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乎曰：
相比那些“聰明人”，我更喜歡王茂蔭這樣的笨人。
踏踏實實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不負自己不負蒼天，他們才是民族的脊樑。
一、
在晚清萬馬齊暗的年代，如果有一位堪稱“國器”的經濟學家的話，那一定是王茂蔭。
當所有人都不知西洋為何物的時候，他用中國本土的經驗，提煉出同世界主流經濟理論相媲美的學說，並穿越萬里大洋，來到馬克思的桌子上。
並在他的鉅著《資本論》中提到：“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將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
寶鈔不可以兌換成可購買物品的金銀，相當於的廢紙。
憑藉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學說，王茂蔭取得了當時貨幣理論的最高成就，也是唯一進入《資本論》的中國人。
二、
1798年，王茂蔭出生在歙縣的一個徽商家庭。
6歲時，母親就撒手人寰，父親又在外做生意，他只能跟著奶奶方氏生活讀書。
老太太是個傳統的中國婦女，在家恪守孝道，在外與人為善，對待子孫又特別嚴厲。在奶奶的栽培之下，王茂蔭刻苦讀書，日復一日從不懈怠。
1832年，35歲的王茂蔭終於考中進士。
在他帶著榮耀回家的那一天，方奶奶並沒有想象中的高興，反而給了他當頭棒喝：“毋躁進，毋營財賄，與家人守吾家風。”
埋頭苦幹絕不貪汙受賄，恪守道德學業，努力成為國家之棟樑，就是奶奶教給王茂蔭最樸實的道理，也是他一生為官做人的本分。
三、
或許是因為不善經營，王茂蔭的仕途平平淡淡。
自從中進士後，他20多年來一直在戶部任職，擔任“主事”、“行走”之類的閒散官職。
如果用現在的職位類比的話，大概是調研員、委員之類的非領導職務，顯然不受重視。
就這麼勤勤懇懇的工作了20年，1851年的時候，王茂蔭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清朝主管財政貨幣的官員之一。
苦熬了20年終於出頭了，按照一般人的做法，應該再接再厲才對嘛。可王茂蔭剛剛走馬上任，就搞了一個大新聞。
當時的“太平天國起義”已成燎原之勢，走出廣西大山，橫行湖南的長沙、嶽州一帶。
清朝的財政本來就一塌糊塗，現在為了圍剿起義軍更是雪上加霜，為了挽救朝廷的財政危機，
王茂蔭給咸豐皇帝上了《條議鈔法折》的提案，請求改革貨幣制度：有限制的發行貨幣。
意思就是：貨幣需要根據金銀的儲備量來發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是不可以的。
“先求無累於民，而後求有益於國。”
此時距離英國真正確立“金本位”制度，也不過30年時間。
王茂蔭的方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想阻止通貨膨脹。但咸豐皇帝和朝廷大臣壓根沒有概念，對於他的提案只有一種反應——PASS。
好吧，人微言輕的王茂蔭只好閉嘴，眼睜睜的看著清朝經濟一步步的走向深淵。
僅僅2年後，印鈔已經不能滿足需要了，朝廷又發行了不兌現的“大清寶鈔”和大錢。
不兌現，就是紙幣不能兌換成金銀，大錢，就是面額遠大於實際價值的銅錢。這樣一來的話，紙幣就是廢紙，大錢也是廢銅。
僅僅100年後就又有人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就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發行的金圓券，幾十億也只能吃頓早餐......
清朝的貨幣也是這樣，各大城市的物價飛漲，鈔票也被叫成“吵票”，信用和價值都降到谷底。
1854年3月5日，王茂蔭又站出來提意見了。
他又一次向咸豐皇帝上書《再議鈔法折》，想將不兌現的鈔票改為可以兌現，鑄造大錢的事情必須要停止。
他試圖把廢紙變成真正的貨幣來挽回通貨膨脹。
平心而論，王茂蔭屬於清政府裡少有的明白人，至少，他懂得市場和價值的關係。
可掌權的人不懂，咸豐皇帝罵他是“受商人指使”，毫不利國而專門利商。
因為他的提案不僅影響了朝廷的收入，也阻礙了官員們搜刮民財，最終的決定當然是——不接受，貶官。
咸豐不接受意見，很快就吃到了苦頭。
太平天國不久就攻入南京，最終威懾東南半壁，派出的北伐軍甚至打到天津一帶。
因為沒有錢給軍隊發軍餉，不得已允許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在東南各省就地徵稅，以做為軍餉，從此東南的賦稅不歸朝廷所有。
能拿到多少得看地方官員的心意。堂堂大國朝廷的威信蕩然無存。
有時候百年命運就在於一念之間，無論大國還是個人。
而當時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還以為是最平常的一天，殊不知颶風早已出現了小漩渦，即將呼嘯天地。
而王茂蔭的這兩封奏摺，卻被俄國駐北京的佈道團收錄在《帝俄駐北京佈道團人員論著集刊》中。
1858年，德國人梅克倫堡將這本書翻譯成德文出版。馬克思正是看了這本書，注意到王茂蔭的經濟觀點，並將其寫入《資本論》第一卷中。
王茂蔭也不會想到，這本收錄了自己觀點的書，日後會被中國奉之為經典。而自己又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在中國歷史上留下重重的大名。
其實王茂蔭的初衷，不過只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為國家盡一份責罷了。
五、
當時的大清王朝也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徘徊，無論是財政貨幣制度，還是教育、人才的培養方式。
這艘大船行進在十字路口上，彷徨失據、進退無序，當大家都不知道該什麼走的時候，“老祖宗的智慧”就成為判斷的唯一標準。
1851年11月11日也是一個“雙十一”的日子，王茂蔭沒有剁手買買買，反而舉起大刀要剁清朝的手。
當時的科舉制度，要有三場微問。
提問的主要問題都來自《四書五經》，學子們根據經書的大意來回答。明清幾百年來都是如此，大家都習慣了，
可王茂蔭覺得不行，這樣培養出來的都是不通實務的書呆子。
於是他上書朝廷，請求把三場微問改為五門答題。這五門基本包括了當時的最廣泛知識面：博通史鑑、精熟韜略、制器通算、洞知陰陽、熟諳地形。
如果換成現代的課程的話，就是歷史、經濟、政治、製造、數學、氣候、地理......
如果照這樣的要求選拔人才，也許大清朝以後的命運就要改寫了。
可咸豐皇帝和滿朝大臣放棄了改變命運的機會，固執認同“老祖宗的智慧”，不願睜開眼看看世界早已走到了哪一步。
王茂蔭是個有責任心的人，他知道不變不行了。於是第二年，他又一次上書請求改革科舉，可結果還是一樣的：被駁回。
這時候的王茂蔭已經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再也不是中國稱雄世界的時代了。
愚昧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麼落後，他們認為大眾的方向就是光輝大道。
抬頭看到與自己不同的進步者，反而覺得是異類，必會排擠打壓，保持自己的絕對正確地位。
可什麼是判斷進步和愚昧的標準呢？
只有時間。
時間會證明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即便當時可以掩人耳目苟且度日，百年後終究會被扒的底褲都不剩。
咸豐和朝臣可以把責任推給歷史的慣性，可歷史不接受道歉，該背的鍋想甩都甩不掉。
五、
王茂蔭在北京做官將近30年，於國盡忠職守，像老黃牛一般勤勤懇懇的苦幹，哪怕被貶職也毫無怨言。
為什麼？只因肩頭的一份責任罷了。
事情總要有人做，成與不成在天意，做與不做卻在自己。就像王茂蔭自己說的：
“不必以利害之見存於心，能盡此心，自邀天鑑。”
王茂蔭在京任職時，曾舉薦過一個人。
此人叫吳棠，當時只是一個七品知縣。王茂蔭沒有見過他的面，只是經常聽人說起：“這個人有才，很優秀。”
於是他就利用職務之便向朝廷推薦了吳棠，從此以後，吳棠的仕途青雲直上。
1864年王茂蔭的母親去世，他要趕回安徽歙縣奔喪。當路過江蘇淮陰的時候，已經出任江蘇巡撫的吳棠親自送來500兩銀子，報答當年的舉薦之恩。
王茂蔭在京做官從來不帶家屬，妻兒、母親就留在家鄉種田織布，自己也沒有落戶帝都，而是在歙縣會館裡住了將近30年。
對這樣一個兩袖清風、家無餘財的人而言，500兩白銀可謂鉅款，更何況他已經退休，算是安全著陸，隨大流拿了錢也無妨。
而王茂蔭卻對吳棠說：“保舉，公也。涉於私，則不足道也。”
公私分明，是王茂蔭最質樸的品格。
他提拔李鴻章也是這樣。
當年李鴻章剛剛考中進士，在清朝的仕途上一級一級往上爬。做為安徽的前輩和老鄉，王茂蔭經常盡力去提攜聰慧的李鴻章。
在他退休那一年，李鴻章已經是剿滅太平天國的功臣，大名鼎鼎的淮軍領袖。
自己的前途暗淡無光，王茂蔭也不肯利用這層關係，請李鴻章稍微照顧一下自己的子孫。
反倒是李鴻章覺得過意不去，位極人臣之後經常照顧他的家人，就連他去世後，墓地的神道碑都是李鴻章親手書寫的。
公私分明是讓人敬佩的人格，提攜後輩卻是讓人尊敬的溫情。
瞭解王茂蔭越多，就會對他越來越充滿好感。
他就像一個隔壁大爺，和顏悅色的對你講一些自己的人生經驗，不圖別的，就希望後來人能少走一點彎路。
可敬，可佩。
六、
做為“開眼看世界”的清朝官員，王茂蔭是孤獨的。
懷大才而不得重用，有見地而不得其時。假如他晚生20年，必然能與曾國藩、李鴻章幹一番大事業。
可惜，沒有如果。
王茂蔭就這麼默默無聞的，做了一輩子螺絲釘。
相比那些“聰明人”，我更喜歡王茂蔭這樣的笨人。踏踏實實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他們才是撐起民族脊樑的人。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有才華的人都被埋沒了。
何止是王茂蔭，或許還有你身邊的同學、朋友，他們有才華、有品德，只要有一個機會，未嘗不能青雲直上。
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只有一個，很多才華不比他們差的人，未必有他們的機遇，和由此而來的閱歷。
就像湖北的紅安縣，在1563年成立以來一直都默默無聞，守著貧困縣的帽子勉強度日，但400年後卻將星閃耀滿中華。
與其說武曲星降世、風水轉移，不如說是那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造就的。
人生，從來如此。
人生的迷人之處，也在於此。
你不知道自己行走在哪一段歷史進程之上，能做的只有兩件事：
得到機遇的時候，拼盡全力去抓住它。
默默無聞的時候，不負自己不負蒼天。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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