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各家互聯網公司人員調整頻繁。那些被動或主動離職的互聯網中層管理者們，面臨著艱難的人生抉擇，其中的一些人放下身段，賣起了保險。

作者|孟祥濤 編輯|王畢強

一年多來，互聯網企業中層管理者成了職場高危人群，這種危機感不僅僅體現在越來越難的職業發展，甚至開始和生存焦慮相關，尤其是在各家巨頭紛紛開始宣佈裁撤中高層之後。高婧丈夫的一位同事，在為公司服務了18年之後，突然被辭退，兔死狐悲的感覺是直接且強烈的。

那些主動或被動離開互聯網企業的中層員工都去了哪裡？

“都去做保險了啊。”這是高婧的回答，雖然玩笑的成分居多，卻也道出了部分狀況。

在她看來，這些人其實選擇不多，無非是創業，加入其他公司，還有就是轉行從事保險銷售。創業，先不說九死一生的慘烈成功機率，現在窗口期甚至也已經過去；對於互聯網總監和以上title的人而言，跳槽之後不提能不能保住原有的職位，手下員工服不服氣，單說在原公司多年形成的工作習慣和節奏也很難驟然改變。

不過一些互聯網中層在過往高歌猛進的歲月裡享受到了大小環境所帶來的紅利，實現或部分實現了財富自由，受到的衝擊更多還是心理層面的。問題在於更大基數的群體尚未成為食利階層，他們該何去何從？“那就只能做保險了。”高婧回答道。在各家公司紛紛裁員或縮減招聘規模的同時，依舊大肆擴張的保險公司成為了少數異類。於是，答案繞回了原點。

說好的財富自由呢？

2016年是卓爾上一家公司最好的時間點，作為一家面向企業客戶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一方面自身業務增長迅速，另一方面團隊都是來自名校名企，大量投資機構都表示了投資意願。單就卓爾負責的品牌部門來說，一場活動就能號召到七八十位B輪及以上創業公司的CEO，她自己都有些被嚇到了，入行多年，沒見過這種架勢。

深圳、上海、廣州、杭州，一個月內每地舉辦兩場活動，卓爾感覺自己跟“空中飛人”一樣，里程數極為可觀，“分分鐘金卡、銀卡”。在那時，整個圈子裡充斥著歡悅的氣氛，每天的融資新聞半天刷不完，幾千萬、幾個億、十個億，融資規模讓人沒有真實感，共享經濟、新零售、人工智能⋯⋯風口一個接著一個，謹慎不再是美德，當機立斷地跑馬圈地才是重中之重。卓爾一度覺得公司5年上市的規劃並非夢想，她算了算手裡的期權，嗯，財富自由就指望它了。

不過好景不長，互聯網“寒冬”悄然降臨，至今不見根本性好轉，卓爾的公司因為以2B業務為主，受到的衝擊尤為劇烈，加之此前公司CEO攜部分骨幹團隊去美國從事區塊鏈業務，具體經營由另一位領導負責，卓爾感覺到，上升的勢頭被中斷了。

卓爾和自己的團隊每個月辛辛苦苦地到處舉辦活動，但得到的不是誇獎而是質疑。新領導覺得活動都是小事情，像卓爾這樣的骨幹應該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什麼更有意義？”她當即反問，得到的回答是五個字——品牌影響力。“他想把公司做到像滴滴一樣家喻戶曉，可問題在於人家是2C的公司啊，我們做不做得到兩說，關鍵是真的有必要嗎？”卓爾覺得很無奈，“你給我指出哪幾家2B公司做成了的？”這下輪到領導無話可說了。

對卓爾不滿意的領導從外面挖了一位總監空降過來，可問題在於當時公司的經營已經趨於惡化，具體業務部門都無事可做，何況品牌部門。終於，靴子落地，在自費去海外參加完領導的婚禮後不久，卓爾收到了被辭退的通知。

婚禮回來後的第二天，總監找卓爾過去談話，因為早已知道這個消息，她心情平靜，甚至有種解脫的感覺，“我知道他們不知道我知道，有點兒繞是吧，但就是這個意思。”當總監說到我們這裡有個決定⋯⋯話音未落就被卓爾打斷，“你不用愁眉苦臉的，我知道你也難受，多了也不用說，不就是讓我簽字嗎？拿來吧。”對方一口氣沒順過去，臉都綠了。

與經歷裁員的卓爾不同，高婧離開那家頭部電商公司更多是因為家庭原因。今年34歲的高婧就職於國內一家頭部電商公司，每天從住處到公司的單程距離就是40公里，花費在路上的時間起碼就要2個小時，每天拼車的費用就將近100塊。這還在她的承受範圍之內，可是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之後，簡單洗漱，就到了孩子睡覺的時間了，“感覺自己很大程度上錯過了孩子的成長。”

高婧自稱是個對職位和收入有很大渴望的人，在互聯網企業裡想達成這個目的，起碼職位就必須向上走，可這又談何容易？競爭來自四面八方。而社會上廣泛存在的一種偏見是，已婚已育的女性不會把自己的重心繼續放在工作上了。每天早早出發，只能在車上稍微補個覺，晚上回去大部分時候也只能看到孩子的睡顏，這一切讓她對工作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倦怠感。

而一次偶然讓她對公司極力提倡的加班文化產生了反感。在一次大規模會議上，一位領導要求手下的各位總監把員工的加班時長拉出一個表格，再把後三名的名單提交給自己，“我要一個一個請教一下這些人，是如何這麼高效地完成工作的？”陰陽怪氣的語調讓高婧覺得很不舒服，她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單純比拼加班時長，把該做的工作按時完成不就可以了嗎？難道一定要為了討領導歡心而降低效率？

一種偏見

從上一家公司離職後，卓爾的狀態一直不太好，“我們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都是‘996’，後來才改成了每兩週休息一個週末。”身體上的疲憊和虛弱卻沒有換來等價的回報，這讓她有些灰心，甚至一度讓她對未來喪失期待。

也有一些在大公司任職的朋友伸來橄欖枝，可去大公司無非是做一個小職員，收入上也很難讓人滿意，而且卓爾也不覺得自己能夠適應對方的節奏。“比如APP的界面出了什麼問題，在以前的公司，我跑到程序員電腦前就可以解決。如果去大公司，就要一層一層打報告，一週能落實就算快了。”而創業公司隨時隨地死掉的可能性很高，她也不想重蹈覆轍。

這個時候卓爾得知一位名校畢業的朋友原來也在做保險，這顛覆了她對於這個行業的認知。

她此前接觸的保險銷售，不是動不動就發來幾十個50秒語音，讓人煩不勝煩；就是在自己發完朋友圈後，立刻湊上來千篇一律地搭話“看你今天也過得很精彩，你今天去的地方咱們下次一起啊”；還有威脅式的“你覺得你要是現在得癌症要花30萬，你拿得出這個錢嗎”；或者乾脆乞求自己幫忙完成一單。

這種“強推銷”毫無疑問讓人不快和厭憎，可是在與這位朋友接觸後，她發現原來銷售保險也可以是高知階層，也可以和風細雨，也可以有另一種可能性。

入職之後，卓爾才發現這家外資保險公司裡藏龍臥虎，自己的學歷並不差，但在新公司幾乎算是墊底，名校畢業生一抓一大把，甚至還有不少原本是大公司總監、VP級別的，“我知道香港從事保險行業的成色很高，沒想到內地現在也有這個趨勢了。”

其實，這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倖存者效應，畢竟能堅持下來並且持續有成果的人，也是那些在其他行業同樣如魚得水的人。

市面上成規模的保險公司，卓爾幾乎面試了個遍，有些公司外寬內緊，會給員工發下來一個小冊子，並規定每人每天必須發幾條朋友圈，具體內容自己在冊子裡選擇再稍作改動，這是讓卓爾無法接受的，“每天都發這種，很令人討厭，容易沒朋友的。”

在她看來，最難的往往是第一步，也就是如何把人約出來，“既然願意見面，就證明對方對這個事情並不牴觸。”之後再根據對方的收入、家庭、健康情況做出適合的方案，“其實更像是資產管理的工作。”

阿蘿此前供職於一家民間團體，自由但鬆散，除了實習生之外，公司上下只有她一個人是全職，其他人都是兼職。在去年年底開始密集出現各家公司紛紛裁員的消息後，阿蘿體會到了切身的危機感，畢竟這份工作對於其他人而言，即便失去了也只是會覺得有些可惜，但對她來說就是失去了目前擁有的大部分東西。在權衡之後她覺得做保險是一個切實的選項。

但來自父母的反對聲卻是大音量的，在固有的刻板印象裡，長輩都會覺得保險就是“騙人的”，甚至於一次阿蘿去外地做培訓，讓父母十分緊張，生怕女兒是被傳銷組織給騙走了。這種固有的印象其實來自，過去二十幾年，粗放式的保險推銷手段在迅速夯實市場的同時，卻也造成了對於保險從業者的信任危機，雖幾經監管部門整治，但惡劣印象還是徘徊不去。

雖然現在高婧已經在新職業裡顯得遊刃有餘，但最初入行的時候還是多少有些落差感，“有時候家庭聚會，原來我老公會介紹這是我老婆，是某某公司的，大家一聽就都知道。而現在，一說在一家外資保險公司工作，對這方面瞭解少的人就需要反應一會兒。”

對於保險行業的偏見也很快在她的生活中體現了出來。在一次家庭聚會上，一位與高婧丈夫關係很好的公務員朋友在酒桌上堅持保險就是騙人的，高婧和對方產生了爭執，場面一度有些尷尬，之後雙方心照不宣，再碰面隻字不提關於保險的話題。

在今年年初，事情發生變化，這位朋友主動詢問高婧按自己的情況應該買什麼類型的保險，這讓她十分詫異。原來這位朋友不久前離開了體制內的崗位，原有的優厚福利待遇一去不復返，開始考慮如何才能給生活更多的保障。

想賺錢，賣保險？

絕大多數保險推銷員的第一單，要麼是買給自己，要麼是賣給熟人。在轉行的當天，阿蘿就在朋友圈裡發了個動態，緊接著就有閨蜜找上來，“其實她什麼都不懂，就是想單純幫我一下，等簽完合同才問我到底什麼情況可以理賠，什麼情況不能。”

阿蘿入行最初的一個月很難轉變自己的心理身份，出門之前都要先對著鏡子練習一下話術和表情，但到了現場之後發現都沒用，自己還是開不了口，於是，從晚飯到宵夜，她都沒有找到開口的機會。

過後，阿蘿也覺得自己很好笑，“就是聊天的時候提一嘴，對方不感興趣也不用糾纏，其實朋友反感的並不是保險行業本身，而是反感被當作一個賺取提成的工具。”

“大不了我就去賣保險。”這是很多人在心氣兒不順時會說的氣話，似乎保險行業就是個中門大開的屋子，任誰都可以一腳踏進去。某種意義上，這種說法對了一半，這個行業的門檻確實不高，一些外資保險公司關於學歷方面只是要求大專及以上，而為數眾多的國內保險公司對此甚至沒什麼要求。但在這個淘汰率高達80%的行當裡，半吊子心態可做不長久。

瑞士再保險研究院發佈的報告稱，中國和亞洲依然是保險業增長的引擎，中國極有可能在2030年代中期成為全球最大的保險市場。德國安聯集團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2019年全球保險市場調研報告》顯示，未來10年，中國保險市場將回歸高速增長，全球大約三分之一的新增保單將在中國產生。

與之相對的是，根據2018年普華永道發佈的《中國保險消費者白皮書》，中國人均保單數量為2.89張，這與發達國家有著較大差距。

然而，即便身處上升趨勢的行業，也不是每個從業者都能乘上東風。

“你能不能接受這個行業很高的淘汰率？能不能接受半年時間裡沒有一分錢的收入？有沒有想到過你的保單從哪裡來？”這是保險新人在面試時經常會遇到的提問。

從起心動念到下定決心轉入保險行業，高婧花了半年時間，猶豫的原因在於，她此前從未經手過與銷售相關的工作，自身的性格也並非那麼外向張揚，就連她丈夫一度都不看好她轉行。不過高婧覺得自己的履歷並不差，也不愁退路，決定先做三個月看看自己能否適應。

結果到如今，她已經入行15個月了，現在的收入基本與上一家公司持平，但除了每天見三四個客戶之外，她有了更多的時間去照顧孩子和看顧家庭，“這麼一算，雖然總的收入沒變，但時薪其實是翻倍了的。”

高婧有些同事的工作強度甚至超過了互聯網公司的“996”制度，每天從早到晚，凌晨時也在跟客戶交流，與之對應的是收入自然也極為可觀，“也都是辛苦錢”。

阿蘿的一位朋友此前從事公關行業多年，兩個微信號加了近萬好友，但轉行之後的前三個月找遍身邊親朋好友，卻是顆粒無收。即便度過了入行之初的瓶頸期，在身邊親友，甚至是朋友的朋友都被“收割”乾淨之後，新的客戶源如何開拓，是擺在新人面前的一道難關。能否跨過，也就決定了其究竟是在這個行業裡是走馬觀花，還是有深耕下去的可能性。

保險是一面鏡子

在從事保險這一行當的同時，卓爾還發現了一些朋友的另一面。

在得知卓爾轉行之後，一位朋友找過來表示願意聊聊，因為之前就已經很熟悉，她的心態也很放鬆，出於慣性思維，既沒有走完全套流程，也沒來得及說明具體情況，導致彼此的思路沒有完全契合。在談話的最後，對方甚至說，“不要和我談什麼責任，我就是為了結婚而結婚的，孩子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如果出事，本來就應該我老婆去管，孩子也是她想要的。不要和我談家庭責任，我就是我，能管好自己就不錯了。”頗有“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架勢。都已經把話說到這個份兒上了，接下來自然也就沒什麼好聊。

而另一位和卓爾相熟，經常一起去旅行的姑娘，在她的印象裡對方應該是那種過著衣食無憂生活的小年輕，等具體談到購買什麼類型保險的時候，卓爾才知道，原來這個姑娘的家庭曾遭受很大的變故，父母的身體也不是很好，承擔了很大的經濟壓力。果然，成年人的生活裡沒有“輕易”兩個字。

在轉行之後，高婧的成就感便不再是那些冷冰冰的數字，而是坐在面前活生生的人。

就在她接受記者採訪的前一天，一位老人給她發來信息，“謝謝你，錢到賬了，有了這10萬塊錢，又夠我做8次化療了。”這位老人去年在高婧這裡購買了一份保險，沒想到很快派上了用場。很多老人在生病之後很怕給子女增加負擔，甚至拒絕治療只為免得人財兩空，“10萬塊錢雖然不多，但起碼給了老人一些幫助。”

在離開上一家公司後，看到前同事們還在苦哈哈地加班，看到公司內部鬥來鬥去，讓她覺得自己提前走出舒適區並不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在高婧看來，轉行做保險，其實和創業很相似。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老闆，可以自由規劃時間，只要你想，你就可以無限制地擴充自己的團隊，而且不需要付出辦公室、人力等等花費，“算是零成本創業”。

入行之初，因為上一家公司造成的陰影，以及對未來的不安，卓爾對自己的新職業並沒有抱太大的期待，沒想到成績還不錯。雖然每天早上起來，之前的銷售數據基本清零，又要開始開闢新的客戶，周而復始，但她願意相信，只要做出口碑，就可以在這行長長久久地做下去。

至於更遠的未來，有現成的榜樣在——一位同事做了十年保險，積累了一大批高淨值的用戶，不久前轉行去為他們做資產管理了，“你看，這條路未來還是很寬的嘛。”卓爾臉上笑眯眯的。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皆為化名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鳳凰WEEKLY】創作，獨家發佈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