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完美的君臣組合之一---秦孝公與商鞅

秦孝公（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嬴姓，趙氏，《越絕書》作秦平王，《史記索隱》記載名渠樑。秦獻公之子，戰國時期秦國國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是第一個發招聘廣告的人，他發的招聘廣告叫做《求賢令》，內容也跟今天千篇一律的招聘啟事大不相同。我每讀一次，都會莫名振奮。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潛力，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這篇文告很短但是信息量很大。先說春秋五霸秦穆公當年的功業以及在國際上的地位，再說後來歷代先祖把國家搞得內憂外患，然後父親秦獻公即位以後立志收復失地、恢復國際地位。自己繼承了這個遺志，希望找到能出奇謀妙計強秦的人，我不僅給他做尊貴的高官，還要分封土地與功臣共治秦國。秦孝公對本國曆史與現實的評價很客觀。沒有抹殺祖先的功績，也沒有掩蓋前人的過失，發揚秦國先輩的優良傳統，也如實改正其不足。

姜太公釣魚怎麼說的？釣絲粗長，魚餌豐盛，大魚就會來吃。但秦氏集團多年動亂，又加上秦獻公時期老打仗，貧窮落後，底子很薄。秦孝公何嘗不想用粗絲香餌釣大魚，可是他能拿得出手的東西並不多。於是他許諾“尊官分土”，與人才一起做大蛋糕，然後一起分享。儘管他發明了《求賢令》這種新穎的求賢方式，但能引得多少願者上鉤，估計他自己心裡也打鼓。因為，除了一腔真誠，他什麼也拿不出來……莊子說：“真者，精誠之志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莊子•漁父》）說來也怪。當年齊桓公派八十遊士到處宣傳移民，就沒想過用文書的方式。由此可見，秦孝公具有求實創新的作風。被梁惠王無視的衛鞅，看到了這則招聘廣告，啟程去了當時布衣士人們不大願去的秦國。因為他也是個務實並且喜歡創新的人。

據《史記》載，衛鞅入秦後，找到了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景監認定他是個人才，於是向孝公舉薦他。第一次面試效果很糟。秦孝公聽得打瞌睡。景監過後挨領導一頓批，說是舉薦的人不咋樣。但景監還是推薦衛鞅。第二次面試，秦孝公稍微聽進去了一點，但是興趣不大。後來又進行了第三次面試，孝公給了個評語是：這人有學問，可以聊聊天。到了第四次面試，兩人交談了好幾天都沒睡覺。據衛鞅自己解釋：他第一次說帝道，第二次是王道，第三次是霸道。秦孝公覺得帝王之道太久了，作為賢君應該當世成功，怎能等到數十百年以後成帝王？所以最後一次說的是強國之術。秦孝公果然興趣濃厚。最後，司馬遷在《史記》中借衛鞅之口說：“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他是在含蓄地批評秦孝公急功近利、境界不高。就實而論，太史公未免有春秋筆法之嫌。因為，按照商鞅的歷史觀，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代的成功經驗應當肯定，但不能生搬硬套。每代人都是創造者，與時俱進才是聖王之道。管仲、李悝、吳起和後來的韓非也有同樣的觀點。司馬遷把儒家的理念硬塞進法家士人的頭腦，這個貌似有點濫用編輯權。

歷史雄辯地證明，秦孝公是秦國百年帝業真正的開創者。硬把他的務實說成是急功近利，我看說這話的人恐怕也是自命德高。其實商鞅三說秦孝公就是一個雙選過程。商鞅本心就是想變法，而不是搞什麼儒家王道。他要確定秦孝公是不是一個像魏文侯、楚悼王那樣的變法之君。因為變法是得罪人的事情。後世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先後搞過改革，但宋仁宗和宋神宗扛不住反對派壓力，就半途而廢了。特別是宋仁宗，新政稍微有一點成績，就沒有改革圖強的熱情了。而同時期的齊威王，只是整肅吏治，強化了輿論監督制度，對現有體制沒多少改變。商鞅的目標與吳起是一樣的，創建一個新的社會利益分配機制。這必然會激起強烈的反對。搞不好自己跟吳起一樣功敗垂成。所以，他要確認三點：第一，秦孝公是否會採納他的變法方案？第二，秦孝公對變法的熱情能持續多久？第三，秦孝公有沒有扛住一切反對壓力的勇氣？這三條只要有一個不達標，那徹底變法就是個空想。商鞅願意來這個一窮二白前途未卜的西陲弱國創業，就是看到秦孝公在《求賢令》裡那股子不同凡響的領導者氣概。然則，做大事必需慎重，商鞅三次試探，也是在賭運氣。假如雙選失敗，他還能去哪裡施展變法的抱負呢？這個無從假設，因為秦孝公就是老天送給他的一份大禮。

那時商鞅多少歲未知，秦孝公是二十一歲。放在今天本科還沒畢業。這不是青春偶像劇，兩位主角都是冷靜如冰的實力派青年。秦獻公曾經流亡魏國，親眼目睹過魏國的富強。秦孝公沒出國記錄，但應該也聽他父親講過魏文侯老爺爺變法尊賢的故事。當然，獻公講得最多的，還是先祖秦穆公的故事——“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諫逐客書》）孔夫子雖然對秦國印象很壞，但對秦穆公評價挺高。《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闢，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闢，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孔子說的是秦穆公用五張羊皮換回大賢臣百里奚的典故。百里奚淪為楚國奴隸，秦穆公把他贖回來了，經過交談，讓他去總理國政。秦國只用一個奴隸的價位購買了一位賢相，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划算的一筆人才轉會交易。

競爭對手和自家祖宗都憑藉開明的人才政策獲得成功，這大大啟發了秦孝公。但他對先祖殉葬功臣也有微詞，父親獻公廢除人殉也是這個原因。秦國因穆公重用人才而強大，也因穆公毀滅人才而衰敗，這是一個非常沉痛的教訓！厚待功臣應該善始善終，不然以後天下的人才就不願意來秦國了，秦孝公這麼想的，也這麼做了。《求賢令》上的“尊官分土”，就是他明碼標價的莊嚴承諾。我不知道在衛鞅來之前，他接待過多少入秦的山東士子。不管景監是不是寵臣，他求賢的急迫，不亞於周公捉髮吐哺。但這位秦國第一傑出青年是個深沉多思之人。他老爹秦獻公比他還血氣方剛，從魏國回來後，把國都遷到離前線不遠的櫟陽，執著地帶著大軍攻打河西失地（幸好那時吳起已經離開魏國，不然秦獻公就難過了）。秦孝公一上臺就停止了對魏用兵。他很清楚，魏國雖然敗了幾仗，但國力軍力仍是天下最強。現在魏惠王把精力放在中原戰場，萬一他哪天醒過神來，重拾魏文侯、魏武侯以征服秦國為主的戰略，那將是滅頂之災。所以，他冷靜地制止了朝野幾十年裡狂熱的復仇情緒，思考如何才能發展國力。他在廣發求賢廣告的同時，推行了“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的新政。給秦國人民實惠，救濟孤寡，招募戰士，按之前的戰功獎賞官兵。參照管仲設計的霸業規劃，秦孝公的做法是對路的。為了能安心休養生息，他“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此後休兵八年。這樣一位持重深思而心胸寬廣的領導者，正是商鞅所需要的。

司馬遷借商鞅之口說，秦孝公這年輕仔悟性不好，聽不懂帝王之道，所以時不時打瞌睡。這個……依我看秦孝公當時是這樣想的——衛鞅侃侃而談帝道，秦孝公也許聽過，也許沒聽過，但他知道魏文侯變法不是這樣的。第二次衛鞅高談闊論王道，無非就是周公禮治、儒家仁政那一套。其中的愛民、惠民、救濟孤寡的主張，秦孝公新政正在推行中。稍微有一點共同語言了，但光有這些也不新鮮，我要的是別人沒有的新辦法。第三次衛鞅談霸道，就是管子那一套。當年晉文公、秦穆公也走了大國霸業路線。秦獻公的目標是恢復穆公時期的疆域，重修穆公的政令。秦孝公也以此為志向，自然很有興趣。但他總覺得穆公政令和魏文侯變法好像還不是一回事。於是他“善之而未用也”，衛鞅博學多識，可以給自己講講天下的情況。至始至終，秦孝公想要的就是重演魏文侯求賢變法雄視天下那一幕。而衛鞅三次講來講去，都不是魏國強大的核心機密。客從魏國來，當知魏國事。我老爹可是在魏國待過很多年的，人家魏國搞那一套跟你三次講的都不一樣。前人的東西固然有價值，但學習當今天下最強者的成功經驗，更有實際意義和可操作性。經過三次相互試探後，衛鞅拋出了真貨（強國之術）：魏國變法不是最徹底的，現在就暴露了很多弊端，我有更徹底的解決方案！秦孝公一聽就來精神了，跟他談了幾天幾夜，聽了所有細節，也問了許多問題。皇天不負有心人，與我渠樑共同創業的就是你衛鞅啦！一對中國歷史上絕版的君臣組合，就這樣誕生了——

和咱們之前講得種種故事不一樣。衛鞅並沒有馬上被秦孝公提拔為秦氏集團CEO。根據《史記•秦本紀》記載，衛鞅與秦孝公的歷史性會面是在孝公元年，孝公二年唯一的大事是周天子送來祭肉表示慰問（天子致胙）。衛鞅真正開始變法是在孝公三年，而且變法前還有一場治國方略大討論。一起回顧一下，周文王在渭水邊上遇到姜太公是直接拉走上任，齊桓公跟管仲談話後馬上授予丞相職務，楚悼王“素聞（吳）起賢，至則相楚”，《墨子》還把“急賢親士”作為全書的開頭。秦孝公雪藏了衛鞅一年，他好像一點都不急啊！但是也沒聽說衛鞅有啥抱怨。不然按照他的脾氣，早就不合而去了。這是怎麼回事？在看完《商君書》以後，我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商君書》第一篇是《更法》，記錄了秦國關於變不變法的廷議，會議結果是決定變法，然後馬上出了一道《墾草令》。《墾草》恰是該書第二篇，記錄了二十條鼓勵農耕的法律，內容非常細緻，涉及了秦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反映出商鞅過人的政治洞察力與對策能力。他為何這樣熟悉秦國的國情？依在下愚見，商鞅在孝公二年裡一直來搞調研並草擬新法，用的應該就是管仲的五步調研法——“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而秦孝公在不動聲色地準備那場關於變法的中央高層會議。

講到這，我又忍不住拖魏惠王出來批一批。人家公叔老丞相親自推薦的人，你就算覺得不靠譜，起碼也面試一下嘛。沒親自驗證真偽就直接把人PASS掉，活該你遭棄將報復。你還好意思到處拿公叔痤的肺腑之言當笑話講。你怎麼就不想想，老公叔閱歷比你還豐富，他會在臨終前隨便說一個年輕仔有治國大才嗎？看看人家秦孝公，才二十出頭的熱血青年。他都能再三給人展現辯才的機會，而且不聽假大空話，只聽實實在在的內容。你說衛鞅太年輕，沒政治經驗，不能冒險使用。可秦孝公決定要用人了，先給一年時間讓衛鞅去調研準備，後來還讓他會議上與大臣公開辯論，通過了才委以重任。二十郎當歲的年輕仔，用人做事居然比你魏惠王還老到沉穩！真可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秦孝公開創了秦國求實求治的政治傳統，他的後人秦始皇聽了韓國間諜鄭國（當時最優秀的水利專家）的自我辯護後，又繼續重用他主持鄭國渠工程。魏惠王則扭曲了魏文侯的優良傳統，開啟了魏國喜好形式主義的浮誇風氣。從此，兩國的命運軌跡趨於直線。不過，秦國是箭頭向上，魏國是箭頭向下。

還是說回那場朝會吧。秦孝公一上來就說：守好江山是我國君的使命，制定法律政策是你們大臣的職責；我想變法，但是怕天下人議論。衛鞅和秦國保守派大臣甘龍、杜摯由此展開激烈的討論。最終孝公認同衛鞅的看法，宣佈：“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商君書•更法第一》）秦國第一階段變法就這樣拍板了。秦孝公真的怕人議論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晚些時候的趙武靈王。趙武靈王私下對大臣肥義說：我想推行胡服騎射，但怕世人笑我。肥義引經據典，跟衛鞅的套路如出一轍。趙武靈王最後很豪邁地說：“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史記•趙世家》）兩位以變法強國著稱的明君都來這一手，那就很微妙了。越是心有定見的人，越喜歡問別人這種問題。他們所謂的怕議論，其實是想知道團隊裡諸君們是啥態度。支持的能不能堅決執行，中立的能不能認真配合，反對的經過統一意見以後能不能共同努力。特別是主要負責人，你有沒有力排眾議的說服力與膽識。這是秦孝公對衛鞅的最後一次考驗，也是為變法制造輿論，疏導阻力。呃，有點墨家尚同的味道，先統一意見，然後再從上到下堅決執行。衛鞅果然沒讓他失望，於是他下令任命衛鞅為左庶長，主持變法大計。

從商鞅做左庶長執政開始，秦孝公彷彿從史書上消失了一樣。徙木立信是商鞅自行策劃並實施的。秦國法制建設、經濟政治改革統統都是商鞅主持，甚至幾次對外戰爭也是商鞅帶的兵。據說剛推行新法時，秦民跑到國都櫟陽上訪說新法不便的有上千人，秦孝公沒露面；太子犯法，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孫賈被追究連帶責任，秦孝公也沒露面；據說商鞅一次處罰罪犯，殺了七百人，血染渭水，秦孝公還是沒露面；變法十年，秦民感受到了新法的好處，當初說新法不便的人跑來說新法很好，結果商鞅說“此皆亂化之民也”，把他們強行遷徙到了邊城，秦孝公依然沒露面。商鞅完全把持朝政，秦孝公簡直像被架空了一樣。有這樣的先例麼？有，管仲不也是這樣大權在握麼！秦孝公和齊桓公一樣，用的是委託式管理。安排好人事以後，就放權讓部下自主決策，自己只抓大方向。但是，管仲新政人人稱善，商鞅變法處處得罪人。朝野的反對意見絕不會少，特別是宗室貴戚非常怨恨商鞅。後來有人對新即位秦惠王說：秦國百姓只知商君法，不知國君令。這樣的話，恐怕秦孝公生前也聽過很多次。但是秦孝公一概不理，如同楚悼王對待吳起那樣，對商鞅信任有加。終孝公之世，變法派官員一直實權在握，所有反對變法的勢力都被壓得動憚不得。

不少人說六國變法不徹底是因為守舊勢力過於強大，秦國成功是因為世族遠不如六國強勢。竊以為：說這話的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六國的主要變法阻力是世卿大夫家族，特別是楚國。而秦國的卿大夫家族較弱，對變法威脅最大的是宗室貴族。總體來看，秦國世族力量是相對較弱，但也絕不是好惹的。秦孝公在《求賢令》裡批評的那段混亂期，恰恰是宗室頻繁兵變所導致的。秦躁公死後，其弟秦懷公上臺四年，就被庶長晁與大臣逼得自殺。眾臣又立了秦懷公的孫子秦靈公。秦靈公死後，秦獻公年紀小，被自己的叔公秦簡公奪權。接下來依次是秦惠公、秦出子即位。秦出子即位二年，庶長改殺出子及其母，把他們的屍體丟到河裡，擁立了流亡在外多年的秦獻公。你看，秦國世族雖然不如六國勢力龐大，但一不高興了就搞政變。所以說，秦孝公二十一歲即位能鎮住世族並不是簡單的事。特別是秦國新法剝奪了宗室貴族的世襲特權，這就更影響穩定團結了。然而，史書上沒記載秦孝公用什麼辦法安定朝局，但他在位二十四年裡，沒有誰敢掀風作浪公然阻撓變法。秦昭王時有季君之亂和蜀侯之亂，秦王政時有嫪毐之亂和成蛟之亂。這兩位都是有名的鐵腕君主，尚且有人敢造次。而秦孝公沉默著，反對派也只能隱忍到他死後才蹦躂。這種不動聲色定大局的本事，才真叫深不可測。

秦孝公除了坐鎮朝局外，也時刻留意著國際形勢變化。孝公十年，秦孝公升商鞅為大良造，派他領軍包圍安邑，魏國被迫投降（可能當時魏軍主力在別處，首都空虛，不然不會那麼輕易投降）。十二年，秦孝公遷都咸陽，並繼續支持商鞅開展第二階段變法。十四年，秦國初為賦（史學家有田賦、軍賦、人頭稅三種解釋，這個諸位自己甄別）。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至此，秦孝公實現了恢復秦穆公時國際地位的夢想，甚至還有所超過。秦獻公收復河西的願望也實現了一半。《魏世家》稱：“秦用商君，東地至河。”不過，秦國又跟魏國進行了幾次拉鋸戰，才在秦惠王時期徹底收回這塊戰略要地。此外，《楚世家》稱商鞅打過楚國，但《秦本紀》無記載。總之，君臣兩人就這樣精誠合作，一步一個腳印地把秦國帶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秦孝公是罕見的能同時滿足幾種不同君道的王者。商鞅法政強調“任法去私，言不中法，不聽；行不中法，不高；事不中法，不為”；黃老道家強調垂拱無為，君主不必親力親為、而是發揮大臣的作用；墨子倡導親賢急士；荀子說“君道者，能群也。善生養人，善班治人，善顯設人，善藩飾人”。這些標準，秦孝公無一不符。商鞅是幸運的，有這樣的領導做後盾，他才能把變法理想化為現實。秦孝公也是幸運的，他得到的是徹底改變歷史趨勢的商鞅。但魏惠王在一個方面比他們兩人都幸運——活得更久！秦孝公在位第二十四年就逝世了，商鞅不久也被守舊派誣告，被新君秦惠文王車裂。這個新君就是當年犯法被處罰的太子。《史記》裡商鞅出逃、起兵反抗彷彿一部劇情片。而《戰國策》記載簡明多了：“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深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商鞅的結局跟伍子胥一樣慘，但比吳起又幸運多了。楚悼王死時，吳起還沒完成變法。秦孝公死時，商鞅已經圓滿完成了最徹底的變法。而且他的法傳得很久，不像管仲死後新政也逐漸解體。

《戰國策•秦策•衛鞅亡魏入秦》記載了一個令人感傷的信息：“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秦孝公在臨終前一度打算傳位給商鞅，但商鞅當然不肯接受了。劉備在白帝城託孤諸葛亮是轉載，秦孝公這個才是原創。這對絕版功臣的感情之深，絲毫不亞於劉備與孔明。當然，人們對此看法各異。更多人認為這是一種權謀試探。甚至有人認為，秦孝公就是用這個辦法暗示秦惠王殺商鞅。也許，我們習慣了用複雜的眼光看世界，少了些先秦人純粹的本色。是否試探，我也不敢一口咬定是或者不是。但暗示兒子殺功臣，這個太說笑了。

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怕唐高宗駕馭不了大將李世績，找了個藉口把這位老戰友打入大牢。唐高宗不解，李世民說等我歸西后，你把他無罪釋放，他就會對你感恩戴德誓死效忠。為父這是替你背黑鍋啊。布衣天子明太祖朱元璋大殺功臣，太子朱標提反對意見。老朱丟了一個荊條對小朱說：你爹我幫你把荊條上的刺都拔光了，你就能拿這跟棍了。看到沒有？只有老爸幫兒子剷除威脅的，哪有叫兒子替自己背殺功臣的惡名的！所以說，秦孝公真想除掉商鞅，他會自己動手，而且不留痕跡。別忘了，他能不動聲色地鎮住所有反對派，必然有極為高明的政治手腕。

也許我的判斷不對，但直到目前我仍認為：秦孝公傳位商鞅是真誠的。秦孝公發《求賢令》時說過要與功臣“尊官分土”的。他做到了。商鞅被封為商君（最高爵位），得到於、商十五邑。秦孝公最忌諱的不是功臣，而是殺功臣。樸實的秦人做了《秦風•黃鳥》，委婉地批評秦穆公殉葬功臣。秦孝公深以為鑑，唯恐秦國再陷入穆公之後的混亂，又怎麼會去殺功臣呢？況且，秦孝公是個極有主見的人。他有駕馭頂尖人才的自信，所以他始終信任商鞅，不為任何非議所動搖。魏文侯求賢若渴，還留下了猜忌名將樂羊的汙點。秦孝公和楚悼王一樣，沒有留下任何猜忌變法大臣的不良記錄。這就足以說明問題。像商鞅這樣不給自己留後路的強硬分子，真心不討人喜歡，很難交到朋友。這麼顯而易見的道理，你能想到的，秦孝公自然也能想到。試問：天下間除了他秦孝公，誰還能用商鞅？誰還敢用商鞅？誰還能讓完美主義者商鞅願意效勞？秦孝公明白這點，所以他用不著忌憚商鞅。商鞅也明白這點，自己無論去哪裡，都再也遇不到孝公這樣的完美領導了。青山不在，松柏何存？

變法之臣的生命想要保全，除非變法之君比他們死得晚。可惜，秦孝公才四十五就沒了，比他更老的魏惠王卻能繼續在孟夫子面前假裝敬賢。沒辦法，老天就是這麼安排的。秦孝公臨終前最怕兩點：一是老對手魏惠王和新即位的楚威王趁機找秦國麻煩（秦惠王上臺的年紀還不滿二十），二是有犯法前科的秦惠王可能在他死後搞復辟。所以，他想讓商鞅盯著。當然，他傳位的真實意圖應該是——讓商鞅當攝政王，效法伊尹、周公輔佐幼王的先例，等幼王長到了再還政。我之前講過，這個年代已經沒法玩禪讓制了。絕版變法君臣組合，多年的知己戰友，雖非刎頸之交，命，卻是連在一起的。正如楚悼王死後，吳起馬上就中箭；秦孝公死後，商鞅也很快被車裂。一個走了，另一個的人生也再無意義。兄弟們，前後腳，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