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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致沙孟海尺牘》、跋《林散之草書中日友誼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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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致沙孟海尺牘》

啟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鑑定家、紅學家、詩人,國學大師。滿族,愛新覺羅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親王弘晝的第八代孫。

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

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

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鑑定工作;

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

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世界華人書畫家聯合會創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 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病逝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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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鑑定家、紅學家、詩人,國學大師。滿族,愛新覺羅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親王弘晝的第八代孫。

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

1935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

1938年後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鑑定工作;

1949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

1952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世界華人書畫家聯合會創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 2005年6月30日2時25分病逝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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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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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於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後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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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跋《林散之草書中日友誼詩卷》

啟功自述(摘錄):  

我不姓愛新覺羅

我叫啟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滿洲族人,簡稱滿族人,屬正藍旗。

我既然叫啟功,當然就是姓啟名功。有的人說您不是姓愛新覺羅名啟功嗎?現在很多愛新氏非常誇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別人稱他姓愛新覺羅;別人也願意這樣稱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一種恭維。這實際很無聊。事實證明,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一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佈,這還有什麼好誇耀的呢?何必還抱著它津津樂道呢?這是我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愛新覺羅家族的人,想以這個家族的名義開一個書畫展,邀我參加。我對這樣的名義不感興趣,於是寫了兩首詩,第一首的意思是說,即使像王、謝那樣的世家望族,也難免要經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滄桑變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樣,他在署名時,從來不標榜自己是高貴的琅琊王家的後人,但誰又能說他不是“書聖”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說,我就像古時戲劇舞臺上的丑角“鮑老”,本來就衣衫襤褸,貌不驚人,郎當已久,怎麼能配得上和你們共演這麼高雅的戲呢?即使要找捧場的也別找我啊。我這兩首詩也許會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這一套。有人給我寫信,愛寫“愛新覺羅啟功”收,開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後來越來越多。我索性標明“查無此人,請退回”。確實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證、戶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檔案材料,從來沒有“愛新覺羅啟功”那樣一個人。

我雖然不願稱自己是愛新覺羅,但我確實是清代皇族後裔。我在這裡簡述一下我的家世,並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貴族出身,之所以要簡述一下,是因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國近代史密切相關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雍正的第四子名弘曆,他繼承了皇位,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晝,只比弘曆晚出生一個時辰,當然他們是異母兄弟。乾隆即位後,封弘晝為和親王。我們這支就是和親王的後代。

齊白石總管我叫小孩兒

大約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我有幸結識了一些當時知名的藝術家、詩人、學者,如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溥心、溥雪齋、齊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過師。在他們的教誨下,我日後比較見長的那些知識、技藝才打下根基,得到培養。在我回憶成長過程時,不能不提及他們。

說說齊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個遠房的四叔祖,他開棺材鋪,曾給齊先生做過一口上等好壽材,因此和齊先生有些交情。他專喜歡齊先生的畫,認為凡畫齊先生那路畫的就能賺錢,而我家當時很窮,他就讓我向齊先生學畫。

齊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淪陷時期,國立藝專聘他為教授,他在裝聘書的信封上寫下“齊白石死了”五個字,原信退回。有一個偽警察想借機索要他一張畫,被齊先生嚴詞拒絕。

齊先生畫的藝術成就不用我多說,我跟他也確實學到很多東西,開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於畫蝦,沒見他親筆畫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飛揚的蝦鬚是怎麼畫的,及至親眼所見,才知道他不是轉動手,而是轉動紙,把紙轉向不同的方向,而手總朝著一個方向畫,這樣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覺,這就是竅門,這就是經驗。

我最喜歡的是他那些充滿童趣和鄉土氣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論比較怪異,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問“畫樹的要領是什麼”,他說“樹幹、樹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滌子(石濤)的樹畫得多直”,怎麼能“都”直呢?我現在也想不通,再說他自己和石濤畫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讓我鑑定齊白石和他欣賞的石濤的畫時,我常開玩笑說:“這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樹畫得不直。”

齊先生曾自稱書優於畫,詩優於書。在我看來他的詩確實不錯,但長詩不如小詩,他曾把自己的詩稿交給著名學者黎錦熙,黎先生為他編了年譜及選集,集中選了若干長詩,我覺得還不如不選。齊先生在論詩和作詩時,有時會出現一些錯誤,如他說金農的詩雖然不好,但詞好。我記憶中金農並沒有什麼好的詞作,就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是博學鴻詞啊。”其實博學鴻詞是清朝科舉考試的一種門類,和“詩詞”的“詞”毫無關係。他有一首寫給女學生的詩,其中有一句為“乞餘憐汝有私恩”,這有點不倫不類了。我這裡雖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並不妨礙我對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歡我,總管我叫“小孩兒”,常唸叨:“那個小孩兒怎麼老沒來?”就憑這句話,我就應恭恭敬敬地叫他一聲老師。

姐姐妻子的賢惠

我的老伴兒叫章寶琛,比我大兩歲,也是滿人,我習慣地叫她姐姐。

自從結婚後,我的妻子面臨著生活的艱辛,沒有任何埋怨和牢騷,她自己省吃儉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開銷都計劃好,還要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買書和一些我特別喜歡又不是太貴的書畫。

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母親和姑姑在1957年相繼病倒,重病的母親和姑姑幾乎就靠我妻子一個人來照顧,累活兒髒活兒、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終發喪,才稍微鬆了一口氣。我無以為報只有請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給她磕一個頭。

在“文化大革命”隨時可能引火燒身的情況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燒的燒,能毀的毀,但她卻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之後,當我打開箱底,重新見到那些底稿時,真有劫後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這些舊作早就化為灰燼了。在她生前我們一路攙扶著經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兒身體不好,沒能和我一起挺過漫漫長夜。她在1971年患嚴重的黃疸性肝炎,幾乎病死。到了1975年舊病復發,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醫院。那時我正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當時位於燈市西口,與北大醫院相距不遠,我白天請了一個看護,晚上就在她病床邊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直到第二天早上看護來接班,就這樣一直熬了三個多月。

她撒手人寰後,我經常徹夜難眠。當年我和妻子曾戲言如果一人死後另一人會怎樣,她說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會在大家的攛掇下娶一個後老伴兒的,我說決不會。果然先妻逝世後,周圍的好心人,包括我的親屬都勸我再找一個後老伴兒。還有自告奮勇,自薦枕蓆的,其犧牲精神令我感動,但我寧願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就這樣我孤單一人生活到現在,感謝我的內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書畫鑑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顯的事業之一是書畫鑑定。我從實踐中總結了七條忌諱,或者說社會阻力容易帶來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挾貴,三、挾長,四、護短,五、尊賢,六、遠害,七、容眾。簡而言之,前三條是出自社會權威的壓力,後四條是源於鑑定者的私心。

不妨舉一個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張效彬先生來說,他是我的前輩,由於熟識,說話就非常隨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畫,正好元代有一個和他同名的畫家,有人就在這幅畫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說這幅畫是元代那個畫家的畫。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寫文章澄清這一問題,張老先生知道後很不高興。再見到我們的時候用訓斥小孩子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說:“你們以後還淘氣不淘氣了?”我們說:“不淘氣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過去了。這雖然是一段可入《世說新語》的雅趣笑談,但足以說明“挾長”、“挾貴”的現象是存在的。

“挾貴”“挾長”的要害是迷信權威,而迷信權威也包括對某些著錄的迷信。比如端方寫了一本《壬寅消夏錄》,他一直想在書前放一張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個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拿了一張號稱尉遲乙僧畫的天王像,找上門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當然知道著錄書上曾記載過尉遲乙僧曾畫過這類題材的作品,於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來,連忙說:“今天你拿來的畫拿不走了,我這裡有的是好東西,你隨便挑,要什麼我都給你,只要把這張畫留下。”這正中蒯光典的下懷。

後來我在美國華盛頓的弗瑞爾博物館看到這張畫,實在不行,它貼在木頭板上,上面有很多題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個賬單是舊的,記載此畫在當時流傳過,但並不能說明它就是尉遲乙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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