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十八個省中,此省公認油水最多,各級官員到了那想不發財都難

清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入關後在官制上沿襲了明代,同時也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其宗旨還是“揚滿抑漢”,以保證八旗貴族的特權。清制,官位稱為“缺”,以民族而言,分為滿洲、蒙古、漢軍、漢人四種缺,相對來說,漢人官缺較少且地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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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各級行政機構中,因地域、執掌的不同又分出許多“缺”。在經濟發達的省份為官,收入進項是貧窮省份的數倍。以職掌而言,鹽政、漕運、河工就是地方上最大的肥缺,而以省份來說,廣東省最令人羨慕,以致於官場上流行這麼一句話:“運氣通,選廣東”。

清代十八個省中,都說江浙富庶天下,是大清的糧倉。這話不假,凡是在江浙任職的官員,不管是養廉銀還是各種陋規收入都十分可觀,然而和廣東比起來江浙兩省似乎又有不及。在昭槤的《嘯亭雜錄》中談到,廣東為天下繁華之區,凡是在這裡做官的,無不窮奢極欲,搜刮明珠、翡翠、寶玉,離任時滿載船隻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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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論地丁、漕政、關稅、鹽政這幾項大宗收入來說,廣東或許不及江浙。不過,自康熙二十二年開放海禁後,外國商船就多集中在廣州從事貿易,乾隆二十二年限定所有外國商船隻能在廣州一口通商以後,廣東便成為了外商唯一集中的地方,這種情形一直沿襲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

外國商人和本地商人云集廣州,大量的茶葉、絲綢被運往西洋,同時,大量的白銀流入中國。貿易之盛經濟才能發達,當官的也就更能弄到錢。而且,相比於農民,從商人手中更容易獲得巨大的收益。因此,外國商人和廣東十三行的商人成了廣東大小官員的聚寶盆。

據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在廣東當官的都把這裡作為貨府,無論官職大小,一捧粵符,無不歡欣過望,其親戚友好,也舉手相慶,以為廣東十郡,有掘不盡之脂膏,經營官債的錢局爭相把錢貸給他們,甚至以五當十,謀取暴利”。到廣東任職的官員,人還沒到,就把攫金作為最大的事。因此,清代又有天下貪官屬廣東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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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將廣東的貪官分為三等,稍微有良心的有時不免逮住機會大撈一把;巧黠一點的乾脆廣佈爪牙,四處撒網,與胥吏表裡為奸,搜刮來的財物按三七分成;而喪心病狂的便不顧商民死活,在三年任上不幹別的,是錢就拿,從不管民怨和官聲。

在廣東為官,不論官職大小,都把主要心思放在搜刮民脂民膏上。而最厲害的就是官商勾結。當官的崛到重金後,立即派他的下屬或是親友大搞經營,一些奸民希望得到當官的保護,也心甘情願做他的羽翼,最終形成壟斷經營。官商經營成本低而又有權力開道,因此能很快獲利並且是數倍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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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為官為何就這麼貪呢?根源就在於京城,所謂“京師者,餓虎之山;權貴者,擇肉之主。其不足以為水者,東粵之膏脂;不足以為薪者,東粵之筋骨。”

既然在廣東做官能發大財,因而就有人挖空心思要謀廣東的“缺”,最常見的辦法就是所謂的“調缺”即調任的意。,當然,有調缺權的無非是吏部和一省的督撫。廣西和廣東相比,卻是另外一種情況,乾隆四十九年,廣西武宣縣知縣郎士貴因與上級有師生關係,請求調任。

按照規定,郎士貴應調到人人羨慕的廣東為官,巡撫孫士毅為此奏請,並得到吏部的議準。而御史費孝昌提出反對,他說:京師向來有“運氣通,選廣東”之諺,如果照例以廣東缺對調,恐怕會開啟趨避之風,應令吏部另調他缺,並請以後照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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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御史的建議最終也沒能得到施行,其他省份的官員照樣個個擠破頭想往廣東調。乾隆皇帝雖然也知道這個官場祕密,可做為最高統治者,他也無法改變這種變態、扭曲的官場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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