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輝剛 | 文
中國戶籍制度的源流
戶籍制度，也就是戶口制度，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形成的一種社會制度，是指通過各級權力機構對其所轄範圍內的戶口進行調查、登記、申報，並按一定的原則立戶、分類、劃等和編制。
戶籍制度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登記制度；一是管理制度。戶籍登記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了。據甲骨文記載，商王朝已開始實行人口登記制度，有“登人”或“登眾”，即臨時徵集兵員的記載。西周時創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記辦法。據《周禮·秋官·司民》記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辯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可見，商周時期，已設立了掌握戶籍的官職“司民”，對生齒（男孩滿8個月，女孩滿7個月為生齒）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別登記於冊，即“書於版”，並分城（都）鄉（鄙）進行人口統計。同時，每年要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進行登記，以掌握自然變動情況，每隔三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核實（即“大比”），孟冬（陰曆十月）時上報。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嚴格的戶籍登記制度，即“書社制度”和“上計制度”。“書社制度”的內容是：百姓25家為1社，“社之戶口，書於版圖”。“上計制度”是：郡、縣長官每年於年底前將下一年度的農戶和稅收的數目作出預算，書之於木券上，呈送國君。如商鞅變法規定“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
隨著封建制度的日趨成熟，戶籍登記制度也日趨完善，管理戶籍和財經的衙門出現，即戶部，六部之一，長官為戶部尚書，曾稱地官、大司徒、計相、大司農等。
至清光緒末年，改“戶部”為“度支部”，管田賦、關稅、厘金、公債、貨幣及銀行等。
民國前期，尤其是北京國民政府時期，沒有詳細的戶口制度，只是參考了清末《調查戶口章程》，制定了《警察廳調查戶口規則》，1915年頒佈了《縣治戶口編查規則》及 《警察廳調查戶口規則》。1934年4月27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出臺了《戶籍法》，定於7月1日起施行。
1935年出版的《首都志》，卷六為戶口。開篇即曰：首都戶口，自漢至今，歷歷可考。然或以郡計之，或以縣計之，或以市計之，區域有大小，難以比較其繁衍之度，而所計者又未必盡核（核）。茲據諸書為表，存其大都而已。
書中將西漢以來，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首都人口，分為男女詳細列出。可見戶口制度在中國的重要性。
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以後，推行國民身份證制度，於1947年頒佈了《戶口普查法》，建立了各級戶政機構。
新中國戶籍制度始於1950年8月12日，公安系統在內部頒發了《特種人口管理暫行辦法（草案）》，正式開始了對重點人口的管理工作。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制定並頒佈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這是建國後最早的一個戶籍法規，從而基本統一了全國城市的戶口登記制度。
溥儀與李淑賢
“末代皇帝”的戶口簿
在封建社會，作為皇帝，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聽說過皇帝還有戶口？如果皇宮大內沒有戶口制度，紫禁城裡眾多的人口將怎樣管理？當然，這些不在本文探討之列。
我這裡所說的皇帝的戶口，專指“末代皇帝”溥儀的戶口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作為戰犯，在瀋陽被蘇軍逮捕，押往蘇聯伯力關押。1950年7月被押送回國，先後關在哈爾濱、撫順戰犯管理所。經過十年的改造學習，於1959年12月4日，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宣佈特赦。
溥儀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統元年（1908）登極。1912年2月，袁世凱為當大總統，與隆裕太后談好條件，即《優待清室條例》。規定：（1）清帝稱號不變；（2）每年由國民政府給予四百萬元；（3）清帝仍居清宮，以後移居頤和園；（4）原有私產由民國保護等等。
2月6日，參議院通過了《優待條例》。2月12日，6歲的清朝末代宣統皇帝溥儀退位，暫住北京紫禁城；但《條例》並未規定清室搬出紫禁城的具體日期，所以溥儀等一直住在紫禁城中。直到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才遷出了紫禁城。
以後，溥儀居無定所，先借住其父載灃的“北府”，後搬遷到日本公使館，又借住天津張園和靜園等地。直到1931年11月，在日本人的幫助下逃到旅順，於1932年成立偽滿洲國。所以，他的出生地和戶籍，也應該是北京市。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溥儀從戰犯到公民，就要有戶口，當時戶口是與糧油關係以及各種副食品票證聯繫在一起的。沒了戶口是無法生活的。那溥儀的第一個戶口關係究竟落在哪裡呢？
溥儀回到北京後，先落戶到西城區前井衚衕6號。這裡是溥儀五妹韞馨和五妹夫萬嘉煕的家。為什麼落在這兒呢？溥儀的親友們大多住在這一帶：族弟溥儉和五妹同院，距離不過二百米的南官場口則住著他的幾位族侄；繞過後什剎海再走四五分鐘就到了六妹住的四合巷4號，四妹住在鼓樓，二妹住在景山東街。離得都不遠。
來到五妹家的第二天，溥儀就由族弟溥儉陪同，去所在轄區派出所辦理了戶籍手續。
溥儀說：“我住在什剎海後面的五妹家裡。在那以前，我從來沒有作為一般的公民生活過。我活了五十幾歲，還頭一次一個人隨便逛大街，在商店買東西，坐公共汽車、電車，隨便到親戚家串門，到朋友家訪問，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感到太新鮮了。”
為此，溥儀還鬧出找不著家門的笑話呢。有一天，五妹夫婦上班走了，溥儀操起笤帚到大門外掃街，本打算掃掃自家門口，掃來掃去卻不知跑到哪家門口，迷了路，找不到回家的門了。後來一位街坊問明瞭情由，才把他送回家來。
十多天後，即12月23日，溥儀搬到東單附近蘇州衚衕南口的崇內旅館，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鄭庭笈等其他國民黨戰犯住在一起，每人一間，溥儀住214號房間。此外，邱行湘、陳長捷、曾擴情、盧浚泉、周振強和楊伯濤，則住在前門南邊的虎坊橋旅館。
這一時期，溥儀等人主要是參觀學習和探親訪友。直到1960年2月初，在崇內旅館和虎坊橋旅館共同生活了兩個月的十一名特赦人員將要分手了。其中曾擴情要回瀋陽，陳長捷要回上海，盧浚泉要去昆明，邱行湘要去南京。其餘七人中，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周振強等六人被分配到北京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舊宮大隊果木隊參加農業生產勞動；而溥儀則單獨安排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這是周恩來總理根據溥儀自己的意願特意安排的。
溥儀回憶:
市統戰部廖（即廖沫沙，筆者注）部長（還有幾位統戰部與民政局的首長），在政協文化俱樂部，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鄭庭笈和我談話，對我們的工作、學習、勞動進行了安排。我是到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香山）去工作，研究熱帶植物。杜聿明等四人是到紅星人民公社去工作。我們每天是一半學習、一半勞動，有時到京聽首長們的報告。政府仍照常給我們生活補助費。廖部長對我們作最懇切的叮嚀和勉勵。
2月16日，溥儀拿著市民政局的介紹信到西郊的北京植物園報到。
從溥儀的戶籍卡上可以看出：從1960年8月12日，溥儀的戶口遷出西城區前井衚衕6號，遷入北京植物園南阜村20號。
戶別欄裡填的是“植物園”，姓名“愛新覺羅·溥儀”，性別“男”，民族“滿”，出生日期為“1906年1月14日”，但上面又加蓋“變更”之字樣。這是為何呢？原來溥儀生於陰曆的正月十四，戶口簿的生日應該填寫陽曆，換算為2月7日，所以在後來的戶籍卡上就變更為2月7日。週歲為“54”，現有文化程度“初中”，籍貫“北京”，出生地“同籍貫”，職業和服務處所“北京植物園，不教勞動”，這裡的“不教勞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溥儀的勞動不屬於勞動教養，因此就是勞動工作。婚姻狀況“離婚”。就是溥儀在獄中時，時間在1956年底，他的第四任妻子“福貴人”李玉琴和他辦理了離婚手續。因此溥儀的婚姻狀況屬於“離婚”。
植物園領導給他安排了宿舍，單位還有飯廳、浴室。對於在植物園工作，溥儀很滿意。他說：
這將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人民一起勞動，是最光榮的一件事情，心裡的高興是千言萬語也難以形容的。但思想上也有矛盾的地方，也想到了另外一個方面，如果植物園的幹部和職工都知道了我是誰以後，會不會因為我的歷史罪惡，對我產生憎惡和歧視呢？當我想到這裡的時候，心裡又不安起來。
在一次幹部會議上，園領導向同志們介紹了我，讓我和大家見面。還在會上說明了我學習、改造的情況。從大家的態度看，對我沒有絲毫的憎恨和歧視，反而表示非常歡迎我來植物園工作。同志們的關懷，又使我的心情激動和興奮起來。
溥儀寫道：
今天，我和勞動人民在一起工作和勞動，我也成了偉大祖國的一名光榮的公民，搬一磚，弄一瓦，種一草，栽一木，都是為了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我的高興和自豪絕不是筆墨和語言所能形容的……
從1960年2月16日到1961年2月下旬，溥儀在植物園整整一年時間，思想覺悟又有提升。8月25日下午，在植物園職工大會上，領導傳達了號召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增產節約的中央文件。會後，溥儀走進領導辦公室，把一個小紙包交給主任，真誠地請求說：“這裡有十五尺布票，因為衣服夠穿，不必再添，就把它交給國家吧!關於糧食，我有個節約計劃。我過去的定量標準是三十多斤，已經足夠了。來到植物園以後又按技工標準給我增加了十斤，這部分應該節約，請組織按月扣除。”
主任開始沒有答應：“定量以內的東西還是應該自己用。”
“國家當前有困難，應該送到更需要它們的地方去，請領導同志一定要答應！”
在此期間，溥儀在植物園的一年時間，每天參加半日勞動。他對植物園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溥儀在《我在北京植物園一年來的勞動鍛鍊和幾個觀點的初步實踐》中寫道：
回顧在植物園的一年生活，無論學習還是工作，都有進步，有收穫。當然，也存在不少缺點。現在加以總結，對我今後的思想改造是有教益的。
來植物園之前，周總理親切地接見第一批特赦人員，懇切地勉勵我們，要求我們要牢固地確立四個觀點，即民族立場（愛國主義觀點），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勞動觀點。現在，我高興地看到，自己經歷了上述觀點的初步實踐。我認為，植物園為我建立和確立這些觀點，提供了最好的環境……
1964年溥儀的戶口信息
戶口的變動
1961年正月初四，中共中央統戰部設宴招待留京的兩批特赦人員。李維漢部長，徐冰和薛子正副部長以及國務院童小鵬祕書長等領導都參加了宴會。就在這次宴會上，統戰部領導宣佈了對溥儀、杜聿明等七名首批特赦人員的工作安排：全部調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專員，待遇由勞動期間每人每月發生活費六十元提高為每人每月發工資二百元。就在這次宴會之後，那是1961年3月初，溥儀與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楊伯濤、鄭庭笈、周振強等七人，一起進了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辦公室。
溥儀1964年這張戶籍卡上的戶別，成為“機關”，職業和服務處所為“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專員”，何時由何地遷入本址，為“1961.3.由北京植物園”，現住址“西城區趙登禹路32號”，登記日期為“1964年3月7日”，所蓋大印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以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為主任委員的文史資料委員會，設在趙登禹路32號大院中。開始只設一個西北軍史料組。直到第一批特赦的戰犯被分配到文史資料委員會，1961年以後增添了新的力量，又設置了國民黨軍事史料組和北洋軍閥史料組等。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常委、前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為“軍事”組組長，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和周振強等六人都是該組成員。溥儀則參加了“北洋”組的工作。
下面這張戶籍卡上，住戶的姓名為“李淑賢”，性別“女”，戶主姓名與戶主關係為“戶主”，溥儀這時不是戶主了。民族為“漢”，出生日期“1924年9月4日”，籍貫“浙江杭州”，原有文化程度“相當高小”，現有文化程度“初中”；職業和服務處所“朝陽區關廂醫院護士”，何時由何地遷入本址“1963年6月9日由西城趙燈（登）禹路32號”，現住址“西城區東觀音寺甲22號”，登記日期“1963年6月9日”。這是溥儀夫婦結婚一年後才搬入的新地址。
溥儀的一生，共結過四次婚，有五位妻子。1922年，末代皇帝溥儀大婚時，娶了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繡，文繡後與溥儀離婚，婉容被打入冷宮；1937年溥儀又娶了“祥貴人”譚玉齡；1944年譚玉齡病死後，“福貴人”李玉琴進宮，這段名存實亡的婚姻維持到1956年年底。
由於溥儀不會過日子，更不懂照顧自己，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懷下，1962年1月間，由文史資料專員周振強和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煕介紹，溥儀和一位叫李淑賢的女子相識，並於4月30日結婚了。這是他第四次婚姻。
李淑賢的戶口信息
婚禮在政協文化俱樂部（南河沿禮堂）舉行。據李淑賢回憶：
因為第二天就是五一節，大街上張燈結綵，使我們的婚禮更為增色……
大廳裡的客人分別圍坐在一張張長桌前面，桌上擺滿了茶點和糖果。我們進屋後先就坐，然後溥儀領著我一張桌子一張桌子的互相介紹、握手，讓煙，讓茶。大家都高興地和溥儀打招呼。王耀武說：“老溥，明天就是‘五一’節了，你挑這個日子結婚很有意義，好極了！”溥儀說，“五一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盛大節日，作為一個新的勞動者，我對這個節日感到特別親切。”
他們的婚房即溥儀的宿舍，是政協大院內的一所平房，裡間是臥室，約有二十平方米，擺著一個寫字檯、一對兒單人沙發和一張沙發床，還有圓桌和幾把椅子。靠床一側有道門連著衛生間。外間是客廳，看上去比臥室還要大些。有辦公桌、書架和半圓形的沙發茶几。
婚後的溥儀夫婦，住在政協大院裡已經不合適，組織上也在為他們物色新的住處。
從另一張戶籍卡上的信息來看，愛新覺羅·溥儀已經59歲，婚姻狀況“有配偶”，職業和服務處所為“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專員”，戶主姓名與戶主關係為“李淑賢之夫”； “59.9、由撫順戰犯管理所”遷入本市，“65.9.7從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機關）遷出，遷入“西城區東觀音寺甲22號”，登記時間是“1965年9月7日”。
其實，這次搬家的時間是1963年6月1日，溥儀夫婦搬進了西城寶禪寺東觀音衚衕新居。這裡條件尚佳。兩間臥室，兩間客廳，一間飯廳，還有衛生間、廚房和庫房。院落呈長方形，相當寬敞。種著青松、翠柏、梨樹和海棠，還有茂密的榕樹等等。這一對生活簡樸的夫婦，在這裡一直住到1967年年末。但戶口卻是1965年9月7日才遷入。
1967年10月17日，溥儀因患病，經長期治療無效，逝世於北京。終年六十歲。
溥儀逝世後不久，李淑賢就搬出了東觀音寺甲22號。
如今，“末代皇帝”溥儀的戶口簿已經成為北京警察博物館裡的“鎮館之寶”了。
（本文摘自2018年09期《檔案春秋》，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圖片由作者提供。）
本期編輯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