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半導體的“昭和陷阱”'
日本半導體的慘敗已是不爭的事實。
2013年， 在NHK《日本製造反攻的劇本》節目中，日美貿易戰期間負責與美國交涉的通產省官員表示：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通產省）在推行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時遭遇阻力。在美國從日本那裡照貓畫虎，成立了Sematech（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之後，美國半導體在1993年成功反超了日本。
言下之意，日本半導體產業之衰敗，是因為美國施壓，日本的產業政策無法施展。
但因為日美貿易摩擦而簽署的日美半導體協議，早在1996年即失效。而根據經產省（前身為通產省）的統計數據，日本集成電路的出口額在日美貿易戰後屢創新高，直到2007年之後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近期，日韓之間聚焦於半導體的貿易之爭，每日反轉：“韓國國運迎來轉折點”、“日本半導體隱忍數十年上演復仇大戲”、“日本才是隱形冠軍”、“三星已在歐洲找到替代材料”…
不同於隔岸觀火者的隔靴搔癢，日本產經學者對於本國半導體產業的衰敗是痛心疾首的。
日本學者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中認為，日本的電子領域要重振雄風，就必須先老實承認自己“輸了”。
貿易摩擦“狼來了”的故事固然好聽，但謀殺日本半導體的，就是日本自己。
“昭和陷阱”
從1971年英特爾發明1KB的DRAM，到日本在8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1986年佔據80%的DRAM市場份額，英特爾退出DRAM競爭，日本半導體的稱王之路只花了不到15年的時間。
模仿式創新和精密的質量管理，是日本DRAM產業在短時間內稱王的法寶。
DRAM本身是一個非常標準化的產品，容易被後來者通過模仿來超越，尤其在DRAM剛發明的時候。
英特爾在先後研發4KB、16KB、64KB的時候，反覆遇到了被後來的模仿者侵佔市場的問題，到了256KB產品，英特爾產品的市佔率更是低至不到1%。無奈之下，英特爾停止了對1MB規格DRAM的研發，並於1985年從DRAM市場退出。
日本半導體的慘敗已是不爭的事實。
2013年， 在NHK《日本製造反攻的劇本》節目中，日美貿易戰期間負責與美國交涉的通產省官員表示：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通產省）在推行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時遭遇阻力。在美國從日本那裡照貓畫虎，成立了Sematech（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之後，美國半導體在1993年成功反超了日本。
言下之意，日本半導體產業之衰敗，是因為美國施壓，日本的產業政策無法施展。
但因為日美貿易摩擦而簽署的日美半導體協議，早在1996年即失效。而根據經產省（前身為通產省）的統計數據，日本集成電路的出口額在日美貿易戰後屢創新高，直到2007年之後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近期，日韓之間聚焦於半導體的貿易之爭，每日反轉：“韓國國運迎來轉折點”、“日本半導體隱忍數十年上演復仇大戲”、“日本才是隱形冠軍”、“三星已在歐洲找到替代材料”…
不同於隔岸觀火者的隔靴搔癢，日本產經學者對於本國半導體產業的衰敗是痛心疾首的。
日本學者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中認為，日本的電子領域要重振雄風，就必須先老實承認自己“輸了”。
貿易摩擦“狼來了”的故事固然好聽，但謀殺日本半導體的，就是日本自己。
“昭和陷阱”
從1971年英特爾發明1KB的DRAM，到日本在8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1986年佔據80%的DRAM市場份額，英特爾退出DRAM競爭，日本半導體的稱王之路只花了不到15年的時間。
模仿式創新和精密的質量管理，是日本DRAM產業在短時間內稱王的法寶。
DRAM本身是一個非常標準化的產品，容易被後來者通過模仿來超越，尤其在DRAM剛發明的時候。
英特爾在先後研發4KB、16KB、64KB的時候，反覆遇到了被後來的模仿者侵佔市場的問題，到了256KB產品，英特爾產品的市佔率更是低至不到1%。無奈之下，英特爾停止了對1MB規格DRAM的研發，並於1985年從DRAM市場退出。
在日本企業扎堆以模仿攻破英特爾創新壁壘的時候，他們正身處大型機時代。大型機經久耐用且價值數億日元的特性，決定了整機裡面的DRAM也是必須高度可靠、耐久使用的。當時的大型機廠商，要求DRAM要有25年保質期。
日本半導體制造商也真的造出來了，為什麼？因為美國人是他們的老師。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朝鮮戰爭的時候，日本作為“亞洲工廠”為美國供應軍火物資。為了達到軍需品的質量標準，日本人認真學習了一位美國質量管理導師—戴明的著作。
戴明的核心理念，是產品應該在生產的時候就避免出現瑕疵，而不是生產完了再找問題，這個生產理念沒有獲得美國人的認可，但是日本人一直遵循。
到了1980年，惠普公司表示，日本DRAM產品的良品率在驗收測試中要高於美國。日本人師法美國人，模仿、研究了不到十年時間，就生產出了質優價廉的DRAM產品，並供應給美國大型機廠商，將美國的DRAM同行衝擊的一塌糊塗。
追求高質量產品的技術文化滲透到了日本半導體企業的血液，來自美國人的誇獎，也使他們開始相信“日本技術第一”的神話。對這個神話的信仰與踐行，卻悄然為日本半導體企業埋了一個不小的雷。
當日本企業還在忙於追蹤大型機、沉迷於25年保質期DRAM的時候，IBM在1981年發佈了小型機IBM-PC。1982年，NEC推出了能夠處理日文的PC-9800系列個人計算機，佔據了日本一半的個人PC市場。
但日本封閉的PC產業沒有持續多長時間。日文處理的技術壁壘在1990年被IBM攻破，90年代中後期，Windows系統的出現、海外廉價機和互聯網的普及，摧毀了在封閉溫室下生長的日本PC產業。
這對於日本半導體產業也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在即將到來的個人電腦時代，日本半導體企業失去了最後的籌碼。
包括NEC、日立、富士通等在內的日本製造業企業，都是垂直一體化的整合分工模式，他們同時生產半導體和整機。
除了日本的整機廠商，沒有多少PC公司，願意把日本人用25年保質期技術生產出來的昂貴DRAM裝在自己的機子裡面，因為個人電腦的壽命不過5年時間，也不需要多高的品質。
身處大型機時代“技術最強”的神話之中，日本半導體企業遠未醒悟。而在隔海相望的韓國，一家野心勃勃的企業正在偷師日本，而傲慢的日本人，卻全然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1989年，平成年號啟用，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掉在了“昭和陷阱”裡，韓國人要追上來了。
三星諜網
商業間諜案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湯上之隆1987年進入日立成為半導體技術人員，在爾必達經歷了日本DRAM產業的最後嘗試，被迫於40歲提前退休後，他投身半導體產業研究。根據他自身的研究經歷，他懷疑富士通有一些日本人在幫三星做事。
他發現，在前田和夫於2004年發表的半導體通俗著作中，竟然有他在Selete（由東芝、日立、NEC等成立的半導體民間聯盟）期間所寫的內部保密材料。並且，引用的未經公開發表的內容相隔時間極短，前田和夫與湯之上隆也素不相識。
湯之上隆懷疑，前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快捷全面的蒐集關涉半導體的保密信息，是因為他與其他一些日本半導體人士一樣，其中包括富士通的高管，都是三星在日本組織成立的顧問團的一員。
這個顧問團很有一些來頭，並且在日本半導體界織就了一張神通廣大的情報網。
三星DRAM大業的建立，和日本人有不少關係。1983年，三星接受夏普的技術轉讓，建立了DRAM一廠，初步嚐到了甜頭，但之後的二廠栽了跟頭，因為成品率太差，建廠失敗。到了三廠，三星花高價組建了一個由日本專家組成的顧問團，好“讓錢發揮作用”。90年代，三星還承接了NEC派過來的DRAM訂單，學到了NEC先進的量產方法。
日本半導體的慘敗已是不爭的事實。
2013年， 在NHK《日本製造反攻的劇本》節目中，日美貿易戰期間負責與美國交涉的通產省官員表示：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通產省）在推行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時遭遇阻力。在美國從日本那裡照貓畫虎，成立了Sematech（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之後，美國半導體在1993年成功反超了日本。
言下之意，日本半導體產業之衰敗，是因為美國施壓，日本的產業政策無法施展。
但因為日美貿易摩擦而簽署的日美半導體協議，早在1996年即失效。而根據經產省（前身為通產省）的統計數據，日本集成電路的出口額在日美貿易戰後屢創新高，直到2007年之後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近期，日韓之間聚焦於半導體的貿易之爭，每日反轉：“韓國國運迎來轉折點”、“日本半導體隱忍數十年上演復仇大戲”、“日本才是隱形冠軍”、“三星已在歐洲找到替代材料”…
不同於隔岸觀火者的隔靴搔癢，日本產經學者對於本國半導體產業的衰敗是痛心疾首的。
日本學者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中認為，日本的電子領域要重振雄風，就必須先老實承認自己“輸了”。
貿易摩擦“狼來了”的故事固然好聽，但謀殺日本半導體的，就是日本自己。
“昭和陷阱”
從1971年英特爾發明1KB的DRAM，到日本在8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1986年佔據80%的DRAM市場份額，英特爾退出DRAM競爭，日本半導體的稱王之路只花了不到15年的時間。
模仿式創新和精密的質量管理，是日本DRAM產業在短時間內稱王的法寶。
DRAM本身是一個非常標準化的產品，容易被後來者通過模仿來超越，尤其在DRAM剛發明的時候。
英特爾在先後研發4KB、16KB、64KB的時候，反覆遇到了被後來的模仿者侵佔市場的問題，到了256KB產品，英特爾產品的市佔率更是低至不到1%。無奈之下，英特爾停止了對1MB規格DRAM的研發，並於1985年從DRAM市場退出。
在日本企業扎堆以模仿攻破英特爾創新壁壘的時候，他們正身處大型機時代。大型機經久耐用且價值數億日元的特性，決定了整機裡面的DRAM也是必須高度可靠、耐久使用的。當時的大型機廠商，要求DRAM要有25年保質期。
日本半導體制造商也真的造出來了，為什麼？因為美國人是他們的老師。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朝鮮戰爭的時候，日本作為“亞洲工廠”為美國供應軍火物資。為了達到軍需品的質量標準，日本人認真學習了一位美國質量管理導師—戴明的著作。
戴明的核心理念，是產品應該在生產的時候就避免出現瑕疵，而不是生產完了再找問題，這個生產理念沒有獲得美國人的認可，但是日本人一直遵循。
到了1980年，惠普公司表示，日本DRAM產品的良品率在驗收測試中要高於美國。日本人師法美國人，模仿、研究了不到十年時間，就生產出了質優價廉的DRAM產品，並供應給美國大型機廠商，將美國的DRAM同行衝擊的一塌糊塗。
追求高質量產品的技術文化滲透到了日本半導體企業的血液，來自美國人的誇獎，也使他們開始相信“日本技術第一”的神話。對這個神話的信仰與踐行，卻悄然為日本半導體企業埋了一個不小的雷。
當日本企業還在忙於追蹤大型機、沉迷於25年保質期DRAM的時候，IBM在1981年發佈了小型機IBM-PC。1982年，NEC推出了能夠處理日文的PC-9800系列個人計算機，佔據了日本一半的個人PC市場。
但日本封閉的PC產業沒有持續多長時間。日文處理的技術壁壘在1990年被IBM攻破，90年代中後期，Windows系統的出現、海外廉價機和互聯網的普及，摧毀了在封閉溫室下生長的日本PC產業。
這對於日本半導體產業也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在即將到來的個人電腦時代，日本半導體企業失去了最後的籌碼。
包括NEC、日立、富士通等在內的日本製造業企業，都是垂直一體化的整合分工模式，他們同時生產半導體和整機。
除了日本的整機廠商，沒有多少PC公司，願意把日本人用25年保質期技術生產出來的昂貴DRAM裝在自己的機子裡面，因為個人電腦的壽命不過5年時間，也不需要多高的品質。
身處大型機時代“技術最強”的神話之中，日本半導體企業遠未醒悟。而在隔海相望的韓國，一家野心勃勃的企業正在偷師日本，而傲慢的日本人，卻全然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1989年，平成年號啟用，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掉在了“昭和陷阱”裡，韓國人要追上來了。
三星諜網
商業間諜案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湯上之隆1987年進入日立成為半導體技術人員，在爾必達經歷了日本DRAM產業的最後嘗試，被迫於40歲提前退休後，他投身半導體產業研究。根據他自身的研究經歷，他懷疑富士通有一些日本人在幫三星做事。
他發現，在前田和夫於2004年發表的半導體通俗著作中，竟然有他在Selete（由東芝、日立、NEC等成立的半導體民間聯盟）期間所寫的內部保密材料。並且，引用的未經公開發表的內容相隔時間極短，前田和夫與湯之上隆也素不相識。
湯之上隆懷疑，前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快捷全面的蒐集關涉半導體的保密信息，是因為他與其他一些日本半導體人士一樣，其中包括富士通的高管，都是三星在日本組織成立的顧問團的一員。
這個顧問團很有一些來頭，並且在日本半導體界織就了一張神通廣大的情報網。
三星DRAM大業的建立，和日本人有不少關係。1983年，三星接受夏普的技術轉讓，建立了DRAM一廠，初步嚐到了甜頭，但之後的二廠栽了跟頭，因為成品率太差，建廠失敗。到了三廠，三星花高價組建了一個由日本專家組成的顧問團，好“讓錢發揮作用”。90年代，三星還承接了NEC派過來的DRAM訂單，學到了NEC先進的量產方法。
日韓半導體界的“交流”由此十分頻繁。
據傳，在八九十年代週末由日本飛往首爾的班機中，坐滿了日本的半導體工程師。湯之上隆猜測，一些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情報交易，由日本的顧問團在中間暗箱撮合。而一條最新情報的標價，是一條100萬日元。
對於日本半導體企業的最新情報，三星尤其熱衷。1998年，日立的1GB規格DRAM正處於研發階段，當時正在日立工作的湯之上隆便聽說了試製樣品落到了三星手裡，而日立不過試製了十幾個樣品。
日本顧問團只是三星龐大情報網的冰山一角，除了這種或灰或黑的情報交易，三星尤為注重市場調研，併網絡相當數量的全球優秀人才以洞察市場先機。
三星與日本半導體企業市場調研人員的體量，相差有數十倍之巨。日常的數據統計，並非這些市場調研人員的首要工作。他們的主要職責，在於感知並準確預測市場需求。
一個市場調研專員被派到中國來，他要在中國住上一到兩年，學會講普通話、吃中國飯、瞭解中國人的喜好，做完了這些功課，再確定三星應該給中國人生產何種DRAM產品。
要做到精準的需求預測，離不開天生的直覺，這種市場嗅覺無法經後天的教育培訓得來。因而，即便是三星董事級別的高管，每年都需要不設頂薪，為公司物色一名這樣的人才。畢竟，一個市場決策，可能直接決定了今後的資本開支計劃，錢一花出去，就找不回來了。
而在這些頂級人才進入公司後，迎接他們的是更殘酷的競爭。一個慣例是，如果40歲還未當上部長，就必須從公司滾蛋。激烈的內部競爭，讓身居高位之人都不可絲毫懈怠。
與之不同的是，在日本半導體企業內，各部門之間的鄙視鏈是：研發、量產、市場，這種分工高下就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觀念之根深蒂固，很難動搖。如果一個研發人員被調到了市場部門，那他一定認為自己沒前途，要完蛋了。
除去分工高下之別，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人員在走向高位之後，便逐漸遠離一線車間，不再瞭解最先進的技術，有如隱士一般。
這造成的一個問題，就是每個職能口，實際上都被能力不逮之人所佔據，有能力的普通職員，早早的就不幹技術活兒了，當了領導，卻又離市場太遠，這便不能履行他在公司的領導職能。
分工如此割裂，便可以解釋為何日韓半導體企業之差距，會越拉越大。
在三星以其嚴密龐大的情報網偷師日本老師之技術產品、以優秀的市場調研團隊把握電腦行業之變化、以廉價生產技術提供的DRAM衝擊市場之際，日本半導體企業節節敗退。
到了90年代末，各大日本半導體企業已無法承受DRAM業務帶來的虧損，單個公司生產也不再具備規模經濟。東芝、富士通、三菱退出競爭，日立和NEC分拆其業務，合併成立了爾必達。
這是日本DRAM產業，也是日本半導體產業最後的希望所在。
最後一戰
2000年2月，正值職業生涯頂峰的湯之上隆毛遂自薦，自願從日立借調至爾必達。一年時間，湯之上隆在爾必達內部日立與NEC的派系鬥爭中失敗，隨後被掃地出門。
這一年的時間，使湯之上隆深刻的認識到日本半導體的短板。
湯之上隆認為，日本DRAM產業被“團滅”，不是因為半導體制造商們造的DRAM質量不行、不夠耐用，反而是因為日本的DRAM太好了，精益求精導致成本居高不下。
從1999年底合併成立，到2012年破產被鎂光收購，爾必達在這13年間一直沒有掌握用低成本生產技術來製造廉價DRAM的方法。
那麼，爾必達的DRAM生產成本為什麼一直居高不下？
這得說到爾必達公司內部的三大派系。爾必達由日立、NEC合併而來，一開始分為兩派，日立系擅長新技術研發，NEC系則擅長高成品率的量產。
後來公司招了三菱系的人進來，三菱在大型機DRAM時代墊底，因為技術不行、錢也不夠，三菱系只好把競爭力放在組織能力和團隊合作上，以依靠人的優勢在低成本DRAM拼出一塊市場。
日本半導體的慘敗已是不爭的事實。
2013年， 在NHK《日本製造反攻的劇本》節目中，日美貿易戰期間負責與美國交涉的通產省官員表示：因為來自美國的壓力，（通產省）在推行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時遭遇阻力。在美國從日本那裡照貓畫虎，成立了Sematech（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之後，美國半導體在1993年成功反超了日本。
言下之意，日本半導體產業之衰敗，是因為美國施壓，日本的產業政策無法施展。
但因為日美貿易摩擦而簽署的日美半導體協議，早在1996年即失效。而根據經產省（前身為通產省）的統計數據，日本集成電路的出口額在日美貿易戰後屢創新高，直到2007年之後才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近期，日韓之間聚焦於半導體的貿易之爭，每日反轉：“韓國國運迎來轉折點”、“日本半導體隱忍數十年上演復仇大戲”、“日本才是隱形冠軍”、“三星已在歐洲找到替代材料”…
不同於隔岸觀火者的隔靴搔癢，日本產經學者對於本國半導體產業的衰敗是痛心疾首的。
日本學者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中認為，日本的電子領域要重振雄風，就必須先老實承認自己“輸了”。
貿易摩擦“狼來了”的故事固然好聽，但謀殺日本半導體的，就是日本自己。
“昭和陷阱”
從1971年英特爾發明1KB的DRAM，到日本在8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1986年佔據80%的DRAM市場份額，英特爾退出DRAM競爭，日本半導體的稱王之路只花了不到15年的時間。
模仿式創新和精密的質量管理，是日本DRAM產業在短時間內稱王的法寶。
DRAM本身是一個非常標準化的產品，容易被後來者通過模仿來超越，尤其在DRAM剛發明的時候。
英特爾在先後研發4KB、16KB、64KB的時候，反覆遇到了被後來的模仿者侵佔市場的問題，到了256KB產品，英特爾產品的市佔率更是低至不到1%。無奈之下，英特爾停止了對1MB規格DRAM的研發，並於1985年從DRAM市場退出。
在日本企業扎堆以模仿攻破英特爾創新壁壘的時候，他們正身處大型機時代。大型機經久耐用且價值數億日元的特性，決定了整機裡面的DRAM也是必須高度可靠、耐久使用的。當時的大型機廠商，要求DRAM要有25年保質期。
日本半導體制造商也真的造出來了，為什麼？因為美國人是他們的老師。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朝鮮戰爭的時候，日本作為“亞洲工廠”為美國供應軍火物資。為了達到軍需品的質量標準，日本人認真學習了一位美國質量管理導師—戴明的著作。
戴明的核心理念，是產品應該在生產的時候就避免出現瑕疵，而不是生產完了再找問題，這個生產理念沒有獲得美國人的認可，但是日本人一直遵循。
到了1980年，惠普公司表示，日本DRAM產品的良品率在驗收測試中要高於美國。日本人師法美國人，模仿、研究了不到十年時間，就生產出了質優價廉的DRAM產品，並供應給美國大型機廠商，將美國的DRAM同行衝擊的一塌糊塗。
追求高質量產品的技術文化滲透到了日本半導體企業的血液，來自美國人的誇獎，也使他們開始相信“日本技術第一”的神話。對這個神話的信仰與踐行，卻悄然為日本半導體企業埋了一個不小的雷。
當日本企業還在忙於追蹤大型機、沉迷於25年保質期DRAM的時候，IBM在1981年發佈了小型機IBM-PC。1982年，NEC推出了能夠處理日文的PC-9800系列個人計算機，佔據了日本一半的個人PC市場。
但日本封閉的PC產業沒有持續多長時間。日文處理的技術壁壘在1990年被IBM攻破，90年代中後期，Windows系統的出現、海外廉價機和互聯網的普及，摧毀了在封閉溫室下生長的日本PC產業。
這對於日本半導體產業也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在即將到來的個人電腦時代，日本半導體企業失去了最後的籌碼。
包括NEC、日立、富士通等在內的日本製造業企業，都是垂直一體化的整合分工模式，他們同時生產半導體和整機。
除了日本的整機廠商，沒有多少PC公司，願意把日本人用25年保質期技術生產出來的昂貴DRAM裝在自己的機子裡面，因為個人電腦的壽命不過5年時間，也不需要多高的品質。
身處大型機時代“技術最強”的神話之中，日本半導體企業遠未醒悟。而在隔海相望的韓國，一家野心勃勃的企業正在偷師日本，而傲慢的日本人，卻全然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1989年，平成年號啟用，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掉在了“昭和陷阱”裡，韓國人要追上來了。
三星諜網
商業間諜案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湯上之隆1987年進入日立成為半導體技術人員，在爾必達經歷了日本DRAM產業的最後嘗試，被迫於40歲提前退休後，他投身半導體產業研究。根據他自身的研究經歷，他懷疑富士通有一些日本人在幫三星做事。
他發現，在前田和夫於2004年發表的半導體通俗著作中，竟然有他在Selete（由東芝、日立、NEC等成立的半導體民間聯盟）期間所寫的內部保密材料。並且，引用的未經公開發表的內容相隔時間極短，前田和夫與湯之上隆也素不相識。
湯之上隆懷疑，前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快捷全面的蒐集關涉半導體的保密信息，是因為他與其他一些日本半導體人士一樣，其中包括富士通的高管，都是三星在日本組織成立的顧問團的一員。
這個顧問團很有一些來頭，並且在日本半導體界織就了一張神通廣大的情報網。
三星DRAM大業的建立，和日本人有不少關係。1983年，三星接受夏普的技術轉讓，建立了DRAM一廠，初步嚐到了甜頭，但之後的二廠栽了跟頭，因為成品率太差，建廠失敗。到了三廠，三星花高價組建了一個由日本專家組成的顧問團，好“讓錢發揮作用”。90年代，三星還承接了NEC派過來的DRAM訂單，學到了NEC先進的量產方法。
日韓半導體界的“交流”由此十分頻繁。
據傳，在八九十年代週末由日本飛往首爾的班機中，坐滿了日本的半導體工程師。湯之上隆猜測，一些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情報交易，由日本的顧問團在中間暗箱撮合。而一條最新情報的標價，是一條100萬日元。
對於日本半導體企業的最新情報，三星尤其熱衷。1998年，日立的1GB規格DRAM正處於研發階段，當時正在日立工作的湯之上隆便聽說了試製樣品落到了三星手裡，而日立不過試製了十幾個樣品。
日本顧問團只是三星龐大情報網的冰山一角，除了這種或灰或黑的情報交易，三星尤為注重市場調研，併網絡相當數量的全球優秀人才以洞察市場先機。
三星與日本半導體企業市場調研人員的體量，相差有數十倍之巨。日常的數據統計，並非這些市場調研人員的首要工作。他們的主要職責，在於感知並準確預測市場需求。
一個市場調研專員被派到中國來，他要在中國住上一到兩年，學會講普通話、吃中國飯、瞭解中國人的喜好，做完了這些功課，再確定三星應該給中國人生產何種DRAM產品。
要做到精準的需求預測，離不開天生的直覺，這種市場嗅覺無法經後天的教育培訓得來。因而，即便是三星董事級別的高管，每年都需要不設頂薪，為公司物色一名這樣的人才。畢竟，一個市場決策，可能直接決定了今後的資本開支計劃，錢一花出去，就找不回來了。
而在這些頂級人才進入公司後，迎接他們的是更殘酷的競爭。一個慣例是，如果40歲還未當上部長，就必須從公司滾蛋。激烈的內部競爭，讓身居高位之人都不可絲毫懈怠。
與之不同的是，在日本半導體企業內，各部門之間的鄙視鏈是：研發、量產、市場，這種分工高下就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觀念之根深蒂固，很難動搖。如果一個研發人員被調到了市場部門，那他一定認為自己沒前途，要完蛋了。
除去分工高下之別，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人員在走向高位之後，便逐漸遠離一線車間，不再瞭解最先進的技術，有如隱士一般。
這造成的一個問題，就是每個職能口，實際上都被能力不逮之人所佔據，有能力的普通職員，早早的就不幹技術活兒了，當了領導，卻又離市場太遠，這便不能履行他在公司的領導職能。
分工如此割裂，便可以解釋為何日韓半導體企業之差距，會越拉越大。
在三星以其嚴密龐大的情報網偷師日本老師之技術產品、以優秀的市場調研團隊把握電腦行業之變化、以廉價生產技術提供的DRAM衝擊市場之際，日本半導體企業節節敗退。
到了90年代末，各大日本半導體企業已無法承受DRAM業務帶來的虧損，單個公司生產也不再具備規模經濟。東芝、富士通、三菱退出競爭，日立和NEC分拆其業務，合併成立了爾必達。
這是日本DRAM產業，也是日本半導體產業最後的希望所在。
最後一戰
2000年2月，正值職業生涯頂峰的湯之上隆毛遂自薦，自願從日立借調至爾必達。一年時間，湯之上隆在爾必達內部日立與NEC的派系鬥爭中失敗，隨後被掃地出門。
這一年的時間，使湯之上隆深刻的認識到日本半導體的短板。
湯之上隆認為，日本DRAM產業被“團滅”，不是因為半導體制造商們造的DRAM質量不行、不夠耐用，反而是因為日本的DRAM太好了，精益求精導致成本居高不下。
從1999年底合併成立，到2012年破產被鎂光收購，爾必達在這13年間一直沒有掌握用低成本生產技術來製造廉價DRAM的方法。
那麼，爾必達的DRAM生產成本為什麼一直居高不下？
這得說到爾必達公司內部的三大派系。爾必達由日立、NEC合併而來，一開始分為兩派，日立系擅長新技術研發，NEC系則擅長高成品率的量產。
後來公司招了三菱系的人進來，三菱在大型機DRAM時代墊底，因為技術不行、錢也不夠，三菱系只好把競爭力放在組織能力和團隊合作上，以依靠人的優勢在低成本DRAM拼出一塊市場。
爾必達合併之初，日立系與NEC系打得不可開交。2002年11月，阪本幸雄就任新社長，日立系大敗，NEC佔領了包括研發、量產在內的重要地盤。
擅長量產的NEC系，分工極其細化。對於一個細分的技術口，NEC的技術人員是日立的3-5倍，是三菱的10倍。
即便再小的領域，NEC系會做的十分徹底，工作量不減反增。對於一個技術，他們會對每個參數事無鉅細的進行調整、觀察，並拿出相當於日立10-20倍的晶圓數量進行實驗。工作量如此之大，以至於NEC系的員工每日加班到凌晨，早上八點半按時上班，週末兩天依舊加班。
為了達到DRAM的高成品率，爾必達延續了日本半導體企業昂貴的設備使用習慣。公司每道工序都設置了專用設備，用著同一臺設備，爾必達的晶圓吞吐量只有三星的一半。
因爾必達DRAM芯片面積稍大於三星，即便前者達到了98%的成品率，比三星要高15%，但生產出的每一片晶圓，能切割出來的DRAM芯片數量依舊是少於三星的。如此一來，分攤到每一個芯片上，爾必達的折舊成本相當於三星的兩倍。
人員冗餘、製造工序複雜、最大的成本項設備折舊成本高企，爾必達虧損度日。
2005年，爾必達破天荒地實現了3%的營利潤率，但三星的營業利潤率為30%，兩者之間差了十倍。對於爾必達來說，這3%的超低利潤率，景氣上升週期尚可勉力維持，一到金融危機DRAM量價雙殺、必須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時候，原本體質羸弱的企業會被瞬間擊倒。
當然，爾必達不是沒有扭轉命運的機會。
公司內部的三菱系員工，擅長集成統籌，他們的工作風格，是用最少的人力、最低的成本、最經濟地生產DRAM。這些三菱系地員工認為，NEC系所用的DRAM生產方法工序過多、檢測過度，用最高的技術來生產PC用的DRAM，但實際上一臺機子根本用不到這麼好的DRAM。這個問題，也就是“質量過剩”。
但是，三菱系在爾必達的存在感不強，他們也離不開日立系所長的新技術研發能力，而日立系早已被邊緣化。被NEC系佔據的爾必達，還一直停留在日本半導體“技術第一”的自滿循環裡面，無心於DRAM的低成本生產技術。
不同於爾必達離散的戰鬥隊伍和日益落後的生產方式，三星塑造的組織型態完全是面向PC時代的。
為了實現經濟有效地生產PC用DRAM，三星在“設備不變、工藝流程不變、工序不變”的理念支持下，以多個小組內部賽馬的方式，同時推進四代產品。
在三星內部，每個小組均以集成技術人員為主，他們更注重全局的成本優化，而非日式分工下的局部最優。這些小組在研發與量產之間來回替換，因而能夠全盤考慮，更快、更低成本地生產出面積更小的DRAM。
爾必達鏖戰13年，雖然一度迴光返照，但最終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
2012年，在公司破產的記者見面會上，爾必達社長阪本幸雄總結了破產的原因：DRAM價格下跌、“史無前例”的日元升值、東日本大地震、泰國洪災…至於公司的技術水平，當然還是“很高”。
天災由人禍，方可致不可恢復之悲劇。
無力迴天？
日本半導體的底子是很好的。DRAM雖已日暮西山，但是日企垂直一體化的分工模式下，轉向fabless（無晶圓廠的純設計模式）和foundry（晶圓代工模式，承接眾多設計商之訂單）也未為不可。
在退出DRAM領域後，大部分日企轉向了SoC，做特定用途的專用集成電路（ASIC）。當時，日本官方還專門設立了Asuka計劃，以支持13家日企成立的Selete技術協會參與這一轉型。
但令人震驚的是，日本經產省所起草的計劃書，都不知道這個Asuka應該達成一個什麼樣的目標。而參與這一計劃的13個日企也在和稀泥，對於要研發的SoC工藝技術，要麼認為這個東西是落後的，要麼認為不需要這個東西。
就這樣，數千億日元的公款和研究經費就這樣打了水漂，最後研發出來的技術派不上用場。
半導體全線潰敗後的2013年，富士通公司表示，要把位於福島縣的半導體工廠改造為蔬菜生產基地。半導體工廠具備完善的水、空氣和工序管理設施，可以說再合適不過。因為福島該工廠具備無菌栽培的條件，據說一顆生菜能賣到400日元，是一般品種的3-4倍。
為什麼日本半導體產業遲遲沒有找到他們的定位？
在湯之上隆看來，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衰敗，不在泡沫經濟，不在貿易摩擦，而在日本半導體陷入了後發創新者的窘境。他們把“創新”狹隘地當成先進技術、高質量產品的研發，卻忽略了“低成本生產技術”其實也是一種“創新”。
DRAM產業是一種極其容易通過模仿習得的產業，韓國人通過日本人賣給他們的生產設備，就可以學到部分日本DRAM的生產工藝。
但是，在日本人的基礎上，韓國人建立了異常強大的市場調研網絡，和與時俱進的分工協作體系，從而在Wintel時代融入了全球的水平分工潮流，迅速壯大。
在美日貿易戰後，日本有30年的時間來扭轉半導體產業的局面，但是他們幾乎是同時在DRAM、SoC和foundry這三個大方向上失去了戰略高地，進而一步步跌向不可挽回的深淵。
在大塊肉被分食完畢之後，日本半導體在很難通過模仿習得、更多依賴經驗傳承的設備與化學材料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這些細分領域能夠帶動的產值、就業不可與DRAM、SoC和foundry同日而語。
當下，日韓半導體之戰正酣，隔海觀火無濟於事。中國芯片大計，還當對日本半導體創新的“昭和陷阱”引以為戒。
參考資料：
1、 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湯之上隆，機械工業出版社；
2、 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西村吉雄，人民郵電出版社；
3、 戰後日本經濟史，野口悠紀雄，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文/楊健楷 編輯/張麗娟 來源/投中網旗下CV智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