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學堂裡,做官賺不過做廚子,因為廚子掌握了歷史潛規則

齊如山 歷史 梁啟超 鍛彰趣義 2019-06-26

齊如山是中國受過完整、系統舊式教育的最後一代知識分子。他在回憶錄裡提到1894—1900年之間,在北京同文館上學的經歷。他還提到,在他上學的那幾年裡,同文館那個叫於八的廚子富到不能再富了。

在老北京學堂裡,做官賺不過做廚子,因為廚子掌握了歷史潛規則

北京同文館是培養翻譯人才的地方,設立於1862年,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轄。官家食堂,伙食應該是不錯的。但細心的齊如山算了筆帳。

同文館的學生每人每餐伙食費一兩銀子,定的極高。食堂是桌餐,每桌六人,就是六兩銀子,按照市價,足夠這六個人拿大碗饕餮參鮑翅了,可桌上明明只有尋常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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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個菜可花不了六兩銀子,往天上算,不過二兩。剩下的四兩哪裡去了?揣進廚子於八的腰包了。於八這樣“節約”開支,虛報就餐人數,順手再拔一拔供應商的雁毛,一天能入手二百兩銀子,足足四個大元寶。

齊如山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原來廚子是這樣有錢的,真是不容小覷。這類人物還有不少,共同的特點是地位不高,但位置還挺重要,吃拿卡要,從蓮花落用的牛骨上都能刮下二兩牛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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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於八,這類人物至少還包括部院衙門裡承擔書寫文稿等事的吏人,統稱為“經承”。他們是吏不是官,即便見到都綱、巡檢這類小官,也必須垂手站立,擺出一副討好的面容來。但論能耐,他們可不小,具體的事物往往是他們經辦的,也只能由他們辦。

比如書辦,是熟諳《大清律》的一類人,善於找條目、作解釋,一支筆秉不正,可能就是一條人命。因為他們的上級往往看不破他們筆下的貓膩,他們那酒色迷了的眼,怎能看破熟稔實務之人的手段。如果有人找上門來,非有要緊的事,要使孔方兄出面說和,這錢該送給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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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爐房,就是鑄造銀錠的官爐房中的夥計。這類人也沒什麼本事,就是天天跟銀錠打交道,對火耗之事瞭如指掌。各地交往戶部的公帑解上京來,先要給爐房驗定成色,化開另鑄。成色不足的,就得由地方的解運官補齊。這可不太容易,誰也不可能隨身帶著大筆銀子,若當地錢莊業還不發達,連銀票也拿不出,誤了交銀的日子口,就是丟官革職的大事兒。

誰願意和自己的頂戴做遊戲呢?所以就得想方設法讓爐房別找成色的茬,怎麼辦?要麼公帑變私帑,分一部分給爐房和銀庫管事兒的,大家把賬面抹平,吃虧的只是公家,要麼隨身就預備一份厚禮,這多懂事兒。一個膽大的爐房和一個懂事兒的解運官,就足夠把不合規矩本身變成規矩,還讓別人想來覺得理所應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爐房的不拿銀子,那指什麼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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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八這樣的伙房,經承中這樣的書承、爐房,乃至各個地方衙門的師爺和皁役,構成了龐大系統的最底層。他們就像土壤中的微生物,運用得當,可以滋養出一棵參天大樹,用得不好,那就是致病的病原菌,地表生機盎然,地下危機四伏。歷史上似乎只要是牽涉這大多數,就沒有運用得好的時候,奇怪不奇怪。

梁啟超看到了這個現象,覺得這麼龐大的體系居然日漸崩壞,吏權侵奪官權是重要原因。他在早期的《變法通議》裡寫道:“以故一切公事,受成於胥吏之手,六部書辦,督撫幕客,州縣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長,官無如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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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法顯得官很無辜,好像他就是庭堂上的不倒翁,胥吏們忙前忙後,臨了撥拉他一下,他頭一歪,像點頭同意似的,胥吏們就去辦。除此之外這官好像就沒了作用。大家看,文人說話就是這樣含蓄,輕描淡寫地一個論斷寫下來,就把老爺們全都摘出去了,還都顯得很萌。

官好嗎?來看看作為候補的“先生”們。於八這樣的下人,即便有了每天二百兩銀子的進項,看見同文館的學生們,也得起立弓起腰叫先生。這些先生們是未來的翻譯人才,溝通中外的橋樑,當然格外受到重視,其中有一些本來就有科名在身。齊如山是世家子弟,費了一番努力,經人推薦進了同文館,同窗們的身份也都不低,至少奔競夤緣也能如願。之所以如此看重同文館,當然不光是為中華崛起而讀書,也為了銀子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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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齊如山的回憶,同文館的學生一進館就有每月三兩“膏火銀”,這時當時官學的慣例。過個一年半載,如果學業有所長進,銀子可以加到六兩。齊如山進館兩三年後,每個月能拿到十二兩,當然不能算少,請翰林來做家教才每月八兩,齊如山們拿著十二兩的“膏火銀”,享受著每頓飯一兩銀子的補助,可真的太舒服了。

也可能是舒服過頭了,同文館的學生能提起來的不多。據說有學生學俄文十三年,才終於背下了字母表。還有的學生除了每月發放“膏火銀”的日子在館裡露個面,其餘時間不是泡在八大胡同的堂子裡,就是福壽堂、正興樓,過神仙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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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日子如此舒服了,他們中的很多還是不滿意,因為有人比他們拿銀子還多,佔的便宜還大——於八。每月十二兩和每天四個大元寶,這種對比當然不能讓身份尊貴的“先生”們滿意。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佔便宜,每天從飯堂順走幾個雞蛋、一瓶白糖,都是小事,飯堂的於八們也總有辦法對付,但先生們使潑耍賴,就不太容易對付了。

有人逛完窯子,大半夜叫開飯,不開飯就大吵大嚷。有人堅決抵制集中在飯堂就餐,勉強去了,也要想出法子來搗亂。吃火鍋,先把湯水喝乾,任憑炭火騰著鍋底,一頓飯下來,飯堂損失三十多隻大銅鍋。需要添飯,就遠遠把碗往廚子身上扔,接不到摔地下,活該。齊如山去吃飯,看見這滿地的瓷片,對他的同窗幾多鄙夷,下筆絕無溫言。雖然他也參與了對於八們貪瀆的集體想象,雖然他們對於八們的惡意揣測也並非完全不符合事實,但他們的選擇不是據理力爭、犯顏直諫,而是秉持著自己吃虧了的心態,誓要讓於八們也不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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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如果於八們願意把每天的二百兩拿出來,跟這些學生們分潤一二呢?那想必伙食只有陽春麵、豆汁兒飯,他們也不會有意見的吧。過去常有學者說中國農民是不患寡、患不均,這評語在農民身上是用窄了,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誰不是呢?

於八們的存在,是歷史的一道風景線。梁啟超怪他們擾亂了正常秩序,吏權侵奪了官權,導致百事皆廢,這可太冤枉他們了。權在手誰裡?若非實在無能而不知學,輕實務而重鑽營,誰會悄悄地放權給胥吏呢?若非雖無官職名分,卻擔了莫大的責任,手裡還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在灰色地點遊走的權力,誰能這麼輕易地拿走每天四個大元寶,吃了這家吃那家呢?結果是大家都覺得自己吃虧了,他吃我也吃,大家不吃虧。在這場蠹妖競食的鬧劇中,就沒有吃虧的嗎?當然有,誰吃虧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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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至少說對了一件事,士、農、工、商、兵分屬五類,但根本在士,這裡的士應當是求學上進,追求卓越的專業人士。農、工、商、兵也都應該有些士的精神,不然農業、工業、商業、兵業無一能興。可惜長期以來,不講這個,不僅農、工、商、兵,連士本身也並不如何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據詞章之輩,於歷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見,於萬國形勢,瞢然未有所聞”,專業一點不懂,視野一點沒有,實務一竅不通,只剩下厚黑學、潛規則、鑽營術,不拿來做於八,能拿來幹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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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現如今各行各業精英輩出,在其位謀其政,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事業砥礪奮進,於八們已經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就算是普通人,也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祖國的各項事業貢獻一份力量,我們要堅信,未來是闖出來的,希望是幹出來的,事業是做出來的,只要努力,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