國是非常稀有的。
現在為人熟知的日本影像設備公司柯尼卡美能達（Konica Minolta）的前身是小西屋六兵衛店，俗稱“小西六”。80年代初，他們看到了彩色照片背後的商機，希望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推廣他們生產的櫻花牌彩色膠捲。想要推廣膠捲，首先要讓人們看到這種膠捲拍出來的片子，小西六決定邀請一位日本攝影師前往中國，拍攝一組兒童照片做成年曆。他們找到了秋山亮二。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標題《秋山亮二：記錄80年代的中國兒童》
1983年，攝影集《你好小朋友》出版，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中國兒童的生活狀態。今年6月，影集的復刻版勾起一代中國人對童年的回憶，也讓人們在日本觀念攝影的潮流中，重新關注到秋山亮二質樸平實的攝影風格。
記者/薛芃 供圖/青艸堂 Photos (c)Ryoji Akiyama
正在做眼保健操的小朋友（拍攝於成都）
你好小朋友
“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一半以上的工作來自客戶委託，並不是主動要去拍攝的，拍攝中國的小朋友起初就是一個商業性委託。”秋山亮二對本刊說道。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拍照仍以黑白膠捲為主，幾乎看不到彩色膠捲，更沒有面向公眾的彩色沖洗服務。秋山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來中國時，看到影樓裡風靡另一種彩色照片，但不是真正意義上彩色膠捲沖洗出來的，而是拍出黑白照片，再在單色基礎上著色，影樓喜歡把小朋友的臉頰都畫得紅撲撲的。那種彩色照片帶著濃濃的80年代烙印，幾乎每個城市的孩子都有類似的影樓記憶。但真正的彩色攝影因為價格偏高，技術也不夠，在當時中國是非常稀有的。
現在為人熟知的日本影像設備公司柯尼卡美能達（Konica Minolta）的前身是小西屋六兵衛店，俗稱“小西六”。80年代初，他們看到了彩色照片背後的商機，希望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推廣他們生產的櫻花牌彩色膠捲。想要推廣膠捲，首先要讓人們看到這種膠捲拍出來的片子，小西六決定邀請一位日本攝影師前往中國，拍攝一組兒童照片做成年曆。他們找到了秋山亮二。
80年代的北京流行喝橘子汽水
當時，中國並不允許外國人在各地進行自由拍攝。秋山要想在中國境內拍出好片子，必須拿到官方介紹信，並且由嚮導帶領。一位名叫斉藤金次郎的日本人給秋山的這次中國之行牽上了線說起斉藤先生，原本很平靜的秋山變得有些激動，他帶著日本式的謙遜和禮節，一直在談話間表達著感激之情。斉藤是此次合作的關鍵人物，在少年時代，就因為父輩的關係到了中國，並且加入了八路軍，1949年後一直從事著中日交流的工作。斉藤利用自己的人脈，找到了中國攝影家協會，申請到官方許可，促成了秋山的拍攝，並且在秋山所到的城市，都提前協調好幾家當地的學校、少年宮或是街道居委會幫忙。因此，秋山的這一路拍攝，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警惕與排斥，反而他看到的是中國各地最純真的孩子的生活，無拘無束又充滿朝氣。
秋山的第一站是北京。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0週年，國籍身份已經不是他擔心的首要問題，他更擔心的是如何拍出兒童的真實狀態。而一旦開始工作，這種疑慮就打消了。通常他會揹著兩到三臺相機走在街上，小孩們看著好奇，只要有一個起頭衝到他面前看個究竟，後面的孩子就會一窩蜂地跟上來，孩子們對他沒有太多戒備心。但這樣並不能出照片。“孩子畢竟是孩子，你拍他幾張，讓他玩一會兒，他覺得沒勁就該幹嗎幹嗎去了，這個時候才是他自己原本的狀態，也是拍照最好的機會。”秋山說道。
來中國拍攝是三十六七年前的事，很多細節秋山已經記不太清，但他深刻地記得中國小朋友的狀態，與當時日本兒童的狀態完全不同。有一張在蘇州街巷拍攝的照片——一個小男孩搬個凳子，坐在家門口的小路邊做功課，這在當時中國是一幕非常日常的景象，卻觸動了秋山。
因為常年生活在東京，秋山平常只能看到這座大城市裡日本孩子的狀態，但是東京小朋友很難引起他的關注，他不會有特別的意識去觀察這些孩子，因為特徵和個性不夠鮮明。在《你好小朋友》這本影集出版之前，秋山辦了一個小型的攝影展，主題是“不太高興的小朋友”——這是他對身邊東京兒童的直觀感受。在他眼中，東京的小朋友不太開朗，缺少元氣。“他們每天過著程式化的生活，早起去學校，傍晚從學校回家，然後再去一個補習學校，每天重複這些事，臉上好像看不到喜悅，甚至看不到太多表情，哪怕是生氣或沮喪的表情。”後來，秋山也意識到這種不太高興、有些麻木的狀態也是一種特質，就拍了一個系列。
第一次接觸中國的孩子時，秋山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氣息。在他眼裡，那時中國的孩子很會玩，到處玩，下課之後，街道上、公園裡、市場邊，這些公共空間都是孩子們玩耍的場所，做著各種各樣的遊戲，他們不會被圈在固定的某一處，但還是集中在家長可控的安全範圍內。他們也很愛學習，很認真地做功課，秋山記得路邊有不少小書攤，孩子可以去借書，大概幾分錢或一兩毛。他把這些都拍了下來。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標題《秋山亮二：記錄80年代的中國兒童》
1983年，攝影集《你好小朋友》出版，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中國兒童的生活狀態。今年6月，影集的復刻版勾起一代中國人對童年的回憶，也讓人們在日本觀念攝影的潮流中，重新關注到秋山亮二質樸平實的攝影風格。
記者/薛芃 供圖/青艸堂 Photos (c)Ryoji Akiyama
正在做眼保健操的小朋友（拍攝於成都）
你好小朋友
“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一半以上的工作來自客戶委託，並不是主動要去拍攝的，拍攝中國的小朋友起初就是一個商業性委託。”秋山亮二對本刊說道。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拍照仍以黑白膠捲為主，幾乎看不到彩色膠捲，更沒有面向公眾的彩色沖洗服務。秋山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來中國時，看到影樓裡風靡另一種彩色照片，但不是真正意義上彩色膠捲沖洗出來的，而是拍出黑白照片，再在單色基礎上著色，影樓喜歡把小朋友的臉頰都畫得紅撲撲的。那種彩色照片帶著濃濃的80年代烙印，幾乎每個城市的孩子都有類似的影樓記憶。但真正的彩色攝影因為價格偏高，技術也不夠，在當時中國是非常稀有的。
現在為人熟知的日本影像設備公司柯尼卡美能達（Konica Minolta）的前身是小西屋六兵衛店，俗稱“小西六”。80年代初，他們看到了彩色照片背後的商機，希望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推廣他們生產的櫻花牌彩色膠捲。想要推廣膠捲，首先要讓人們看到這種膠捲拍出來的片子，小西六決定邀請一位日本攝影師前往中國，拍攝一組兒童照片做成年曆。他們找到了秋山亮二。
80年代的北京流行喝橘子汽水
當時，中國並不允許外國人在各地進行自由拍攝。秋山要想在中國境內拍出好片子，必須拿到官方介紹信，並且由嚮導帶領。一位名叫斉藤金次郎的日本人給秋山的這次中國之行牽上了線說起斉藤先生，原本很平靜的秋山變得有些激動，他帶著日本式的謙遜和禮節，一直在談話間表達著感激之情。斉藤是此次合作的關鍵人物，在少年時代，就因為父輩的關係到了中國，並且加入了八路軍，1949年後一直從事著中日交流的工作。斉藤利用自己的人脈，找到了中國攝影家協會，申請到官方許可，促成了秋山的拍攝，並且在秋山所到的城市，都提前協調好幾家當地的學校、少年宮或是街道居委會幫忙。因此，秋山的這一路拍攝，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警惕與排斥，反而他看到的是中國各地最純真的孩子的生活，無拘無束又充滿朝氣。
秋山的第一站是北京。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0週年，國籍身份已經不是他擔心的首要問題，他更擔心的是如何拍出兒童的真實狀態。而一旦開始工作，這種疑慮就打消了。通常他會揹著兩到三臺相機走在街上，小孩們看著好奇，只要有一個起頭衝到他面前看個究竟，後面的孩子就會一窩蜂地跟上來，孩子們對他沒有太多戒備心。但這樣並不能出照片。“孩子畢竟是孩子，你拍他幾張，讓他玩一會兒，他覺得沒勁就該幹嗎幹嗎去了，這個時候才是他自己原本的狀態，也是拍照最好的機會。”秋山說道。
來中國拍攝是三十六七年前的事，很多細節秋山已經記不太清，但他深刻地記得中國小朋友的狀態，與當時日本兒童的狀態完全不同。有一張在蘇州街巷拍攝的照片——一個小男孩搬個凳子，坐在家門口的小路邊做功課，這在當時中國是一幕非常日常的景象，卻觸動了秋山。
因為常年生活在東京，秋山平常只能看到這座大城市裡日本孩子的狀態，但是東京小朋友很難引起他的關注，他不會有特別的意識去觀察這些孩子，因為特徵和個性不夠鮮明。在《你好小朋友》這本影集出版之前，秋山辦了一個小型的攝影展，主題是“不太高興的小朋友”——這是他對身邊東京兒童的直觀感受。在他眼中，東京的小朋友不太開朗，缺少元氣。“他們每天過著程式化的生活，早起去學校，傍晚從學校回家，然後再去一個補習學校，每天重複這些事，臉上好像看不到喜悅，甚至看不到太多表情，哪怕是生氣或沮喪的表情。”後來，秋山也意識到這種不太高興、有些麻木的狀態也是一種特質，就拍了一個系列。
第一次接觸中國的孩子時，秋山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氣息。在他眼裡，那時中國的孩子很會玩，到處玩，下課之後，街道上、公園裡、市場邊，這些公共空間都是孩子們玩耍的場所，做著各種各樣的遊戲，他們不會被圈在固定的某一處，但還是集中在家長可控的安全範圍內。他們也很愛學習，很認真地做功課，秋山記得路邊有不少小書攤，孩子可以去借書，大概幾分錢或一兩毛。他把這些都拍了下來。
蘇州的小街巷裡，正在做功課的小朋友
那時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秋山將這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和單純看作是“發展中的能量”，“有一股堅信明天會比今天好的能量”。而同時期的日本經濟處於黃金期，尚未達到80年代末泡沫經濟的高點，一切都處於即將飽和的狀態中。秋山從這樣的東京來到北京，又去了新疆、海南等欠發達地區，他看到了在日本看不到的發展狀態，這種狀態在孩子身上體現得最明顯，本真、質樸，帶著簡單的快樂和希望。
第一次拍攝完回到日本，小西六公司很滿意，但若將這組照片做成月曆只需要12張，其他的用不上有些可惜。公司和秋山就決定做成影集，不侷限於拍攝數量和拍攝地點。就這樣，秋山又陸續來到中國三次，每次停留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整個拍攝計劃。北京之外，他選擇了更多有代表性的城市——昆明、蘇州、桂林、上海、蘇州、烏魯木齊、哈爾濱、呼和浩特等，在呈現孩子的生活的同時，秋山也試圖將不同地域的不同風貌，透過孩子的狀態體現出來。
就這樣，秋山亮二端著老式的6×6祿來相機，拍了800來卷照片，每卷12張，一共9000多張。當然，他也會遇到阻礙。1983年在吐魯番拍攝時，秋山遇到一群維吾爾族孩子，特別適合入鏡，但當時的環境有些雜亂，拍出來不好看。秋山就和孩子們協商，換了周邊的另外一處場景，但他的舉動被父母們誤會了，差點叫來警察。後來，秋山長了教訓，隨身會帶著一臺寶麗來相機，有時拍完自己的作品後，會再用寶麗來拍一張瞬時成像的照片，送給小朋友留作紀念。
首版影集發行了3000冊，幾乎都到了中國，在日本很少有人看到，影響力不大。約5年前，《你好小朋友》這組照片卻重新在網絡上掀起一陣熱潮，經歷過80年代的人都從中看到了記憶，或是看到了那時正是個孩子的自己，或是看到已為人父母的自己是如何看著下一代成長的。如今再看這些照片，擊中人們內心的那個點，恰恰是拍攝時打動秋山的那種純真狀態，因為回不去，因為不會再次擁有，秋山定格的瞬間便格外珍貴了。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標題《秋山亮二：記錄80年代的中國兒童》
1983年，攝影集《你好小朋友》出版，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中國兒童的生活狀態。今年6月，影集的復刻版勾起一代中國人對童年的回憶，也讓人們在日本觀念攝影的潮流中，重新關注到秋山亮二質樸平實的攝影風格。
記者/薛芃 供圖/青艸堂 Photos (c)Ryoji Akiyama
正在做眼保健操的小朋友（拍攝於成都）
你好小朋友
“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一半以上的工作來自客戶委託，並不是主動要去拍攝的，拍攝中國的小朋友起初就是一個商業性委託。”秋山亮二對本刊說道。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拍照仍以黑白膠捲為主，幾乎看不到彩色膠捲，更沒有面向公眾的彩色沖洗服務。秋山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來中國時，看到影樓裡風靡另一種彩色照片，但不是真正意義上彩色膠捲沖洗出來的，而是拍出黑白照片，再在單色基礎上著色，影樓喜歡把小朋友的臉頰都畫得紅撲撲的。那種彩色照片帶著濃濃的80年代烙印，幾乎每個城市的孩子都有類似的影樓記憶。但真正的彩色攝影因為價格偏高，技術也不夠，在當時中國是非常稀有的。
現在為人熟知的日本影像設備公司柯尼卡美能達（Konica Minolta）的前身是小西屋六兵衛店，俗稱“小西六”。80年代初，他們看到了彩色照片背後的商機，希望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推廣他們生產的櫻花牌彩色膠捲。想要推廣膠捲，首先要讓人們看到這種膠捲拍出來的片子，小西六決定邀請一位日本攝影師前往中國，拍攝一組兒童照片做成年曆。他們找到了秋山亮二。
80年代的北京流行喝橘子汽水
當時，中國並不允許外國人在各地進行自由拍攝。秋山要想在中國境內拍出好片子，必須拿到官方介紹信，並且由嚮導帶領。一位名叫斉藤金次郎的日本人給秋山的這次中國之行牽上了線說起斉藤先生，原本很平靜的秋山變得有些激動，他帶著日本式的謙遜和禮節，一直在談話間表達著感激之情。斉藤是此次合作的關鍵人物，在少年時代，就因為父輩的關係到了中國，並且加入了八路軍，1949年後一直從事著中日交流的工作。斉藤利用自己的人脈，找到了中國攝影家協會，申請到官方許可，促成了秋山的拍攝，並且在秋山所到的城市，都提前協調好幾家當地的學校、少年宮或是街道居委會幫忙。因此，秋山的這一路拍攝，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警惕與排斥，反而他看到的是中國各地最純真的孩子的生活，無拘無束又充滿朝氣。
秋山的第一站是北京。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0週年，國籍身份已經不是他擔心的首要問題，他更擔心的是如何拍出兒童的真實狀態。而一旦開始工作，這種疑慮就打消了。通常他會揹著兩到三臺相機走在街上，小孩們看著好奇，只要有一個起頭衝到他面前看個究竟，後面的孩子就會一窩蜂地跟上來，孩子們對他沒有太多戒備心。但這樣並不能出照片。“孩子畢竟是孩子，你拍他幾張，讓他玩一會兒，他覺得沒勁就該幹嗎幹嗎去了，這個時候才是他自己原本的狀態，也是拍照最好的機會。”秋山說道。
來中國拍攝是三十六七年前的事，很多細節秋山已經記不太清，但他深刻地記得中國小朋友的狀態，與當時日本兒童的狀態完全不同。有一張在蘇州街巷拍攝的照片——一個小男孩搬個凳子，坐在家門口的小路邊做功課，這在當時中國是一幕非常日常的景象，卻觸動了秋山。
因為常年生活在東京，秋山平常只能看到這座大城市裡日本孩子的狀態，但是東京小朋友很難引起他的關注，他不會有特別的意識去觀察這些孩子，因為特徵和個性不夠鮮明。在《你好小朋友》這本影集出版之前，秋山辦了一個小型的攝影展，主題是“不太高興的小朋友”——這是他對身邊東京兒童的直觀感受。在他眼中，東京的小朋友不太開朗，缺少元氣。“他們每天過著程式化的生活，早起去學校，傍晚從學校回家，然後再去一個補習學校，每天重複這些事，臉上好像看不到喜悅，甚至看不到太多表情，哪怕是生氣或沮喪的表情。”後來，秋山也意識到這種不太高興、有些麻木的狀態也是一種特質，就拍了一個系列。
第一次接觸中國的孩子時，秋山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氣息。在他眼裡，那時中國的孩子很會玩，到處玩，下課之後，街道上、公園裡、市場邊，這些公共空間都是孩子們玩耍的場所，做著各種各樣的遊戲，他們不會被圈在固定的某一處，但還是集中在家長可控的安全範圍內。他們也很愛學習，很認真地做功課，秋山記得路邊有不少小書攤，孩子可以去借書，大概幾分錢或一兩毛。他把這些都拍了下來。
蘇州的小街巷裡，正在做功課的小朋友
那時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秋山將這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和單純看作是“發展中的能量”，“有一股堅信明天會比今天好的能量”。而同時期的日本經濟處於黃金期，尚未達到80年代末泡沫經濟的高點，一切都處於即將飽和的狀態中。秋山從這樣的東京來到北京，又去了新疆、海南等欠發達地區，他看到了在日本看不到的發展狀態，這種狀態在孩子身上體現得最明顯，本真、質樸，帶著簡單的快樂和希望。
第一次拍攝完回到日本，小西六公司很滿意，但若將這組照片做成月曆只需要12張，其他的用不上有些可惜。公司和秋山就決定做成影集，不侷限於拍攝數量和拍攝地點。就這樣，秋山又陸續來到中國三次，每次停留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整個拍攝計劃。北京之外，他選擇了更多有代表性的城市——昆明、蘇州、桂林、上海、蘇州、烏魯木齊、哈爾濱、呼和浩特等，在呈現孩子的生活的同時，秋山也試圖將不同地域的不同風貌，透過孩子的狀態體現出來。
就這樣，秋山亮二端著老式的6×6祿來相機，拍了800來卷照片，每卷12張，一共9000多張。當然，他也會遇到阻礙。1983年在吐魯番拍攝時，秋山遇到一群維吾爾族孩子，特別適合入鏡，但當時的環境有些雜亂，拍出來不好看。秋山就和孩子們協商，換了周邊的另外一處場景，但他的舉動被父母們誤會了，差點叫來警察。後來，秋山長了教訓，隨身會帶著一臺寶麗來相機，有時拍完自己的作品後，會再用寶麗來拍一張瞬時成像的照片，送給小朋友留作紀念。
首版影集發行了3000冊，幾乎都到了中國，在日本很少有人看到，影響力不大。約5年前，《你好小朋友》這組照片卻重新在網絡上掀起一陣熱潮，經歷過80年代的人都從中看到了記憶，或是看到了那時正是個孩子的自己，或是看到已為人父母的自己是如何看著下一代成長的。如今再看這些照片，擊中人們內心的那個點，恰恰是拍攝時打動秋山的那種純真狀態，因為回不去，因為不會再次擁有，秋山定格的瞬間便格外珍貴了。
海南島海邊肆意玩耍衝向大海的孩子們
被動型攝影師
因為影集的再版，秋山亮二在中國出名了，這是他此前從未想過的。
秋山亮二1942年出生於東京，父親是秋山青磁，也是一位攝影師，比更有名一些的木村伊兵衛和土門拳早一個時代。秋山現在用的相機，多半是父親傳下來的。他不是一個對設備很講究的人，幾乎不買新的相機，後來常用的三臺萊卡，每臺都超過了30年。也許是喜歡每拍一張照片的謹慎和用心，直到現在，秋山還是更喜歡用膠片相機，這一點深受父親影響。
秋山從小和父母住在祖上留下來的老宅中，在他的記憶中，父親很少給他實質性的攝影技術指導，不會教他該怎麼拍、該拍什麼。因為父親很忙，父子之間的交流也並不是很多。不過家裡有暗房，可以隨時沖洗照片，對兒時的他來說，相機就是玩具，這是其他孩子望塵莫及的家庭環境。秋山說在日文中有一句諺語，意思是我是看著父母的背影長大的，他就是這樣，“雖然交流不多，但在父親工作的影響下，我也會想成為一名攝影師，這是一個不錯的工作，但我要跟他拍不一樣的東西”。
從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後，秋山亮二在AP通信、朝日新聞擔任過幾年新聞攝影師之後，走上了自由攝影師的道路。在父親秋山青磁的攝影作品中，女性肖像、風景居多，父親拍過很多皇室建築、皇室成員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像是貴族的茶道儀式之類的。兒子的興趣點則不在這裡。
秋山自覺是一個“視野比較窄的攝影師”，他幾乎不拍單純的風景，“因為當風景變為圖片，變為一幅攝影作品時，是有些空泛的”。他對花花草草也沒興趣，當時日本流行拍女性的身體，他也沒興趣，他唯一感興趣的是照片中體現出的人性，或者說如何把各種各樣的人性放到照片中去。美國攝影師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是新紀實攝影的旗手，也是秋山亮二最喜歡的攝影師之一，她拍了很多“怪人”，想在拍攝對象身上找到精神上的歸屬感。雖然阿勃斯的作品比秋山極端一些，但“歸屬感”這個詞同時適用於秋山亮二。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標題《秋山亮二：記錄80年代的中國兒童》
1983年，攝影集《你好小朋友》出版，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用鏡頭記錄下了當時中國兒童的生活狀態。今年6月，影集的復刻版勾起一代中國人對童年的回憶，也讓人們在日本觀念攝影的潮流中，重新關注到秋山亮二質樸平實的攝影風格。
記者/薛芃 供圖/青艸堂 Photos (c)Ryoji Akiyama
正在做眼保健操的小朋友（拍攝於成都）
你好小朋友
“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一半以上的工作來自客戶委託，並不是主動要去拍攝的，拍攝中國的小朋友起初就是一個商業性委託。”秋山亮二對本刊說道。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拍照仍以黑白膠捲為主，幾乎看不到彩色膠捲，更沒有面向公眾的彩色沖洗服務。秋山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來中國時，看到影樓裡風靡另一種彩色照片，但不是真正意義上彩色膠捲沖洗出來的，而是拍出黑白照片，再在單色基礎上著色，影樓喜歡把小朋友的臉頰都畫得紅撲撲的。那種彩色照片帶著濃濃的80年代烙印，幾乎每個城市的孩子都有類似的影樓記憶。但真正的彩色攝影因為價格偏高，技術也不夠，在當時中國是非常稀有的。
現在為人熟知的日本影像設備公司柯尼卡美能達（Konica Minolta）的前身是小西屋六兵衛店，俗稱“小西六”。80年代初，他們看到了彩色照片背後的商機，希望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推廣他們生產的櫻花牌彩色膠捲。想要推廣膠捲，首先要讓人們看到這種膠捲拍出來的片子，小西六決定邀請一位日本攝影師前往中國，拍攝一組兒童照片做成年曆。他們找到了秋山亮二。
80年代的北京流行喝橘子汽水
當時，中國並不允許外國人在各地進行自由拍攝。秋山要想在中國境內拍出好片子，必須拿到官方介紹信，並且由嚮導帶領。一位名叫斉藤金次郎的日本人給秋山的這次中國之行牽上了線說起斉藤先生，原本很平靜的秋山變得有些激動，他帶著日本式的謙遜和禮節，一直在談話間表達著感激之情。斉藤是此次合作的關鍵人物，在少年時代，就因為父輩的關係到了中國，並且加入了八路軍，1949年後一直從事著中日交流的工作。斉藤利用自己的人脈，找到了中國攝影家協會，申請到官方許可，促成了秋山的拍攝，並且在秋山所到的城市，都提前協調好幾家當地的學校、少年宮或是街道居委會幫忙。因此，秋山的這一路拍攝，並沒有受到太多的警惕與排斥，反而他看到的是中國各地最純真的孩子的生活，無拘無束又充滿朝氣。
秋山的第一站是北京。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0週年，國籍身份已經不是他擔心的首要問題，他更擔心的是如何拍出兒童的真實狀態。而一旦開始工作，這種疑慮就打消了。通常他會揹著兩到三臺相機走在街上，小孩們看著好奇，只要有一個起頭衝到他面前看個究竟，後面的孩子就會一窩蜂地跟上來，孩子們對他沒有太多戒備心。但這樣並不能出照片。“孩子畢竟是孩子，你拍他幾張，讓他玩一會兒，他覺得沒勁就該幹嗎幹嗎去了，這個時候才是他自己原本的狀態，也是拍照最好的機會。”秋山說道。
來中國拍攝是三十六七年前的事，很多細節秋山已經記不太清，但他深刻地記得中國小朋友的狀態，與當時日本兒童的狀態完全不同。有一張在蘇州街巷拍攝的照片——一個小男孩搬個凳子，坐在家門口的小路邊做功課，這在當時中國是一幕非常日常的景象，卻觸動了秋山。
因為常年生活在東京，秋山平常只能看到這座大城市裡日本孩子的狀態，但是東京小朋友很難引起他的關注，他不會有特別的意識去觀察這些孩子，因為特徵和個性不夠鮮明。在《你好小朋友》這本影集出版之前，秋山辦了一個小型的攝影展，主題是“不太高興的小朋友”——這是他對身邊東京兒童的直觀感受。在他眼中，東京的小朋友不太開朗，缺少元氣。“他們每天過著程式化的生活，早起去學校，傍晚從學校回家，然後再去一個補習學校，每天重複這些事，臉上好像看不到喜悅，甚至看不到太多表情，哪怕是生氣或沮喪的表情。”後來，秋山也意識到這種不太高興、有些麻木的狀態也是一種特質，就拍了一個系列。
第一次接觸中國的孩子時，秋山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氣息。在他眼裡，那時中國的孩子很會玩，到處玩，下課之後，街道上、公園裡、市場邊，這些公共空間都是孩子們玩耍的場所，做著各種各樣的遊戲，他們不會被圈在固定的某一處，但還是集中在家長可控的安全範圍內。他們也很愛學習，很認真地做功課，秋山記得路邊有不少小書攤，孩子可以去借書，大概幾分錢或一兩毛。他把這些都拍了下來。
蘇州的小街巷裡，正在做功課的小朋友
那時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秋山將這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和單純看作是“發展中的能量”，“有一股堅信明天會比今天好的能量”。而同時期的日本經濟處於黃金期，尚未達到80年代末泡沫經濟的高點，一切都處於即將飽和的狀態中。秋山從這樣的東京來到北京，又去了新疆、海南等欠發達地區，他看到了在日本看不到的發展狀態，這種狀態在孩子身上體現得最明顯，本真、質樸，帶著簡單的快樂和希望。
第一次拍攝完回到日本，小西六公司很滿意，但若將這組照片做成月曆只需要12張，其他的用不上有些可惜。公司和秋山就決定做成影集，不侷限於拍攝數量和拍攝地點。就這樣，秋山又陸續來到中國三次，每次停留一個多月的時間，完成整個拍攝計劃。北京之外，他選擇了更多有代表性的城市——昆明、蘇州、桂林、上海、蘇州、烏魯木齊、哈爾濱、呼和浩特等，在呈現孩子的生活的同時，秋山也試圖將不同地域的不同風貌，透過孩子的狀態體現出來。
就這樣，秋山亮二端著老式的6×6祿來相機，拍了800來卷照片，每卷12張，一共9000多張。當然，他也會遇到阻礙。1983年在吐魯番拍攝時，秋山遇到一群維吾爾族孩子，特別適合入鏡，但當時的環境有些雜亂，拍出來不好看。秋山就和孩子們協商，換了周邊的另外一處場景，但他的舉動被父母們誤會了，差點叫來警察。後來，秋山長了教訓，隨身會帶著一臺寶麗來相機，有時拍完自己的作品後，會再用寶麗來拍一張瞬時成像的照片，送給小朋友留作紀念。
首版影集發行了3000冊，幾乎都到了中國，在日本很少有人看到，影響力不大。約5年前，《你好小朋友》這組照片卻重新在網絡上掀起一陣熱潮，經歷過80年代的人都從中看到了記憶，或是看到了那時正是個孩子的自己，或是看到已為人父母的自己是如何看著下一代成長的。如今再看這些照片，擊中人們內心的那個點，恰恰是拍攝時打動秋山的那種純真狀態，因為回不去，因為不會再次擁有，秋山定格的瞬間便格外珍貴了。
海南島海邊肆意玩耍衝向大海的孩子們
被動型攝影師
因為影集的再版，秋山亮二在中國出名了，這是他此前從未想過的。
秋山亮二1942年出生於東京，父親是秋山青磁，也是一位攝影師，比更有名一些的木村伊兵衛和土門拳早一個時代。秋山現在用的相機，多半是父親傳下來的。他不是一個對設備很講究的人，幾乎不買新的相機，後來常用的三臺萊卡，每臺都超過了30年。也許是喜歡每拍一張照片的謹慎和用心，直到現在，秋山還是更喜歡用膠片相機，這一點深受父親影響。
秋山從小和父母住在祖上留下來的老宅中，在他的記憶中，父親很少給他實質性的攝影技術指導，不會教他該怎麼拍、該拍什麼。因為父親很忙，父子之間的交流也並不是很多。不過家裡有暗房，可以隨時沖洗照片，對兒時的他來說，相機就是玩具，這是其他孩子望塵莫及的家庭環境。秋山說在日文中有一句諺語，意思是我是看著父母的背影長大的，他就是這樣，“雖然交流不多，但在父親工作的影響下，我也會想成為一名攝影師，這是一個不錯的工作，但我要跟他拍不一樣的東西”。
從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後，秋山亮二在AP通信、朝日新聞擔任過幾年新聞攝影師之後，走上了自由攝影師的道路。在父親秋山青磁的攝影作品中，女性肖像、風景居多，父親拍過很多皇室建築、皇室成員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像是貴族的茶道儀式之類的。兒子的興趣點則不在這裡。
秋山自覺是一個“視野比較窄的攝影師”，他幾乎不拍單純的風景，“因為當風景變為圖片，變為一幅攝影作品時，是有些空泛的”。他對花花草草也沒興趣，當時日本流行拍女性的身體，他也沒興趣，他唯一感興趣的是照片中體現出的人性，或者說如何把各種各樣的人性放到照片中去。美國攝影師戴安·阿勃斯（Diane Arbus）是新紀實攝影的旗手，也是秋山亮二最喜歡的攝影師之一，她拍了很多“怪人”，想在拍攝對象身上找到精神上的歸屬感。雖然阿勃斯的作品比秋山極端一些，但“歸屬感”這個詞同時適用於秋山亮二。
1983年版《你好小朋友》的封面圖片，這也是秋山亮二少有的一張“擺拍”照片
在“你好小朋友”系列之後，秋山亮二用了兩年時間拍攝古城奈良。“每一次去奈良，都有一種媽媽在身邊的平靜感，我想拍下來這種感覺。每次我從東京開車去奈良，大概500公里，在那兒待幾天，拍出一些滿意的片子就回東京，休息整理一段時間，或者做些別的工作再去拍。”秋山說道。他用了和小朋友系列同樣的相機，也延續了類似的風格，清麗樸實，很生活化，沒有那麼深刻的觀念性，也不試圖通過照片表達某種態度，秋山所做的即呈現狀態，呈現出每一群人、每一個地方自然流淌出的狀態。
這與當時的日本實驗藝術攝影風格是相反的，如果把秋山亮二的作品放到日本攝影史裡去看，他的照片在同時期經典作品中顯得“另類”。其實他的審美訴求是很傳統的，他希望在色彩、構圖、明暗關係上都做得不多不少，不過分張揚又能吸引人，也就是一種和諧的畫面，讓人產生愉悅感。與同代的森山大道、中平卓馬、荒木經惟這些藝術性更強的攝影師相比，秋山亮二則更傾向紀實性，他拍攝印度的大饑荒、人口稀少的孤島，喜歡以一個旅行者的視角去捕捉對象，將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不是讓自己成為主導拍攝對象的指揮者。
“我是一個比較被動的攝影師，不少作品都是受人委託而拍的。不像很多知名的攝影師，要去主動地創造些什麼，我更習慣的工作模式是，有人來找我，給我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之下我會去思考我的處理方式，我應該拍什麼、怎麼拍。這樣說來，我應該並不算一個優秀的攝影師，也不是一個高產的攝影師，工作狀態與生活狀態分得很開，日常生活中我就像一個普通的有些內向的東京人一樣，習慣獨處。”這麼多年的攝影生涯，秋山亮二從不帶助手，所有工作都是獨立完成，他沒有以自我為中心的藝術家特質，如果有助手在身邊，他反而會因太顧及旁人而無法專心工作。
面對攝影，秋山亮二有著一種無慾無求的超然態度，一來是性格使然，二來也與從小平穩順遂的中產階級家庭和良好的教育背景相關。他相信攝影擁有歷久彌新的價值。“比如《你好小朋友》，拍照的人雖然是我，但當我拍完出版後，這本影集就像一個小孩，他自己落地，自己成長，他自己在走自己的路。如今對我來說，就好像這個孩子突然長大了，回來看我那樣的感覺。我有些驚訝又驚喜，這個孩子突然就成為一個很棒的大人。”
（感謝許建明對本文采訪提供的翻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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