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萬事驚》有你能想到的港片五年最夢幻陣容。
吳鎮宇、袁詠儀、黃秋生、古天樂、盧海鵬，還有那個一臉吹水不抹嘴的張達明。
那麼多跟邱禮濤一個片場吃過盒飯的人，濟濟一堂，不知道的，還當是導演收山大聯歡。
怎麼可能？香港電影要沒了邱禮濤，轉不轉得動都不一定。
聲畫人間
邱禮濤“下水”，來自一個翻版過無數次的神話——
“十歲前後，父親帶回家一臺超8攝影機。”
同樣的事，在1958年的辛辛那提、1977年的倫敦也發生過。
後果是斯皮爾伯格和克里斯托弗·諾蘭改變了世界。
這種事，今天當然不會再發生。
且不說“超8”已成文物，要真望子女成龍，給他（她）一臺最易搞到的錄影設備，後果可能是孩子想輟學，當抖音網紅。
而在70年代某年的香港，那臺攝影機在邱家房間高處，要等邱禮濤與它相遇。
17歲的邱禮濤，為明愛中心招募義工，自告奮勇，用家裡那臺“超8”拍宣傳片。
但機器不能錄音，拍出來等於一條默片。
試映之際，那邊開機，這邊邱禮濤守著錄音機，播放自己選好的一段配樂，一個轉速旋鈕擰來擰去地“卡”畫面。
這麼來看，1978年的邱禮濤在考上浸會大學前，已踏上電影正路：
默片現場配樂，本就是電影初問世之際，與受眾交流的最廣泛形式。
不知邱禮濤是否從此立志從影，但那時他也是個新晉影迷了。
T恤矚目
起初進影院是為了音樂，聽說《最後的華爾茲》有The Band演唱會記錄，還有鮑勃·迪倫和尼爾·楊客串，就去看，也不管導演馬丁·斯科塞斯是誰。
後來記住這個導演，就去看《窮街陋巷》《出租車司機》《憤怒的公牛》。
為了喜歡的歌手，去看戛納主競賽片，以為所有影展片都很好看，就找來一大堆補，伯格曼，黑澤明，一部一部看。
他大三那年，去當時的亞視做助理編導，跟一個演員訓練班的“菜鳥”交上了朋友。
那小夥子是個混血，老演些恐怖劇，也聽搖滾，愛讀書，看什麼不順眼，張口就來。
是他是他就是他
兩人政見相同，指點江山大話古今，今天看來，就是金毛獅王謝遜一等人：
長相粗獷驚人，卻滿腹經綸，興起之際，灼見詈語噴薄而出，百無禁忌。
1991年，邱禮濤拍《中環英雄》，找黃秋生來演了個小角色。
劉德華、梁朝偉搭袁潔瑩、毛舜筠，“笑果”居然不錯，算是一部合標準的港產時裝喜劇。
起碼那時，他已經融入獨特的港片工業流水線了。
對類型的嫻熟把控，對明星陣容的優勢配比，足夠讓他應付當時百分之八十的港片。
“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的“半個”邱禮濤，算是有了。
另一半，要等兩年後。
妖獸都市
90年代，熱愛凶殺奇案題材的製片人李修賢，在《羔羊醫生》收益不錯後，想再拍同類影片。
新作任務，落到邱禮濤身上。
故事原型是1985年澳門八仙飯店命案，50歲的疑凶黃志恆，殺掉了飯店老闆一家九口和一名員工。
由於尋回屍體不全，坊間傳聞，凶手把人肉絞了餡，包成叉燒包賣掉。
這次，邱禮濤又找來黃秋生，詮釋香港影史上第一個存在於現實時空的食人狂魔。
如果沒有邱、黃，《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將是90年代驚悚片又一部垃圾。
主人公王志恆令人印象深刻，一大部分要歸功於劇本塑造。
為打牌口角殺人，是極端利己，漠視生命；將人屍斬件作餡，是對同類痛苦毫無同理心；強姦虐殺女店員；是此道無能者的扭曲破壞慾；作案後以尿洗手殺菌，是低於常人的羞恥感。
所有細節，都合乎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者的行為特徵。
影片大賣，臺灣投資人贈給劇組五十個純金叉燒包，分發給工作人員。
但那年，真叉燒包沒幾個人敢吃了。
雖然拿了金像影帝，但黃秋生自己不太滿意。
他想要的殺手，是一個反建制狂人。
香港血案，是膾炙人口的人血饅頭。它們從發生到被消費，都與這座城市的擁擠、狂躁、恐慌有關。
很快，邱禮濤拍出了黃秋生想要的電影。
港片擅長“偷橋”，1993年2月上映的好萊塢電影《城市英雄》也許給了邱禮濤靈感。
《的士判官》裡的阿建，衣著打扮跟片中的邁克爾·道格拉斯一模一樣。
這個老實人被逼成殺人狂的故事，與香港現實無縫銜接：
香港的士司機拒載、加價成風，甚至借車禍碰瓷敲詐，都屢見不鮮。
男人帶妻子去醫院生產，的士拒載逃脫，車門誤夾住妻子裙邊，將人活活拖死。
從此，男人成了裁定的士司機生死的連環殺手。
一個人苦苦保護的一切，被他人的冷漠與貪婪毀滅，有冤無處訴，開始向癲狂的社會索命。
像是邱禮濤和黃秋生都想要的故事。
可造化弄人，黃秋生的另一部戲同時開機，只能爭取到兩天檔期。
老黃愁眉苦臉，因為他太想拍《的士判官》了，另一部戲根本都不想碰。
沒辦法，兩天時間趕出主要戲份，剩下的，何時有空何時來拍。
事後，黃秋生遺憾不已，但這種趕工，是港片“最後瘋狂”時代的日常。
因此，邱禮濤發展成了今天的“完全體”：未必夠好，一定夠快。但再快，也要有細緻表達。
《的士判官》裡有一個場景，小孩子吵著要買一張龍珠卡，父母拖他走，他不肯，又哭又鬧。
另一個小孩過來，拿出他想要的卡，要價一百塊。
已殺死兩人的阿建，從路邊走過來，沒責罵他們，遞給賣卡小孩一百塊，拿過卡來，送給那個想要卡的小孩。
這段側寫的，不是殺人犯的“人性一面”，而是阿建一切行為的真正動機：
他要通過自己的手，把世界的混亂失範糾正過來，從螻蟻，變成上帝。
到《伊波拉病毒》，兩人創作願景放大，呈現出妖獸橫行、人間鬼蜮：
“爛癱”阿雞是個被社會無情擠壓的廢物，人間生下他，卻不許他活下去。
終於在慾求不滿、尊嚴掃地之際，阿雞染上最恐怖的病毒，對所有人展開大報復。
死亡爆發之際，就是畸形的社會機器運轉過熱，倫常崩潰之時。
很多大尺度戲碼，後來再看都嫌“過分”，但黃秋生還是說：
“《伊波拉病毒》第一次在意識形態上這麼無邊際，是無邊際的極品。”
青黃無忌
“其實拍《人肉叉燒包》時，香港電影已走下坡，只是當年我們沒有想到會下滑到今天的田地。”
等到邱禮濤開拍《陰陽路》的1997年，港片已半死不活。
好萊塢大舉進攻、盜版橫行、時勢恐慌、金融風暴……一陣陣雪上加霜。
邱禮濤離開後的《陰陽路》系列，結束在2003年的第19部。
至暗之年裡，莫說虎落平陽，蛇蟲鼠蟻都活不下去。
整個系列日漸劣質的背後，是港片的末世衰落史。
泡沫時代，不顧質量的趕工拍法，成就也毀滅了一切。
邱禮濤在片場發現，大家再也不罵劇組盒飯難吃了。
有盒飯吃，證明你有工開，在當時的行業裡，這是殊榮。
去戲院看部電影，發現再也不用排隊，影廳小了好幾倍，卻比從前更空蕩。
那年，他的一些朋友和同行離開人世。
“對我來說，最不開心的時候，最好就是去拍電影。哪怕拍一出被人罵個狗血淋頭的電影，只怕喜、怒、哀、樂，都堵在一個我們不能擺脫的神經裡。”
他可以依舊拍一堆“爛片”，保持工作狀態，攢夠錢，就去拍部自己喜歡的。
如果不適意，還可以去讀書。
2008年，他拿到了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學位，懂他的人，一點都不奇怪。
“香港學歷最高的導演之一”，對他可能沒什麼意義。
但人人皆知，他永遠是香港影壇“拎著屠刀的社會學家”。
此時，“青黃不接”已成了港片最刺目的關鍵詞。
成熟導演紛紛北上合拍，或遠渡重洋；優秀新導演口碑票房都起不來。
在上世紀工業形態打混的老人們，要麼見市場不好引退或移民，要麼跑去內地拍電視劇、電視電影。
內地市場逐漸成熟，觀眾想要的也越來越多。
不知是不是當年畸形繁榮的輪迴，但今天觀眾想要的，不只是當年的邱禮濤。
青也要做，黃也要做，不僅要他保持中端流水線水平，還要他做以往自己不做，今天別人做不了的事。
大預算給了他，他可以堅持自己想要的。
2013年《葉問：終極一戰》，重建老香港佈景；2017年《拆彈專家》是他執導過的投資最大作品，斥資1.8億港幣。
他花大價錢搭建一座假紅磡隧道，為的是保證演員演出質量，也不扼殺自己的想象力。
“從前沒得選”，現在天高任鳥飛，但邱禮濤的工作方式似乎沒變。
2017年，他的年產量達到驚人的五部。
《原諒他77次》《失眠》《拆彈專家》《常在你左右》先後上映，還有一部壓到2018年的《洩密者》。
言情、驚悚、動作，類型不同，預算差別也大，但該賺的都賺了。
大家習慣了邱禮濤的快，可這次真的倒吸一口涼氣：
一是發現他什麼都能拍，二是懷疑他拍電影有癮。
也許真是大耗真元，整個2018年，邱禮濤沒有一部新片上映。
但今年初面世的《家和萬事驚》，足以讓我們慶賀真神歸位。
仍然是“大城畸人”的怪奇物語，但這次癲狂得很認真。
香港房價貴過北京一倍，相比之下，人命賤到溝底。
偉文一家五口住在老樓裡，為了還要還25年的房貸，天天吵到要砍人，唯一的慰藉是窗外海景。
可對面大廈豎起一面廣告牌，擋住視野，於是全家人瘋了，想盡辦法要拔出眼中釘，不惜殺人。
全程笑到人發癲，可看著看著，恨不得哭到一口氣噎住死了算。
當偉文做夢擺鴻門宴，全家合力殺死鄰居，響起的音樂，是全家合唱“團結渡難關”的兒歌。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的香港精神，成了屠滅同類的面具。
不管《家和萬事驚》引進版是何面目，邱禮濤的“毒辣”都掩不住。
看到這裡，放心之餘，又感到好笑：
多變的邱禮濤，竟然是可以信任的“不變”者。
眼下，他的《感動我77次》《拆彈專家2》已在計劃內，接班陳木勝的《掃毒2：天地對決》已經殺青，而原定翁子光執導的《死亡通知單：暗黑者》電影版，也歸了他。
“中環英雄”變“中華英雄”未必，“救火英雄”才是真吧。
“邱禮濤又有新片”，對觀眾來講，也許喜憂參半，在他自己，更像是生命的形式。
很忙，也累，“可是，我知道的是：拍電影時，我真的找到快樂。”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