熵、創新、知識產權與稅

熵、創新、知識產權與稅,熵是物理學概念,創新本質上是科技概念,知識產權嚴格來說是法學概念,稅是社會學概念。這幾個概念之間有什麼聯繫呢?在看了《華為之熵,光明之矢》《伯凡·日知錄》《硅谷之謎》關於熵的文章後,豁然開朗。

一、熵、耗散結構與創新

華為總裁任正非2017年的簽署的三號文叫《華為之熵 光明之矢》,從名字就可以看出,又是一篇出自理工男之手的文章。熵是什麼?魯道夫•克勞修斯發現熱力學第二定律時定義了熵,熵是封閉的熱力學系統中對無序和隨機的計量單位,基本含義就是混沌、有序性的衰減、混亂遞增、衰敗等等。自然社會任何時候都是高溫自動向低溫轉移的,在一個封閉系統最終會達到熱平衡,沒有了溫差,再不能作功,這個過程叫熵增,最後狀態就是熵死,也稱熱寂。熵原本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概念,卻被任正非用於研究企業的發展之道,是華為管理思想的精華之一。

僅從物理學的定義去理解熵這個概念,還不夠感性,那麼我們來看看薛定諤是怎麼描述熵的。1943年,薛定諤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關於“生命是什麼”的主題演講中提到,自然萬物都趨向從有序到無序,即熵值增加,而生命需要通過不斷抵消其生活中產生的正熵,使自己維持在一個穩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負熵為生。用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話來說就是,生命在於運動,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注意,生命是一個開放系統,而熱力學第二定律講的是封閉系統。所以,這裡還要引出另外一個概念,就是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結構。

熱力學第二定律是封閉系統的規律,避免熵死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耗散結構。耗散結構是普利高津在研究不違背熱力學第二定律情況下,如何闡明生命系統自身的進化過程時提出的新概念,他因此獲得了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耗散結構就是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通過不斷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在耗散過程中產生負熵流,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有序狀態,這種新的有序結構就是耗散結構。任正非的理解是這樣的:你每天去鍛鍊身體跑步,就是耗散結構。為什麼呢?你身體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變成肌肉了,就變成了堅強的血液循環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病也不會有了,肥胖病也不會有了,身體也苗條了,漂亮了,這就是最簡單的耗散結構。我以為,一語中的。

叔本華說,人一出生就開始了死亡的過程。我們人類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延緩死亡的到來,我們鍛鍊、養生,保持生命活力,就是在生命的耗散結構中增加負熵,避免熵死。一個活著的人,他才會有餓的感覺,他才會有對食物的需求。餓的狀態,其實就是一個不平衡狀態,就是一個渴望開放、渴望外在能力輸入的一個狀態。在耗散機構中,通過不斷的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交換,在耗散結構中產生負熵流,使系統的無序狀態或低有序狀態轉變為有序狀態。吳軍博士在《硅谷之謎》提出,一個封閉系統總是朝著熵增的方向變化的,即從有序變為無序,只有從外界引入負熵,才能變回有序狀態。硅谷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不斷從世界各地引入新的人才,不斷豐富本已多元的文化,才在整體上蒸蒸日上。

創新主要來自非平衡狀態,來自自由開放的耗散結構系統。自由開放可導致活力的自然流動,只有身心靈都處於自由開放的狀態下,人才有可能激活最大的創造力。中國的儒家傳統以及社會權力體系,都是過度限制人的自由的,所以我們一直缺乏創造力。但恢復創造力也不是一件難事,因為創造是人的天性,舒展身心靈就可以了。韓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雖然在家庭、文化上還有很多壓制性的東西,但整個社會呈開放狀態,所以他們的創造性就出來了。以色列、新加坡、美國等國家,都是相對自由開放的國家,創新能力全球首屈一指。比如一戰、二戰後的美國,從歐洲、亞洲、非洲接納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勞工(當然有些是被騙過來、賣過來的),為美國的崛起和創新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移民國家、移民城市為什麼一般創新能力強,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耗散結構,能夠不斷地吸納新的思想和人才,實現物質與能量的不斷交換,從而保持創新活力。

那麼對於企業來說,不創新即意味著死。任正非說,企業要想生存就要逆向做功,把能量從低到高抽上來,增加勢能,這樣就發展了,於是誕生了厚積薄發的華為理念。人的天性就是要休息,舒服,這樣如何領導企業發展?於是誕生了以奮鬥者為本,長期艱苦奮鬥的華為理念。任正非正是通過洞察人性,激發出華為人的生命活力和創造力,從而得到持續發展的企業活力。任正非一直批評華為的自主創新,因為自主創新就把華為變成了一個封閉系統,於是誕生了開放合作的華為理念。外界一直吹捧華為,但華為一直在不斷審視自己,比如《華為的冬天》《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等文章,說明華為對自己是有清醒認識的,一直在避免熵死,而這才是華為最偉大、最令人尊敬的地方

二、創新、知識產權與稅

在經濟系統中,不可逆現象隨處可見,不可逆現象產生的過程會導致熵增加。例如,創新擴散導致工資上升,並使超額利潤的分佈由極性走向均勻;投入-產出結構,隨著時間推移總是自發地走向比例失調;根據單利和複利定律,利息債務永遠在增長,但是物質財富卻不能以同樣的速度增加。根據前面的熵定律,以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換來的社會物質增加,是一個單向不可逆的過程,能量從有效轉化成了無效,此時經過轉化的能量就構成了“垃圾”,也就是汙染。因為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有限,所以一個高熵社會,就會產生日益惡化的資源和環境問題。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轉型升級,推動以創新促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一個特定區域內,不僅有參與技術生產和擴散的企業、大學、研究機構,還有從事市場中介服務的組織和政府,這些機構共同創造、儲備、轉讓知識、技能和新產品,從而形成的一個創新網絡系統。特別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產品和服務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知識產權制度對於知識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那麼,知識產品一定比製造業實體重要嗎?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就明白了。我們知道,工廠的成本和銷售費用是已知的,利潤一項就和運費捆綁在一起,運費越高,利潤就沖蝕,利潤為零時的運距叫做產品的銷售半徑。毛利越高的產品,銷售半徑就越大。所以,一般像啤酒、飲料、糧食、服裝、汽車等實體經濟,大都在自己的銷售半徑範圍內產銷。超出銷售半徑範圍,運費非常昂貴,利潤大大降低,不划算。如果產品要出口,還得面臨海關關稅等問題,如果沒有國家的出口退稅支持,幾乎就是賺點人工費的買賣。那麼,什麼產品賺錢?不受銷售半徑限制的產品賺錢。什麼產品不受銷售半徑限制?知識產品,比如影視、音樂、藝術、專利技術等,運費成本幾乎為零。

高通,就是一個以知識產權為生的全球巨無霸企業,給大家算一筆賬就清楚了。根據高通的協議,對於面向在中國銷售使用的品牌設備的3G、4G必要中國專利的授權,高通將對3G設備(包含多模3G/4G設備)收取5%、對不執行CDMA或WCDMA網絡協議的4G設備(包含3模LTE-TDD設備)收取3.5%的專利費,每一種專利費的收費基礎是設備銷售淨價的65%。一部2000元的手機,需要繳納2000元×65%×5% =65元的專利費。目前,國內市場上2000元價位的手機廠商(聯想、小米、魅族、樂視等)幾乎都是微利甚至負利在銷售手機,而手握大量專利技術的華為則成為中國最賺錢的民營企業。高通財報數據顯示,中國是高通最大市場,2015財年為高通貢獻了53%的營收,共計252.8億美元,通過收取專利費,高通幾乎制霸了全球安卓手機市場。不跟你正面競爭,但你打下的市場我要佔大頭,這就是高通的智慧,也是高通的知識產權之道。當然,高通的終極武器是“標準必要專利”,掌握大量的“標準必要專利”,就可能成為行業的壟斷者,華為、中興通訊最大的願望就是在標準必要專利分一杯羹,佔領行業制高點。有見及此,行業組織在制定相關的技術標準時,會強制“標準必要專利”擁有者接受“公平、合理、無歧視”(Fair,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ion,簡稱FRAND)條款,藉此確保任何公司都能進入市場,而專利持有者在得到合理的授權費繼續保持創新。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是要激勵創新,而不是形成壟斷。

在知識產權叢林中,企業踽踽獨行,總會碰到知識產權地雷,要麼死磕排雷,要麼繞道而行,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2016年,羅振宇在跨年演講《時間的朋友》提到一種叫做“認知稅”的概念。我在這裡延伸一下,我覺得在知識經濟時代,那些手握“標準必要專利”的大企業,越來越像一個類似國家的組織,不斷向全球企業徵收一種叫做知識產權稅的新稅種,使用這些專利或者繞不開這些專利的企業別無選擇,只能選擇交稅。知識產權稅用的好,有利於全球創新技術的擴散和傳播,用的不好,則容易產生壟斷,反而阻礙了創新。

三、結語

創新來自非平衡系統,來自耗散結構,只有不斷地進行物質和能力交換,我們才能獲得新的發展。人類自直立行走以來,肉體幾乎沒有再進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肉體和我們的老祖宗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最大不同之處就是我們獲得了腦力的進化,這就是創新的源泉。政府工作報告反覆提到“創新生態系統”,其實很多人都不大明白這個系統究竟是什麼東西?現在我們回頭看就豁然開朗了,創新系統一定是自由開放的系統,自主創新是很難的,我們提倡的是微創新、積木式創新。創新是離不開知識產權制度的,知識產權制度確保了創新者在一定時期內的合理壟斷權,保障創新者能儘快從市場拿回因為開發技術而投入的成本。但同時也應注意到,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的越來越嚴格,隨著專利技術標準化的發展,像高通、三星、蘋果、微軟、英特爾、華為這樣的專利巨頭,越來越像一個類似於國家的組織,在向全球企業徵收一種我稱之為“知識產權稅”的新稅種,這種稅是否“公平、合理、無歧視”,決定了知識產權是否阻礙創新發展。

(作者:讀裁者黃遠輝,閱讀是件快樂的事情,本人只負責讀和裁,喜歡請關注和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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