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過三代”，財富積累如此，國家發展也會面臨自滿自足、精神懈怠的危險。秦至惠文，羽翼漸豐，鬥志不減，獻公、孝公的治國方略和制度建設持續轉化為發展成果，推動秦國進入發展關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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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辨

談到秦惠文王，避不開商鞅。商鞅對秦有大功，自不必細說。但到了孝公末期，這位曾經意氣奮發的改革旗手，已是坐擁十五座城邑的商君。當時，賢士趙良應邀和商鞅談話，一針見血地指出商鞅“今君左建外易”，熱衷獨攬大權，所行之事“非所以為名”、“非所以為教”，並勸說商鞅退還商於十五城的封邑，不要貪圖權力富貴，退歸林下，以保平安。

秦變的核心是要創造集中、統一、高效的國家，而不是封君自重的“聯邦”，為此秦君都可以走向變革的祭臺。正在人生巔峰的商鞅，對趙良的“迂腐之見”不以為然，還是我行我素。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從變法的推動力，不知不覺變成了自己曾經憎惡的既得利益者，阻礙了改革的繼續深入。

有一個事實令人深思，商鞅死後，惠文王一朝，入秦的各國人才源源不斷。公孫衍、張儀自不必說，陳軫、魏章、樂池都來為秦效力。六國之士不是飛蛾撲火，惠文王誅殺商鞅全非一己之私，秦國在鍛造中央集權國家的道路上持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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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為營

方向是發展的首要問題，定力是發展的關鍵因素。不惑於虛名，不惑於小利，舉自己的旗，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才能行穩致遠。惠文王繼位的第一年，蘇秦入秦求見。日後鼎鼎大名的蘇秦此時還顯青澀，慷慨激昂地勸說秦王兼併列國，稱帝而治。惠文王少年老成，沉穩對答道，“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文理未明，不可以兼併”，蘇秦十次上書，均未被採用。

有人替蘇秦抱憾，有人說蘇秦後來暗地為秦工作，還有人說惠文王剛剛誅殺商鞅，痛恨說辯之人。從秦國的整體戰略角度出發，或許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惠文王的思路。如果說秦國的崛起有路線圖，那麼梳理獻公以後的秦國發展歷程，大致有一個“三步走”的總體方略。第一步，削弱魏國，尺寸必爭，分化三晉聯盟；第二步，南取巴蜀，廣地富國，增加戰略縱深；第三步，制衡齊楚，遠削近攻，漸成雄立之勢。蘇秦遊說惠文王，好高騖遠，直接跳躍進入最後階段，頭腦清醒的惠文王豈能聽之用之。

（秦魏地緣結構圖，圖片來自網絡）

渡河而擊

惠文王時代，秦國正處在由第一步戰略轉向第二步戰略的關鍵階段。秦獻公、孝公堅定不移地和魏國在河西角力，連敗魏軍，取得了相對優勢。惠文王繼位後，乘勢而為，對於魏國又拉又打，既立來自魏國的夫人為王后，又重用來自魏國的公孫衍為大良造，開展對魏的猛烈攻勢。

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2年），公孫衍率軍北上，試探性攻擊魏國的河西重鎮雕陰。山雨欲來風滿樓，次年魏國割讓陰晉求和，並改名“寧秦”。可惜“寧秦”無法讓壯心不已的秦國停止下來。惠文王七年，秦軍再次兵臨雕陰，殲滅8萬魏軍，基本清除了魏國在河西的殘留勢力，盡有河西之地。此後魏國一敗再敗，把上郡15縣也讓給了秦國，徹底退出了黃河以西地區。

惠文王九年，秦軍從河西的少樑出發，歷史性地跨過黃河，渡河而擊，先後攻佔了汾陰、皮氏，緊接著在南線又佔領了焦、曲沃，從南北兩線對魏國河東形成鉗制態勢。三代秦王不懈努力，終於踏上河東之地，標誌著秦國基本完成崛起的第一步戰略。

（秦得巴蜀，圖片來自網絡）

南下巴蜀

發展的飛躍必定來自內部結構質的提升，秦得巴蜀就是一次華麗轉身。秦蜀相交，起於秦厲共公，百年之後，秦始發力。惠文王繼位不久，就親自率隊開展對蜀的戰略偵察，秦蜀兩王相會於漢中褒斜道，全面勘查了日後秦進軍蜀地的主要路線。

機遇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秦得巴蜀，看似借蜀、苴兩國內亂、乘虛而入，是幸運的偶發事件，其實早在全盤謀劃之中。秦國清醒地認識到，要在戰國時代的競爭中超越列國，必須徹底從“爭霸模式”轉向“兼併模式”，同時在未取得絕對優勢之前，要保持低調，集中精力富國、廣地、強兵，“悶聲發大財”。巴蜀之地位於楚國上游，同時有巨大的農業潛力，在安全需求和糧食需求的雙重戰略思維的影響下，秦對於巴蜀乃至於漢中志在必得。

統一想法，形成合力，是難中之難，秦國恰恰具備高效的執行力。議定伐蜀後，原來主張東進的張儀和主張南下的司馬錯共為伐蜀之將，上演了秦國版的“將相和”。從伐蜀速度和最後結果看，張儀和司馬錯勠力同心，合作天衣無縫。秦軍還超額完成伐蜀任務，同年吞併了苴國和巴國，擁有了四川盆地和部分漢中盆地，為日後霸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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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謀弱楚

秦伐巴蜀，從某種意義上是一場和楚國的競速跑。楚國經過宣威盛世，國力大漲，在東西兩線不斷擴張。楚威王大舉西征，沿長江溯流而上，相繼攻克江州、合川，巴國被擠壓到了川北地區。秦楚兩強，誰先贏得巴蜀之地，誰就能取得先發優勢。

楚國不僅在西線高歌猛進，在東線也咄咄逼人。楚威王之後，楚懷王和齊國親善，約為同盟。公元前318年，以楚懷王為首，楚、齊、趙、魏、韓、燕、義渠合縱攻秦，兵臨函谷關，雖無大礙，但震動秦國。拆散齊楚，削弱楚國成為當時秦國的主要戰略目標。

秦惠王迅速調整重心，實施疲楚弱楚方略。張儀備受重用，巧舌如簧，以“空頭支票”誘使楚國絕交於齊，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楚懷王發現六百里商於之地是“空頭支票”後，怒而興兵，犯下兵家大忌。秦軍不僅分離齊楚，還爭取魏、韓兩國轉向支持秦國，相繼在丹陽之戰、藍田之戰中大敗楚軍，俘虜了包括主將屈匄在內的70餘位楚將。屈原的《國殤》寫到，“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就是感嘆兩戰慘烈，痛心疾首。由此，秦重創楚國，完全控制漢中地帶，使秦國本土和巴蜀連成一片，雄視天下的格局初現。

惠文王時代，秦國始終準確把握大勢，充分利用戰略機遇期，向東、向南舒筋展骨，確立了對楚優勢，解決了“成長的煩惱”。大秦這艘巨輪即將揚帆出海，平穩地駛入深海區，迎來“開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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