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三元里民眾抗英鬥爭的同時，包括三元里在內的廣州一帶大批民眾自動充當英國軍隊後援，或背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參與作戰。據說，僅三元里一地，就有上千民眾後來被查出曾幫助過英軍。
類似的說法和史實的披露早在上世紀末就有了，說中國當年百姓“不知愛國”，不是什麼特別的新聞。但具體到三元里，似可以吸引一些眼球。因為，今人或許很難理解：又說三元里民眾當年英勇抗英，又說那裡的民眾曾幫助過英軍，是怎麼回事?
對於這個問題，1995年茅海建就做過解釋。他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引用中、英、日多方史料，對中國大陸傳統教科書所謂當年三元里民眾激於愛國熱情，自發抗英、保家衛國的說法，在史實上做了細緻的辨正。他說：中國幾千年來不停地改朝換代，中國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滿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東來的‘紅毛’統治者更為可親可愛。”
三元里民眾對英人和清政府的衝突本不關心。之所以會轉而抗英，不是為了幫朝廷，而是因為英軍在當地開棺暴骨、搶掠財物、調戲婦女，使當地民眾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他指出：在當時條件下，“許多人還意識不到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存在”。講三元里發生過民眾抗英鬥爭是事實，但“三元里等處民眾進行的是一次保衛家園的戰鬥，而不是投身於一場保衛祖國的戰爭”。
這種認識也未必毫無道理，但鄉與國畢竟還不是一回事。旁的不論，至少大清國原本就是外族強權所立，其軍事力量一路由北向南殺戮侵犯而來，南方眾多士紳鄉民曾廣泛抵抗。頭面官紳大部投降後，民間“反清復明”的暗流依然存在。直到鴉片戰爭前後，閩、粵、桂、湘諸省民間社會與清廷所代表的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始終還處在一種十分複雜微妙的狀態。稍有風吹草動，便可能造成針對滿清的反叛之舉。
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落後的農業社會，還是一個以個體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人們習慣於各掃門前雪，很容易走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境地。一個皇帝、若干朝臣、一眾官吏，很容易對數億民眾實施統治。但是，相對於北方，南方的情況多少有所不同。
林語堂對包括三元里民眾在內的廣東人有一種評價。他說，廣東人是中國古代南方吃蛇的土著與南下中原文化的“強烈混合物”，一方面迷信鬼神、恪守傳統，一方面又冒險好鬥、頑強彪悍。這使得廣東人在維護自身利益和文化方面，表現得較其他地方更激烈。特別是底層民眾，往往只有鄉土情結。誰當皇帝，與他無關;傷害了本鄉本土的利益，任誰也要反。
據東南亞史專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說，17世紀前後，大批跑到東南亞的華僑，從來只認自己的省籍或族裔，比如自己是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很少清楚或在意國家歸屬。即使東南亞殖民當局會把他們視為“中國人”，他們看自己也依然如故，始終各有各的會館或同鄉會，各自經營各自的行業。比如，在曼谷，“97%的典當商鋪屬於潮州人，他們還控制了70%的大米貿易和90%的中醫業。美容業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經營，59%的機械工場由廣東人掌握，90%的造紙業在客家人的控制下。”
留在廣東當地沒有離開的廣東人，即使經過了200多年，和清政府的關係仍會緊張。除了前文提到的現象，清朝官員的奏摺中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述。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出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就曾向朝廷訴苦稱：廣東一些地方“百姓習以械鬥，日以兵刃相接”，“富鄉大族，均各築立土城，廣置炮火，以劫掠為事”，“地方官徵求錢糧，動須募勇下鄉。力勝則尚能催徵三四成，力不勝則通縣錢糧皆抗不完納”。
在鄉土環境中生活的人，熟悉的是費孝通所說的那種“熟人社會”的規則。大家鄉里鄉親，抬頭不見低頭見，互幫互助，一切道德、規矩都是既定的，習以為常的，因而人與人之間不僅關係簡單，而且相互信任。不過，隨著商品經濟日漸繁盛，人口流動加快，城市迅速發展起來，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到滿是陌生人、連話都聽不懂的城市後，不可避免地會在城市中建立小的熟人社會圈子。
歷史上最早的同鄉會組織，就形成於歐洲中世紀早期大學開始興起的時候。在11世紀起家的巴黎大學、博羅尼亞大學裡有來自歐洲各處的青年學生及學者，為便利解決個人無力解決的種種問題，就自發地組織了許多“同鄉會”。在18、19世紀歐美移民潮興盛期間，類似的同鄉會也都曾大量出現。
在中國，成規模的同鄉組織，在明朝就已經出現了。當時主要是冠以地方名頭的各種“會館”，為來到城裡的同鄉提供一個聚會交往的處所。清末，地方自治之風吹起，政府管制稍鬆，特別是在留學海外的青年中間，具有互助性質的同鄉會之類的組織也大量湧現出來。
但是，進入到20世紀初年，民族主義思想浩浩蕩蕩，“民族建國問題”首當其衝，建設一個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性質的新中國的問題，擺在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人面前。同鄉觀念、同鄉組織，以及越來越流行，以一地、一省、一族為利益共同體的做法卻明顯地強化，甚至拉大地方省籍族群間、地方與中央間的隔閡，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
晚清年間，基於一省或一地之利益，與清廷所代表的國家利益矛盾衝突的情況已頻頻發生。太平天國引發的危機，極大地破壞了作為清朝中央集權主要支柱的財政與軍事體制，地方督撫的權力迅速膨脹。甲午戰爭後，以進一步放權為基礎的各種新政陸續出臺，地方不僅控制了大部分厘金，而且實際掌握了軍隊，控制了工商廠礦與鐵路的興建。
接下來的庚子之變，引發了更大的權力危機。唐才常等以“勤王”為名，志在“創造新自立國”的自立軍起義;兩江、湖廣及兩廣總督等拒絕聽從清廷之命，實行“東南互保”，與列強媾和，都在在反映出地方各階層新的利益需要，正推動著南方各省邁上“準備自立變政”的道路。
1902年，與梁啟超一道亡日的廣東人歐榘甲出版了題為《新廣東》的小冊子，公開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稱“廣東人實為廣東地主，則廣東之政權、財權、兵權、教育權、警察權、鐵路礦山權、土地所有權、森林權、海權，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立之勢，以建全中國自立之起點”。
1903年，留日學生楊篤生撰文《新湖南》，響應歐榘甲的《新廣東》，提出：“湖南者，吾輩之家室也”“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並稱：“欲新中國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獨立”之一法，即應“闢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
此種以省為單位，“自治”“自立”甚至“獨立”的呼號、宣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國人鄉土觀念、省籍情結、地方主義迅速膨脹發酵。影響到留日學生，不僅多以省籍或地方為基礎結成同鄉會，而且多以省籍為結合出版雜誌，宣傳具有地方意識的政治主張。
當然，與早年流亡東南亞的華僑不同，這時留日學生直接面對的是洶湧的民族主義思想浪潮，他們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國家歸屬，也不能無視地方與國家的互存關係。無論是歐榘甲，還是楊篤生，其實都肯定地承認說：嚴格省界，推動自立，根本目的還是要使全中國像日耳曼或美國那樣，能夠有自立之一日。
把國家按地區分成你一塊、我一塊，各管各的，不會造成隔閡與分裂嗎?學生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宣稱：其一，“夫一省之地，必有獨立之精神，然後可以救其地之人”。其二，“他省雖有熱心辦事者，不能借箸代籌”。平時全不熟習他省、他府、他縣之外省、外府、外縣人，縱具熱心，亦不能為他省、他府、他縣謀獨立自營之事業。其三，“各國革新，無不從地方自治起，使人人知省界”，使“人人自衛其鄉”。
一個連家鄉都不愛的人，能夠愛國，這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說愛鄉就會愛國，就我們經過的歷史來看，至少也沒有那麼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