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希利·浦洛基和馬爾科姆·博思威克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舊址附近 圖片來源：Niels Ackermann/Lundi13
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站在一座老式蘇聯公寓的頂樓，俯瞰著普里皮亞季（Pripyat），他說：“這些建築就是那些曾經懷揣著夢想在這裡生活過的人們的墓碑。或者，換句話說，這裡就是個埋葬夢想的大型墓場。一方面，這裡看上去就像是一個普通的城市；但是另一方面，當你仔細去觀察，你會看到，窗戶上沒有玻璃，街道上空無一人，城鎮廣場被森林覆蓋。”現如今，這座鬼城已經被烏克蘭軍方用作狙擊手的訓練基地，也成為了一個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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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普里皮亞季與最初成立之時的風貌相去甚遠。1970年，前蘇聯為了發展核工業而創建了普里皮亞季這座新城。當時，這座城市約有5萬居民，用於安置興建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建築工人和工作人員。1977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正式啟動。浦洛基說到：“核電站在當時是一項重大的技術創新。這是整個世界的發展方向，是人類未來的象徵。”
工人從蘇聯各地湧向普里皮亞季，烏克蘭變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居住地。在那個食物匱乏的年代，政府優先考慮“核城市”的食物和設備供應。浦洛基列舉道：“奶酪和美味的肉製品、劇院和文學俱樂部，至少2個迪斯科舞廳以及最先進的體育設施等，在這裡應有盡有。”
但是，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的爆炸改變了普里皮亞季居民的一切，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爆炸的起因在於渦輪測試出現嚴重錯誤。在《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一書中，浦洛基描述了最初當局是如何否認並指責人為錯誤，企圖掩蓋這場災難。通過對回憶錄和克格勃檔案的細緻研究，浦洛基指出，雖然錯誤的確存在，但是這場災難的根源在於蘇聯的體制，它將經濟的發展置於人道主義和生態問題之上。
1986年9月，爆炸事故發生五個月之後，一名工人拿著蓋革計數器在現場測量
現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周邊30公里以內的區域屬於隔離區，遊客需要獲得許可才能進入。我們在隔離區內的員工食堂吃午餐，午餐有蔬菜湯、米飯和豬肉，還有鬆軟乾酪薄餅。用餐時，浦洛基回憶起他對於核輻射會汙染水源的擔憂。現在的浦洛基是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而核事故發生的那一年，他29歲，就生活在烏克蘭。“普里皮亞季這個名字來源於普里皮亞季河——第聶伯河右岸的最大支流。我從小就生活在第聶伯河畔。這條河是當地的重要水源，大約有3000萬人的日常用水來源於此。核事故發生之後，人們擔心第聶伯河的水質被汙染，無法再飲用。”由於信息真空，當時出現了一些不科學的解決方案。有傳言說伏特加能夠對抗輻射，他在基輔的朋友們就經常舉辦酒會。
這麼多年過去了，浦洛基對這場災難的感受依然如故。而在寫這本書之前，他需要花時間去整理和反思更深層次的東西。“之前，我以為我已經準備好了。我想要早一點去做這件事情，但是真的開始去做時，我發現情緒無法接受，我做不到。然而，隨著時間間隔的拉大，我們對那些發生過的事情有了更好的科學理解，也有了更多的視角。此外，可查閱的資料也更加豐富，比如克格勃檔案，而這些資料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根本還不存在。”
在浦洛基的書中，英雄和惡棍並存。參與救援的消防員為從反應堆頂部打撈放射性物質所做的英勇努力讓人印象深刻。許多人在奮力阻止火勢向其他反應堆蔓延的過程中受到了致命劑量的輻射。而且，不僅僅是消防員，有將近60萬人從蘇聯各地被召集於此，參與救援，幫助減少爆炸和輻射所造成的破壞。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努力，結果可能會是更具毀滅性的。浦洛基在書中描述道，“當時，如果第一個反應堆的爆炸對核電站裡其他三個反應堆造成了破壞，那麼，其威力足以毀滅地球上存活的所有生物。”那場景，光是想想就讓人不寒而慄。
我們在途中經過一座摩天輪。這座摩天輪在爆炸前兩週完工，卻從未被使用過。浦洛基說，“那個時候，當局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對消息的封鎖。在面對全世界和本國人民、甚至是普里皮亞季的居民時，他們選擇了保持沉默。”他在書中描繪了普里皮亞季的居民們撤離的場景，而當時離爆炸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天半的時間。“那是一個週末，疏散前兩個小時，還有人在農貿市場上工作，有人在城裡舉行婚禮，還有孩子們在沙灘上玩耍。爆炸發生之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完全控制了這座城市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信息交流。因為這場事故是最高機密。”
《切爾諾貝利》
1980年代，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推行“開放性政策”，這在後來幫助世人揭開了這個“最高機密”的面紗。然而當時，在爆炸發生之後，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執行力卻表現遲緩。浦洛基表示，“說得委婉一些，切爾諾貝利事件對於他來說，並不是什麼輝煌的時刻。他仍然還是深受傳統蘇聯思維的影響，習慣性地去掩蓋。事故發生兩週之後，他才向全國發表講話，這是他針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發表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講話。事故發生三年之後，他才去到現場。當然，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因為他代表的是整個體制。在二戰期間，斯大林也只去過一次前線。蘇聯的領導人就不應該出現在危險的地方。”
33年過去了，為處理這次事故已經花費了數十億英鎊，時至今日，烏克蘭仍然還在處理放射性塵埃。我們看著那座由混凝土和金屬構築而成的巨大“石棺”，高達110米，重達3.6萬噸，將當年發生爆炸的切爾諾貝利4號反應堆封閉起來。建造這座大型掩體預計花費了15億英鎊，但浦洛基認為“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發電廠燃料內部發生了什麼反應。解決問題的真正方法是把燃料取出來，但是這麼做的話，要花費數十億美元，甚至更多。石棺只是掩蓋了問題，卻並沒有解決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切爾諾貝利爆炸事故中所釋放的鈈-239的半衰期長達2.4萬年。所以，這並不僅僅只是經濟上的壓力。浦洛基補充說道，“人們不知道要怎麼取出燃料，反應堆內的輻射依然非常強烈，人們無法靠近，設備也無法工作。人們都在等待一個天才的出現，能把這個問題解決。”
在駛離切爾諾貝利的路上，我們談到了民族主義。這次爆炸事故對蘇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引發了烏克蘭早期的反對運動，圍繞生態問題，掀起了一場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運動。
浦洛基說到：“切爾諾貝利事件在整個蘇聯歷史上有著重大意義。事故之後，烏克蘭的獨立公投給了蘇聯重重一擊。烏克蘭是蘇聯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共和國。也許在不同的情況下，蘇聯的解體會來得更晚一些，但是切爾諾貝利事件在整個過程中的關鍵性是不可否認的。它是一個歷史轉折點，一個新的開端。”
我們路過的大多數廢棄房屋都被雪和森林覆蓋。曾經，在烏克蘭境內有5000多座列寧雕像；而現在，切爾諾貝利隔離區內僅存有兩座列寧雕像。它們提醒著人們勿忘歷史。時光在向前走，而這裡卻永遠被凍結在了蘇聯時代。