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作為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學術上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貢獻,這就是總結與轉換:對傳統學術的總結,向現代學術的轉換。在專門科目上進行集大成式的綜合整理、研究的努力,幾乎貫穿整個清代的各個學術領域,作為其重要補充的是,拾遺補闕的工作也是清代學者樂意從事的,由此產生了兩類著作:集成式和補遺考訂式。在晚清,隨著社會的變遷和西學的漸興,現代學術的理念、方法在學術研究中初露鋒芒,新材料的應用、新學科的建設也已經嶄露頭角,從而逐漸把傳統學術導向了現代學術。而晚清三傑對晚清作出了卓著功勳。
曾國藩（1811年11月21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號滌生，諡文正。中國清朝時期的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中興名臣」之一，也是文學家，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長沙府湘鄉白楊坪人，現屬湖南省雙峰縣荷葉鎮天子坪。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
1870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於是民間開始傳言懷疑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教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望海樓天主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蓆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謝福音神父也已經與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但當時已經有數千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Henry Fontanier，1830-1870）要求總督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與知縣劉傑相理論，怒而開槍，不幸打死了知縣的僕人，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祕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燬了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然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賞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注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言論及不信任，這些言論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
曾國藩在文學方面卓有成就，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的評價在他死後，隨時間的推移形成了鮮明的兩極化對照。有人認為曾國藩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即有人責其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曾屠戶」,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和其弟弟有貪汙行為。處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後的部分革命黨人斥之為「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曾國藩在"天津教案"的作為證明, 曾國藩是漢奸，賣國賊，曾在洋務運動中卻是有功勞的。
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1]
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毛澤東和蔣中正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毛澤東說過「獨服曾文正」。
李鴻章（1823.2.15-1901.11.7），本名銅章，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東鄉（今肥東縣）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
李鴻章在赴京途中，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為世所傳誦。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願。入京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了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於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係。就科舉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於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咸豐三年（1853年）初，李鴻章得知太平軍大舉入皖的消息後，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奏上，咸豐帝命呂擔任安徽團練大臣，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李鴻章與呂賢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豐五年（1855年）十月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復無為、巢縣、含山的戰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里。七年（1857年），皖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翌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他本人遂於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國藩湘軍大營，充當幕僚。
事實的發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緩”，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咸豐十年（1860年）秋，師生之間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這表明，李此時的戰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於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號湘上農人，清朝大臣，著名湘軍將領。少時屢試不第，轉而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後竟因此成為清朝後期著名大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經歷了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鎮壓陝甘回變和收復新疆等重要歷史事件。
先入兩江總督陶澍幕府，並與陶結為親家。1851年（咸豐元年）太平天國起義後起先後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幕府，為平定太平軍籌劃。清文宗咸豐六年（1856年），升任兵部郎中。
初當幕僚時，為抓住展示才能的時機，他經常為一件小事而與人大吵大鬧；在當上巡撫，官及三品時，脾氣卻越來越小。“窮困潦倒之時，不被人欺；飛黃騰達之日，不被人嫉。”這句著名的話就是他說的。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國藩舉薦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撫，並組成中法混合軍和擴充中英混合軍與太平軍作戰，克金華、紹興等地，升任閩浙總督。
1864年克杭州，並受封一等恪靖伯。之後致力於剿滅東南太平軍殘部。
1866年在福州馬尾辦船廠，也就是後來的福建船政局，並創辦求是堂藝局，培養海軍人才。同年，改任陝甘總督，其間創辦蘭州製造局。後創辦甘肅織呢總局。此為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然而該廠從未盈利。
1867年2月授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定“先捻後回”方略，次年參與平定捻軍。
1873年12月14日授協辦大學士，次年9月18日授東閣大學士。
清德宗光緒元年1875年5月奉命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1876年定“緩進急戰”方略，指揮劉錦棠、金順諸軍討伐阿古柏、白彥虎，次年收復除伊犁地區外的新疆全部領土，併為新疆建省開發等預作規劃。
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晉二恪靖侯。
1885年9月5日，左中堂薨
著有《楚軍營制》（附條規），其奏稿、文牘等輯為《左文襄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