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宇丹
本文標題中皇帝的上課，指的是“經筳講學”，即古代專門為皇帝講解經史（“經”一般指儒家經典），學習治國之道而特設的御前講席。早在西漢時期便有類似的講學形式，正式的經筳制度則始於北宋。滿清雖是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但皇太極時代已將儒家的道德規範作為教育滿族子弟的準則。
順治帝剛剛繼位之時，儒臣的經筳之請就已十分頻繁。順治元年，戶科給事中郝傑言上奏，認為開經筳對新政有所裨益；順治二年，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奏言：皇上雖已熟悉“滿書”，但是治理國家，還需要學習漢文、漢語，學習《六經》，所以應慎選滿漢大臣“朝夕進講”。順治五年，大臣魏裔介認為皇上應在年紀尚小之時抓緊學習。順治帝親政之後，經筳之請仍未間斷。順治九年，文臣曹本榮上《聖學疏》，以長篇大論請求開經筳。
綜合上述意見，我們可以看出清初儒臣們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儒臣們大多懷著一顆輔佐新主的忠心，認為經筳可以精學問、致治道。畢竟早在宋代，理學家程頤就指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筳。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筳。”從中可見經筳講學對塑造帝王品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大臣看來，有滿族血統的順治皇帝，只有儘早熟知儒家經典文化，才能免除漢人面對異族君主統治時可能產生的精神困境。
面對大臣們的百般催促，順治帝在順治十年作出迴應：大臣們的請求是合理的，但是所建議的經筳地點都不太合適，他決定讓工部建造一個文華殿用於“講古求訓”。文華殿尚未竣工之際，仍然有大臣上奏請開經筳。所以，順治十二年，皇帝開始在翰林之中物色講官人選。最終，順治十四年九月，於保和殿舉行了清代的首次經筳大典，並定下了每年春秋仲月（二月、八月）各舉經筳一次。
從前面的敘述看，順治帝似乎沒有儒臣們那般對“經筳”表示出熱情和渴望，多是推脫之意。但是在首次舉行了經筳講學之後，順治帝增設了講官人員，以備顧問。可見順治帝還是對此事比較重視的。其實，仔細一想，經筳講學對滿清統治顯然是有利的，既能籠絡漢人，又能借機瞭解和掌握學術權威。
參考文獻：
劉方玲：《清朝前期帝王道統形象的建立》，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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