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有著“奮六世之餘烈”的光輝歷程，有著“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的磅礴氣勢，更有著“書同文，車同軌”的歷史偉績。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帝國，卻像一顆極其璀璨閃耀的流星，在照耀了整個夜空之後，又迅速地消失於天際。

秦始皇嬴政

自古以來，“過秦”者甚多，對於秦朝的滅亡，歷來爭論不休。今天，我們以現代人的視角，從意識形態的建設出發，再“過”一次秦。

在中過古代，國家主流的意識形態可以理解為這個國家的“治世之道”。

賈誼《過秦論》

秦以前，“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夏、商、週三朝所奉行的治世之道都是以禮治為特色的德治。

漢朝初期，劉邦蕭何等人主張“與民休養生息”，採取的是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漢中後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以儒學為主的主流政治思想，一直在中國延續了近兩千年。

再看夾在中間的秦朝，在鞏固和維護新生政權的時候，不能結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建立起符合封建統治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加速了秦朝的滅亡。

接下來我們來細談——

周到秦的變化

秦以前，夏、商、周的政治體系至少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其一：濃厚的宗教色彩，通過對“天子”的定義，來強調周人天命所歸；

其二：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相結合，將行政權和土地佔有權進行統一。這種權力是在宗族內部按照宗法制遞進分配的，所以具有濃厚的血緣屬性。說白了，就是分封下去的這些人，不是叔伯，就是兄弟。

分封制和宗法制

在此政治體系的基礎上，禮樂文化應運而生。

作為西周文化的主框架，周禮強調尊崇上天和先祖，同時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上下的尊卑關係進行了確定，不得有所逾越。

禮樂文化

可以看出，作為西周的主流意識形態，禮樂文化和西周的政治特徵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禮樂文化在證明西周政權合理性的同時，又將家庭倫理推及到政治關係上，從而保證了西周政權的穩定性。因此周朝得以延綿八百年之久。

到了東周時期，隨著社會生產關係的發展，開始出現“禮樂崩壞”。

具體表現為勢力強大的諸侯開始變王田為私田，變分封制為郡縣制，政權不斷下移，並紛紛制定自己的法律。

這些都反映了自周以來的奴隸制社會正走向解體，新的封建社會開始出現，周禮開始和新的社會形態格格不入。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論語·陽貨》

隨之而來的是對周人天命觀的質疑。春秋戰國的大亂時期，各國君主都在尋求一種新的“治世良方”，百家爭鳴的現象就可以理解為是時人對新生的封建社會尋求與之匹配的統治思想和統治方法的一場大辯論。

諸子百家

秦國在這場探索中最終選擇了法家作為其“強國之道”，在“奮六世之餘烈”後，“秦王掃六合”，秦朝隨之建立。

秦統一之後，擺在秦朝統治者面前的當務之急就是如何去鞏固一個與之前奴隸制王朝完全不同的中央集權封建制王朝。

秦始皇的失誤

一、對現有的法家思想缺乏有效的認知

偉大的秦始皇當然知道他的當務之急，而使秦國由弱變強、一統天下的法家自然也就成了他的首選。

法家

秦國在“奮六世之餘烈”的過程中，法家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隨著秦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建立，秦朝對法家思想的理解和運用逐漸進入到誤區和死角。

這裡先來做一個比喻，積貧積弱時期的秦國其實就好比一個病入膏肓的急症患者，需要一副猛藥讓他能夠活過來，變得有力氣，商鞅變法便是這副猛藥。

商鞅變法

等到秦強大並統一之後，已經變成了一個“壯碩”的漢子了，也不存在任何敵人，如果繼續再給他灌“猛藥”，反而會出現負面效果，他現在需要的是調理和養生。

“法與世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韓非

法家的創始人韓非曾提到過，法家思想的運用需結合時代的特徵，時代不同，統治方法也不同，必須依據時勢來制定相對應的治世法令。秦朝統治者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韓非子

在大亂之世，嚴苛法制下的耕戰政策確實能帶來高效的行政管理，從而能使國家迅速地強大。但是這種模式下，統治者與被驅使的民眾更像一種“契約關係”，雙方都不存在道德義務，只能靠“利”和“權”來維持其有效性，此外沒有任何價值系統的支撐，這種模式顯然是不長久的。《淮南子》中有一句話就深刻地揭示了這一現象：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淮南-要略》

隨著大一統之世的到來，新生政權需要的是穩定性和持續性，現有的法家模式顯然不能帶來這一效果，秦朝統治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是悲劇的。

二、缺乏構建新意識形態的自覺性

另外，在秦國具有悠久歷史的法家思想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特別強調統一，過分地看重意志和文化的統一。

秦始皇原本以為，國家統一了，制度統一了，思想就跟著統一了，但是他錯了。於是在面對統一後從四面八方湧過來的各種學術思想，秦始皇表現出了極強的排斥。其中《呂氏春秋》的腰斬和“焚書坑儒”事件就是最好的證明。

其實在秦國統一大業之初，身為秦相的呂不韋就曾經就如何統一天下和治理天下，組織他的三千門客編纂《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

在編纂這本書的時候，呂不韋和他的門客們就已經開始取捨先秦諸家之長短，試圖通過文化思想的統一去構建符合封建集權的意識形態。

可惜的是，《呂氏春秋》的內容終究沒有實現，書成僅三年，呂不韋就服毒自殺了，《呂氏春秋》這一鴻篇鉅著也因為和秦始皇的法家執政理念相左而被拋之腦後。

呂不韋

再到秦統一之後，面對各個學派的“百家爭鳴”，本是秦始皇尋找治世良方的絕佳機會，奈何，這一次，秦始皇又做錯了。

雖然秦始皇對其中的一些學派，包括陰陽家、儒家等也都有所採納，但是當這些思想同秦國一貫推行的法家思想相牴觸時，秦始皇就顯示出了極強的排斥性。

丞相李斯建議，把“對統治極其不利”的言論典籍全部焚燒，焚書之後，一些儒生對秦始皇的這種做法極其不滿，而秦始皇認為他們妖言惑眾，於是在焚書的第二年，將460個儒生活埋，這一事件即是“焚書坑儒”。

李斯

秦朝統治者對於其他非法家學派的極端態度，正是其缺乏構建意識形態自覺性的表現，導致了秦朝喪失了兩次構建意識形態的大好機會。

秦朝統治者的兩個失誤，使秦國在現有的法家思想不再適應當前社會形勢的狀況下，始終缺乏構建意識形態的自覺性，依然將法家進行到底。所以自始至終都沒有建立起與封建王朝相契合的、系統性的主流意識形態，最終導致秦二世而亡。

漢武帝的策略

前文提到，在漢朝建立之初，統治者採取的是“與民休養生息”的國策，奉行的是黃老文化，對於經歷了幾百年戰亂的社會來說，這項國策是符合國情的，於是便有了“文景之治”這樣的大治之世。

文景之治

既然有“文景之治”在前，那麼漢武帝為什麼還要再構建新的意識形態呢？

其實，“文景之治”雖然表面上繁榮，但是卻隱藏著極大的危機：

• 外族的威脅，只能通過不斷的和親政策去緩解；
• 同姓諸侯的坐大，在郡國並行的制度下，諸侯國漸漸威脅到中央，七國之亂就是最好的例子；
• 階級矛盾激化，主要表現為地方豪強的兼併。

顯然，盛世之下其實是內憂外患，並沒有形成真正的中央集權，國家隨時都有分崩離析的可能。皇權與國內各王國及豪強勢力之間的關係和利益分配必須重新調整，而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文化顯然不能滿足這一需求。

所以本質上漢武帝和秦始皇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只不過漢武帝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並積極尋求突破。

漢武帝

那麼漢武帝為什麼偏偏選擇了儒家作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呢？

整體上來說，春秋時期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能夠急切滿足漢武帝中央集權的需要。

具體來說，董仲舒所倡導的儒家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不再是傳統的儒家，而是以儒家為主體，同時結合了道家、陰陽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以滿足統治者的需要，使其更具靈活性；
• 針對中央集權，主張“春秋大一統”並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真正達到通過思想的統一來保證國家政治的統一；
• 針對君權加強的需要，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以及“君權神授”，宣揚封建君主專制是“天”意，為君權至上提供合理的證明；
• 針對土地兼併，發揮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限田、輕徭薄稅以減輕國家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使土地和勞動力更好地結合，藉此緩和階級矛盾；
• 針對為人處世的標準，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和君臣之道，以此來維護封建專制。

董仲舒

可以看出，經過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很好地滿足了漢武帝中央集權的需要，於是在意識形態的構建上，儒家成功地取代了道家，成為新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構建符合中央集權封建王朝的新的意識形態顯然是符合西漢的政治需要的，是大漢走向繁榮富強的關鍵因素之一，也使儒家思想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

當然，從中國兩千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獨尊儒術”的行為顯然桎梏了民族的思維，儒家文化漸漸成為君主專制的工具，這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總結

通過對比秦皇漢武在構建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為，漢武帝顯然是要高於秦始皇的，當然，有其特定的歷史因素在裡面。秦國對法家的慣性思維以及秦國地處關西，本就和中原主流文化具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些都是秦始皇構建意識形態的主要障礙。

國家想要長治久安，必須要進行意識形態的建設，而且意識形態的建設必須結合社會現狀，避免和社會形勢脫節，在這方面，秦亡漢興的教訓則是極其深刻的。

參考文獻：

《意識形態視角下的秦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