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穿夏商周的標誌性器物：作為通神法器的青銅爵，並非用來喝酒'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東漢三足烏畫像石拓片，忠縣出土，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現
爵是酒器，這個應當大家都能認可。但是酒器分為盛酒器（一般體積較大）、溫酒器（加熱酒用）、飲酒器（用來喝酒的小型器皿）、濾酒器（過濾酒中的雜質）等數類，爵屬於哪一種？
由於爵的實際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盛酒器。其他三種，都曾被懷疑過。比如有人不理解長流、雙柱的作用，以為雙柱可系濾網，這樣爵就是實用的濾酒器了。可爵還有單柱的造型，甚至還有無柱的銅角，張懋鎔先生研究，銅角有時會替代爵而與觚進行組合，這種銅角又該如何過濾呢？
有人根據少量爵身有煙炱認為它可以溫酒，以其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體小，無論是溫酒效率還是溫酒後取用的困難程度來看——以青銅爵溫酒，爵必灼熱發燙，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脣飲酒就更難了，燙嘴——它都完全不適合煮酒、溫酒。
也有不少學者將其認定為飲酒所用。許慎《說文解字》定爵為“飲酒器”，宋人也多持“飲酒”之說。有的不大講究的舞臺劇、電視劇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飲酒的場景。但是朱鳳瀚、傅曄、賈洪波等學者都指出，如此複雜的結構、如此長的流、如此礙事的雙柱，甚至有的銅爵流部及器身還飾有凸出的扉稜，根本不方便飲酒。李少龍說：“銅爵重心較高，流、尾較長，如執鋬而飲，則器身易於晃動，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飲為便。”誠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間曾燒製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細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飲的。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東漢三足烏畫像石拓片，忠縣出土，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現
爵是酒器，這個應當大家都能認可。但是酒器分為盛酒器（一般體積較大）、溫酒器（加熱酒用）、飲酒器（用來喝酒的小型器皿）、濾酒器（過濾酒中的雜質）等數類，爵屬於哪一種？
由於爵的實際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盛酒器。其他三種，都曾被懷疑過。比如有人不理解長流、雙柱的作用，以為雙柱可系濾網，這樣爵就是實用的濾酒器了。可爵還有單柱的造型，甚至還有無柱的銅角，張懋鎔先生研究，銅角有時會替代爵而與觚進行組合，這種銅角又該如何過濾呢？
有人根據少量爵身有煙炱認為它可以溫酒，以其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體小，無論是溫酒效率還是溫酒後取用的困難程度來看——以青銅爵溫酒，爵必灼熱發燙，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脣飲酒就更難了，燙嘴——它都完全不適合煮酒、溫酒。
也有不少學者將其認定為飲酒所用。許慎《說文解字》定爵為“飲酒器”，宋人也多持“飲酒”之說。有的不大講究的舞臺劇、電視劇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飲酒的場景。但是朱鳳瀚、傅曄、賈洪波等學者都指出，如此複雜的結構、如此長的流、如此礙事的雙柱，甚至有的銅爵流部及器身還飾有凸出的扉稜，根本不方便飲酒。李少龍說：“銅爵重心較高，流、尾較長，如執鋬而飲，則器身易於晃動，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飲為便。”誠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間曾燒製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細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飲的。
清乾隆 藍釉爵杯，四川博物院藏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東漢三足烏畫像石拓片，忠縣出土，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現
爵是酒器，這個應當大家都能認可。但是酒器分為盛酒器（一般體積較大）、溫酒器（加熱酒用）、飲酒器（用來喝酒的小型器皿）、濾酒器（過濾酒中的雜質）等數類，爵屬於哪一種？
由於爵的實際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盛酒器。其他三種，都曾被懷疑過。比如有人不理解長流、雙柱的作用，以為雙柱可系濾網，這樣爵就是實用的濾酒器了。可爵還有單柱的造型，甚至還有無柱的銅角，張懋鎔先生研究，銅角有時會替代爵而與觚進行組合，這種銅角又該如何過濾呢？
有人根據少量爵身有煙炱認為它可以溫酒，以其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體小，無論是溫酒效率還是溫酒後取用的困難程度來看——以青銅爵溫酒，爵必灼熱發燙，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脣飲酒就更難了，燙嘴——它都完全不適合煮酒、溫酒。
也有不少學者將其認定為飲酒所用。許慎《說文解字》定爵為“飲酒器”，宋人也多持“飲酒”之說。有的不大講究的舞臺劇、電視劇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飲酒的場景。但是朱鳳瀚、傅曄、賈洪波等學者都指出，如此複雜的結構、如此長的流、如此礙事的雙柱，甚至有的銅爵流部及器身還飾有凸出的扉稜，根本不方便飲酒。李少龍說：“銅爵重心較高，流、尾較長，如執鋬而飲，則器身易於晃動，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飲為便。”誠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間曾燒製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細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飲的。
清乾隆 藍釉爵杯，四川博物院藏
清乾隆，青花雲鶴爵，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那麼，青銅爵是酒器，卻不方便作為盛酒器、溫酒器、飲酒器、濾酒器，這種有著特殊造型的青銅酒器，究竟是做什麼用的？
李少龍說，它是“澆酒敬神”的專用祭祀禮器，又說它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兼有“溫煮鬯酒”的功能。前半句說得很正確，後半句還需要再分析。
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相關文獻資料的缺乏，我們對於青銅爵的認識只能是一種基於合理性的推測。青銅爵自夏代開始興起，商代進入鼎盛期，西周前期減少，後期逐漸消失。在爵的“生存區間”裡，文字還未得到廣泛使用，對爵的記載並不多，還基本都在西周以後，這都為我們瞭解爵的意義、爵的功能增加了難度。
正如我在前面所發佈的一些討論三代文化的文章中所堅持的，三代時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之前，社會上的巫術氣氛相當濃厚。現存甲骨文卜辭中可以看出，商王除了戰事以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祭祀。到了商代末期形成周祭制度，更是日日有祭。商王總在貞卜，大事、小事都要“問龜”。有商一代，神靈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們敬奉神、尊重神，視神靈為整個世界的真正統治者。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東漢三足烏畫像石拓片，忠縣出土，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現
爵是酒器，這個應當大家都能認可。但是酒器分為盛酒器（一般體積較大）、溫酒器（加熱酒用）、飲酒器（用來喝酒的小型器皿）、濾酒器（過濾酒中的雜質）等數類，爵屬於哪一種？
由於爵的實際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盛酒器。其他三種，都曾被懷疑過。比如有人不理解長流、雙柱的作用，以為雙柱可系濾網，這樣爵就是實用的濾酒器了。可爵還有單柱的造型，甚至還有無柱的銅角，張懋鎔先生研究，銅角有時會替代爵而與觚進行組合，這種銅角又該如何過濾呢？
有人根據少量爵身有煙炱認為它可以溫酒，以其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體小，無論是溫酒效率還是溫酒後取用的困難程度來看——以青銅爵溫酒，爵必灼熱發燙，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脣飲酒就更難了，燙嘴——它都完全不適合煮酒、溫酒。
也有不少學者將其認定為飲酒所用。許慎《說文解字》定爵為“飲酒器”，宋人也多持“飲酒”之說。有的不大講究的舞臺劇、電視劇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飲酒的場景。但是朱鳳瀚、傅曄、賈洪波等學者都指出，如此複雜的結構、如此長的流、如此礙事的雙柱，甚至有的銅爵流部及器身還飾有凸出的扉稜，根本不方便飲酒。李少龍說：“銅爵重心較高，流、尾較長，如執鋬而飲，則器身易於晃動，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飲為便。”誠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間曾燒製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細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飲的。
清乾隆 藍釉爵杯，四川博物院藏
清乾隆，青花雲鶴爵，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那麼，青銅爵是酒器，卻不方便作為盛酒器、溫酒器、飲酒器、濾酒器，這種有著特殊造型的青銅酒器，究竟是做什麼用的？
李少龍說，它是“澆酒敬神”的專用祭祀禮器，又說它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兼有“溫煮鬯酒”的功能。前半句說得很正確，後半句還需要再分析。
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相關文獻資料的缺乏，我們對於青銅爵的認識只能是一種基於合理性的推測。青銅爵自夏代開始興起，商代進入鼎盛期，西周前期減少，後期逐漸消失。在爵的“生存區間”裡，文字還未得到廣泛使用，對爵的記載並不多，還基本都在西周以後，這都為我們瞭解爵的意義、爵的功能增加了難度。
正如我在前面所發佈的一些討論三代文化的文章中所堅持的，三代時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之前，社會上的巫術氣氛相當濃厚。現存甲骨文卜辭中可以看出，商王除了戰事以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祭祀。到了商代末期形成周祭制度，更是日日有祭。商王總在貞卜，大事、小事都要“問龜”。有商一代，神靈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們敬奉神、尊重神，視神靈為整個世界的真正統治者。
饕餮紋或曰獸面紋是青銅爵上的主紋飾，按照張光直的觀點，這一紋飾充當巫師的工具以通神，說法可信。哪怕是貴族、王族也不可能任意以通神工具作歡宴飲酒之用。因此如果我們研究作為禮器的青銅爵有哪些“實用性”的話，就是走入了誤區。只有將青銅爵還原到那個神靈為尊的社會情況之中，才能觸摸到它的真正意義。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東漢三足烏畫像石拓片，忠縣出土，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現
爵是酒器，這個應當大家都能認可。但是酒器分為盛酒器（一般體積較大）、溫酒器（加熱酒用）、飲酒器（用來喝酒的小型器皿）、濾酒器（過濾酒中的雜質）等數類，爵屬於哪一種？
由於爵的實際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盛酒器。其他三種，都曾被懷疑過。比如有人不理解長流、雙柱的作用，以為雙柱可系濾網，這樣爵就是實用的濾酒器了。可爵還有單柱的造型，甚至還有無柱的銅角，張懋鎔先生研究，銅角有時會替代爵而與觚進行組合，這種銅角又該如何過濾呢？
有人根據少量爵身有煙炱認為它可以溫酒，以其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體小，無論是溫酒效率還是溫酒後取用的困難程度來看——以青銅爵溫酒，爵必灼熱發燙，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脣飲酒就更難了，燙嘴——它都完全不適合煮酒、溫酒。
也有不少學者將其認定為飲酒所用。許慎《說文解字》定爵為“飲酒器”，宋人也多持“飲酒”之說。有的不大講究的舞臺劇、電視劇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飲酒的場景。但是朱鳳瀚、傅曄、賈洪波等學者都指出，如此複雜的結構、如此長的流、如此礙事的雙柱，甚至有的銅爵流部及器身還飾有凸出的扉稜，根本不方便飲酒。李少龍說：“銅爵重心較高，流、尾較長，如執鋬而飲，則器身易於晃動，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飲為便。”誠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間曾燒製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細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飲的。
清乾隆 藍釉爵杯，四川博物院藏
清乾隆，青花雲鶴爵，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那麼，青銅爵是酒器，卻不方便作為盛酒器、溫酒器、飲酒器、濾酒器，這種有著特殊造型的青銅酒器，究竟是做什麼用的？
李少龍說，它是“澆酒敬神”的專用祭祀禮器，又說它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兼有“溫煮鬯酒”的功能。前半句說得很正確，後半句還需要再分析。
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相關文獻資料的缺乏，我們對於青銅爵的認識只能是一種基於合理性的推測。青銅爵自夏代開始興起，商代進入鼎盛期，西周前期減少，後期逐漸消失。在爵的“生存區間”裡，文字還未得到廣泛使用，對爵的記載並不多，還基本都在西周以後，這都為我們瞭解爵的意義、爵的功能增加了難度。
正如我在前面所發佈的一些討論三代文化的文章中所堅持的，三代時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之前，社會上的巫術氣氛相當濃厚。現存甲骨文卜辭中可以看出，商王除了戰事以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祭祀。到了商代末期形成周祭制度，更是日日有祭。商王總在貞卜，大事、小事都要“問龜”。有商一代，神靈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們敬奉神、尊重神，視神靈為整個世界的真正統治者。
饕餮紋或曰獸面紋是青銅爵上的主紋飾，按照張光直的觀點，這一紋飾充當巫師的工具以通神，說法可信。哪怕是貴族、王族也不可能任意以通神工具作歡宴飲酒之用。因此如果我們研究作為禮器的青銅爵有哪些“實用性”的話，就是走入了誤區。只有將青銅爵還原到那個神靈為尊的社會情況之中，才能觸摸到它的真正意義。
銅爵上的獸面紋
商人嗜酒，認為祖先也嗜酒，他們用大量的酒來祭祀祖先，形成了禮器中的酒器組合。在殷墟婦好墓中，觚、爵、斝、尊、壺、卣、鬥、觥、方彝等酒器體系已經相當完備，隨葬有爵40件、觚53件，這是她作為武丁之正牌王后所享有的“頂配”。觚爵組數的多少與墓葬規模的大小相應，反映了墓主身份和等級的高低，有學者提出“用爵制度”來作為判斷墓主等級身份的標尺。比如，能夠有10套觚爵隨葬的貴族，恐怕就已經是諸侯、族長級別。擁有大、中型墓葬的普通貴族，觚、爵數量在各2-5件之間，絕大多數墓葬都只以爵、觚各1-2件隨葬。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東漢三足烏畫像石拓片，忠縣出土，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現
爵是酒器，這個應當大家都能認可。但是酒器分為盛酒器（一般體積較大）、溫酒器（加熱酒用）、飲酒器（用來喝酒的小型器皿）、濾酒器（過濾酒中的雜質）等數類，爵屬於哪一種？
由於爵的實際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盛酒器。其他三種，都曾被懷疑過。比如有人不理解長流、雙柱的作用，以為雙柱可系濾網，這樣爵就是實用的濾酒器了。可爵還有單柱的造型，甚至還有無柱的銅角，張懋鎔先生研究，銅角有時會替代爵而與觚進行組合，這種銅角又該如何過濾呢？
有人根據少量爵身有煙炱認為它可以溫酒，以其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體小，無論是溫酒效率還是溫酒後取用的困難程度來看——以青銅爵溫酒，爵必灼熱發燙，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脣飲酒就更難了，燙嘴——它都完全不適合煮酒、溫酒。
也有不少學者將其認定為飲酒所用。許慎《說文解字》定爵為“飲酒器”，宋人也多持“飲酒”之說。有的不大講究的舞臺劇、電視劇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飲酒的場景。但是朱鳳瀚、傅曄、賈洪波等學者都指出，如此複雜的結構、如此長的流、如此礙事的雙柱，甚至有的銅爵流部及器身還飾有凸出的扉稜，根本不方便飲酒。李少龍說：“銅爵重心較高，流、尾較長，如執鋬而飲，則器身易於晃動，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飲為便。”誠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間曾燒製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細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飲的。
清乾隆 藍釉爵杯，四川博物院藏
清乾隆，青花雲鶴爵，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那麼，青銅爵是酒器，卻不方便作為盛酒器、溫酒器、飲酒器、濾酒器，這種有著特殊造型的青銅酒器，究竟是做什麼用的？
李少龍說，它是“澆酒敬神”的專用祭祀禮器，又說它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兼有“溫煮鬯酒”的功能。前半句說得很正確，後半句還需要再分析。
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相關文獻資料的缺乏，我們對於青銅爵的認識只能是一種基於合理性的推測。青銅爵自夏代開始興起，商代進入鼎盛期，西周前期減少，後期逐漸消失。在爵的“生存區間”裡，文字還未得到廣泛使用，對爵的記載並不多，還基本都在西周以後，這都為我們瞭解爵的意義、爵的功能增加了難度。
正如我在前面所發佈的一些討論三代文化的文章中所堅持的，三代時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之前，社會上的巫術氣氛相當濃厚。現存甲骨文卜辭中可以看出，商王除了戰事以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祭祀。到了商代末期形成周祭制度，更是日日有祭。商王總在貞卜，大事、小事都要“問龜”。有商一代，神靈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們敬奉神、尊重神，視神靈為整個世界的真正統治者。
饕餮紋或曰獸面紋是青銅爵上的主紋飾，按照張光直的觀點，這一紋飾充當巫師的工具以通神，說法可信。哪怕是貴族、王族也不可能任意以通神工具作歡宴飲酒之用。因此如果我們研究作為禮器的青銅爵有哪些“實用性”的話，就是走入了誤區。只有將青銅爵還原到那個神靈為尊的社會情況之中，才能觸摸到它的真正意義。
銅爵上的獸面紋
商人嗜酒，認為祖先也嗜酒，他們用大量的酒來祭祀祖先，形成了禮器中的酒器組合。在殷墟婦好墓中，觚、爵、斝、尊、壺、卣、鬥、觥、方彝等酒器體系已經相當完備，隨葬有爵40件、觚53件，這是她作為武丁之正牌王后所享有的“頂配”。觚爵組數的多少與墓葬規模的大小相應，反映了墓主身份和等級的高低，有學者提出“用爵制度”來作為判斷墓主等級身份的標尺。比如，能夠有10套觚爵隨葬的貴族，恐怕就已經是諸侯、族長級別。擁有大、中型墓葬的普通貴族，觚、爵數量在各2-5件之間，絕大多數墓葬都只以爵、觚各1-2件隨葬。
婦好墓出土的青銅爵，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在所有青銅禮器中，爵是最早出現的，二里頭文化第三期中就已經發現有銅爵。由此可見，青銅爵恐怕是最先被賦予神聖含義的青銅器。就原始先民的思維方式而言，最先被賦予神聖含義的，也就是最神聖的。在殷商人民的宗教意識中，最神聖的為何？帝也。
帝是誰？帝是最高的天神。晃福林將殷商諸神劃分為“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為主的祖先神，以社、河、嶽為主的自然神，以帝為代表的天神。”朱鳳瀚則劃分為上帝、自然神、有明顯自然神色彩的祖神（如河、嶽）和非本於自然物的祖神等四類。名義上說，帝是殷人的祖先，“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帝即為“命玄鳥”的那個“天”，它是殷人的最高神。
帝居於何處？不在人世，而在天上，所以帝抵達凡間稱之為“降”。居於天上哪裡？很可能與太陽有關。殷人是一個崇日的民族，甲骨卜辭記載他們幾乎每日早、晚都有迎日、送日的祭祀儀式。這種儀式多需殺牲以奉，並由商王親自主持，如“癸未貞，其卯出入日，歲三牛”（屯南 890）。
我以為，爵像雀之形，爵的內部中空，則像鳥所載之日。鳥與日構成的這個整體，很可能與殷人的上帝觀有所聯繫。爵是上帝形象的具現，爵中之酒以獻上帝。
李少龍說爵為“澆酒敬神”之器，這應當是正確的。至於所謂兼有“溫煮鬯酒”的功能，我認為“溫煮”並非溫酒以飲，而應為沸酒以獻，與燔祭類似。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新聞，某校連續舉行了數年研究生漢服畢業典禮，配的照片是這樣的，每位畢業生面前都擺了一個小小的爵——
作為一個儀式，這個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陳設，並不會說“朝霧初升，落葉飄零，讓我們把美酒滿斟”，要求全體畢業生舉起它來喝杯酒。但這也足以說明，青銅爵是最容易使國民回想起我國悠久歷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這個由頭，談談“爵”究竟是什麼。
（一）爵的定名：沿著宋人定下的基調
我們今天稱之為“爵”的這種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時期的爵，其實說不定。因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時期的人們如何稱呼、分類這些形態各異的青銅器，由於文獻的缺乏和銘文的含糊，已經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學者參照文獻逐個給青銅器命名，所以王國維說：“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呂大臨給這種三足、有流、有尾、有雙柱的器物命名為“爵”。宋代所能蒐集到的青銅器數量和種類當然不如現代，所以我們最好再驗證一下宋代命名是否準確。如果現在能發現商周器物中有自名為爵的，就能驗證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麼，當前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有沒有自名為“爵”的呢？
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裡，郭沫若曾經把魯侯爵的銘文讀為：
“魯侯作爵，用尊茜鬯，臨盟。”
魯侯爵
魯侯爵銘文
郭老的這個釋讀，看起來似乎魯侯爵自名為爵，這就解決了這一類器物命名的大問題。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術發在《魯侯爵銘文考釋》中將其釋讀為：
魯侯作觴，鬯觴，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這裡就不對此銘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說，目前也找不到更妥當的名字，有關爵的定名，基本認為它“名符其實”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徵
雖然從古至今一直有爭議，但基本還是按照“爵似鳥”來理解它的外觀的。爭議主要體現在：
正方：
許慎《說文解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雀鳴之意。”
宋人呂大臨給它命名時就說“足修而銳，其全體有象於雀”。
《博古圖》“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瑤田通藝錄》：“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鳳瀚先生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裡說，“爵的形體與爵字的音讀仍存在問題……言爵的器形與雀有關，並無充足的根據，後世學者多不信，清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即言許說‘殊附會’。容庚亦認為此種解釋是儒家附會穿鑿之說，‘都不過居於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飛而不溺，知足節飲之義。’”
對此，南開大學歷史系李少龍分析後認為，許慎等觀點可信，爵確為正在飛行(或聳翅將飛)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就我個人的觀點，從三代時期的文化氛圍來看，作為禮器的爵的造型顯然並不是無端、隨意生成的，而包蘊著當時神聖宗教儀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內涵，成為了宗教文化的載體。對爵的造型，需要結合當時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釋。
根據正方的觀點，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龍以為柱帽御風而翔，帽上渦紋為空氣流動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龍《青銅爵的功用、造型及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此，我曾經在發佈於頭條號的一篇文章《周：恨鳥時代裡青銅爵的退場》中談及過對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為立柱並非“御風而翔”的意思：
爵有兩根立柱，這兩根立柱是什麼呢？華冠，其來源很可能是鳥頭頂的翎毛，意味著神性。爵有流，流是什麼呢？就是酒水順著淌出來的那個嘴。那爵不是兩邊都伸出來，還有個尾巴嗎，這怎麼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邊，是鳥腦袋，是流。沒有冠的那邊呢，是尾巴，它也比較尖，這邊用來喝酒，也容易戳著嘴。
雙柱並非如李少龍所說，是“聳翅將飛”的意思，否則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況出土的爵頗有一些是隻有單柱的，難道還有單翅的鳥麼？我將其理解為象徵鳥之神性的華冠，比如下圖為盤龍城出土的單柱爵。看這個單柱的位置，它充當的無疑也是華冠。呂琪昌《從青銅爵的來源探討爵柱的功用》也認為爵源於陶鬹，青銅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鬹”流根處的“雞冠形裝飾”的演化，代表了“鳥冠”的意義。
單柱爵
李少龍說，爵之三足象“雀”之足，這種說法也頗可疑。在先秦各繪畫、陶器、青銅製品中，從未出現過三足之雀。先秦時期的人們從未明確表示過載日之鳥居然還有第三足。下面這個在《國寶盛宴——<史記>中的西南邊疆》中展出的戰國嵌綠松石鳥形尊，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銅器，應該是某種神鳥的形象，它只有兩足：
這個鳥形尊展出的時候下面有支架託著。當初它在使用時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當時也有個支架。
我們今天聽說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當為漢代開始。漢代之前，只有“日載於烏”的傳說，沒有“日中有三足金烏”的傳說，這在田冬梅、張穎夫的《“三足烏”起源考》（《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中已有論述。神鳥三足的造型，卻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時期。比如下面的陶鷹鼎，在身體後半部分加了個看起來有點突兀的支撐，這完全是為了起穩定的作用。這些加了支撐的鳥形器物，很可能是後世“三足烏”傳說的來由之一。
鷹形陶鼎，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陝西華縣太平莊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
三足鳥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於陝西寶雞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夏商周時期，即使存在鳥信仰，其崇拜的鳥也是兩足的。
為什麼兩足的鳥雀在禮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夏商時期，巫術氣氛濃厚，這些出現於夏商的、神祕氣氛濃厚的禮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紋，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術方面有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解釋。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麼？
考慮到三代時期的鳥形器物造型還有另外一種，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鴞尊和子乍弄鳥尊：
“婦好”青銅鴞尊，商王武丁時期，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此器內口壁鑄銘文“婦好”。
子作弄鳥尊，春秋晚期，傳山西太原出土，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山西博物院的晉侯鳥尊，長尾下卷，其實也可以視為這種“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態設計：
爵會不會是模仿這種鳥的造型呢？將其尾部豎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態很顯然與這些鳥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長流為鳥首、尖部為鳥尾，第三足並沒有位於尾部位置。
假設我們想以鳥形來解釋青銅爵，而又觀察青銅爵比較多的話，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張昌平先生在考察盤龍城的商代青銅器時，認為青銅爵的器型設計很不“科學”，重心不穩，偏偏還長期不改！他說：
爵的三角形實足並非象先秦時期其他三足器那樣三等分分佈於器底中央，而是兩足靠近於橢圓形平底長軸的兩端，另一足與爵鋬相對，這樣，爵的重心易向外側傾斜。為解決這一問題，與鋬相對的一足總是做成較其他兩足更外撇以加強平衡，但爵的穩定性依然較差，這一問題直至殷墟時期在一些銅爵上仍然存在。（見《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們看看令張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盤龍城青銅爵，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看出問題了麼？就像張昌平先生所說，三足中，有兩足分別在青銅爵長軸兩端，另一個足的位置卻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為爵的把手）的下部，緊緊挨著鋬。從下面這幅示意圖中就能看出，這樣的三足設計偏離了爵的重心。
張昌平先生的觀察極為仔細，對我們理解青銅爵的造型意義有很大啟發。實際上，張昌平先生還給我們指出了青銅爵造型的一種具有絕對性的特徵：
所有的青銅爵，無論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終位於鋬（即把手）之下。
下圖為出土於老牛坡、小屯、北高廟、靈寶東橋、平谷劉家河等地的青銅爵（本圖片來自杜金鵬《商周青銅爵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一特徵。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二里頭時期青銅爵和周成王時期“康侯”青銅爵，都具有這種特徵。二里頭時期是青銅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時期，青銅爵已經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後，爵就基本絕跡了。也就是說，這種特徵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頭時期青銅爵
“康侯”青銅爵
如何理解這種不約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個研究者有一千個解釋。但我想，將位於鋬下的“第三足”視為與另兩隻足相異的“配套物”，大約總不會有很大的反對聲音。也就是說，如果爵的器型來自鳥雀，實際上只有兩足充當了“鳥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實用性的——沒有它，就無法保持爵的穩定直立形態，但是當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後，這個“第三足”就具有了從神話、原始信仰進行解釋的新內涵。
胡厚宣、於省吾等老前輩均列出大量證據，指出商代是鳥圖騰的時代，雖然圖騰的原初“親屬”含義也許已經淡化，但把鳥作為保護神的思想，在商代應當還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認為爵確實是三代時期鳥崇拜的一種具現。但它所崇拜的，是兩足鳥而不是三足烏。三足烏的形象，是要到漢代的時候才出現的。
東漢三足烏畫像石拓片，忠縣出土，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現
爵是酒器，這個應當大家都能認可。但是酒器分為盛酒器（一般體積較大）、溫酒器（加熱酒用）、飲酒器（用來喝酒的小型器皿）、濾酒器（過濾酒中的雜質）等數類，爵屬於哪一種？
由於爵的實際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當做盛酒器。其他三種，都曾被懷疑過。比如有人不理解長流、雙柱的作用，以為雙柱可系濾網，這樣爵就是實用的濾酒器了。可爵還有單柱的造型，甚至還有無柱的銅角，張懋鎔先生研究，銅角有時會替代爵而與觚進行組合，這種銅角又該如何過濾呢？
有人根據少量爵身有煙炱認為它可以溫酒，以其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體小，無論是溫酒效率還是溫酒後取用的困難程度來看——以青銅爵溫酒，爵必灼熱發燙，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脣飲酒就更難了，燙嘴——它都完全不適合煮酒、溫酒。
也有不少學者將其認定為飲酒所用。許慎《說文解字》定爵為“飲酒器”，宋人也多持“飲酒”之說。有的不大講究的舞臺劇、電視劇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飲酒的場景。但是朱鳳瀚、傅曄、賈洪波等學者都指出，如此複雜的結構、如此長的流、如此礙事的雙柱，甚至有的銅爵流部及器身還飾有凸出的扉稜，根本不方便飲酒。李少龍說：“銅爵重心較高，流、尾較長，如執鋬而飲，則器身易於晃動，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飲為便。”誠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間曾燒製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細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飲的。
清乾隆 藍釉爵杯，四川博物院藏
清乾隆，青花雲鶴爵，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那麼，青銅爵是酒器，卻不方便作為盛酒器、溫酒器、飲酒器、濾酒器，這種有著特殊造型的青銅酒器，究竟是做什麼用的？
李少龍說，它是“澆酒敬神”的專用祭祀禮器，又說它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兼有“溫煮鬯酒”的功能。前半句說得很正確，後半句還需要再分析。
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相關文獻資料的缺乏，我們對於青銅爵的認識只能是一種基於合理性的推測。青銅爵自夏代開始興起，商代進入鼎盛期，西周前期減少，後期逐漸消失。在爵的“生存區間”裡，文字還未得到廣泛使用，對爵的記載並不多，還基本都在西周以後，這都為我們瞭解爵的意義、爵的功能增加了難度。
正如我在前面所發佈的一些討論三代文化的文章中所堅持的，三代時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之前，社會上的巫術氣氛相當濃厚。現存甲骨文卜辭中可以看出，商王除了戰事以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祭祀。到了商代末期形成周祭制度，更是日日有祭。商王總在貞卜，大事、小事都要“問龜”。有商一代，神靈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們敬奉神、尊重神，視神靈為整個世界的真正統治者。
饕餮紋或曰獸面紋是青銅爵上的主紋飾，按照張光直的觀點，這一紋飾充當巫師的工具以通神，說法可信。哪怕是貴族、王族也不可能任意以通神工具作歡宴飲酒之用。因此如果我們研究作為禮器的青銅爵有哪些“實用性”的話，就是走入了誤區。只有將青銅爵還原到那個神靈為尊的社會情況之中，才能觸摸到它的真正意義。
銅爵上的獸面紋
商人嗜酒，認為祖先也嗜酒，他們用大量的酒來祭祀祖先，形成了禮器中的酒器組合。在殷墟婦好墓中，觚、爵、斝、尊、壺、卣、鬥、觥、方彝等酒器體系已經相當完備，隨葬有爵40件、觚53件，這是她作為武丁之正牌王后所享有的“頂配”。觚爵組數的多少與墓葬規模的大小相應，反映了墓主身份和等級的高低，有學者提出“用爵制度”來作為判斷墓主等級身份的標尺。比如，能夠有10套觚爵隨葬的貴族，恐怕就已經是諸侯、族長級別。擁有大、中型墓葬的普通貴族，觚、爵數量在各2-5件之間，絕大多數墓葬都只以爵、觚各1-2件隨葬。
婦好墓出土的青銅爵，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在所有青銅禮器中，爵是最早出現的，二里頭文化第三期中就已經發現有銅爵。由此可見，青銅爵恐怕是最先被賦予神聖含義的青銅器。就原始先民的思維方式而言，最先被賦予神聖含義的，也就是最神聖的。在殷商人民的宗教意識中，最神聖的為何？帝也。
帝是誰？帝是最高的天神。晃福林將殷商諸神劃分為“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為主的祖先神，以社、河、嶽為主的自然神，以帝為代表的天神。”朱鳳瀚則劃分為上帝、自然神、有明顯自然神色彩的祖神（如河、嶽）和非本於自然物的祖神等四類。名義上說，帝是殷人的祖先，“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帝即為“命玄鳥”的那個“天”，它是殷人的最高神。
帝居於何處？不在人世，而在天上，所以帝抵達凡間稱之為“降”。居於天上哪裡？很可能與太陽有關。殷人是一個崇日的民族，甲骨卜辭記載他們幾乎每日早、晚都有迎日、送日的祭祀儀式。這種儀式多需殺牲以奉，並由商王親自主持，如“癸未貞，其卯出入日，歲三牛”（屯南 890）。
我以為，爵像雀之形，爵的內部中空，則像鳥所載之日。鳥與日構成的這個整體，很可能與殷人的上帝觀有所聯繫。爵是上帝形象的具現，爵中之酒以獻上帝。
李少龍說爵為“澆酒敬神”之器，這應當是正確的。至於所謂兼有“溫煮鬯酒”的功能，我認為“溫煮”並非溫酒以飲，而應為沸酒以獻，與燔祭類似。
長安普渡村出土青銅爵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青銅爵作為飲酒器存在的可能。這種可能大約存在於兩種場合：第一種，在商代末期的帝乙、帝辛時期，王權已經凌駕於神權至上，在過去，只有去世的商王才能稱“帝”，但帝乙和帝辛在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被這樣稱呼了。既然他們為帝，也就有了動用神器以日用的可能性。
第二種，巫師在作法通神時，可能借青銅爵飲酒以進入亢奮迷醉的狀態之中，營造出通神的假象。在這種特殊的場合下，巫師以爵為飲器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