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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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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民清鼎革之際,志在不食民國之粟的清遺民,因租界不在民國政府治下,許多人便選擇到租界作遺老,據胡小石言:“辛亥之後,清室遺臣,居處分兩大部分:一為青島,依德人為保護,恭王、肅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遠走日本、朝鮮、東三省;一為上海,瞿鴻機曾任軍機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則中堅也。”

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租界的城市,是當時較發達的現代都市,被譽為“十里洋場”。辛亥後許多籍貫為長江以南尤其是蘇浙兩省的前清舊臣選擇避居滬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鴻機、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馮煦、陳三立、陳夔龍、鄭孝胥、沈瑜慶、秦樹聲、胡湘林、王國維、繆荃孫、劉承乾等皆隱居上海。

青島自19世紀末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涼,氣候宜人,不僅海運發達且通有鐵路,交通便利,與京津、東北、日本及朝鮮相隔不遠,故而亦成為許多清遺民擇居之處,勞乃宣、周馥、吳鬱生、張人駿、于式枚、劉廷深、呂海寰、康有為等清遺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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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民清鼎革之際,志在不食民國之粟的清遺民,因租界不在民國政府治下,許多人便選擇到租界作遺老,據胡小石言:“辛亥之後,清室遺臣,居處分兩大部分:一為青島,依德人為保護,恭王、肅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遠走日本、朝鮮、東三省;一為上海,瞿鴻機曾任軍機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則中堅也。”

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租界的城市,是當時較發達的現代都市,被譽為“十里洋場”。辛亥後許多籍貫為長江以南尤其是蘇浙兩省的前清舊臣選擇避居滬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鴻機、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馮煦、陳三立、陳夔龍、鄭孝胥、沈瑜慶、秦樹聲、胡湘林、王國維、繆荃孫、劉承乾等皆隱居上海。

青島自19世紀末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涼,氣候宜人,不僅海運發達且通有鐵路,交通便利,與京津、東北、日本及朝鮮相隔不遠,故而亦成為許多清遺民擇居之處,勞乃宣、周馥、吳鬱生、張人駿、于式枚、劉廷深、呂海寰、康有為等清遺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島。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除上海及青島兩地外,天津亦是租界林立的近代都市,民初英、法、德、意、日、奧、比、俄等國在天界皆設有租界,辛亥後這些租界內聚集了為數不少的清遺民。

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輾轉至天津日租界居住長達7年之久,圍繞在溥儀身邊的清遺民隨之遷入天津各國租界,如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蕭丙炎、陳曾壽等,羅振玉1919年自日本歸國後不久就在天津購置房產定居,除上述溥儀身邊的清遺民外,周馥、張人駿、呂海寰等人在一戰期間從青島遷至天津,華世奎、榮慶、那桐、章授等人亦曾在天津寓居。

香港和澳門距離廣東較近,且少戰亂、物價不高,故而辛亥後許多廣東籍清遺民選擇永久或間歇移居香港和澳門兩地,如陳伯陶、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何藻翔等寓居香港,汪兆墉、吳道銘、張學華等人擇居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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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民清鼎革之際,志在不食民國之粟的清遺民,因租界不在民國政府治下,許多人便選擇到租界作遺老,據胡小石言:“辛亥之後,清室遺臣,居處分兩大部分:一為青島,依德人為保護,恭王、肅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遠走日本、朝鮮、東三省;一為上海,瞿鴻機曾任軍機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則中堅也。”

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租界的城市,是當時較發達的現代都市,被譽為“十里洋場”。辛亥後許多籍貫為長江以南尤其是蘇浙兩省的前清舊臣選擇避居滬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鴻機、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馮煦、陳三立、陳夔龍、鄭孝胥、沈瑜慶、秦樹聲、胡湘林、王國維、繆荃孫、劉承乾等皆隱居上海。

青島自19世紀末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涼,氣候宜人,不僅海運發達且通有鐵路,交通便利,與京津、東北、日本及朝鮮相隔不遠,故而亦成為許多清遺民擇居之處,勞乃宣、周馥、吳鬱生、張人駿、于式枚、劉廷深、呂海寰、康有為等清遺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島。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除上海及青島兩地外,天津亦是租界林立的近代都市,民初英、法、德、意、日、奧、比、俄等國在天界皆設有租界,辛亥後這些租界內聚集了為數不少的清遺民。

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輾轉至天津日租界居住長達7年之久,圍繞在溥儀身邊的清遺民隨之遷入天津各國租界,如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蕭丙炎、陳曾壽等,羅振玉1919年自日本歸國後不久就在天津購置房產定居,除上述溥儀身邊的清遺民外,周馥、張人駿、呂海寰等人在一戰期間從青島遷至天津,華世奎、榮慶、那桐、章授等人亦曾在天津寓居。

香港和澳門距離廣東較近,且少戰亂、物價不高,故而辛亥後許多廣東籍清遺民選擇永久或間歇移居香港和澳門兩地,如陳伯陶、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何藻翔等寓居香港,汪兆墉、吳道銘、張學華等人擇居澳門。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都市遺民多以租界為隱身之所,首先是由政治鼎革之下自身政治立場所致。寄身於民國政權難以企及的租界,能表達自身與民國為敵的政治心態,許多人將自己寓身租界的行為視為“學孔子而居九夷”,蔣智由稱“上海者,古之東海,而洋場者,九夷也久矣。夫當世之無餘,而餘之逃於人外也,餘與天為徒耳”。

清遺民生活在租界內不僅能獲得人身安全保障、免受革黨“迫害”,還可以繼續保留髮辮、使用宣統紀年等,因此辛亥革命時各省士紳“皆避亂於上海,此即樂於瓜分之現象也。革黨反對君國,於外國則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於外人之現象也”。

清帝遜位之時,王季寅聞之痛哭,隨即攜家人迴歸故里隱居,後因其不願剪掉髮辮而時常受驚擾,故而轉居青島,此事在其年譜中有記載:“壬子七十歲,在裡時剪髮令嚴,鄉里驚擾,君避居青島,自光緒二十三年,德意志人佔據青島,至是,皆視為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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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民清鼎革之際,志在不食民國之粟的清遺民,因租界不在民國政府治下,許多人便選擇到租界作遺老,據胡小石言:“辛亥之後,清室遺臣,居處分兩大部分:一為青島,依德人為保護,恭王、肅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遠走日本、朝鮮、東三省;一為上海,瞿鴻機曾任軍機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則中堅也。”

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租界的城市,是當時較發達的現代都市,被譽為“十里洋場”。辛亥後許多籍貫為長江以南尤其是蘇浙兩省的前清舊臣選擇避居滬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鴻機、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馮煦、陳三立、陳夔龍、鄭孝胥、沈瑜慶、秦樹聲、胡湘林、王國維、繆荃孫、劉承乾等皆隱居上海。

青島自19世紀末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涼,氣候宜人,不僅海運發達且通有鐵路,交通便利,與京津、東北、日本及朝鮮相隔不遠,故而亦成為許多清遺民擇居之處,勞乃宣、周馥、吳鬱生、張人駿、于式枚、劉廷深、呂海寰、康有為等清遺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島。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除上海及青島兩地外,天津亦是租界林立的近代都市,民初英、法、德、意、日、奧、比、俄等國在天界皆設有租界,辛亥後這些租界內聚集了為數不少的清遺民。

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輾轉至天津日租界居住長達7年之久,圍繞在溥儀身邊的清遺民隨之遷入天津各國租界,如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蕭丙炎、陳曾壽等,羅振玉1919年自日本歸國後不久就在天津購置房產定居,除上述溥儀身邊的清遺民外,周馥、張人駿、呂海寰等人在一戰期間從青島遷至天津,華世奎、榮慶、那桐、章授等人亦曾在天津寓居。

香港和澳門距離廣東較近,且少戰亂、物價不高,故而辛亥後許多廣東籍清遺民選擇永久或間歇移居香港和澳門兩地,如陳伯陶、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何藻翔等寓居香港,汪兆墉、吳道銘、張學華等人擇居澳門。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都市遺民多以租界為隱身之所,首先是由政治鼎革之下自身政治立場所致。寄身於民國政權難以企及的租界,能表達自身與民國為敵的政治心態,許多人將自己寓身租界的行為視為“學孔子而居九夷”,蔣智由稱“上海者,古之東海,而洋場者,九夷也久矣。夫當世之無餘,而餘之逃於人外也,餘與天為徒耳”。

清遺民生活在租界內不僅能獲得人身安全保障、免受革黨“迫害”,還可以繼續保留髮辮、使用宣統紀年等,因此辛亥革命時各省士紳“皆避亂於上海,此即樂於瓜分之現象也。革黨反對君國,於外國則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於外人之現象也”。

清帝遜位之時,王季寅聞之痛哭,隨即攜家人迴歸故里隱居,後因其不願剪掉髮辮而時常受驚擾,故而轉居青島,此事在其年譜中有記載:“壬子七十歲,在裡時剪髮令嚴,鄉里驚擾,君避居青島,自光緒二十三年,德意志人佔據青島,至是,皆視為桃源”。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勞乃宣辛亥後本欲攜家人歸隱故里,但因當時浙江已宣佈脫離清朝獨立,不得已攜家轉居於河北沫水之北的北郭村。那些自身頗有積蓄的清遺民還可以在都市中獲得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時人稱寓居租界“既無殺身之苦,也無亡命之難,又無降敵之譏,於道德無虧”。

國內外的戰亂亦是影響清遺民擇居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戰期間日本出兵青島攻打德國致使許多寄居青島的遺民轉居他處,“歐洲開戰,英俄法共攻德國,日本附英攻青島。寄居者皆避去”,如王季寅從青島遷至煙臺居住。

許多清遺民選擇旅居租界,更多的是因為民初國內時局動亂,辛亥革命南北內戰之時,“各省無鎮壓之力。土匪紛起,人民塗炭”,下因而大量士紳湧入上海租界。

王季寅1920年本已在青島附近“買田二頃,果園十數畝,菜園一區為娛老計”,但“自甲寅冬日本據青島,土匪借為巢穴,四出劫掠,登萊鄉民夜不安枕”,“世亂不可居”,不得已“乃購地煙臺之奇山所,築數椽以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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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民清鼎革之際,志在不食民國之粟的清遺民,因租界不在民國政府治下,許多人便選擇到租界作遺老,據胡小石言:“辛亥之後,清室遺臣,居處分兩大部分:一為青島,依德人為保護,恭王、肅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遠走日本、朝鮮、東三省;一為上海,瞿鴻機曾任軍機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則中堅也。”

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租界的城市,是當時較發達的現代都市,被譽為“十里洋場”。辛亥後許多籍貫為長江以南尤其是蘇浙兩省的前清舊臣選擇避居滬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鴻機、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馮煦、陳三立、陳夔龍、鄭孝胥、沈瑜慶、秦樹聲、胡湘林、王國維、繆荃孫、劉承乾等皆隱居上海。

青島自19世紀末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涼,氣候宜人,不僅海運發達且通有鐵路,交通便利,與京津、東北、日本及朝鮮相隔不遠,故而亦成為許多清遺民擇居之處,勞乃宣、周馥、吳鬱生、張人駿、于式枚、劉廷深、呂海寰、康有為等清遺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島。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除上海及青島兩地外,天津亦是租界林立的近代都市,民初英、法、德、意、日、奧、比、俄等國在天界皆設有租界,辛亥後這些租界內聚集了為數不少的清遺民。

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輾轉至天津日租界居住長達7年之久,圍繞在溥儀身邊的清遺民隨之遷入天津各國租界,如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蕭丙炎、陳曾壽等,羅振玉1919年自日本歸國後不久就在天津購置房產定居,除上述溥儀身邊的清遺民外,周馥、張人駿、呂海寰等人在一戰期間從青島遷至天津,華世奎、榮慶、那桐、章授等人亦曾在天津寓居。

香港和澳門距離廣東較近,且少戰亂、物價不高,故而辛亥後許多廣東籍清遺民選擇永久或間歇移居香港和澳門兩地,如陳伯陶、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何藻翔等寓居香港,汪兆墉、吳道銘、張學華等人擇居澳門。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都市遺民多以租界為隱身之所,首先是由政治鼎革之下自身政治立場所致。寄身於民國政權難以企及的租界,能表達自身與民國為敵的政治心態,許多人將自己寓身租界的行為視為“學孔子而居九夷”,蔣智由稱“上海者,古之東海,而洋場者,九夷也久矣。夫當世之無餘,而餘之逃於人外也,餘與天為徒耳”。

清遺民生活在租界內不僅能獲得人身安全保障、免受革黨“迫害”,還可以繼續保留髮辮、使用宣統紀年等,因此辛亥革命時各省士紳“皆避亂於上海,此即樂於瓜分之現象也。革黨反對君國,於外國則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於外人之現象也”。

清帝遜位之時,王季寅聞之痛哭,隨即攜家人迴歸故里隱居,後因其不願剪掉髮辮而時常受驚擾,故而轉居青島,此事在其年譜中有記載:“壬子七十歲,在裡時剪髮令嚴,鄉里驚擾,君避居青島,自光緒二十三年,德意志人佔據青島,至是,皆視為桃源”。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勞乃宣辛亥後本欲攜家人歸隱故里,但因當時浙江已宣佈脫離清朝獨立,不得已攜家轉居於河北沫水之北的北郭村。那些自身頗有積蓄的清遺民還可以在都市中獲得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時人稱寓居租界“既無殺身之苦,也無亡命之難,又無降敵之譏,於道德無虧”。

國內外的戰亂亦是影響清遺民擇居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戰期間日本出兵青島攻打德國致使許多寄居青島的遺民轉居他處,“歐洲開戰,英俄法共攻德國,日本附英攻青島。寄居者皆避去”,如王季寅從青島遷至煙臺居住。

許多清遺民選擇旅居租界,更多的是因為民初國內時局動亂,辛亥革命南北內戰之時,“各省無鎮壓之力。土匪紛起,人民塗炭”,下因而大量士紳湧入上海租界。

王季寅1920年本已在青島附近“買田二頃,果園十數畝,菜園一區為娛老計”,但“自甲寅冬日本據青島,土匪借為巢穴,四出劫掠,登萊鄉民夜不安枕”,“世亂不可居”,不得已“乃購地煙臺之奇山所,築數椽以避之”。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汪兆墉辛亥後隱居於粵澳兩地,至1939年去世。汪兆墉因廣州動亂先後十幾次避地澳門,辛亥革命發生後,1911年底汪兆墉第一次至澳門避居,1912年9月返回廣州。1913年因“廣州亂,再避地澳門,寓下環街”,此次只住了兩個月之後即返回廣州。1916年,“滇桂軍交鬨”,其“又攜家至澳門,寓荷蘭園旁……九月廣州平定,摯家返舍”。次年因護法運動的發生,汪兆墉再次避地澳門。此後數年汪兆墉多次因廣州戰亂,往返於廣州與澳門之間。1937年抗戰爆發後,其最後一次移居澳門直至1939年在澳門去世。

許多清遺民擇居租界還與自身相熟的社交圈相關聯,黃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較多,清廷皇室近臣、滿族、蒙古族官員和黃河以北的地方大員到天津的比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島,可見這些擇居地相同的清遺民在清亡前或因同鄉、或因政治地位相近早有舊交,故而舊日朋友聚集之所自然是清遺民願意擇居之處。汪兆墉之所以選擇澳門為避難之所,除地理位置的緣故,亦是“以便一眾良朋,可閒時作詩鐘之會,又或共遊港澳勝景,寄情山水,以遣對故朝之思”。

生計考量亦是清遺民在選擇是否擇居租界時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租界物價普遍高於其他地區,“凡都會碼頭,生活程度過高,只便仕宦經商,而不便久寓”,“租界雖鮮兵禍,然東南巨室多寄祭遷賄窟處其中,米珠薪桂當更較長安為難居”。

章任在選擇寓居之地時亦受經濟條件困擾,稱“上海租界又非力所能勝”。與此同時,經濟發達、富貴雲集的都市又能為部分清遺民提供更多的生計來源,如王國維1916年自日本回國後,長期生活在上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上海猶太富商哈同處謀得生計,雖然他對此份工作並不滿意,但因生計所限只能一直伏匿於滬上。清遺民中那些以文謀生,不論是執教於近代大學亦或賣文誓畫者,基本都要依附於現代都會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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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民清鼎革之際,志在不食民國之粟的清遺民,因租界不在民國政府治下,許多人便選擇到租界作遺老,據胡小石言:“辛亥之後,清室遺臣,居處分兩大部分:一為青島,依德人為保護,恭王、肅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遠走日本、朝鮮、東三省;一為上海,瞿鴻機曾任軍機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則中堅也。”

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租界的城市,是當時較發達的現代都市,被譽為“十里洋場”。辛亥後許多籍貫為長江以南尤其是蘇浙兩省的前清舊臣選擇避居滬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鴻機、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馮煦、陳三立、陳夔龍、鄭孝胥、沈瑜慶、秦樹聲、胡湘林、王國維、繆荃孫、劉承乾等皆隱居上海。

青島自19世紀末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涼,氣候宜人,不僅海運發達且通有鐵路,交通便利,與京津、東北、日本及朝鮮相隔不遠,故而亦成為許多清遺民擇居之處,勞乃宣、周馥、吳鬱生、張人駿、于式枚、劉廷深、呂海寰、康有為等清遺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島。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除上海及青島兩地外,天津亦是租界林立的近代都市,民初英、法、德、意、日、奧、比、俄等國在天界皆設有租界,辛亥後這些租界內聚集了為數不少的清遺民。

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輾轉至天津日租界居住長達7年之久,圍繞在溥儀身邊的清遺民隨之遷入天津各國租界,如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蕭丙炎、陳曾壽等,羅振玉1919年自日本歸國後不久就在天津購置房產定居,除上述溥儀身邊的清遺民外,周馥、張人駿、呂海寰等人在一戰期間從青島遷至天津,華世奎、榮慶、那桐、章授等人亦曾在天津寓居。

香港和澳門距離廣東較近,且少戰亂、物價不高,故而辛亥後許多廣東籍清遺民選擇永久或間歇移居香港和澳門兩地,如陳伯陶、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何藻翔等寓居香港,汪兆墉、吳道銘、張學華等人擇居澳門。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都市遺民多以租界為隱身之所,首先是由政治鼎革之下自身政治立場所致。寄身於民國政權難以企及的租界,能表達自身與民國為敵的政治心態,許多人將自己寓身租界的行為視為“學孔子而居九夷”,蔣智由稱“上海者,古之東海,而洋場者,九夷也久矣。夫當世之無餘,而餘之逃於人外也,餘與天為徒耳”。

清遺民生活在租界內不僅能獲得人身安全保障、免受革黨“迫害”,還可以繼續保留髮辮、使用宣統紀年等,因此辛亥革命時各省士紳“皆避亂於上海,此即樂於瓜分之現象也。革黨反對君國,於外國則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於外人之現象也”。

清帝遜位之時,王季寅聞之痛哭,隨即攜家人迴歸故里隱居,後因其不願剪掉髮辮而時常受驚擾,故而轉居青島,此事在其年譜中有記載:“壬子七十歲,在裡時剪髮令嚴,鄉里驚擾,君避居青島,自光緒二十三年,德意志人佔據青島,至是,皆視為桃源”。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勞乃宣辛亥後本欲攜家人歸隱故里,但因當時浙江已宣佈脫離清朝獨立,不得已攜家轉居於河北沫水之北的北郭村。那些自身頗有積蓄的清遺民還可以在都市中獲得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時人稱寓居租界“既無殺身之苦,也無亡命之難,又無降敵之譏,於道德無虧”。

國內外的戰亂亦是影響清遺民擇居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戰期間日本出兵青島攻打德國致使許多寄居青島的遺民轉居他處,“歐洲開戰,英俄法共攻德國,日本附英攻青島。寄居者皆避去”,如王季寅從青島遷至煙臺居住。

許多清遺民選擇旅居租界,更多的是因為民初國內時局動亂,辛亥革命南北內戰之時,“各省無鎮壓之力。土匪紛起,人民塗炭”,下因而大量士紳湧入上海租界。

王季寅1920年本已在青島附近“買田二頃,果園十數畝,菜園一區為娛老計”,但“自甲寅冬日本據青島,土匪借為巢穴,四出劫掠,登萊鄉民夜不安枕”,“世亂不可居”,不得已“乃購地煙臺之奇山所,築數椽以避之”。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汪兆墉辛亥後隱居於粵澳兩地,至1939年去世。汪兆墉因廣州動亂先後十幾次避地澳門,辛亥革命發生後,1911年底汪兆墉第一次至澳門避居,1912年9月返回廣州。1913年因“廣州亂,再避地澳門,寓下環街”,此次只住了兩個月之後即返回廣州。1916年,“滇桂軍交鬨”,其“又攜家至澳門,寓荷蘭園旁……九月廣州平定,摯家返舍”。次年因護法運動的發生,汪兆墉再次避地澳門。此後數年汪兆墉多次因廣州戰亂,往返於廣州與澳門之間。1937年抗戰爆發後,其最後一次移居澳門直至1939年在澳門去世。

許多清遺民擇居租界還與自身相熟的社交圈相關聯,黃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較多,清廷皇室近臣、滿族、蒙古族官員和黃河以北的地方大員到天津的比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島,可見這些擇居地相同的清遺民在清亡前或因同鄉、或因政治地位相近早有舊交,故而舊日朋友聚集之所自然是清遺民願意擇居之處。汪兆墉之所以選擇澳門為避難之所,除地理位置的緣故,亦是“以便一眾良朋,可閒時作詩鐘之會,又或共遊港澳勝景,寄情山水,以遣對故朝之思”。

生計考量亦是清遺民在選擇是否擇居租界時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租界物價普遍高於其他地區,“凡都會碼頭,生活程度過高,只便仕宦經商,而不便久寓”,“租界雖鮮兵禍,然東南巨室多寄祭遷賄窟處其中,米珠薪桂當更較長安為難居”。

章任在選擇寓居之地時亦受經濟條件困擾,稱“上海租界又非力所能勝”。與此同時,經濟發達、富貴雲集的都市又能為部分清遺民提供更多的生計來源,如王國維1916年自日本回國後,長期生活在上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上海猶太富商哈同處謀得生計,雖然他對此份工作並不滿意,但因生計所限只能一直伏匿於滬上。清遺民中那些以文謀生,不論是執教於近代大學亦或賣文誓畫者,基本都要依附於現代都會而生活。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傳統遺民多選擇以隱居“山林”、“不履城市”來表達自身與世事隔絕的立場,部分清遺民並未沿襲這一傳統,而是選擇充滿塵世煙火味道的近代都市作為隱居之所,尤其是這些都市中的租界這一特殊空間為清遺民的生存情境提供種種新的可能。

隱居租界的清遺民要麼頗有積蓄,足以應對都會生活;要麼是在都會中能謀得生計,而其謀生之道很多已突破傳統士人的職業範圍,如投資近代實業等。都市遺民彼此之間往來密切,詩酒文會頻繁,尤其滬上遺民為最,相比較而言青島、天津兩地遺民政治活動較為頻繁。

身在都會的清遺民社會交往相對鄉居遺民而言要活躍,除遺民圈內彼此往來頻繁外,他們與圈外人士亦頗多交往,與民國政要、軍閥、文化界、商界乃至外籍人士都有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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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是遺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徵。近代之前中國並無現代都市,傳統遺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徵一一故鄉為地域空間構築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會變遷致使現代都市興起,又因外來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現了國中之國一一租界,從而為清遺民提供了特殊的隱逸空間,許多清遺民將其作為隱居之所。

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在中國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陸續出現租界,租借國通過不平等條約獲得公民領事裁判權,從而使租界擁有了實際意義上的行政自治權限,中國政府無權在租界內行使主權,因而租界被稱為國中之國一一雖名為中國領土,卻不受中國政府管轄,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租界內事務。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民清鼎革之際,志在不食民國之粟的清遺民,因租界不在民國政府治下,許多人便選擇到租界作遺老,據胡小石言:“辛亥之後,清室遺臣,居處分兩大部分:一為青島,依德人為保護,恭王、肅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遠走日本、朝鮮、東三省;一為上海,瞿鴻機曾任軍機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則中堅也。”

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批對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租界的城市,是當時較發達的現代都市,被譽為“十里洋場”。辛亥後許多籍貫為長江以南尤其是蘇浙兩省的前清舊臣選擇避居滬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鴻機、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馮煦、陳三立、陳夔龍、鄭孝胥、沈瑜慶、秦樹聲、胡湘林、王國維、繆荃孫、劉承乾等皆隱居上海。

青島自19世紀末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涼,氣候宜人,不僅海運發達且通有鐵路,交通便利,與京津、東北、日本及朝鮮相隔不遠,故而亦成為許多清遺民擇居之處,勞乃宣、周馥、吳鬱生、張人駿、于式枚、劉廷深、呂海寰、康有為等清遺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島。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除上海及青島兩地外,天津亦是租界林立的近代都市,民初英、法、德、意、日、奧、比、俄等國在天界皆設有租界,辛亥後這些租界內聚集了為數不少的清遺民。

1924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輾轉至天津日租界居住長達7年之久,圍繞在溥儀身邊的清遺民隨之遷入天津各國租界,如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羲、溫肅、蕭丙炎、陳曾壽等,羅振玉1919年自日本歸國後不久就在天津購置房產定居,除上述溥儀身邊的清遺民外,周馥、張人駿、呂海寰等人在一戰期間從青島遷至天津,華世奎、榮慶、那桐、章授等人亦曾在天津寓居。

香港和澳門距離廣東較近,且少戰亂、物價不高,故而辛亥後許多廣東籍清遺民選擇永久或間歇移居香港和澳門兩地,如陳伯陶、賴際熙、區大典、朱汝珍、溫肅、何藻翔等寓居香港,汪兆墉、吳道銘、張學華等人擇居澳門。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都市遺民多以租界為隱身之所,首先是由政治鼎革之下自身政治立場所致。寄身於民國政權難以企及的租界,能表達自身與民國為敵的政治心態,許多人將自己寓身租界的行為視為“學孔子而居九夷”,蔣智由稱“上海者,古之東海,而洋場者,九夷也久矣。夫當世之無餘,而餘之逃於人外也,餘與天為徒耳”。

清遺民生活在租界內不僅能獲得人身安全保障、免受革黨“迫害”,還可以繼續保留髮辮、使用宣統紀年等,因此辛亥革命時各省士紳“皆避亂於上海,此即樂於瓜分之現象也。革黨反對君國,於外國則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於外人之現象也”。

清帝遜位之時,王季寅聞之痛哭,隨即攜家人迴歸故里隱居,後因其不願剪掉髮辮而時常受驚擾,故而轉居青島,此事在其年譜中有記載:“壬子七十歲,在裡時剪髮令嚴,鄉里驚擾,君避居青島,自光緒二十三年,德意志人佔據青島,至是,皆視為桃源”。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勞乃宣辛亥後本欲攜家人歸隱故里,但因當時浙江已宣佈脫離清朝獨立,不得已攜家轉居於河北沫水之北的北郭村。那些自身頗有積蓄的清遺民還可以在都市中獲得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時人稱寓居租界“既無殺身之苦,也無亡命之難,又無降敵之譏,於道德無虧”。

國內外的戰亂亦是影響清遺民擇居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戰期間日本出兵青島攻打德國致使許多寄居青島的遺民轉居他處,“歐洲開戰,英俄法共攻德國,日本附英攻青島。寄居者皆避去”,如王季寅從青島遷至煙臺居住。

許多清遺民選擇旅居租界,更多的是因為民初國內時局動亂,辛亥革命南北內戰之時,“各省無鎮壓之力。土匪紛起,人民塗炭”,下因而大量士紳湧入上海租界。

王季寅1920年本已在青島附近“買田二頃,果園十數畝,菜園一區為娛老計”,但“自甲寅冬日本據青島,土匪借為巢穴,四出劫掠,登萊鄉民夜不安枕”,“世亂不可居”,不得已“乃購地煙臺之奇山所,築數椽以避之”。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汪兆墉辛亥後隱居於粵澳兩地,至1939年去世。汪兆墉因廣州動亂先後十幾次避地澳門,辛亥革命發生後,1911年底汪兆墉第一次至澳門避居,1912年9月返回廣州。1913年因“廣州亂,再避地澳門,寓下環街”,此次只住了兩個月之後即返回廣州。1916年,“滇桂軍交鬨”,其“又攜家至澳門,寓荷蘭園旁……九月廣州平定,摯家返舍”。次年因護法運動的發生,汪兆墉再次避地澳門。此後數年汪兆墉多次因廣州戰亂,往返於廣州與澳門之間。1937年抗戰爆發後,其最後一次移居澳門直至1939年在澳門去世。

許多清遺民擇居租界還與自身相熟的社交圈相關聯,黃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較多,清廷皇室近臣、滿族、蒙古族官員和黃河以北的地方大員到天津的比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島,可見這些擇居地相同的清遺民在清亡前或因同鄉、或因政治地位相近早有舊交,故而舊日朋友聚集之所自然是清遺民願意擇居之處。汪兆墉之所以選擇澳門為避難之所,除地理位置的緣故,亦是“以便一眾良朋,可閒時作詩鐘之會,又或共遊港澳勝景,寄情山水,以遣對故朝之思”。

生計考量亦是清遺民在選擇是否擇居租界時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租界物價普遍高於其他地區,“凡都會碼頭,生活程度過高,只便仕宦經商,而不便久寓”,“租界雖鮮兵禍,然東南巨室多寄祭遷賄窟處其中,米珠薪桂當更較長安為難居”。

章任在選擇寓居之地時亦受經濟條件困擾,稱“上海租界又非力所能勝”。與此同時,經濟發達、富貴雲集的都市又能為部分清遺民提供更多的生計來源,如王國維1916年自日本回國後,長期生活在上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上海猶太富商哈同處謀得生計,雖然他對此份工作並不滿意,但因生計所限只能一直伏匿於滬上。清遺民中那些以文謀生,不論是執教於近代大學亦或賣文誓畫者,基本都要依附於現代都會而生活。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傳統遺民多選擇以隱居“山林”、“不履城市”來表達自身與世事隔絕的立場,部分清遺民並未沿襲這一傳統,而是選擇充滿塵世煙火味道的近代都市作為隱居之所,尤其是這些都市中的租界這一特殊空間為清遺民的生存情境提供種種新的可能。

隱居租界的清遺民要麼頗有積蓄,足以應對都會生活;要麼是在都會中能謀得生計,而其謀生之道很多已突破傳統士人的職業範圍,如投資近代實業等。都市遺民彼此之間往來密切,詩酒文會頻繁,尤其滬上遺民為最,相比較而言青島、天津兩地遺民政治活動較為頻繁。

身在都會的清遺民社會交往相對鄉居遺民而言要活躍,除遺民圈內彼此往來頻繁外,他們與圈外人士亦頗多交往,與民國政要、軍閥、文化界、商界乃至外籍人士都有往來。

青島·上海·天津:清朝遺老們為何鍾情於這些城市?

雖選擇有違遺民傳統的隱匿空間,但清遺民內心深處卻擺脫不掉傳統的遺民觀念,故而他們雖身在都會,但其詩文中經常將光電聲色的都市想象成“山林”,這種山林想象為清遺民在精神上營造了一個與熱鬧喧囂的都市相隔絕的獨立空間,與文字經營相配合的,有經濟能力的清遺民多在租界中築樓以居。

沈曾植有海日樓,鄭孝胥有海藏樓,陳夔龍有花近樓,李梅庵有藏園,樊增祥有樊園。無疑,正是這些可以營造的私人空間使得遺老們的世外生存在紛擾洋場中成為可能。

對此鄭孝胥亦曾在日記表明心跡:“餘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豈吾所及料哉。然餘居樓中,昧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運思操勞,絕非庸庸厚福之比……餘今所處之地位,於朝廷無所負,於革黨亦無所憐。”

可見,這些清遺民雖寓居洋樓,但卻將其想象為“山居”,從而在租界之中保全自己的政治立場,亦是其強化自身遺民身份認同的努力。

撰稿/陳晶華【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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