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術好像在隧道里摸黑行走，商湯徹底打開了湯曉鷗對隧道外世界的想象力。

撰文 I 周琪

策劃 I 郝亞洲

出品 I 零度工作室

（本文共計10322字，預計需19分鐘讀完）

1 一次崩潰

2017年，胖頭魚遭遇了他25年人生中一次巨大的崩潰。他清晰地記得那天，晚上11點多，在香港中文大學附近的沙田海濱海長廊，不知不覺跑了20公里，到終點時忍不住哭了出來。

他注意到附近一直有人待著不離開，明白對方是擔心他一時想不開，心想：這裡真是個溫暖的地方啊。

他太有理由苦悶了。不久前，他以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優等生身份來到港中大多媒體實驗室讀博，師從王曉剛教授，而王曉剛師從湯曉鷗。後者於2001年7月建立的多媒體實驗室，多年來有“計算機視覺界黃埔軍校”的美譽。

第一年通常大家都不發論文，但胖頭魚想試一試，儘管並非計算機視覺科班出身，他對自己的學習能力一直很有信心。還有一個原因是，他了解自己，如果沒有什麼挑戰，人就會懶散起來，大不了就是論文被拒，運氣好了還能減輕一下接下來的科研壓力，專心做點長期研究。

“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的方向是一開始就定下的，實驗室裡研究這個方向的只有他一個，這意味著，遇到難過的坎，唯有孤軍奮戰。和導師王曉剛商量時，對方並沒有阻攔，鼓勵他說是很有價值的研究方向，但要為困難做好準備。

在接近研究終點線的地方，困難猝不及防地降臨。修改了一段代碼BUG後，識別結果表現反而變差了。CVPR（全球計算機視覺頂級學術會議）提交論文的截止日就在眼前，無助、沮喪、自我懷疑在那一刻如海水般湧向他。

胖頭魚更新了一條朋友圈，那幾乎是最後的情緒出口，但內容和平日裡開朗的人設實在不符，加上不願給朋友們增添情感上的負擔，他只允許這一條“存活”5分鐘，5分鐘後，這條朋友圈將和崩潰一道，消失在沙田海。

5分鐘足夠了，底下出現了很多留言，他還收到了王曉剛發來的信息，瞭解情況後，導師勸慰他不用擔心，並推薦了一位或許可以提供幫助的人選。

目前，博士生三年級的胖頭魚在商湯科技的自動駕駛團隊實習，並帶領一支團隊，和導師王曉剛，現任商湯科技研究院院長只差了兩個層級，就像在多媒體實驗室一樣。

商湯科技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湯曉鷗2014年創立的計算機視覺和深度學習原創技術的創新型科技公司，去年5月末，商湯宣佈完成 C+輪 6.2 億美元融資，投後估值達 45 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AI獨角獸。近期也有消息說，商湯最新估值已達60億美元。

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中國商湯時期，農業、手工業迅速發展，早期漢字甲骨文誕生並得到充分應用，該時期成為人類古代文明進步的重要階段。

這成為商湯科技名字的由來，不過，民間的另一個版本是，“湯老師”從商了，所以叫商湯。

商湯科技創始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湯曉鷗

2“湯氏”研究場

湯曉鷗於計算機視覺領域的影響力，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呼百應的能力。他避開媒體的追逐，幾乎不接受採訪，酷愛電影和“晒娃”的形象深入人心——每一次公開演講，他都會拿電影出來類比和演示。比如《戰狼》的成功證明了尊重原創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再比如，在一場人工智能大會上，他演示了商湯的黑科技如何把一輛汽車毫無痕跡地植入《花樣年華》，“其實我最想植入的應該還是我兒子的照片，這也沒有什麼別的原因，因為我覺得他比梁朝偉長得還帥。我也跟他說，你不要相信人工智能，你長得這麼帥，談女朋友一定要親自去談。”在港中大多媒體實驗室首頁，湯曉鷗用兒子Samuel的照片科普人臉深度識別，一張上面標著“濃眉”、“有吸引力”，對應人臉屬性，還有一張上面標著“You are Samuel”（你是Samuel），對應人臉識別。

從商前，湯曉鷗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和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工作。《十九年來，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了他們》一文中這樣定義這座微軟在海外設立的首個研究院，“沒有人可以繞開這個機構去談論過去十幾年的中國科技史”。張宏江、李開復、沈向洋、張亞勤等一大串星光熠熠的名字都來自那裡。

在2003年的一篇自述中，湯曉鷗回憶了他和MSRA結緣的故事：

銘銘（湯曉鷗兒子）六個月大的時候，媽媽的假期結束了，不得不回北京工作了。銘銘當然毫不猶豫地決定跟媽媽走（主要是從他的哭聲中判斷的），這樣我又開始了對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經久不息的訪問。可能是訪問實在太頻了，結果我訪問的媒體計算組的主任，時任研究院副院長的張宏江問我願不願意接管他的媒體計算組，還沒等我們開始談條件，沒過多久，研究院重組，宏江（張宏江）成了新成立的工程院院長，另一位副院長Harry（沈向洋）成了研究院新院長。Harry好像覺得我來管媒體計算組不大合適。我也沒問為啥。過了沒多久，一個週三的下午，Harry突然來電郵說想和我談談。原來Harry想找我接管他自己的視覺計算組，又覺得對不起媒體計算組，所以乾脆將兩個組合併成一個，問我願不願帶。我第二天就答應了，Harry也怕夜長夢多，隔天我們就把很多細節敲定了，沒有經過任何面試，我就在幾天之內成了研究院的人了。週六，我就買了房子。那一週，感覺上像兩個戀人生怕對方反悔而匆匆領了結婚證。

我當然不會反悔，我對研究院其實愛慕已久，研究院在我心裡很像銘銘，大有天下第一銘的氣勢。我一直覺得Bill（Bill Gates）一生中做了兩個了不起的決定，第一是和IBM簽了DOS協議，第二就是建立了微軟亞洲研究院。當然，有些同學可能不同意這種說法，我有時也想，和世界上最大的計算機公司簽約怎麼能和同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簽約相比呢，所以也許建立了亞洲研究院應該更重要。

北京的學校差不多集中了中國十幾億人中最優秀的人才。研究院是中國唯一的一所由跨國公司成立的從事基礎研究的地方。和國外一流研究機構相比，研究院近水樓臺；和國內的一流研究院比，亞洲研究院具有國際一流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和IBM 及Google 在中國的研究院比，亞洲研究院從事基礎研究而不是產品開發。這樣獨樹一幟的地位，天下無雙。

戴娟大四時經師兄介紹來到MSRA，跟隨湯曉鷗實習，“有學者氣”是湯留給她的第一印象。“從2004年到現在，感覺他一直沒怎麼變過。”剛接觸人臉識別那會兒，湯曉鷗對她只有一個要求，沉下心來，讀300篇論文。“他也不會來檢查，但是他會跟你說，你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不熟悉這個行業，就沒辦法做出更優秀的研究方向和議題。”

實習七個月裡，開頭將近三個月，戴娟都把自己埋在論文堆裡，當時深感痛苦，現在覺得，這個苦不能繞，也繞不開。畢業後，她拖著大大的行李箱，第一次離開大陸，進入港中大多媒體實驗室，當時，20多個人裡，她是唯一的女生。2005年，計算機視覺尚未成為“顯學”，選擇這個專業，意味著選擇了純研究的道路。

戴娟在中國科技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專業讀本科時，就耳聞多媒體實驗室的“口碑”，所有從實驗室走出去的學生都去了美國最牛的學校，MIT、耶魯、劍橋、哥大（作者注：哥倫比亞大學的簡稱）……每一個都讓她心動。“湯老師會不遺餘力地幫學生找最好的出口，他真的很關心自己的學生。”

在多媒體實驗室，論文分享會是每週的規定動作，大家一起讀論文，互相改論文，分享要點、筆記，戴娟從師兄林達華的筆記裡“偷學”了不少統計學的知識，後者是商湯科技的聯合創始人。

實驗室帶有強烈的“湯氏風格”，開放、包容、平等、透明。所有人共享所有算法，對新人而言，最幸運的莫過於，開始任何一項研究，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與人之間的較勁，則幾乎感覺不到，大家關心的是團隊投中國際頂級會議的論文數量，要是有人沒中，其他人都會上去安慰。

“我覺得湯老師的理念是，希望所有學生都能去全世界最優秀的大學。不是說一定要誰去MIT，誰去哥大，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在學術界，你要希望身邊的朋友變得更好，這樣無論你以後做什麼，都會有更好的圈子來支撐。”戴娟離開實驗室後，簡歷上新添了蘋果公司Siri和微軟Windows Phone的產品經理兩個職務，去年回到“初心”商湯，彷彿穿越到了學生時代。“它是最安穩的一個地方，因為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遇到問題時有團隊，是很厲害的一群人。”

這種被天才包圍的感覺，大水也有。去年，他所在的團隊勇奪計算機視覺界的頂級競賽之一MS COCO冠軍。兩年前，他定點投了商湯實習職位，大水研究的方向是目標檢測，和自動駕駛中的場景改善高度匹配。

“在這裡大家不會互相甩活，會主動接活，遇到問題的時候，大家會先考慮這個事情自己是不是能直接解決掉，然後再去找其他人，而不是說我發現這個問題好像跟我沒關係，就直接拋出去，看誰能解決掉，這個是我特別喜歡的一點。”

當被問起實習生和正式員工的差別時，大水仔細想了想後答，沒有。

關於“無差別”，胖頭魚舉了一個例子。算法測試是科研人員檢驗代碼是否WORK（可以落地）的必經之路，它需要強大的GPU（圖形處理器）集群——超算中心支持。商湯有14000塊單價萬元以上的GPU，是亞洲規模最大的 AI 超算平臺，依託深度學習訓練框架 SenseParrots，支持千卡並行訓練、千億級參數模型、百億訓練樣板、億級類別分類任務。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提交測試需求後，會進入隊列，先後次序只和任務的緊急程度相關，無關提交人員的身份。“如果排隊的話，最晚，也是最極端的情況，就是你白天掛上，晚上肯定能跑上。正常情況是掛上就跑了。”

深商湯度學習超算中心

包括實習生在內，商湯的研究員人均擁有數十塊GPU卡。大水說，這裡的超算集群是他見過所有公司裡最好的，大大加快了迭代的速度，降低了試錯的代價。

3“賠本”招人

巨大的投入隱藏在背後，超算中心特別“燒錢”。據《財經天下》報道，商湯的研究員閆俊傑博士做過估算，按下那個標有“run”（啟動）字樣的按鈕，一次數據迭代整體花費至少50萬元。CEO徐立笑稱，“我們有150多個博士天天在算法平臺上按‘run’，訓練人工智能模型。”

我在商湯上海辦公室見到了這位37歲的CEO。偌大的空間橫放著兩張白漆辦公桌，和公共辦公場地的桌子沒有區別，上面是一臺筆記本電腦，空曠程度讓人懷疑這只是臨時的辦公場所。徐立穿著NIKE定製的黑色司服，連帽衛衣和寬鬆運動褲的搭配，胸前印著更新後的“商湯”logo。和早前的公司Logo相比，中文取代了英文SenseTime，佔據了醒目位置。

“尚簡而重能，”徐立去年在公司立了一條規定，在公司內實行稱謂“減負”，互相直呼其名。違規者要向公司用於青海捐助的慈善基金“充值”。他相信，這有助於鑄造並保護一種開放、坦誠、純粹的團隊文化。

計算機視覺領域的玩家幾乎都有知乎賬號，在這個專業人士熱衷的社交網站上，自稱港中大“多媒體實驗室出來的學渣”的“AI觀察員”稱徐立是圈內的全能型選手，“寫得了算法，做得了DSP（數字信號處理），三天兩頭出新技能。平時工作應付得得心應手（開會、寫PPT、寫代碼、出去吃喝打球打遊戲一個不誤，每天回家路上看篇paper，睡覺前再來個睡前讀物），不耽誤每年CVPR/ICCV/ECCV（全球計算機視覺領域三大頂級會議）再投個三五篇paper，綽號中國聯通（宵）。”

徐立在港中大師從賈佳亞教授。賈佳亞2017年5月作為傑出科學家加盟騰訊優圖實驗室。接受36氪採訪時，他稱徐立是“讓他非常自豪的一個學生”，“徐立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不只是我們組裡面，他可以說是我見過的所有學生裡最聰明的人之一。他能夠觸類旁通，從細節上理解問題。他在我們組的時候從最早需要幾個月做完一篇論文到一個星期解決戰鬥就充分證明了他的能力。”

2014年3月，湯曉鷗團隊發佈研究成果，基於原創的人臉識別算法，準確率達到98.52%，首次超越人眼識別能力（97.53%），這開啟了湯曉鷗創業的決心。在此之前，受困於數據規模有限和算力不足，學界對能否突破工業紅線，即計算機識別準確率高於人眼，並沒有十足的把握，用徐立的話說，就像在隧道里摸黑行走，什麼時候到達出口，不知道。

商湯SenseID身份驗證解決方案落地酒店應用場景

商湯徹底打開了湯曉鷗對隧道外世界的想象力。在一次香港的對談中，他說，在香港科技園主席的支持下，公司兩週就在香港成立了，“過去20年的努力，都是為了這一刻”，面對臺下坐著的學生，他感慨道，“都說香港錯過了互聯網時代，商湯要做的，是引領人工智能時代。”

徐立自稱聯合創始人裡“最不學術”的那個，他在很多場合說過自己加入的故事。“湯老師找到我，說我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不夠有power（力量），做商湯有一個目的，形成影響力，然後做更多更大的事情。我聽完之後，覺得一個人有長遠的想法，能夠去改變世界，真的不一樣。當時我基本上沒有猶豫，就說‘OK，我非常想去’。”

2015年初，湯曉鷗召集深圳和香港兩地的商湯員工一起吃飯，迎接農曆新年，徐立記得，當時的人連兩桌都湊不滿，其中還有6位聯合創始人。到了3月，算上實習生，整個公司也就30多人。

那年夏天，湯曉鷗和徐立去美國硅谷參觀了幾家創業公司。戴娟當時在硅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工作，據她回憶，那次硅谷之行，湯曉鷗沒有約重量級人物見面，反倒是約了她好多在Facebook工作的研究員、工程師朋友聊天，他好奇他們的企業文化是怎樣的，甚至會問Facebook如何佈置辦公室，廚房長什麼樣子。“湯老師想知道為什麼員工喜歡去Facebook工作。他就是一個研究型的學者，沒有做過startup（創業公司），就先看全世界最好的startup都是怎麼做的。”

徐立用“擴招”形容2015年。2014年底獲得IDG資本數千萬美元的天使輪投資後，商湯開啟了“大包大攬”式的人才招聘計劃。幾位創始人在計算機視覺領域沉浸多年，比誰都清楚人才對一家技術初創公司意味著什麼。那時，AlphaGo引爆世界尚未發生，在美國，名校計算機系畢業，最聰明的都去了華爾街，投身金融業，那裡意味著穩定、高收入、成功。在香港，徐立的很多同學也去了銀行，人才的錯配讓這位年輕的CEO看到了機會。

“我們當時就有一個判斷，人工智能的戰爭是人才的戰爭，而人才是需要培養的，一般要經過3~5年的訓練。於是商湯做了兩件事，一是把過去幾年行業裡做得比較好的人招過來，二是攔住那些剛剛畢業的博士，告訴他們不要去銀行了，來這裡。”

扎克伯格說，增長是最重要的，盈利只在第二位。對成立之初的商湯而言，任何事都比不上積累人才重要。為了吸引人才，不惜血本砸錢買顯卡，搭建運算平臺，然後，請一堆博士過來用，一分錢沒賺，淨燒錢。有投資人忍不住跟徐立說，“這樣下去不行，咱們不是辦研究機構，要有項目落地，要回應需求，快速迭代。”徐立內心並不認同，“你想啊，在這個行業有積累，又是Top（最好）的人，我覺得，差不多就一輛巴士，最多了，這些人裡有的去了微軟、谷歌、Facebook……你如果把剩下的都招進來，那別人要再做同樣的事的時候，會發現市場上人才真空了，就不得不從零開始培養。”

事實上，“賠本招人”的效果比預期更好，有人從微軟、谷歌、Facebook回到國內，加入商湯，當然，迎接他們的是體面的收入、公司期權，以及一種與美國科技巨頭既相似又不同的創業氛圍。

2015年末，積蓄的能量開始在商業上顯現，商湯在多個垂直領域拿單，合作客戶不乏中移動這樣的大客戶，2017年宣佈實現正向盈利。

作為一枚通過了微軟4輪面試和蘋果公司15輪面試的學霸，戴娟比較過商湯和她的兩個老東家。在她看來，微軟屬於成熟的大公司類型，自上而下做決策；蘋果是創業型，自下而上做決策，任何人有一個好的產品想法，都可以找人一起做，在蘋果公司，人們常說People follow visionaries（人們願意追隨願景）。商湯更接近蘋果模式，在內部鼓勵大家提出各自的想法，再由高層去判斷這些想法是否和公司的戰略一致。

戴娟目前負責的教育產品就是“自下而上”決策的典型。起初，湯曉鷗交給她的任務是編寫一本人工智能教科書，經過幾輪和工程院院長、研究院院長的溝通，戴娟產生了規劃教育產品的想法，從教材到配套教具，再到教師培訓，團隊規模從3個人擴大到了近30人。

徐立在最近一封公司的內部信中也提到了教育團隊，“非常感謝教育團隊的努力，教書育人也是商湯人的情愫所在……‘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教育非一日之功，推動AI時代發展也如是。我們有幸身處人工智能發展到了可以落地應用、處處開花的時代，這時代給予了我們看到世界在被AI快速改變而能親手參與其中的美妙機會，能夠將我們所領略到的、所堅信的這份技術落地為一個個產品、一個個應用，讓我們經手的每一件事都擦出更智能的可能。”

4黑羊文化

《Facebook臉書效應》的作者曾感慨，“當我在他們的辦公室裡時，我時常覺得，這也許是今天這個星球上最聰明的一批年輕人，1200個僱員的平均年齡是31歲。”這句話或許同樣適用於商湯——公司2800名員工的平均年齡是29歲。

我試圖弄清這個“人才黑洞”的形成原理，並把這個問題拋給徐立。他不假思索地給出了一個無比正確的答案，“因為我們的願景，讓人工智能引領人類進步，我們要用真正領先的技術重新定義世界……”。

這番回答顯然難以令人信服，我第一次在採訪中試圖打斷，“不好意思，我覺得其他一流公司一定也給了他們這樣的願景。”

“是這樣，但關鍵是你要access（接觸）到所謂改變世界的東西，而不只是做一個團隊裡的一顆螺絲釘。另外，像谷歌模式是一個人揭竿，幾個人圍成一個小團隊，但我們可以用100個人幹同一件事，我認為這也是中國人的優勢，既有規模，又有體系。我會告訴大家，我們來join（參與）一個big project（大項目），我們要做的是讓技術儘快落地，去重新定義大家對世界的認知。”他已經決定要在公司設一面牆，出現在上面的產品，未必是最賺錢的，但一定要是改變了世界的。

胖頭魚為自己建了一個網站，上面列滿了華麗的履歷。去年夏天，Facebook邀請他去實習，四個月裡，他體會到中美在人工智能發展路徑上的差異，和中國相比，美國走得更慢、更穩，中國的前進速度更快，充滿試錯的可能性。

他問王曉剛等到畢業後，應該選擇出國還是留在商湯，最終決定留下來。就好像當年這位導師一通一個小時的電話就讓他下定決心不做金融轉而研究計算機視覺一樣，他相信王曉剛真的會為他未來的發展考慮，“王老師的優點是他會在給你一個任務之前，替你想這件事你願不願意做，他不會把浪費時間的雜事扔給你，比如幫他做個ppt什麼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研究總監石建萍覺得，“湯老師的靠譜帶來了‘人才黑洞’”。她帶領自動駕駛團隊在2017年底促成了商湯和本田公司簽訂了為期5年的戰略合作。為此，本田支付了一筆價格不菲的技術專利費用。“自動駕駛團隊是一個盈利部門。”這給了石建萍底氣。今年初，30歲的她位列MIT TR35，這是《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為找出最有可能改變世界的牛人而設立的獎項，針對35歲以下的青年科技才俊，Google 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2002年）和謝爾蓋·布林（2002年），Linux 之父林納斯·託瓦茲（1999年），Facebook 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2007年），Yahoo 創始人楊致遠（1999年），Apple 設計總監喬納夫·伊森（1999年）等，都曾是該獎的座上賓。

商湯和本田公司簽訂了為期5年的戰略合作

“湯老師從90年代開始就一直做計算機視覺，在行業裡很出名，你看整個行業的AI公司，這樣閱歷的創始人非常少，因為本身是一個新的行業，就是一幫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出來做事情嘛。”

石建萍記得，剛來商湯時，公司項目並不多，也沒有幾個客戶，各自的工作按技術點，而不是行業線區分，檢測、識別、分割、跟蹤……“那種感覺和學校的實驗室很像，連作息都是一樣的。”

湯曉鷗喜歡和學生待在一起，吃飯、爬山、遊艇派對，講一些學生們喜歡也能get到的笑話，儘管這些笑話在一些商務場合並不太容易獲得所有人的共鳴，仍不妨礙他做一個學生心目中的“段子手”的熱情。

這位創始人在學習了很多大公司的文化後，拒絕了“狼性”，“‘群狼過後，寸草不生’，我一直不太理解這句話，為什麼狼要吃草。我們公司的文化是羊，商湯是很有同情心，很有同理心的公司。但羊也有缺點，比如說羊群效應，因此我們想做不一樣的羊——黑羊（Black Sheep），去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甚至是別人想不到的事情。”湯曉鷗曾列出Facebook、蘋果、谷歌發佈AR平臺的時間（分別為2017年的4月、6月、9月），而商湯切入這一領域的時間為2016年的1月，因此他開玩笑將商湯比作“第一個吃蘋果的人”。

在2019年會上，他向所有人推薦了《波西米亞狂想曲》，那是一部講述皇后樂隊從無到有，從疏離到重聚，從低谷到巔峰的電影，四位充滿天賦的樂隊成員將生命傾注到他們熱愛的音樂事業中，在世界搖滾樂歷史上留下了偉大的一筆。毫無疑問，這也是湯曉鷗寄託在商湯身上的野心。

我不是什麼天才

對話商湯科技首席執行官徐立

CBR：商湯招人的標準是什麼？

徐立：首先我們看的是他在行業裡面有沒有名。這個圈不大，某個研究方向上發生了什麼熱門的事情，我們就直接聯繫本人說要不你過來吧。人才上我們是oversupply（供大於求），早在沒有需求的時候我們就招了很多教授、PHD。我們開玩笑說，阿里巴巴從十八羅漢開始，我們從十八教授開始。

人才方面領先，融資就變得非常順。人才和錢都有了之後，我又可以再投入基礎的研發建設。比如我們現在有一萬四千塊GPU，我們投入巨資購買基礎研發設施，建超算，事實上每年都是這樣。這件事情不是所有公司能夠輕易做到的。

CBR：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軍備競賽嗎？

徐立：某種意義上是，但不是說光買就好了，買來之後要在上面搭系統，系統是核心能力，比較難，買了也不見得能搭。

為什麼我們有些同事放棄了美國名校的PHD，來到這裡。他們告訴我，在那裡做研究就好像在DOS上做事情，在我們這兒，好像在Windows上做，還有Outlook可以發郵件，相當於什麼工具都有，還能接觸到最新的基礎研發設施，大量的應用場景，事半功倍。

CBR：篩選人才的方法論是什麼？

徐立：更多是自己培養，外面人才都很貴。我們看好的苗子，本科生會送到聯合實驗室讀博士，讀完之後再進到公司去實習，變成一個完整的培養體系。我們跟MIT、香港中文大學、浙大、交大、清華等都有合作，各種各樣的實驗室，所以有很強的pipeline（人才輸送管道）。

CBR：更喜歡專家型的人才，還是聰明的通才？

徐立：專家式的人才肯定要有，沒有這些人的話，大方向肯定會錯。同時我們也需要相對比較有創造力，比較不相信權威的人，因為學術的突破往往來自這群人，想想愛因斯坦。

創新沒有公式，它是一種氛圍。把一堆最聰明的人放在一起，如果大家都是open-minded（思想開明）的，彼此一交叉，會爆發出巨大的潛力。

美國人喜歡強調個人英雄主義，基本上團隊不能超過一個披薩的食量，超過了沒法做決定。中國可以一大堆人一起幹一件事情，美國人無法想象它的速度和爆發力，前提是每個人都足夠open-minded。

CBR：商湯內部鼓勵發論文嗎？

徐立：我們不鼓勵大家發論文，因為這是學術做的事情，作為工業界的企業，應該專注在工業產品的突破上。即使是這樣，我們的論文數量在每個會議上都是排在前面的，如果我們要求所有的博士每年都發的話，一年幾百篇，基本上就把那些會議都佔領了。（笑）

CBR：到2015年年底之前，你們經歷了一個現金比較困難的時期，是這樣嗎？

徐立：那算是第一個階段，叫準備期，我們開始招人，鋪機器，鋪算力，甚至是參考其他好的企業，比如我們去看了Facebook的研究院是怎麼幹的，谷歌的研究院是怎麼幹的，跟他們的人聊一聊。同為研究驅動的企業，我們想知道人家是怎麼養活研究員的。

其實光靠科學突破，光靠原創，是很難商業化的。但是，一旦你的速度足夠快，就有時間窗口，就能夠形成商業壁壘，有人跟我說，美國人叫它“逃逸速度”。

CBR：一方面，你們在賽道上要跑過別人，另一方面，可能也面臨被抄襲，兩種壓力是不是同時存在？

徐立：我覺得抄襲倒還好，因為你得組一個專業團隊抄，成本有點大。什麼叫逃逸速度，就是說當你跑得足夠塊，別人在後面抄很可能還是沒你快，就像谷歌做搜索引擎，其他人也都想做，也都照著它的方法去做，但速度還不及谷歌自己迭代的速度，這就是技術帶來的時間窗口。

商湯現在的優勢在於，一個技術我投入了，成熟了，但是市場沒成熟，我可以等，可以再繼續投入，接著做，我覺得這是技術創業的一種奢侈。剛開始，這樣的奢侈我們並不具備，投入錯了，幾年不賺錢，公司就沒了。

CBR：現在有科創板了。

徐立：科創板是一個選擇，但核心問題是大家怎麼去看待技術，認識到技術本身是值錢的。有了好的技術，好的產品，商湯正在做的事情是，用中國人理解並認同的商業模式在中國做生意，否則我賣軟件就好了。

CBR：賣軟件的商業模式成立嗎？

徐立：在海外完全成立。

CBR：會擔心人才流失嗎？

徐立：人才流失很正常，我覺得其實不是一件壞事，之前有研究總監出去創業，現在是國內自動駕駛行業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CEO，我們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從企業目前發展來看，商湯的人才一般只有淨流入，至於五年後、十年後會怎樣，我不知道。

CBR：聽說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你是那個負責拍磚的。

徐立：我在任何過程中都是負責拍磚的那個人。我們有很多人都是比較樂觀的批評主義者，首先你要相信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當道理不通，邏輯不順的時候，你肯定會拍磚，大家學理科的，不要彼此忽悠。每個人都想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但我們畢竟不是喬布斯。

CBR：所以你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也不願意把天才和商湯聯繫到一塊？

徐立：對，我覺得這很難。

CBR：你覺得喬布斯是天才嗎？

徐立：是。我覺得天才不在於他的vision（願景）有多準，在於他有現實扭曲場（Reality Distortion Field），這是別人形容喬布斯的一個詞。馬斯克也好，貝索斯也好，都有這樣的特點，堅信他的認知，並且一定要做成。當別人告訴喬布斯，屏幕不能做成沒有按鍵的時候，他說，知道了，OK，那換一批人吧。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受普羅大眾的待見，比如華爾街就不待見他們。巴菲特喜歡庫克的蘋果，不喜歡喬布斯的。

Michael Dell（DELL公司創始人）到我們公司來，我感觸很深。他是我小時候的偶像，是一個營銷天才，但是，在人工智能轉型上，戴爾其實走慢了，一個如此聰明的人，在做第二條曲線選擇的時候，也會有猶豫，應該怎樣去擁抱技術，也會有迷茫。

我想表達的意思是，很多企業，包括商湯，並不一定能找到後面的生長曲線。我堅信的是，商湯一定會做出一些改變行業，重新定義行業的事情。我希望未來可以對我的兒子說，你看，你們現在玩的ABCDE，都是老子發明的，這很酷。

CBR：即使商湯不在了。

徐立：即使商湯不在了，即使最賺錢的不是我們，沒關係。你是發明的人，你是第一個飛躍大西洋的人，你是第一個創造行業價值的人，你是第一架飛機的發明者。萊特兄弟賺錢了嗎？這從來不影響他們的偉大。

（文中胖頭魚、大水為化名）

*照片來源：採訪對象提供、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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