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道號長春子，中國金朝末年全真道道士。丘處機為金朝和蒙古帝國統治者敬重，並因遠赴西域勸說成吉思汗減少殺戮而聞名。在道教歷史和信仰中，丘處機被奉為全真道「七真」之一，以及龍門派的祖師。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中，丘處機被描述為一位豪邁奔放、武藝高強的道士，這也使他更為大眾所知。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病逝於天長觀，終年80歲。元世祖時，追封其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神仙”這個修飾詞對於丘處機這個級別的道士來說似乎是不會太在意的。這是成吉思汗在會晤了這位道界高人之後，對其發出的由衷讚歎。是什麼樣的人會讓成吉思汗這等重量級的人物佩服得五體投地，更不可思議的是，對於信奉喇嘛教和薩滿教的成吉思汗為何接受了這樣一位道教人士的指點迷津並且有了“迷途知返”的跡象。
史書曾將蒙古軍隊的招安和丘處機“刀下救人”概括為“一言止殺”。“一言止殺”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統治者在人性化統治方面有了一些進步的認識，有助於恢復中原地區的經濟，緩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觀上為元朝統一中國做出了貢獻。這些內在的，即所謂的“軟作用”是再多的千軍萬馬也無法達到的。
丘處機19歲入山學道，拜師王重陽，是著名的全真七子當中的一位。他曾在北京的白雲觀傳道，在鎮平縣創建太極觀，到內鄉縣石堂山普濟宮修行(丘處機修真洞依然存在)。他光大了全真教，為龍門派的創始人。丘處機不僅僅是一位高道，更是一位情操高雅、滿腹經綸、通曉古今的有志之士。而在金庸的小說《射鵰英雄傳》當中，丘處機被描寫為一個豪邁奔放、武藝高強的道士，這也使他更為大眾所知。
宗教往往是人們精神的一種寄託，也是在人們尋找精神依靠時所產生的。當時，北方的大片土地淪入金人之手，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社會動盪不安，人們生活也十分困苦。這種社會環境，促使人們開始尋求精神避難所，全真教正是在這種特定歷史環境下而產生的。丘處機則繼承了他師傅王重陽所創全真教的宗旨，成為了一代宗師。作為全真教領袖的丘處機在當時的聲望極高，人們也將全真道視為自己的救星。甚至山東楊安兒、耿格的起義，政府官員也要請他出面止亂。
成吉思汗的異軍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實力模式，他自己擁有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並實施著他的大一統計劃。俗話說，“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難”，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決定選招賢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處機博古通今，才能超群，於是想招其為國師，幫助自己安國治天下。成吉思汗兩次遣使召見丘處機，可是丘處機隱居山林，深入簡出，避而不見。
成吉思汗求賢若渴，不肯放棄。於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劉仲祿備輕騎素車、攜帶手詔請丘處機出山，演繹了自三國以來又一個帝王虔誠躬迎，禮賢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遠千里三派朝臣請丘處機出山，丘處機終於被成吉思汗的誠意所打動。公元1220年，他審時度勢決定西行拜見成吉思汗。此時成吉思汗正忙於對花剌子模的戰鬥。對於丘處機來說，在被成吉思汗誠意所打動的背後，肯定還有他自己的考慮。此次西行，他試圖通過這一方式影響成吉思汗“罷干戈致太平”，勸說成吉思汗早日回軍。
丘處機率18名弟子在萬里西行的過程中，向各族群眾廣泛傳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國西部科布多時，丘處機將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觀，成立全真教的組織。丘處機不僅在精神層面宣揚全真之法，同時還身體力行的讓人們瞭解教義。他沿途廣施善事，在中亞的撒馬爾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賜予自己的糧食熬粥施捨給饑民。丘處機所到之處，得到了各州縣和行省文武官員的迎送，受到了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宮來了一位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的道人，這便是全真教的丘處機。成吉思汗見到丘處機果真是仙風道骨，分外高興，特賜美食，設廬帳，優厚犒勞。
丘處機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帳內與他單獨長談，耶律楚材做記錄。耶律楚材的記錄，後被整理為《玄風慶會錄》一書。在談話的過程中，丘處機明知道成吉思汗急於瞭解長生之道，他卻沒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見蒙古軍西征造成的殘破景象，深感這與全真道的道旨極不相稱，丘處機答覆說：“修仙須修陰德，必須去暴止殺。您起兵滅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務須禁止殘暴殺戮，才能使事業最後成功。”
成吉思汗又問治國之方，丘處機回答說：“要以敬天愛民為本。”丘處機還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現象，勸告成吉思汗應在蒙古汗國提倡孝道。丘處機特別向成吉思汗論述說：“只有統一中原地區並將之治理好，才能稱為大國。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須愛民，讓人民休養生息。”
丘處機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軍西征所過之地，屍橫遍野。所以，他曾作詩兩首，贈予成吉思汗。其一詩云：“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望太平。”他的詩意和情緒，為成吉思汗所察知，這對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決定班師，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為可知。
但丘處機坦率誠懇，循循善誘，對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觸動是可以肯定的。丘處機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著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高興地宣佈：“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要他們按丘處機的話去做，又派人將仁愛孝道的主張遍諭各地。特別是在後期，成吉思汗統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緩，對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裝反抗，成吉思汗改鎮壓為招安。這些變化與成吉思汗接受丘處機的勸告應當有一定關係。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處機辭行回國，指示文武百官，備齊美酒佳餚、珍奇鮮果，在城外數十里，夾道為之送行。誰知，兩人卻從此永別。但長春真人丘處機的逆耳忠言，卻時時迴盪在成吉思汗的耳邊。丘處機回到燕京，駐太極宮尊為“大宗師”，被人們稱之為“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門。
同年，丘處機曾持旨釋放淪為奴隸的漢人和女真人3萬餘，並解救了大批漢族學者。針對宗教間的相互排斥爭鬥，丘處機主張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極一時。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賜宮名為長春宮，且遣使慰問，詔書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這段淵源被後世的人們很是推崇，特別是對丘處機的評價，讚許極高。中央民族大學牟鍾鑑教授評價他說，“以宗教的社會安定功能而言，丘處機不僅是中國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國宗教史上第一人”，體現了“仁愛無私、尊道貴德、包容通和、堅毅忠勇”的高尚品質。而在史學界是這樣對丘處機進行評價的：丘處機以超常的見識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動成吉思汗，止殺救民，積無量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