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的母親”任弼時

今年4月30日，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人任弼時同志誕辰110週年。近期，懷著崇敬的心情，筆者採訪了任弼時的小女兒任遠芳。根據她的講述，筆者將“黨內的母親”任弼時的那一個個鮮為人知的故事記述如下。

青年任弼時

堅持實事求是，為黨保護了一批好同志

任弼時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堅定地維護黨的團結，反對輕易搞“路線鬥爭”，傾力抵制了各種“左”右傾錯誤，因而挽救和保護了許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殺害。由於他在處理問題上週到細緻，待人和藹可親，關心愛護幹部群眾，情繫民眾疾苦，於是，很多同志遇到問題都願意找他解決，因此他被讚譽為“黨內的母親”。

1933年1月，執行王明“左”傾昌險主義的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根據地後，進一步推行其“左”傾冒險政策，以“否定過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黨內大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先在福建批“羅明路線”，接著在江西整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當時任弼時雖然也執行了這些極“左”政策，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而不推波助瀾。

在敵後萬（安）泰（和）邊境地區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當時被一名“AB團”分子供認為“AB團”總部負責人。有位領導同志決意要逮捕張愛萍，並把材料送給了任弼時。任弼時不信這一口供，因為他熟悉張愛萍的歷史。張愛萍在上海做過祕密工作，曾幾次被捕，以後又到紅軍工作，負過傷，後來又負責青年工作等，這絕不是一個“AB團”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對於這樣的重大案件，“不應只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的工作檢查中來找根據。”

他要顧作霖去萬泰地區進行調查。經過詳細的調查瞭解，結果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為了防止肅反擴大化，他在組織部門的會議上明確提出：“以後肅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調查！”尤其“不得隨意亂抓人，亂殺人，要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這一指示，無疑對當時的“左”傾錯誤是一次嚴肅的抵制，因而保護了一些同志沒有受到傷害。

可是不久，臨時中央認為他“貫徹政策不力”。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組織部部長職務，派他去湘贛邊區擔任省委書記。

任弼時到達湘贛邊區省委所在地禾川鎮以後，最為當地幹部所稱讚的，就是他同執行“左”傾錯誤政策的一些領導人做鬥爭，將黨的許多好同志，從肅反擴大化的迫害下及時解救出來。

當時，邊區省委在代理書記陳洪時（湘贛紅軍長征後叛變）、副書記劉士傑（長征中叛變）的把持下，利用改組省委的機會，打擊和迫害原省委書記王首道、原省蘇維埃主席袁德生、原省軍區總指揮張啟龍等許多重要領導幹部。任弼時來到時，袁德生已被殺害；王首道被攻擊為“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多次進行大會鬥爭，已撤銷了一切職務；張啟龍被攻擊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判了兩個月徒刑，準備殺害。被他們亂抓亂殺的，還有其他許多同志。

任弼時反對這種亂抓亂殺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會議上，他強調指出：在肅反中不能隨便抓人，更不能亂殺人，抓人殺人都要有確鑿的證據，殺人必須經過省委的批准。根據他的意見，省委作出了相應的決定，併成立了裁判部。他還堅決抵制了陳、劉兩人提出要在軍隊中肅反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以後，張啟龍從保衛局被釋放出來，被陳、劉誣陷的張子意也被保護下來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張平化、王恩茂、曾滌等人，也不再受迫害，並給安排了工作。而真正的反革命內奸卻受到了鎮壓。上述許多被解救出來的同志在回憶起這段歷史時，都懷著十分感激的心情說：“我們都是倖存者，是任弼時同志救了我們！”

1938年後，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還發現並解決了被宗派主義幹部路線打擊的同志的問題。他和周恩來一起，使被“掛”了3年的原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部長吉合(張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師哲，順利返國參加抗日戰爭。特別是使沉冤六載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鬱得以平反。

陳鬱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31年6月來到共產國際管轄的蘇聯國際列寧學院中國部學習，其間還擔任過學生部的黨支部書記。蘇聯“清黨”“肅託”結束後，陳鬱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並被化名為“彼得”，放逐到伏爾加格勒（後改名為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做工。整整5年，陳鬱被排斥在黨組織之外。為此，陳鬱寫了12封申訴信。1938年10月，任弼時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9年初，他的祕書師哲與共產國際東方處處長馬爾特維諾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檔案材料，從中發現了陳鬱的多次申訴，才知道陳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任弼時看了對陳鬱的處分決定後，認為理由站不住腳，當即報告了共產國際幹部部，並把陳鬱請到莫斯科，聽取了他本人的申訴，讓他回廠等候共產國際的批覆。

1939年11月，周恩來與鄧穎超來到莫斯科，聽了任弼時的彙報後，一面決定要陳鬱辦好離廠手續，到共產國際招待所來；一面親自與共產國際監委一起處理陳鬱的問題。共產國際監委在研究陳鬱的全部材料後，做出了取消1933年給他的“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恢復組織關係，請中共代表團送其回國工作等決定。

1940年2月25日，陳鬱和任弼時隨同周恩來、鄧穎超、蔡暢、陳瓊英等一起回國。陳鬱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淚下：“如若不是弼時，我恐怕早就死在異國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稱弼時同志是‘黨內的媽媽’，我認為，對於這個光榮的稱號，他是當之無愧的。”

1943年3月，黨中央決定在延安開展黨的整風運動。但是，當時直接負責這項工作的康生，卻背離黨的思想路線，違背黨的幹部政策，主觀地要各機關各單位都提出幾個人作為突破點，並隨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陝甘寧邊區的一份200人名單，給這些人戴上特務、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全部關了起來；接著又在中央機關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這樣一來，把審幹變成了肅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連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黨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懷疑的對象。

任弼時發現這些情況以後，立即報告了毛澤東。他說：“即使真有其事，用這種形式也是錯誤的。”他特別不同意對“七大”代表的任意懷疑。為此，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研究過很多次，認為應當堅決糾正在審幹中出現的擴大化的錯誤。1943年，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提出了“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的九條方針。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嚴禁逼供信的政策。從而使整風運動走上健康的軌道。

與張國燾展開鬥爭，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蔣介石調集了130個團，向湘鄂川黔根據地壓來。當時，把持根據地紅軍總部的張國燾，曾兩次來電指示，要紅二、六軍團在“敵人包圍線外原有蘇區附近”，向據有堡壘陣地的強大敵人實行所謂“進攻路線”。任弼時等沒有按照這個錯誤的指示去做，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毫不遲疑地改變戰略方針，堅決實行戰略轉移。

11月18日，總部下達了突圍命令。19日，又分別在劉家坪的乾田壩和瑞塔鋪的楓樹塔，舉行了誓師大會。會後，紅軍連夜出發，向湘中挺進。在任弼時等人的率領下，紅二、六軍團飛渡澧水，連克老鴉口、關門巖、楊家溪一帶的碉堡群，突破了敵人在澄水沿岸佈置的約二三十里的所謂“雙層封鎖線”，再以每天一百四五十里的急行軍，直襲沅陵的沅水渡口大宴溪，全殲守敵，架橋渡江，迅速佔領了辰溪、浦市、漵浦、新化、藍田、錫礦山等城鎮，控制了廣大的湘中地區，實現了紅軍突圍作戰的第一步計劃，前後只用了10天時間。

12月11日，紅二、六軍團又由漵浦的譚家灣、底莊、橋江等地出發，離開湘中地區，開始第二步戰略轉移。

按照任弼時等首長的部署，各部隊以勇不可當之勢，佯進資水。敵人誤認為紅軍要重返湘贛邊區，急忙向東截堵。但紅軍到了高沙、洞口地區後，突然掉頭向西，甩開了敵人。1936年1月5日，在晃縣的新店坪地區，又給尾追之敵章亮基所部以沉重打擊，然後從容向黔東進軍。12日，紅軍攻克石（阡）城。原擬在石（阡）、鎮（遠）、黃（平）地區創建根據地，實現戰略轉移的第二步計劃，但由於形勢變化，在這一帶建立根據地已不可能，只得沿著雲貴高原烏蒙大山進行迂迴，於3月底來到黔滇交界的盤縣、亦資孔地區。這時，任弼時曾想利用當時的有利形勢，創立新的根據地，堅持江南遊擊戰爭，並將這一打算請示總部。總部沒有同意這個意見，來電要他們最好過江，與四方面軍會合北進。任弼時和賀龍、關嚮應等執行了這一電示。在四方面軍的策應下，二、六軍團渡過了天險金沙江，翻過了大雪山，通過了藏族區，於6月底在甘孜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時，黨中央自陝北來電，將紅二、六軍團編為紅二方面軍。

掌握著紅四方面軍領導大權的張國燾，對前來會師的紅二方面軍極盡挑撥離間、拉攏欺騙之能事。他給紅二方面軍派遣“工作團”，給紅二方面軍的幹部送槍送馬，封官許願。他一見到任弼時，即以“統一北上思想”為理由，提出要召開紅二、四方面軍聯席會議，妄圖以“多數”壓“少數”，強迫紅二方面軍的一些領導幹部跟著他走，甚至企圖採取撤換紅二方面軍幹部等手段，把紅二方面軍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實現其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的罪惡目的。

從朱德那裡得知張國燾堅持南下自立偽中央，把持紅軍總司令部，隔斷中央與紅二方面軍的聯繫等陰謀活動後，任弼時非常氣憤，立即將這些情況告訴了賀龍、關嚮應、肖克、王震、張子意等，然後堅定表示：“我不同意張國燾的那一套”。賀龍等也堅決表示贊同任弼時的立場。這樣，不但使張國燾對二方面軍的陰謀無法得逞，而且增加了四方面軍指戰員抵制張國燾錯誤領導的信心。

由於任弼時等與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採取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以及二、四方面軍的指戰員要求北上與中央會合的強烈願望，張國燾不得不改變其反黨反中央的錯誤行為，取消偽中央，同意部隊北上。

在同張國燾的錯誤領導進行鬥爭期間，任弼時做了許多工作。他曾同四方面軍的幹部如傅鍾等做徹夜長談，還應邀向四方面軍戰士作報告。對於被張國燾關押隔離並進行迫害的幹部，他更加關懷備至，想方設法把他們解救出來。

廖承志回憶自己這一段經歷時曾說：“那時我是張國燾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張國燾的牢的同志，還有羅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們是被分開了的，我則被押解著跟隊伍向滬霍前進，誰也不敢和我打一個招呼。我也不願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為一打招呼就會連累別人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和任弼時同志會合了。那是在一個草地的小坡上。我遠遠看見張國燾和一個身材不高、臉孔瘦削、長著小鬍子的人在談話。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時同志。我們隊伍正從他們面前通過。弼時同志遠遠看見我走近了，他笑著站起來，走向我這邊，和我握手。他笑著問：‘你是廖承志嗎？我就是任弼時。’我那個時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張國燾也很狼狽，他裝起笑面虎似的笑臉，用他那種怪腔怪調問弼時同志：‘怎麼，你認識他嗎？’弼時同志笑著說：‘老早認得。’其實弼時同志和我那時並不認得。然後弼時同志嚴肅地對張國燾說：‘如果他有什麼需要的話，我可以幫助他，請你告訴我。’這之後，我到了滬霍。我、羅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被恢復了局部的自由。”

“能堅持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1948年4月23日，任弼時和周恩來一起，從阜平縣城南莊率領中央機關大隊來到西柏坡。5月26日，毛澤東等也來到西柏坡。從這時起，直到1949年3月，這裡是黨中央的所在地。

任弼時這時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他的病早在黨的“七大”前就嚴重地發作了，常常感到疲勞、頭暈，不能看東西。他帶著重病協助毛澤東領導了整風和組織召開了黨的“七大”。抗戰勝利後，他的身體相當壞，書記處的會常常不能參加，不得不半休了。那時，毛澤東從重慶回來，身體也不大好。

斯大林知道了這種情況後，就派了米爾尼科夫醫生（大家都叫他米大夫）來到延安，給我黨的高級幹部做了一次身體普查。他把普查結果報告了毛澤東：“除了任弼時外，所有幹部的身體都是健康的。”米大夫說：“任弼時的病情是嚴重的，隨時都會發生問題，如果護理好，還可能維持一個時期，建議馬上休息。”為此，黨中央決定要他休息。

1946年，任弼時到侯家溝休息過一段時間。1947年底，又在距中央所在地楊家溝三十里的一個村莊休息過一段時間。實際上，他並沒有真正休息。他帶病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協助毛澤東做了許多工作。在楊家溝期間，還寫出關於土改問題的著名報告。

到了西柏坡，任弼時身體更壞了，但他的工作並沒因此減輕。他和周恩來、朱德等一起協助毛澤東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還和周恩來抓了協調各大區經濟物資、人力、軍火等方面的工作。為了把物資送到前方，他經常和負責交通的呂正操、滕代遠等一起研究各種物資調運的問題。他常常說：“我們後勤工作要時刻想到前方。”

他還協助毛澤東召開了一系列黨中央重要會議。如1948年9月會議，1949年1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是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這期間，他帶病夜以繼日地研究了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城市工作問題、工業和農業生產問題、財政政策和人民負擔問題，以及知識分子問題等。

任弼時常常忘記自己重病在身，工作起來，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個有病的人。有些經常和他接觸的人說：“他就是這樣一個忘我的人，工作起來好像病都被趕走了。”其實，他的病是一般人難以忍受的，是靠了堅強的意志來戰勝病痛、堅持工作的。他雖然如此病痛難忍，但很樂觀，經常給人講他對病有“適應性”。

1949年春，有一天他工作到深夜3點，警衛員邵長和感到首長太辛苦，就找米爾尼科夫大夫一起去勸說。他一見他們倆人就問：“你們倆都起來幹什麼？約會的？”邵說：“首長該休息了！”他打了個哈欠說：“現在，你們倆的任務是休息，我的任務是工作。咱們各不相擾。”米大未隨機改口說：“你工作時間長了，我給你測量一下血壓和脈搏，看有什麼變化。”任弼時沒辦法，只得說：“這倒可以。”

米大夫先量了他的血壓，又聽了他的心臟，檢查的結果，是高血壓又升到220毫米錄柱，加之心律也不齊，有風吹一樣的雜音，脈搏每分鐘達110次。米大夫說：“首長，你應該立即休息。”說完，就給他打針吃藥，並讓邵長和收拾床鋪，讓他躺下。但他慢慢地從床上坐了起來，說：“不會那麼嚴重吧？我的病是常年老病了，已經習慣，有了抗病力。”當米大夫和邵長和仍堅持勸他休息時，他說：“沒有關係，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擔，能堅持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說著說著，心情激動起來，他把手一揮，握著拳說：“我們的工作，只許往前趕，不許往後拖呀！”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不久，任弼時隨同黨中央於1949年3月23日由西柏坡移駐北京。到北京後，他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葉劍英的陪同下，在西苑機場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久，又親自領導召開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團代會期間，他的病情又嚴重起來，黨中央決定要他立即休息。

由於病情越來越惡化，他被迫在團代會開完後，到莫斯科去治療。儘管當時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中央對他的療養很關切，也沒有使他安下心來去過療養生活，他想的是新中國建立後的各項建設事業。他常說：“大家都那樣艱苦地去工作去鬥爭，我哪能老休息呢？”當他經過療養，自我感覺稍為好些時，就立即動身回國。

任弼時是1950年4月回來的，原來中央決定讓他繼續休息一個時期，但他在身體略有好轉時，就要求參加工作，並給毛澤東和黨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信，信中這樣說道：“……最近幾天我每日看電報文件及報紙總共在4小時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覺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過分疲勞，但做點兒工作如分管組織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請加考慮。”

任弼時恢復工作不久，便要求醫生把工作時間增加到8小時。實際上他的工作常常超過規定的時間。這年7月，他參加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10月，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週年的大會。朝鮮戰爭爆發後，他非常關心戰局的發展，常常在深夜裡批閱電報，研究文件，查看地圖。有時頭痛得厲害時，就叫女兒輕輕地捶一捶，接著繼續工作。由於疲勞，經常需吃安眠藥才能休息。有時剛吃過藥，聽到電話鈴響，又馬上起來，問是不是通知開會，如果是開會，他就一定要參加。

10月19日，他在重病中為了準備召開全國黨的組織會議，還找武安縣（今武安市）委書記和區委書記、支部書記來談組織工作中的問題，徵求他們的意見，並做了詳細的筆記。

10月26日晚，他還在認真研究朝鮮的戰局。但是，由於疲勞過度，病情惡化，27日12時36分，他那顆為革命一直忙碌的心臟逐漸停止了跳動。

為了紀念任弼時，毛澤東親筆題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周恩來號召人民學習他“奮鬥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犧牲精神”，“頑強對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堅持原則、服從真理的布爾什維克精神”。葉劍英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

“黨內的母親”任弼時，永遠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